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秘密

江丽华

小时候，我们崇拜解放军，崇拜老师，还崇拜王宏伟。

王宏伟和我们一样，也是乡下孩子，在农村上学;王宏伟又和我们不一样，他穿得体面、干净，像课本上画的少先队员——白白胖胖的脸，一尘不染的白衬衫、蓝裤子，脚上穿回力球鞋，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

王宏伟从来不和我们玩，他总是躲在家里，据说是看书、写字、做作业。当时王宏伟的奶奶还在世，老太太常年穿着黑色对襟布衫，梳着坟包一样的发髻，耷拉着一张长脸，呆坐在门前一张矮脚凳子上。

看到我们过来，朝她家大门张望，老太太便阴森森地说：“干什么，想找宏伟？他要看书。”

如果我们赖着不走，老太太的脸拉得越发长了，和驴脸差不多。她顫巍巍站起身来，叉开两只脚，像赶鸭子一样挥舞双手，嚷道：“快滚，再不走，我叫宏伟的爸爸来了。”

一听说王宏伟的爸爸，我们慌了神，立马抱头鼠窜。

王宏伟的爸爸是村支书，在北京当过四年兵，常穿一件灰色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两支笔，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长方面孔，直鼻梁，走路背着双手，嘴唇紧抿，目光深邃，仿佛时时刻刻在思考国家大事。

他一开口，先是：“这个，那个。”然后是，“大家注意，我们要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他的音调拖得很长，又夹杂些许京腔，很有派的那种，乡亲们学不来，由此很憷他。

王宏伟长相俊美，有表演天分。每逢“六·一”儿童节，我们学校要出一个节目，参加全乡的文艺汇演，王宏伟总是挑大梁。小学最后一年的儿童节，老师照着书本上的一篇课文，排演了一个《骄傲的小公鸡》，由王宏伟演那只小公鸡，换句话说就是主角。

望着明眸皓齿的王宏伟脸上搽着红红的胭脂，画着乌黑的长眉，在舞台上又跳又唱，七八个小女生围在他身边甘当绿叶，我们的眼珠发红，心里头酸涩无比。风头尽让王宏伟占了，我们只能坐在台下，仰着头，拍手鼓掌，祝贺他为学校增光添彩。

王宏伟记性也是一流的。我们这些晚上玩得一塌糊涂的学生，连作业也是第二天早上补做的，哪有工夫背诵课文。一听到老师说背课文，我们大多缩着脖子，低着头，真想钻进课桌抽屉里去。

只有王宏伟，挺着胸膛，神气地举起右手，一脸自信地凝视老师。随着老师的点名，王宏伟应声而起，大声背诵课文。他嗓音清脆，吐字清晰，仿佛泉水叮咚。老师朝王宏伟微笑着，目光里满是温柔，像父母欣赏有出息的儿子。

王宏伟不但是学习尖子，还是我们的小老师。每当老师有事请假，都叫他站在讲台上当小老师，监督我们学习。王宏伟在黑板上写满题目，要求我们必须完成作业，否则不能回家。对此，我和几个男生很不服气，密谋造反，好好他揍一顿，警告他不要嚣张。

可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实施，因为我们怕老师，更怕王支书。

王宏伟有没有和我们玩过呢？有过一次。那年四月，王支书的母亲去世，老太太过完“五七”，王宏伟摘掉了别在衣服上的黑袖章。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在水泥场上赌香烟壳子，正玩得起劲，王宏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烟壳子，说这是“双叶”牌，他爸爸到县里开会时买的烟，如今抽完了，扔在灶边，被他捡拾过来了。

王宏伟问我们：这种烟壳子能不能玩，算不算最大？

王支书到县城开会才买的香烟，当然是老大。于是，王宏伟“做庄”，把我们的烟壳子收集起来，在地上一甩，反面的归了他，正面的还得用手拍，拍翻身才能拿走。

正当我们趴在地上、盯着烟壳子吵吵嚷嚷的时候，王支书出现了。他大步流星地赶过来，骂一声“小赤棺材”，一把扯住王宏伟的衣领子，朝他头上拍出一个响亮的巴掌;又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抓起地上的一堆烟壳子，怒吼一声“老子叫你们玩”，朝屋顶上一抛，把这些玩意儿全部撒在瓦片上。

