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他们进京“赶考”

李璐璐

当2019年的第一道曙光照亮大地时，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新节点：新中国成立的第七十个年头。

70年前的1月1日，新年第一道曙光到来时，有两则文字，出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之手，从太行山下、滹沱河边的小村庄西柏坡传出。一则是公开的檄文、气势如虹的人民日报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其中写道：“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另一则是机密的电文，是谋划周全的斗争策略。毛泽东致电林彪，要他们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直接告诉傅作义：“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氏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这两则录入史籍的文字，一公开一机密，清晰地记录着在那个元旦节后，中国历史怎样由渐变走向突变。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20日，蒋介石“引退”;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朱德在一次会议上兴奋地说：“中国局势，在这一年内可以完全统一起来。”“这一点，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已经估计到，现在则是任何人都可以估计到的了。”

领导这一变局的中共最高领导层，由5个人组成，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西柏坡，他们居住于同一个大院里，步行数分钟就能到达彼此的土坯平房。这种比邻而居、随时可以起而议事的传统，在陕北时期就有。五大书记也正是在延安选举产生的——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共七大开了50天，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写进了党章，几天后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朱、刘、周、任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到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排名改为毛、刘、周、朱、任。此时，摆在五大书记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创建一个新政权。

70年后的今天，《环球人物》记者站在西柏坡的土坯平房之间，遥想那一场伟大变局中的几个伟大身影：5位个性迥异的共产党人，为何能紧紧凝聚在一起？为何能取得1×5>5的成就？他们是怎样携手开创了一番伟业？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周恩来在会上讲话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朱德在会上讲话

刘少奇（一排左）、朱德（二排左）、任弼时（一排右）等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

米高扬秘访西柏坡

当全世界的目光被北平和平解放吸引时，同一天，五大书记的目光聚焦在一位远方来客身上——1949年1月31日下午，一架苏联军用飞机从大连起飞，降落在石家庄机场，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来和中共中央进行会谈，还有两名随行人员和一名警卫。

他们乘坐的吉普车停在西柏坡的小院门口，毛泽东迎接了他们。早在1947年，毛泽东就想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就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但由于战事、交通以及苏联方面不置可否的态度等诸多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一见面，米高扬就表达了两层意思。他说：“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同志决定派我们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意见。”接着又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來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从2月1日到3日，五大书记和中方翻译师哲，同米高扬等人进行了3次会谈。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他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新政权的问题、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军队问题、对外政策问题、解放战争的进程、台湾和西藏问题、民族问题、党内状况……详细而全面。米高扬为毛泽东的远见赞叹不已，在和师哲的私下闲谈中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周恩来和朱德向米高扬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希望苏联提供反坦克炮、坦克、炸药及武器生产设备;朱德和任弼时“着重讲述了中国工业发展及中苏在此领域的合作问题”。

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来西柏坡和中共中央进行会谈。图为毛泽东和米高扬合影。

之后，米高扬同周恩来单独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们讨论了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管理，多党存在等问题。这些，正是周恩来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苦心思考和探索的。谈话给米高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2月4日上午，米高扬和任弼时有一次单独交谈。任弼时介绍说：从红军时代起，人民军队不是单纯为打仗而打仗，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甚至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和做家务;今后，大军南进，它将起工作队的作用。任弼时又重点解释了米高扬不太理解的中国1亿青年为什么不能用一个共青团、而要用几个青年组织来联系的问题。任弼时还坦率地说，战后恢复和发展生产，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当天下午，米高扬上山游览，对陪同的师哲说，他觉得任弼时是一位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3月的大行动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7天。送走这位斯大林的使者后，中共中央立即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准备。

战场上胜利的大局已定，战场外的问题纷至沓来。2月22日，当傅作义和邓宝珊从北平来到西柏坡时，周恩来与他们谈话的重点放在政局上——“原本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这样的会议，傅先生你可以参加这次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也是有代表性的。”

千头万绪的工作怎么做？这就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定调。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做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分析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和途径，并发出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号召。

接下来的几天，其他4位书记就自己主抓的工作进行了发言。3月6日，朱德主要讲了军队，表示军队要由战斗队逐步转变成工作队，要搞好国防，要实行征兵制等;3月12日，刘少奇就城市工作进行发言，城市工作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项不熟悉的新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要刘少奇来“注意研究这个问题”;3月13日，任弼时谈的是实现工业化以及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说，“党的成分，组织教育等等，值得研究，好好研究。弼时同志讲了一篇，要有这样一篇，我基本赞成”;3月13日，周恩来也做了发言，对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收、民工生产等工作提出了意见。最后，毛泽东在总结中说道：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就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向全国发表的同一天，3月23日的上午，100辆大卡车和20辆吉普车整齐地停放在西柏坡附近的河滩上，这是第四野战军从平津开来接中央机关进北平的车队。五大书记以及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驶离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离开西柏坡的头一晚，毛泽东兴奋地只睡了四五个小时。周恩来对他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就是留在历史长河里著名的“赶考对”。

“赶考”路上还有一些细节。毛泽东同警卫人员说笑：“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警卫排长阎长林说：“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去年3月份呢？”“去年3月21日，由陜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并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

至今，每年3月仍然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时刻，由毛泽东等人亲手创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在每年3月召开。

