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面子观研究综述

郑丽妍

(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引言

面子问题是中西方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共有的语用现象。[1](P75)自Goffman[2]提出face work (面子交往)的概念，面子观的概念便开始在人们社交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备受关注，尤其是当涉及到社交礼貌时，人们对面子的关注度更是不容小觑。[3](P1)Brown和 Levinson[4]在礼貌理论(Politeness Theory)的视角下，提出了面子观理论，此后的数十年，语用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在分析社交和人际交往时，均将面子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是，由于礼貌理论研究的是人类普遍的互动法则且大量的实证研究的结果与礼貌原则的假设完全相反，面子的跨文化局限性开始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审视Goffman 对于面子观的阐释，并将面子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从礼貌理论中分离出来。[5](P1455)[6](P46)[7](P22)本文旨在对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面子观研究进行综述和比较，并提出当前面子研究的不足。

一、西方文化面子观研究

(一)礼貌理论与面子

从礼貌理论视角出发研究面子观是目前影响最为深远且最受争议的范式。在礼貌理论下，Brown 和Levinson 将“面子”定义为“每个社会成员在公众面前想要呈现的自我形象”。[4](P61)在这个框架下，面子可以划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积极面子是指在会话过程中，人们希望得到别人的欣赏、支持等展现出来的积极的自我形象。消极面子指的是行动的自由，即在会话过程中，人们不希望自己的行为受到别人的束缚或限制。他们认为人际交流沟通存在潜在危险性，因为任何言语行为都可能损害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从而产生面子威胁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s)。他们提出礼貌策略用以保护面子，抵消面子威胁行为所带来的威胁效果。

Brown 和Levinson 认为补救面子威胁行为的礼貌策略有五种：(1)直接策略：不使用补救措施，说话人公开使用面子威胁行为。此策略应用于一些特殊情况，如紧急事件，对听话人的威胁较小或没有威胁或说话人的权势远远高于听话人。(2)积极礼貌策略：以接近对方为基础(approach-based)，说明与对方的共同之处，以满足积极面子。(3)消极礼貌策略：以回避为基础(avoidance-based), 主要特点是为打扰对方而道歉。(4)间接性策略：Brown 和Levinson 把它视为最礼貌的策略，即使用间接或委婉的语言消除听话人的强加之感。(5)不实施面子威胁行为：保持沉默以维持对方的面子。

然而，Brown 和Levinson 礼貌策略下的面子观具有跨文化的局限性。首先，在“面子”这一概念中，其强调的是西方文化中所推崇的个人形象，但在中国文化中，面子不是个人形象的满足，而是公共形象的表现。同时，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更看重的是消极面子不受到威胁而中国文化侧重于对于积极面子的维护。因此，针对面子威胁行为所提出的礼貌策略也是不具有普遍性的。例如：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可以采用积极礼貌策略欣赏并赞美别人房间的物品。然而在中国文化中，这种情况下的赞美往往被认为是一种间接性礼貌策略，理解为说话人采用间接的方式索要喜欢的物品。

因此，采用礼貌策略研究面子观这一经典理论模式由于其跨文化局限性受到诸多挑战。西方许多学者开始从其他视角出发，探索面子观理论。其中，从交际互动视角分析面子以及基于身份的面子研究为西方面子观理论研究的两大热点。

(二)交际互动与面子

基于礼貌策略的弊端，即忽视了面子在人际交流与社交方面的作用，过于强调个人的独立与自治，Spencer-Oatey提出了关系管理理论(Rapport Management Theory)[8],该理论解释了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如何通过语言产出管理双方社会关系。关系管理理论包括面子管理，社会权利与义务管理，交往目的管理三个方面: 其中“面子”在面子管理中被定义为个体所声称的正面社会价值，包括个体对其身份与自我概念的构建，分为个体面子，群体面子以及关系面子。在关系管理模式中，行为期待，面子敏感因素和交际互动需求三个要素贯穿于交际互动关系中，即交际者在互动中对交际行为拥有行为期待，这种期待的实现与否会产生面子敏感因素，从而使得交际者进行动态的调整以满足交际互动需求。Spencer-Oatey没有否认礼貌策略与面子的关系，只是添加了动态的交际互动需求因素，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密不可分，强调了面子在人际交流中的动态性特征。

除此之外，Arundale提出的面子建构论(Face Constituting Theory)[9](P119～153)也是研究互动交际中面子的重要理论之一。面子建构论是对Brown & Levinson 面子研究范式的革新，[10](P15)其中面子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关系性和交互性的现象”。[11](P194)在此理论框架下，面子是在人际互动中动态建构的，依赖于交际者对于会话中某一话语及其相邻话轮话语的解读。因此，面子是交际者在会话中当时当刻建构的，不存在本质上的面子威胁行为。[10](P15)