“回家看书去，快走。”王支书拖着儿子，像拖一只布袋。临走，王支书还抛下一句话，使我们害怕不已。

他说：“宏伟要考大学，和你们不一样的。谁要是再和他玩，我找你们的爹妈算账。”

王宏伟被他父亲带走，我们不欢而散，回家后也惴惴不安，生怕父母打骂。平时我们玩闹，如果不是扔石子砸破邻里脑袋，或者放火烧掉街坊的柴堆，父母是不会过问的。可这次不一样，毕竟王支书发了火，而且首次这么一本正经地冲我们这群孩子训话，我们有点受宠若惊，还真希望家长责备几句。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家长没有责骂，更没有动手打屁股。他们说：让王宏伟考大学去吧，我们家孩子没这么聪明，读书不就是识几个字嘛，玩就玩呗。

日子过得真快，我们小学毕业了。毕业典礼上，校长请来了村干部。王支书坐在主席台中央，说了一番激励人心的话。他说我们这群学生都是好样的，学习好，纪律好，长大后肯定是栋梁之材，为本村争光。

最后表彰优秀毕业生，王宏伟排在第一位。王支书给他发奖品，有五支铅笔和两本练习薄。王支书一脸庄重地给儿子发奖品，其神态让我联想到革命电影中的片断——老红军把心爱的枪交给小战士，说：这是革命的武器，英勇战斗吧，孩子。

整个暑假，我们在玩闹中度过，但是没有见到王宏伟。

我上了乡中学，和王宏伟还是同班。第一堂课，班主任宣布班干部名单，班长便是王宏伟。班主任刚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有点创新想法。他让班长到台前作自我介绍，王宏伟上去了。

他走到台前的一霎那，我就觉得他变了：脸瘦了，面无三两肉;神色憔悴，好像没睡醒。更让我诧异的是，王宏伟居然低着头讲话，双手扯着衣角，宛若犯错误的学生上台作检讨。

班主任对此很不满意，两条眉毛皱得差点拧结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印证我的感觉没错。王宏伟变了，他上课不再挺着胸膛，不再积极举手回答问题，而是趴在课桌上，不时搞些小动作。

有一天上英语课，王宏伟一直低着头，老师走近他时也没发觉。只见老师伸手一拽，手里多了一本书。

英语老师当时尚未出嫁，她翻阅一页书，脸腾地红了，厉声喝道：“这本书哪里来的？”王宏伟嘴唇发抖，一声不吭。课堂顿时乱了秩序，大家像麻雀一样扑腾着身子，伸长脖子瞅老师手里的书。

老师板着脸，把书藏在身后，转回讲台，说：“王宏伟，你还是班长，怎么？唉，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王宏伟在看什么书呢？据老师说，属于黄书。到底黄到什么程度，老师没有细讲。王宏伟的书从哪里来，买的？还是借的？我们也不清楚。

没过多久，王宏伟做了一件震惊全校的大事。

白老师教我们地理。她人长得白，一张俏脸白里透红。看到她，我肯定你会联想到香喷喷的苹果，或者盛开的桃花。那天比较热，白老师穿一件V领长袖毛衫，露出一条乳沟。她双手支撑在讲台上，由此那条乳沟更加明显。

当白老师兴致勃勃地宣讲我们伟大祖国的地理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坐在第二排的王宏伟竟然鬼附身一般，径直走到台前，撑起脖子，朝白老师的衣领子里瞄！

白老师惊叫一声，捂紧胸口，嘴巴大张呈O形，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全班同学也傻了，瞅着这惊人的一幕。

白老师哭了，眼泪如小河般流淌，最后她双手掩面，冲出教室。很快，班主任奔来了，他揪住王宏伟的胸口衣襟，拖出教室。

班主任拖得可真狠啊，比日本鬼子抢咱中国的花姑娘还凶狠。

这件事惊动了教导主任，惊动了校长，也惊动了王支书。我们遥见王支书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将车子甩在一根树干上，跑向一楼校长室。

