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述论

王友平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072)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伟大的战略转移，经历了艰苦卓绝、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在参加长征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部队及红二十五军中，均有红军女战士，其中以红四方面军的为最多。若按省份籍贯而论，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则以四川籍的为最多，尤其是具有两千多人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她们是中国当年规模最大的一支“红色娘子军”，其人数远远超过总共只有100多人的海南“红色娘子军”，她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大。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学界对此问题却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拟就此问题加以系统论述如下。

一、 基本概况

在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中，共有32位红军女战士参加了长征，自始至终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女战士共27人，其中只有两位是四川人，即李伯钊(原四川重庆人)甘棠(原名阚思颖，四川南溪人)[1]。红二方面军中的长征女战士共有二三十人，红二十五军中的长征女战士共有7人，均无四川人。而在红四方面军中，红军女战士数量最多、参加长征的也最多，光参加长征的妇女独立团就有2000多人[2]，而且绝大部分是四川人。

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性，主要分布在妇女独立团、妇女工兵营、总医院及各军医院、总政剧团等。据统计， “1935年春，跟随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参加长征的妇女约有8000余人。其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一团、二团2000余名；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500余名；总政剧团及三个分团(营的建制)女战士及各军宣传队员近千名；总医院及各军医院女战士千余名；省委妇女学校学员近500名；其余为机关女干部、后勤女战士及少数红军干部家属。她们一般年龄在十七八岁左右，最小的仅八、九岁。”[3]她们绝大部分是四川人。在长征前，红四方面军就已相继组建了妇女独立营、妇女工兵营、妇女独立团等妇女武装部队。

1933年3月，为了加强后方警卫和有利于主力集中，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组建一支正规妇女武装，在四川通江县城一个学校的操场上成立了由陶万荣任营长、曾广澜任政委、秦基伟担任军事教官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共约400人，下辖三个连(后增加一个连)，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成为红军中唯一一支具有独立建制、正式番号的女兵部队。这三个连的连长分别是：一连连长向翠华(四川人)、二连连长侯守玉(四川人)，三连连长陈五洲(由鄂豫皖入川的，后为四川人马正英)，战士多为川籍[4]。“这支红色妇女武装成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并担负着警卫后方机关和通信、运输、剿匪等繁重任务。”[5]妇女独立营的工作由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直接领导。1934年3月，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辖3个营，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任政委。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境内又将部队和机关中的女同志集中起来，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妇女二团”，由曾广澜担任团长兼政委，与原来的妇女独立团一样，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妇女独立团承担了艰巨的战勤任务，负责宣传、警卫、运输、交通、护理及转运伤员等，并参与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此后至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时发展为两个团(妇女独立团一团、二团)，一说这时成立了妇女独立师(此说尚存争议，有待进一步考证)。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的妇女武装部队。

妇女工兵营，是根据红四方面军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建议，于1933年秋由一年前成立的红四方面军女工厂改建而成的，林月琴任营长(副营长刘百兴)，王泽南任政委，共200余人。妇女工兵营属于方面军总供给部编制序列，是集建制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于一体的特别“兵种”。整个妇女工营，除一名管理排长是男性以外，全部是女兵。该营成立不久，就赶上扩红，很快扩充到近500人，足足编了三个连，三个连打着绑腿，颜色各不相同，分别为紫、灰、黑色，行军队伍前头打着红旗，并唱战歌。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时，总供给部把原妇女工兵营的三个连合并为两个连，分别承担军用被服生产和运输任务，战事频繁时，其主要任务就是搞运输。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妇女工兵营随左路军北上。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转移到甘孜后，林月琴调离妇女工兵营，由杨文局任营长[6]。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宁会师后不久，妇女工兵营编入红西路军西征。这时该营只有两个连建制，归西路军总部直接指挥，杨文局任营长兼政委。

二、 主要特点

主要集中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川籍长征女红军，富有革命特色，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人数最多，牺牲特别巨大惨烈。