关系管理理论与面子建构论都强调面子在人际交往中的动态性和关系性，且此理论框架普遍适用于各种文化群体，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从而弥补了采用传统的礼貌策略研究面子的跨文化局限性，丰富了面子观理论的研究。但是，正如袁周敏所言，在交际互动面子观研究中，面子与身份的概念、面子的关系性等核心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12](P46)

(三)身份特征与面子

近年来，基于身份的面子(identity-based face)的研究成为面子研究的一大热点。采用身份理论研究面子可以弥补交际互动中研究面子的不足。Simon 提出自我方位模式，[13](P46)将身份划分为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提出了三种与面子相关的身份功能：(1)归属感(人际身份和集体身份)和独特性(个人身份)。(2)地位感(个体在交际中界定的自己的身份和交往圈)。(3)自尊与自信(个体通过自己的定位以及他人给与的积极面子)。基于Simon的自我方位模型，[13](P43～71)Spencer-Oatey提出了多维身份理论去解读面子敏感因素，从社会互动维度、人际维度、身份属性的维度以及认知的维度去剖析身份与面子之间的关联，为身份特征中的面子观理论提供全面的理论框架。[14](P639～656)基于身份特征与面子的理论框架，不少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15][16]进一步阐述了面子与身份的概念以及面子的管理与身份建构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汉文化面子观研究

由于面子——礼貌研究范式备受争议与质疑，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转向特定文化下的面子研究(culture-specific face)，即将面子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探索具有文化特性的面子概念。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面子已被广泛研究，而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汉语文化，其面子的概念与西方面子观却大相径庭且因其具有丰富的概念内涵而颇具研究价值。笔者综述了学者们对汉语文化中面子概念的阐释。

(一)汉文化中的“面子”与“脸”

早在20世纪，中国学者鲁迅和林语堂就已关注面子在汉语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地位，但是他们只是对面子的作用进行了简单举例说明，而面子的概念并没有得到清晰界定。胡先缙是第一位给面子下定义的中国学者，他用二分法对汉文化中的“面子”和“脸”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提出“面子”是人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得到认可。“脸”是指社会对个体符合社会内在道德标准与否进行的评价。[17](P46)何友晖曾提出汉文化中的面子与身份和地位，声誉与声望，自尊等概念的区别。面子涵盖的范围更广泛，它既可以通过身份和地位获得，又可以通过声誉与声望实现，它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目中形象的关注，因此不同于自尊。翟学伟基于胡先缙对于“面子”和“脸”的区分，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中国人的脸面差异性。“脸”定义为“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来的认同性的心理和行为”。而“面子”被理解为“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在他人眼中形成的序列地位”。[18](P217～228)金耀基将面子划分为“社会性面子(面子)”与“道德性面子(脸)”。社会性面子指的是社会互动性中他律性的一面，因此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不拥有社会性面子。[19](P48～64)

在过去的六十余年，基于胡先缙对于汉文化面子观的研究，许多中国学者在国内外发表了相关面子观的文章，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去研究中国人面子观下的社会行为。但是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方向集中在汉文化中的“面子”与其他语义(如“脸”“声望”)的区别或者采用实例研究探求汉文化中“面子”概念在其中的体现。最近三十年间，不少学者开始探究汉文化中“面子”的孔子文化渊源以及其背景下的“面子”概念。

(二)孔子文化下的“面子”概念

孔子文化下，中国人把人际关系划分为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1)人们把与自己亲近的人称为 “自己人”，如家人，亲戚，朋友等。人们会对“自己人”分享酸甜苦辣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2)人们把与“自己人”相对的称作“外人”，如陌生人，公交车司机，售票员等。人们不会关心此类“外人”，因为他们只是在生活中充当了“生活工具”的角色(3)除此之外，“外人”还包括“熟人”，如同事，同学，邻居，老乡等。在此类关系下，人们注重维护自己的外在形象，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人情”“面子”等影响到其他此关系下的人。[20](P952)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下，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做出不同的社会行为。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导致了中国的“熟人社会”，面子在其中尤为重要。

另外，在中国传统的以孔子思想为根基的文化中，一直推崇的是“君子”所为，“君子”为国人一生所求。君子言行一致，品德高尚，因此拥有好的名誉。[21](P250)任何违背君子言行的行为都被视为“丢脸”。丢脸不仅会使个体感到耻辱，还会给“自己人”蒙羞。