我和同学大着胆子，潜伏在校长办公室的后窗台下。透过玻璃，我们看到王宏伟靠墙角站着，头垂得很低，看不清他的脸，只见一蓬乱糟糟的头发。

教导主任身体前倾，虎视眈眈地盯住王宏伟;校长一脸阴沉，嘴角不停抽搐;班主任双手叉腰，胸脯起伏不定。

王支书哈着腰，给老师们发香烟;之后怒吼一声，朝王宏伟的后脑脖子上劈去一掌，劈声响亮，使我们不禁缩紧了脖子。

王宏伟没有哭，他抬起头，挑衅般盯着自己的老子。王支书想挥手劈出第二掌，见儿子这般模样，倒不再下手，只是骂骂咧咧，无非是“小赤棺材”之类。

后来的情景我们没有看到，因为教导主任发现了我们。我们像兔子一样蹦开了。

王宏伟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举动？这件事隐瞒了很久。后来我们知道，王宏伟看到一幕他不该看到的场景，简单来说，就是王支书和女人鬼混，被儿子撞见了。

王宏伟侦探白老师胸部秘密的直接后果是被撤销班长职务，并被安排到课堂的西北角落里，一个人独坐。这张课桌只有三只脚，破烂不堪，是总务处特地从仓库里挑选出来的。

自那以后，老师们上课都不走到西北角去，眼睛也不往那里瞟。有一次，英语老师让我们到黑板上默写单词，要求同学们踊跃举手。我们没有准备，无人举手。老师脸色铁青，问到第三遍，教室里還是静悄悄的。

此时，西北角落里有了响动，我们转头一瞅，看到王宏伟在举手。但是老师当他不存在一样，硬邦邦地说：“现在开始上课。”

王宏伟的脸涨得像猪肝，紫红紫红的。他的手，犹如折断的旗帜，慢慢倒了下来。

英语老师如此，班主任也不例外。他上古文课，要求我们背诵《两小儿辩日》。这篇古文拗口，好多同学不敢举手。新任女班长站起来背了，也漏掉二三句。班主任不大开心，气势汹汹地问：“还有哪个同学能背？”教室里没人应答。

班主任正要发话，王宏伟突然举起了右手，一脸的坚决。可是，班主任嘴角狠劲往下撇，阴冷地说：“上课。”

县教育局领导来我校视察，校长把王宏伟叫进办公室，说有两个德育专家要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矫正他的人生观。这是班主任对我们讲的，我们可不懂什么叫“人生观”。

德育专家和王宏伟的谈话场景被拍成照片，贴在学校的宣传橱窗里：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正对着王宏伟，一脸笑容地说着什么;王宏伟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两眼平视前方，认真听讲。下面的图片说明是：“县教育局领导和后进学生谈心。”

大家都说这张照片拍得好，有可能贴上全县所有学校的宣传橱窗，王宏伟要出名了。

正当我们啧啧称赞这张照片时，王宏伟冲了过来，朝宣传橱窗擂了一拳，又踢断一棵树苗，之后跌跌撞撞地跑掉了。

以后一段日子，王宏伟的上课时间大多花在折纸飞机上。他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就把纸飞机往空中一甩，纸飞机在教室里悠悠旋转，最后机头一栽，跌落在地。同学们嘻嘻哈哈地笑闹，老师猛然转身，厉声喝道：不准笑！再朝王宏伟狠狠地瞪眼。

王宏伟却不在乎，大喇喇地将双腿岔开，两眼睨着窗外，根本不看老师。除去折纸飞机之外，他就趴在课桌上睡觉，有时涎水挂得老长，桌面上濡湿一团。所幸他没打呼噜，不然这课没法上了。

有一天上语文课。班主任在台上讲得入神，连下课铃声也不理会。我发现两个女同学两腿夹紧，脸蛋憋得通红。班主任还在说：“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是……”突然听到一声洪亮的“报告”——王宏伟很严肃地举起了手。

那天班主任心情不错，他笑呵呵地问：“你有什么问题？”