在全国各路红军中，红四方面军里的女红军最多，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也最多。在所有长征女战士中，90%以上的是集中在红四方面军的四川籍女红军，红四方面军中妇女独立团就有两三千人，其中由鄂豫皖入川的红四方面军女战士仅40多人[7]，其余的全部是四川人。她们绝大部分都在长征中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而且绝大部分都没有留下姓名。到甘肃会宁会师时，红军女战士仅幸存2000多人。长征结束后，紧接着有1300多名女战士编入抗日妇女先锋团参加西路军作战，她们绝大部分是四川人，后因西征失败，大部分惨烈牺牲，其余或被俘，或失散流落异地他乡。红军到达陕北延安时，女红军仅存700来人,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作岗位上的仅400余人[8]。红军为长征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而川籍长征女红军尤其如此。参加过长征至今还健在的老红军张文回忆说：“开始时，我们被服厂女战士共有六个班、100多人，长征走到八里铺(今属环县山城乡)时，只剩下两个班。许多老大哥、老大姐都倒在了长征的路上，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9]

二是具有单独军事建制，斗争特别英勇顽强。

在长征中，与其他几支红军相比，只有红四方面军女红军才有单独的妇女军事建制，成立有妇女独立团和妇女工兵营，前者是正规武装直接参战，后者主要负责部队后勤运输。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罕见的。

据1933年参加红军的女战士王定国回忆，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曾发生了一个流传甚至广的“五百妇女缴一团白军枪”的故事。1933年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之时，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从通江县毛浴镇转移到苦草坝附近，突遇敌军一个团抄小路袭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率领红军妇女赤卫营约500人及总医院保卫科少数武装队奋起迎敌。张琴秋采取攻心战术，组织川籍女红军喊话:“白军士兵们，我们是红军，红军是抗日的先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白军士兵兄弟到红军中来”。红军的宣传感动了敌军中的多数士兵，于是“在一片呐喊声中，敌士兵掉转枪口，把敌团长、营长绑起来”，张琴秋“率领红军战士，一面喊话，一面冲入敌军，将敌人一个团的枪全部收缴”[10]。这一胜利充分显示了女红军的英雄胆略和武装威力。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以四川人为主的红四方面军女战士表现得特别英勇顽强。她们之中，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或在行军中摔下悬崖深谷，或长眠于雪山草地，普遍患有妇女病，甚至终生不育。但她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退却，坚信“紧紧跟上红军大部队前进才有活路”。长征的艰难险阻使她们磨炼出钢铁般的意志，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去战胜一切困难，打败敌人。这支部队训练有素，在长征中三过草地、两越雪山，历经千难万险，参加了攻打剑门关、伏泉山、千佛山，攻占天堑腊子口等激烈战斗，她们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特别英勇顽强。

三是三过草地并西征，征程特别艰难曲折悲壮。

由于受到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四方面军(含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南下作战失利后再次北上，三过草地，并连续进行激烈战斗，部队减员甚多。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次月组成西路军。原妇女独立师因在战斗中减员不少，1936年4月改编为团的建制，同年10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王泉媛任团长，吴富莲任政委，共计1300多人，直属西路军总部领导，其中绝大部分为四川人。从此，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女红军们踏上了悲壮的西征路。她们血战河西走廊，同野蛮残暴的国民党部队马家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在祁连山惨败，大部分女战士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受尽折磨，饱受凌辱，有的则流落他乡。参加西征的女红军被俘后的命运极为悲惨，据幸存者回忆说她们遭遇的马匪军“比日本鬼子还惨无人道”，那些被俘的女红军战士“惨遭马匪军奸污凌辱，押送西宁路上，鞭打刀砍不计其数”，时任红军总医院二所护士的川籍女红军牟炳贞的回忆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一把把你抓起来，裤子脱掉，把树削得尖尖的……就这么死掉。”[11]女红军战士“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12]。