(三)汉文化中的“面子”概念维度

通过追溯中国孔子文化渊源，学者们开始从多个维度探究独特的汉文化“面子”概念。汉文化中“面子”的概念主要涵盖以下三个维度：(1)用权势和关系衡量的面子；(2)用尊严与名声衡量的面子(3)虚荣心和光鲜的外表带来的面子。[22](P36)

1.用权势和关系衡量的面子

面子在汉文化中的第一个维度可被理解为个体的权势和地位。此类面子可以用大小衡量，一个人的社会权势越大，他的面子相对就越大，但是面子是需要在特定的领域下才能被承认的。如商界领袖在其他领域如学术界是没有权势的，即没有面子。另外，此维度下的面子不一定是合理的。[23](P874)如经理临时安排负责文书工作的会计去机场接送专家，而会计没有拒绝此不合理的安排，是看了经理的面子。

该维度下的面子不仅服务于拥有权势的个体，而且可以通过关系、人情获得。即人们可以由于与拥有权势的个体的亲密关系(如自己人、熟人等)而获得面子。例如，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进入了一家大的商业公司工作，仅仅因为他父亲(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的面子。如果你不给别人面子，别人反过来也不会给你面子。[24](P85)拥有权势的个体若拒绝给“自己人”或“熟人”面子，其将会被指责为“不讲人情”或“不给面子”。因此，在中国等级分化的背景下，懂得如何建立和增强人脉关系变得尤为重要。正如 Hwang所言，此类维度下的“面子”成为了中国“权力游戏”下的社会机制。[20](P947)

2.用尊严与名声衡量的面子

用尊严、名声衡量的面子往往被理解为“脸”。不同于第一维度下仅为位高权重的人所拥有的“面子”，“脸”可以被每个人所拥有，不管身份，地位，教育背景等。用尊严、名声衡量的面子(脸)同个体生理上的脸一样，一旦受到损害，将无法面对他人，继续过正常的生活。如婚外情、偷窃、作弊、犯罪等均被认为是“丢脸”，且一旦丢失，很难恢复。受汉文化“集体观念”以及孔子文化下的“自己人”影响，中国人被教育要坚守道德底线，因为个体“脸”的缺失还会牵扯到“自己人”。如一位母亲抱怨女儿给她“丢尽脸”因为女儿嫁给了一位有妇之夫。因为面子的重要性及其关联性，从古至今，不少看重颜面的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由于忍受不了“丢脸”所带给自己和“自己人”的羞辱。[22](P39)

3.虚荣心和光鲜的外表带来的面子

此维度下的面子被理解为为获得别人的羡慕与钦佩，人们对于光鲜的外表的追求，从而满足其虚荣心。[25]因此，此维度下的面子多带有贬义色彩，如喜欢“争面子”或“爱面子”的人通常为了展示一个好的形象，不惜“死要面子活受罪” “打肿脸充胖子”。此类面子可以用“厚”与“薄”来衡量。与“脸皮厚”的人相比，“脸皮薄”的人对个人在他人面前展现的形象更敏感。在汉文化下，此类面子经常会被放在戏剧“脸谱”中进行引申，“脸谱”是为了达到舞台效果，采用化妆的形式将一个人的真实面目遮盖起来，运用“脸谱”的概念来引申此维度下的“面子”，即表里不一的伪装，从而有了汉文化中“给他个台阶下吧”“逢场作戏”“别演戏了”等语言表达。[22](P40)

三、面子观研究的不足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与发展，面子理论的探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面子——礼貌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际互动——面子研究以及身份构建——面子研究等研究模型，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其跨文化的普适性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26](P134)但是国内外面子观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1.国外学者在具有跨文化普适性的面子的确切概念、面子研究模型及解决面子威胁的补救措施等问题的研究上仍没有达成共识。

2.国内语用学对于面子的研究仍滞留在面子——礼貌理论框架下。面子在汉文化中的动态性、社会性以及面子的跨学科、多领域研究仍比较少见，不利于融入国际语用学对于面子研究的学术交流圈。

3.国内学者们基于面子的文化特性，研究具有汉文化的“面子”。但是随着跨文化交流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人们的思维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从而减弱了“面子”的汉文化独特性。例如在汉文化背景下，面子的概念总是和“人情”“关系”等密不可分，但是伴随着中国法律体系的日渐完善以及国民素质教育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采用“对事不对人”“公平公正”“秉公执法”的价值观念，从而减弱了“面子”在人情与权势维度下的意义。

另外，虽然学者们在阐述中西方“面子”差异时，通常对比西方的“自我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但是近期研究表明，不同于中国年长的一代，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更注重自我形象，即类似于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27](P36)因此，对于“面子”概念的阐释仍需要进一步探究以更好地展示中国独特的“面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