王宏伟紧接着的一句话把我们笑岔了，我猜测那两个女同学把尿撒在了裤裆里。他阴阳怪气说了四个字：“我—要—小—便！”

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心。他用沉重的口吻，对我说王宏伟已经成为学校的包袱，彻底自暴自弃，完全堕落了。他问我和王宏伟关系如何？我说王宏伟从来不和我们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谁知道他在家干啥。

班主任若有所思地点头：“你应该和王宏伟划清界限，不要和他搅在一起。你还要注意他的一举一动，防止他干出格的事情。懂了吗？好好干，体育委员就是你的了。”

我对班主任的信任感激涕零，可我的兴奋只延续了三天，因为我发现，班主任分别叫了其他学生，关在他的办公室里秘密谈话。谈话结束后，每个同学都喜笑颜开地跑出来，恨不得在操场上打滚。

我问他们：班主任找你们谈什么？他们都不肯说。我这个人很多疑，看到那些同学都像吃了兴奋剂一般开心——他们额头发亮，面孔通红，走路一蹦一跳地。而班主任不可能有兴奋剂，很有可能是封官许愿，拿顶委员、课代表的帽子作条件，要求我们共同监视王宏伟。

有了这点疑惑，我没有做半夜起床盯梢的傻事，不过还是留神倾听有关王宏伟的一切情况。令我失望的是，乡亲们讲来讲去，仍是议论王支书的风流韵事。至于王宏伟，他们极少提及，通常是一笔带过。

可能我二叔说的话比较有代表性，他说：“这种事，小孩子懂啥？就是看见了，也只当是两个大人打架。”

我惟一的收获是听到王支书和他老婆吵架的事。那天，我母亲请二婶帮我家包粽子。她俩一边干活，一边扯闲话。

二婶说：“别看王支书这人骨瘦如柴，可骚得很哩，专门在女人身上打主意。昨天晚上，他们夫妻又打架，脸都抓破了。”我母亲问为什么打架？

我竖直耳朵，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一个字。可二婶的回答让我泄气，她说：“还是为那事，宏伟妈妈平时蛮温顺的，就是认死理。男人到脚直，女人到上岸，这是没办法的事体。”

我的侦查报告让班主任失望，他听了我那些无关痛痒的陈述后，瞪着眼睛问我：“只有这些？”我把头点得如同小鸡啄米，他还是不大相信，用阴沉的语调对我说：“记住，别和王宏伟搅在一起。”

初一的第一个学期很快过去了，第二个学期来临时，王宏伟没来报到。班主任说王宏伟已经到他姑妈出嫁的地方上学，那所中学离县城很近。

班主任像刚从澡堂子里爬上来，语气慵懒又惬意。他说：“捣蛋鬼走了，我们班纯洁了。同学们，好好学习吧。”

班主任调整了班干部，令我大失所望的是，我没有当上体育委员。也有几个学生撅着嘴，一脸的不高兴。我仔细打量，都是班主任找谈话的那些人。

初一的暑假，我们羞耻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常——嘴唇、腋下、下体，都长出绵软的黑色绒毛。我们不再光着屁股游泳，而是穿着平头短裤下河。