70年前的3月25日清晨，毛泽东一行人在涿县换乘一列专列，于天亮时分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下午5时许，在西苑机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分别乘坐敞篷吉普车检阅部队，随后接见了各界代表人士1000多人。当晚，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正式播发消息：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等已胜利到达北平。

“劳动大学”里的默契分工

五大书记住到了北平西郊的香山。毛泽东住在香山南麓半山腰的双清别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4人住在北面不远处的来青轩。彼时，北平仍然潜伏着大批训练有素的特务，伺机制造暗杀和破坏活动。出于安全考虑，双清别墅对外称“劳动大学”。

到北平的第三天，朱德在一次内部的会议上说：进城是件大事情。对管理国家，从负责同志到勤务员都要重新学习，在实际中学习。五大书记更是进行了默契的分工和紧密的配合。以1949年4月为例——

毛泽东到北平后着重处理的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协助毛泽东处理此事的是周恩来。入住香山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4月1日，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当晚，周恩来严肃地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对表面上宣布“引退”的蒋介石仍然如此操纵和平谈判，周恩来明确告知张治中：“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4月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接见张治中，同他长谈了4个小时，还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周恩来头一晚一夜未睡，就告辞而归。9日，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10日，再同南京代表团的黄绍竑、刘斐交谈。毛泽东和他们一起吃饭时，刘斐试探地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回答：“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刘斐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4月13日，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正式提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但和谈终因南京方面无意真正和平而告破裂。和谈既破，毛泽东的重心立即转向渡江作战。在军事上协助毛泽东的有朱德。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省江阴、西至江西省湖口，分3路强渡长江天堑，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国民党当局苦心经营的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国民党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须投诚报到;（七）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八） 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此布告，希望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

此时，刘少奇的工作重心放在指导城市工作上。在当时新解放的城市中，天津的问题特别突出。这个华北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生产恢复很缓慢。4月10日，刘少奇抵达天津，一个多星期跑遍了棉纺织厂、造纸厂、电工器材厂、汽车制配厂，又听了天津市委、军管会、人民政府、工商局、粮食局、外贸管理局、公用局的汇报。有人跟刘少奇埋怨各部门工作扯皮，刘少奇一边在汇报的人丛中绕来绕去踱步，一边打比方说：你们看，在人多的地方走路难免要碰着这个人的腿、那个人的身子，要尽可能避免碰撞就是了。引得大家一阵哄笑。摸清情况后，刘少奇召集资本家、工人、干部开座谈会，提出“劳资两利”，恢复了工人的生产，也稳住了民族资本家。

任弼时则不幸陷入了病痛中。4月11日，他坚持抱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这个报告长达1.2万字，对任弼时当时的体力来说，是超量的负荷。他讲罢头一部分后，开始感到头晕、心悸和气喘。休息时，许多同志关心他的健康，建议由别的同志代为宣读讲稿。他遗憾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不肯中途退场，仍坚持坐在主席台上，直到会议结束。4月18日，任弼时当选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当天下午，他移住到玉泉山休养所，直到11月底赴苏联治病。

“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

5月初，在唐山视察的刘少奇接到天津市委书记黄敬转达的毛泽东要他速回北平的电话通知。何事如此着急？原来，自占领南京后，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工作的支持成为迫切事宜。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苏联秘密访问。

刘少奇连夜赶回北平，经过紧张的准备后，于6月26日抵达莫斯科，第二天就向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7月4日，他又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万字书面报告，通报了中国革命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和苏中关系等问题。过了一周，中苏双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正式会谈。斯大林说：“少奇同志的報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他在刘少奇提交的书面报告上作了24处批注，其中有14处批注了“对”或“好”。斯大林主要谈了几点：你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是正确的;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外交上你们可以先和资本主义国家做买卖，再谈承认问题;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刻承认你们;两国关系建立后，毛泽东就可以来。

刘少奇访苏取得了巨大成果，双方就苏联向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达成协议。8月14日，刘少奇踏上归途。

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图为刘少奇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办公室。

刘少奇前往苏联时，周恩来的工作重点转到了新政协的筹备上。周恩来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保持着多年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当时他的工作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二是与代表们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那时，宋庆龄还留居上海。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写信向宋庆龄表示祝贺，并派邓颖超和曾经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去迎接她北上。然而，孙中山是1925年在北京（1928年改名北平）去世的，宋庆龄对廖梦醒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廖梦醒劝道：“北京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邓颖超说服了宋庆龄北上。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平。除了抱病的任弼时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4位书记在前门火车站迎候她。

9月7日，新政协另一位特邀代表、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到达北平。程潜走下火车后，毛泽东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还是毛泽东先开了口：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啊！这次接您这位老上司来，请您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

经过近3个月的紧张筹备，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这是自1840年以来，久经屈辱的中华民族第一次说出这样的话，现场许多人热泪盈眶，掌声经久不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开了9天，定都北京（9月27日改名），确定了国旗、国徽和代国歌，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为副主席，周恩来等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朱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刘少奇、周恩来参加典礼。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会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下午3时，在28响礼炮声中，作为新中国象征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首都30万军民在广场上集会，隆重庆祝新中国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随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方队，威武雄壮地通过主席台前。傍晚，长安街上华灯齐放，游行群众激动的涌向主席台。“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这一天，毛泽东55岁，刘少奇50岁，周恩来51岁，朱德62岁，任弼时45岁。他们5人和无数战友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艰苦奋斗28年，终于实现了青年时代就树立的救亡图存之理想，缔造了一个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