四是绝大部分出身贫苦农民，许多人是童养媳。

在红四方面军中，参加红军的女战士，除张明秀等极少数属于比较富裕的家庭出身以外，绝大多数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贫苦农民家庭出身，而且其中有不少人是童养媳。当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招兵宣传，普遍得到了四川童养媳们的强烈响应。据《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一书统计，在其正文中所收录的120多名女红军中，有可靠资料明确记载者，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童养媳出身，川籍长征女红军如王定国、王长德、何连芝、何子友、吴朝祥、权卫华、华全双、孟瑜、曲飞、蒲文清、李光明、张静、刘坚、刘汉润、刘照林、潘家珍、姜秀英、周明等都是由童养媳参加革命的。有的还是佣人、丫鬟出身，如张文、刘天佑、伍兰英、岳克、苏力、杨文局等；有的还是乞讨儿童或孤儿，如林江、黄海云和万曼琳等[13]。她们从小饱受贫穷的痛苦、受到非人的待遇，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当“穷人的队伍”红军到来时，她们毫不犹豫、积极主动地甚至苦苦央求着参加了红军，有的女孩为了参加红军还故意报大了自己的年龄，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红军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跟党走。

三、 重要作用

为数众多的川籍女红军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宣传鼓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来注重宣传工作。毛泽东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14]。傅钟将军说：“不论何时，部队文艺工作一直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5]

红四方面军几乎每个军、师都有一个新剧团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其中，以红四方面军总政新剧团及其后来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社会教育科剧团合编成的“工农剧团”最为有名。由于年轻女兵的特长与优势，她们更适合搞宣传鼓动工作，所以女战士在剧团中占绝对优势。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扩红时，红四方面军就招收了不少十分年轻的女兵，她们入伍时许多人最初就是当宣传队员或看护(护士)。如1935年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宣传队共分三个分队，其中三分队共10人中有6名是女兵，都是十二三岁的年龄，四川通江人王新兰就是当时舞蹈组组长，是宣传队女兵中的佼佼者[16]。在长征初期，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军、筹粮款，同时宣传共产党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政策。她们平时专门走村串户做宣传鼓动，逢场赶集时她们就登台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并动员群众帮助红军支援红军。

在长征中，许多女战士都是红军部队里的宣传骨干。在中央红军中，四川籍女红军李伯钊就是出色的文艺战士、著名的红色戏剧家和文艺宣传组织者。她在长征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鼓舞士气的优秀文艺作品，“她对三大红军主力的文艺宣传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参加长征的红军中是独一无二的”[17]。据刘瑞龙回忆，“活动在鄂豫皖、川陕的四方面军也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和一方面军同样，它有自己的宣传队、剧团，有自己的创作和演出”，1933年红四方面军就建立了地方剧团，1934年改为方面军的剧团，长征开始后又整编成为红军部队中最大的文艺团体，李伯钊担任该剧团团长[18]。

红四方面军早在1933年春就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一支文艺轻骑兵——总政治部剧团(初名“新剧团”)，为军事编制，分男女两个班，以文艺的形式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35年3月，这个剧团也随总政治部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长征行军中，剧团随军行进，唱歌、喊啦啦词、打金钱板鼓舞士气。部队驻营时，剧团就做些慰问演出。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天全县杨家湾成立了“中央前进剧社”，由从中央红军中过来的红色戏剧家李伯钊担任社长，赵明珍(四川达县人)任党支部书记。把原来的三个工农剧团整编成两个剧团。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原“中央前进剧社”进行整编，由两个团缩编为一个团，改名为“前进剧团”，共有七八十人，原社长李伯钊因病去陕北，周公武任团长。剧团仍为军事编制，下辖4个排，其中三个排的排长均为女红军战士，四排长就是王定国。

女红军赵明珍回忆说：“1933年，四方面军就成立了新剧团(指总政治部剧团)。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剧团随军转战，宣传党的纲领、方针和政策，进行极为简单的演出。1934年，我调到剧团为指导员的时候，剧社已有近百人的规模，成员大多为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有的是放牛娃，有的是童养媳，出身贫苦，是一些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红军的少年。”[19]新剧团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年轻女孩子，最小的才十一二岁。

赵明珍称赞李伯钊说：“整编后的中央前进剧社，还在芦山进行了短期的业务整训。李伯钊同志向我们传授了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节目……由于这次整训，四方面军的文艺出现了长足的进展……李伯钊同志把中央苏区的文艺节目带给了我们，也从我们这里汲取了鄂豫皖、川陕优秀的文艺。在红军文艺运动史上，她是一个贯穿三支红军部队的重要人物，对我军文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0]