那天下午，我们七八个同学在河里闹得正欢的时候，王宏伟来了。他居然穿着一条带花纹的三角裤，十分流氓相。

王宏伟怪叫一声，一头扎进水里，朝我们游过来。他游泳的姿势很特别，游得非常快，宛若一条大鱼。等我们闭上惊讶的嘴巴时，王宏伟已喷出一口水，挺立在我们面前。

“这是蝶泳，城里老师教的，乡下没一个人能懂。”他得意洋洋地对我们说。他模样变了许多，变瘦了，也变黑了，脸颊上有星星点点的青春痘。

王宏伟向我们夸夸其谈，他说城里的学生分帮派，什么光头帮、蝴蝶帮，一言不合就拿刀子捅。

“有个小赤佬老卵，跟我过不去，我叫大哥把他摆平了。”他用江湖侠士的口气说道。

我们面面相觑，脸上带着十足的憨笑。在这个偏僻的乡村，我们连城里的学生念什么书都不清楚，哪曉得什么帮派。

王宏伟说得眉飞色舞，见我们一副戆腔，便轻蔑摇头。少顷，他仰面朝天，双臂往后划水，返回石埠岸。

在岸边，他做了一件让我们惊慌失措的事——他居然在河里“倒弯笼”。

“弯笼”是细竹篾做的，专门捕捉小鱼小虾，从事这门工作的通常是苏北渔民。长辈们经常教育我们，绝对不能“倒弯笼”，农民靠种田吃饭，渔民靠捕鱼捉虾讨生活，“弯笼”就是渔民的米箩子。而这个王宏伟，竟然胆大包天，扯起河底的草绳，捞起一只只“弯笼”，打开笼盖，摸出里面的小虾，剥了壳，生吃。

看着他满不在乎的轻狂样，我们浑身觳觫，这个王宏伟，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样！为了躲开他，我们游到更远的地方。

他吃够小虾之后，爬上岸，摇晃着身子走了。他一走，我们纷纷发言，猛烈批判王宏伟的可耻行径。一直到晚霞燃烧整个村庄，我们才爬上岸。

当我们行走在回家的小路上时，身后传来苏北渔民尖锐的骂声。骂声像一支支利箭，穿透我们的身体，往村庄里射去。

王宏伟在那所离县城不远的中学里，到底怎么读书，成绩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时光如流水，初二的暑假来临。那天下午，我们聚在竹林里吃西瓜，讨论学校哪个女生最漂亮。我们的身体开始茁壮成长，已经到了关注女生美丑的季节。

我们的讨论相当热烈，唾沫星子乱飞。正在这时，王宏伟突然窜出来，他戴着一副墨镜，穿一件花衬衫，流里流气。

这家伙显然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内容。他摘下墨镜，开口便说：“你们知道吗，女人有三个洞。”他的话让我们好生尴尬，谈论女人的下体，那不是流氓吗？

见我们露出迷惘的神色，王宏伟诡秘地笑了。他掰下一根竹枝，蹲在地上，比画起来，“诺，就是这样的三个洞。”他抬头，骄傲地对我们说。

我们不敢瞧地面上的简易图形，纷纷落荒而逃。我们跑得飞快，王宏伟在我们身后哈哈大笑，笑声肆无忌惮，犹如一根根竹枝，抽打着我们的后背。

王宏伟不再把自己关在家里，但我依然很少见到他。一方面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到集镇去打台球，直到傍晚才归。另一方面，我也不想碰到他，出门也特地绕远路，不从他家门口经过。

父母对我的告诫是：读书差点不要紧，千万不能跟着王宏伟学坏。

王支书显然看出这一点，有一天他在村口，用坚决的语气对村民们说：“我们村出不了大学生，谁都别装正经！”

初中毕业后，我升入一所普通高中，学校设在一个中心镇上。王宏伟在县城的一所技校读书。只有城镇户口的学生才能进入技校，王支书花了一万块钱，给儿子买了一个“蓝色户口”。由此，王宏伟独树一帜，成了城里人。

高中读书十分辛苦，学校离家又远，所以我每月只回一趟家。回家已是掌灯时分，第二天一早又要赶回学校。我只是在吃晚饭的时候，从母亲嘴里听到有关王宏伟的新闻。

有一天，王宏伟从县城回来，带回一个姑娘。姑娘涂脂抹粉，看不出真实年龄。王支书很生气，不理睬儿子，逛到村委会喝茶去了。他娘倒挺开心，杀鸡宰鸭招待客人。

趁姑娘上厕所的空当，他娘向儿子打听情况。等王宏伟说出口，他娘便傻了：这姑娘不是学生，而是开理发店的。

农村虽然盛行早婚，可王宏伟带来的姑娘太离谱了。他娘急了眼，两手沾满鸡血，连哭带喘地跑到村支部，把情况向老公一说。王支书拍案而起，奔回家里，喝令那个理发妹立即回城，不准再和王宏伟来往。

姑娘二话不说，撞开王家大门便跑。王宏伟正在厕所方便，等他系好裤子出来，追到村口，姑娘早没了影。他返回家，一句话不讲，突然朝王支书的胸口狠擂一拳。打得也巧，王支书竟然晕倒在地，口吐白沫。