著名女红军王定国就是随红四方面军新剧团开始长征的，主要是做宣传工作。“在长征艰苦的行军中，他们每到一处宿营地，顾不上休息，就到战士们中间，教唱歌曲，排演节目”[21]。在翻山越岭时，王定国和她的战友们组成宣传队，用激越、诙谐的快板和歌曲鼓舞士气。

(二)参加战斗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乃是一支正规的有独立编制的妇女武装部队，军事训练有素，是一支英勇善战的“红色娘子军”。其前身妇女独立营刚成立时，就学军事、学政治。其主要任务是“警戒、剿匪、搜山、打扫战场、护送运输弹药和粮食”[22]。红四方面军总部特派负责军事训练的参谋秦基伟来妇女独立营当军事教员，组织红军女战士进行认真艰苦的军事训练。“训练中，秦基伟讲解耐心，反复示范，同大家一起练，每次练完都是一身汗。女战士们学习的劲头也都很足”。军事演习时，秦基伟与陶万荣经常是“各带一队，有时一方攻，另一方守；有时是双方共同抢占一个山头”[23]。“当时妇女独立营的军事生活和男同志一样，剃光头、绑裹腿、背子弹带子，每天一杆马枪、两颗手榴弹，天天操练，入夜行军、进攻防御、夜间偷袭等军事演习”[24]。经过严格认真的军事训练后，妇女独立营(团)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如1933年5月，妇女独立营一部为前线运粮草，半夜在途经通江县北面的鹰龙山时，突遇敌军四川军阀田颂尧部一个营，女红军陶淑良与曾广澜采取灵活机智的战略战术，指挥妇女独立营部队伏击敌人，一举消灭之，令妇女独立营声威大振。红四方面军总部将这次战斗缴获的武器全部留给了妇女独立营，以示嘉奖[25]。

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参与了许多战斗、战役。妇女独立团参加了著名的百丈关、腊子口等战役。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团配合一纵队先头部队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攻打腊子口。妇独立女团在配合八十八师正面佯攻中担任后卫。当战斗激烈时，妇女独立团留一个营，余皆由后卫改为后续部队。在枪林弹雨中，她们为抢救伤员奋不顾身，紧紧跟上主攻部队，使每个伤员才能得到及时救护。主攻部队发起冲锋时，妇女独立团又勇猛进击，围歼守敌，抓捕俘虏，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部队夺取战斗的全胜。在这次战斗中，妇女独立团也伤亡不少[26]。她们有力地配合和策应了主力红军的战斗，充分表现出了红军女战士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

未编入正规武装的女红军也随时可能要与敌人作战。如1935年夏，在川西杂谷脑地区，中共川陕省委机关遭遇一个山上喇嘛寺的三四百敌人的进攻，需要省妇女学校参加配合作战，在张琴秋的动员下，担任省妇女学校连长的何连芝率先报名参战，她率领由30多位女战士组成的战斗排，与敌人激战大半天，击败敌人，而妇女排无一伤亡，何连芝在战斗中失去一节手指。这个妇女排胜利完成任务，受到省委的表扬[27]。又如，在长征中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五分院行动的川籍女战士林江回忆说：“长征路上，医院工作是十分艰苦的。由于敌人沿途围追堵截，天上飞机轰炸，部队几乎每天都要和敌人交锋，伤员不断增加，工作越来越困难。在遇到敌人袭击时，医院全体人员要拿枪和敌人作战；碰到敌人飞机扫射时，要掩护隐蔽伤员，有时我们干脆趴在伤员身上，挡住敌人的弹片，宁愿自己牺牲也不能让伤员二次负伤。”[28]可以说，非战斗序列的女红军在长征中参加战斗也是家常便饭，时刻都有可能。

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主要由参加了长征的四川籍女红军组成的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1300多名女战士，参加了极其悲壮的西征。她们浴血沙场，牺牲惨重，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至1937年3月甘肃石窝会议后，妇女抗日先锋团由最初组建时的1300多人减员到不足300人了[29]。她们绝大部分牺牲，剩下的或被俘，或流亡。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对妇女抗日先锋团(当时习惯上仍称“妇女独立团”)给予高度评价道：“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30]

(三) 后勤保障

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不仅参与配合主力部队执行作战任务，还承担了大量护理、转运伤员、运输物资、筹集粮款、服装生产，维护交通等后勤工作。在红四方面军，有许多小女孩参军之初就到部队当护士(看护)，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或分院工作。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总医院及各军医院女战士就有千余名[31]。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要转运后方医院的1000多名伤病员，特别是500多名需要用担架抬运，新扩编成立的妇女独立师就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同时还配合部队攻占四川剑阁县城[32]。

女红军们参加运输的枪支弹药粮食等物资就有成百上千吨。如1935年4月，妇女粮秣队随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向川北剑门关方向行军。粮秣队除队长外，都是女同志，担负着粮秣运送任务。那时，一路行军一路打仗。战场在哪里，就要把粮食运送到哪里，保障任务越来越重。粮秣队冒着枪林弹雨最终把粮食成功运过了马塘山，跨越了被敌人自诩为“插翅难渡”的剑门关[33]。许多女战士都是打土豪筹粮筹款的能手，她们甚至向敌人武装夺粮。如1935年秋，在四川马尔康地区，妇女独立团的两个连冒着敌人打冷枪的生命危险，到山坡上收割青稞，同敌人展开武装夺粮[34]。据妇女独立团营长吴朝祥回忆，妇女独立团有位战士叫蒲秀英，红军进入四川藏族聚居区后，她既是担架员又是筹粮员。在粮食困难时，她把马粪中还未消化的粮食细心淘洗出来用去喂自己所抬的伤员，而她自己却连续几天颗粒未进，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35]。

红四方面军还成立有运输队，在长征中承担艰巨的任务，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1935年2月，四川通江籍女红军梁金玉与另外11名女战士正式入编红四方面军运输队，组成一个班，随后参加长征。梁金玉担任了女子运输班的副班长，爬雪山过草地。梁金玉回忆说：在一个风雪交加夜晚，班长常玉琴像往常一样，坐在风口上为大家抵挡刺骨寒风，然而第二天，她再也没能站起来。提及此事，梁金玉眼含泪花地说:“在她冻僵的身体上，我们看到的是坚定的革命理想和毫不动摇的革命信念。”[36]长征结束时，这个12个人的女子运输班只剩下3人了。

在长征中，做后勤工作的供给部被服厂女战士们十分忙碌。正如老红军张文所说：“如果敌情不太紧张，作战部队可以休整，但被服厂的战士不能休息，还要继续赶做军服。”[37]红四方面军女战士不顾疲劳、忍饥耐寒，纺线织布染色，为前方缝制出大批军服。又如，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的炊事班长贾德福，长征开始时她就自告奋勇背口大铁锅，一直背着那口大铁锅行军，甚至在敌机袭来时她竟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铁锅。四川达县籍女红军贺林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后，由医院抽调到炊事班工作，她每天天未亮就与班长范明秀一起起床做饭，后来班长牺牲，她又被任命为班长。这个炊事班，除了一个排长是男同志外，其余全是女战士，行军时要带粮带锅，有时还必须背着柴走；“部队宿营时，她们不但要烧火做饭，而且还要到村子里找粮找盐”[38]。占长征女红军绝大部分的川籍女战士们对红军长征的后勤保障起了重要作用。

结 语

在长征中，数千名川籍女红军以巴蜀儿女独特的性格气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必胜的革命信心和坚毅顽强的斗争精神，同其他红军战士一道，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凄婉动人的历史壮歌，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红军长征史上的奇迹。她们在烽火硝烟中，历经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不屈的伟大战士。特别是妇女独立团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人数之众，时间之长，斗争之艰难，牺牲之惨重，在红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川籍女红军在长征中独具特色，发挥了重要作用。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开国上将傅钟将军说：“红四方面军的女兵队伍，是古今中外人数最多、建制最齐、信仰最坚、理想最大、能征善战、功勋卓著，命运最为凄凉的、最富有献身精神的、唯一的一支英雄的女兵队伍。”她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她们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景仰和弘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