王宏伟指着躺在地上的老子，骂他装死，掉头便走。他娘大喊“救命”，召来一批乡亲，七手八脚抬着王支书，送到村里的卫生室，一检查，没什么大碍，掐住人中就醒了过来。

王支书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小畜牲，我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我母亲说，后来王宏伟又带那个理发妹回家，他爹娘认命了，接纳了她。可这个姑娘真不是好东西，借口扩大门面，从王宏伟手里套出两万块钱，钱一到手，便跑得无影无踪，理发店也关了门。王支书这次受的打击挺大，人瘦了一圈。他娘也哭红了眼睛。倒是王宏伟，没心没肺的，一点也不在乎。一个月后，又带回一个姑娘……

我记得母亲说这件事时，半带惋惜半带忧虑地对我说：“你看王宏伟，年纪和你一般大，对象倒换了五六个。你到现在还没带回过一个姑娘。”

我羞得面红耳赤，对母亲说：“你瞎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我还在读书呢。”

父亲一拍桌子，瞪着母亲，简洁地说了两个字：“放屁。”

我上高三那年，王宏伟来找过我一次。

那天晚自修，我正和前排的两个女生说笑，门外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一瞧，竟然是王宏伟。

我的脑袋“嗡”地一响，顿时转出七八个念头：他来干什么？向我借钱？约我出去玩？或者约我去打架，妈呀，这可万万不能……

我艰难地移动脚步，挪到门外，勉强和他打了个招呼。

他理着一个“阿飞头”，脑后两撮头发像燕子尾巴;穿一件花里胡哨的衬衫，而且不系纽扣，用两个衣角随便打个结。这种打扮，跟社会上的小混混没什么两样。

他靠在栏杆上，右脚跟搭在左脚背上，足尖一勾一勾的，朝我笑笑，说：“你们读书这么辛苦，晚上还要看书？”我挤了个笑容，“嗯”了一声，权作回应。

王宏伟对我说，他是来看望一个朋友的，知道我在这个镇上读书，顺便来看看我。我脑袋里念头乱转，任他说话，只是随便支应几声。

王宏伟觉出我的异样，他瞄一眼手表，说要回朋友家去。我也不客气，说了声：“那你走好。”

临走，王宏伟对我说：“你可能是我们这帮同学当中的大学生，到时候摆酒请客，可不要忘了我。”

回到教室，两个女生瞪大眼睛问我，这个小流氓是你什么人？我说是初中同学。她们吐吐舌头，背转身子，一本正经看书，不再理我。

我十分恼火，心说你们这是干什么，他流氓他的，我又不是流氓。可又不好发作，找了本书翻看。可哪还看得进书哟，唉，全被这个王宏伟搞乱了。

后来我才知道，王宏伟已经被学校开除了，据说是因为偷看女生洗澡。具体情节不清楚，无人透露内幕。

我没考上大学，进了一所中专，也算是跳出农门。我父母开心得要命，掰着手指计算亲戚朋友人数，准备摆酒席庆贺。

父亲说要请王支书。母亲不同意，说王支书触我们霉头，讲村里出不了大学生。父亲说那是王支书顺口讲讲的，不能当真。我说我也不是大学生，只考上中专，王支书的话不算触霉头。

可母亲依旧坚持她的观点。没办法，我们只有按照她的意见办。王支书都没请，他儿子王宏伟当然不在邀请之列，就是请他，他也不在家里。自从被学校开除后，王宏伟一直在外面混。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连王支书也说不清楚。

我到省城上学那天，父亲送我去学校报到。在县城汽车站，我们在候车室等车，忽然看到许多人往门口跑，说是抓住了一个扒手。

我和父亲也挺兴奋，跑出去看小偷。我二叔曾在县中医院被扒走一千块钱，那可是为我婶子看病的钱呐，所以我们一家人对扒手特别痛恨。

我们跑到门外，只见二十多个人围成一圈，嘴里不停地喊：“打死他，打死他！”人圈一会扩大，一会儿缩小，周围尘土飞扬，人人脸上带着亢奋的表情。我想挤进去，可被人粗暴地一把推开，只得站在圈外看热闹。

过了好一阵，警车“呜呜”地开来，下来两个警察，挤进人堆。又听得一声暴喊：“快打呀，进了派出所就打不成了！”人群又乱了，长长短短的胳膊胡乱飞舞，各色各样的鞋子上下翻飞。有一只高跟鞋还从人圈里飞了出来，画了一个优美的弧线，跌落在马路上。

最后，警察押着扒手出来，推进警车。等我们父子看清他是王宏伟时，急忙躲藏在一块广告牌后。那副鬼鬼祟祟的模样，好像是他的同伙。

望着急驰而去的警车，父亲气喘吁吁地对我说：“这个败家子，全村人的臉面都被他丢光了！”

我在省城读书时，父亲在一封家书上提到了王宏伟。他说王宏伟被判了三年刑，王支书也被免去职务。王宏伟犯罪与他父亲有什么牵连？父亲说不清楚。

中专毕业后，我成为一名警察，在宽敞明亮的公安局大楼上班。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我回乡与父母团聚。

除夕的上午，我在村口闲走，遇到熟人便发一支“中华”烟，攀谈几句。我身穿束身立领皮夹克，脖子上系着真丝领带，“老人头”皮鞋油光锃亮，像一只骄傲的公鸡。

当我耳朵里灌满了奉承话，脚步轻快地回家时，在家门口遇到了王宏伟。

他裹着一件肮脏的军大衣，趿着棉鞋，像个小老头。我非常意外。

王宏伟对我笑笑，先开了口：“我出来了，提前半年释放。”

“你怎么穿成这样？”我问他。

我母亲倚在门口，不停地朝我使眼色。

“以前的衣服寄放在一个朋友家里，”他尴尬一笑，“听说你回来了，来看看你。”

“那，屋里坐吧。”

“不了，”王宏伟跺了跺脚，问我，“听说你是管法律的，我来问问，像我这种人，出去找工作是不是特别困难？”

“不是管法律，是宣传法律。”我拔出一支烟，向他递去。

他一摆手，轻声说：“戒了。”

“在劳改农场，我学会了开大吊车，”他低声说，“在农村派不上用场，县城里有没有这个工种？”

我摇头，说不大清楚，要是打听到消息，就通知他。

我又请他到屋里坐，王宏伟迅速瞥我母亲一眼，干笑着对我说：“不客气，下回吧。”

“你不要和他搅在一起，”王宏伟走后，母亲很严肃地对我说，“这种垃圾货，一定要跟他划清界限。”

春节过后，王宏伟到桂林去了。有个狱友打来电话，约他去做一笔赚头很好的生意。

乡亲们都怀疑他去干见不得人的事，千难万难，做生意最难，王宏伟能干出什么名堂？连他老子也不大相信，说他像白脚花狸猫，有了力气就往外跑，纯粹浪费车旅费。

这句话不幸被言中。两个月后，王宏伟的爸爸，以前的王支书，如今的王月根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王宏伟被人骗去搞非法传销，被桂林市政府解救出来，现在通知他到县救助站领人，还要交五百元的伙食费。

王月根怒气冲冲地出门，在村口等车的时候，他给儿子下了断语：“这个畜牲，生下来就是个败家子。”

王宏伟从县救助站回来，人瘦得不成样子，在家里养了一个多月，脸上才有一丝血色。不久，他在我们村里的一家私营企业当保安，还是保安队长。老板说企业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有了王宏伟坐镇，他的工厂就太平了。

这个厂生产纺织品，工业原料是低弹丝，很贵，就是当废品卖也要五块钱一两。为防止工人把低弹丝偷拿出厂，王宏伟的首要职责就是守在厂门口，盯住进出厂门的工人。

有一回，还真让王宏伟逮住一个。一个四川女工偷拿二两多丝，塞在裤腰里。王宏伟当过扒手，眼睛多尖呀，一眼瞅出这女工不对劲，便把她带进保安办公室盘问。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只有他们两个人，办公室里还搭着一张行军床。

第二天下午，派出所民警开着警车来了。那个女工报案，控告王宏伟以检查为由，把她给强奸了。王宏伟竭力申辩，说那个女工是自愿的，肯定是在老公那儿交待不过去，才诬告陷害他。可强奸这种事，只有一对一，没有旁证。直接证据倒是有，便是王宏伟的体液。

法院判他三年有期徒刑。王宏伟又进了监狱。

这次王宏伟没减刑，三年后才回家。

刑满释放后，他跟着王月根在农贸市场卖鸡。父子俩看护六七个鸡笼子，扯开嗓子招揽生意。

有一天，我回乡探望双亲，顺道去菜场买鸡，一眼瞅见王宏伟：他剃着光头，手臂纹刺青，脖子上挂一根金灿灿的项链。

我低下头，转身想走，被他喊住。他亲热地拍打我的臂膀，掏出一支“红双喜”，递给我。

我赶紧推让，说：“现在不想抽。”

他眉头一皱：“啥意思，嫌差是不是，那我去买‘中华孝敬你？”

我只得接了，点火抽烟。这“双喜”确实差，一股枯草味。

他却抽得乐滋滋的，对我说：“生意不坏，没人敢跟我抢生意，看来吃官司也不是坏事。”说着，他指指身旁的王月根，笑嘻嘻地说：“老头子也听我的。”

王月根半蹲在地上，仰起脖子冲我傻笑，呲出一口黄牙。

我点头，想客套几句，一时间却无话可讲。

他接着说：“再过两个月，我要结婚了，到时你来喝喜酒。”

我立马推辞，说工作忙，不一定过来。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随即又咧嘴笑了，伸手从笼子里捉了一只公鸡，递到我面前：“拿去吧，正宗草鸡。”

公鸡“咕咕”乱叫，用力扇着翅膀，一团鸡屎味扑面而来。

我坚决要他称重，并按市场价付清钞票。回家后，母亲查看这只公鸡，肯定地说这是圈养的。她再次称重，发现王宏伟多报了半斤。

母亲将鸡甩到院门口，气咻咻说：“连乡亲都坑，缺德！怪不得要坐牢。”

我也很生气，但不好意思骂娘，闷头看手机。

父亲嘴里衔着烟，用见怪不怪的语气对母亲说：“王宏伟一直说警察冤枉他，害他在牢里吃了不少苦头。咱儿子是警察，他哪肯放过？”

不久，我的家乡发生一桩命案：一个在家度暑假的女大学生，中午突遭横祸，被人奸杀，室内财物洗劫一空，包括一部诺基亚手机。

案件层层上报，省委主要领导都批了指示。局长点名要我随同刑警队参与破案，时刻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案情分析会上，刑警大队长刻画嫌犯特征：单身，外地人，经济拮据，有前科，特别是性侵前科。他要求专案组成员按照这四个特征，排摸嫌疑人。

我的脑海里忽然跳出王宏伟的影子，转念想到他已有未婚妻，且在菜场卖鸡，有正当职业，便闭口不言。

我跟着一组人马，顶着烈日走街串户，警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难受无比。

更难受的是老百姓的眼光，他们的眼里有恐惧，有怀疑，更多的是期待。

当我们在农贸市场调查摸底时，我碰见了王宏伟。他光着膀子，半躺在一张沙滩椅上，嘴里叼着烟，哼着小曲，一只脚架在鸡笼子上。脚尖一勾一勾的，仿佛在打节拍。

他见到我，便跳起身，像上回一样，亲热地拍打我的肩膀，敬我一支香烟，同时鼓励我道：“好好干，抓住杀人犯，升官发财！”

我无心搭讪，苦笑一声，紧跟着同伴走远。

三天后，我们一无所获。局长着了急，请来了省厅的刑侦专家。

专家到底高瞻远瞩，一开口便不同凡响。他说前些天定的框架太死，是急功近利的表现。破案就像捕鱼，网撒得小、拽得浅，鱼儿大多漏网。说到这儿，专家将双手竖到额前，随后用力往左右两侧劈下，斩钉截铁地说：“把网扩大，沉到底！”

专家分析得没错，两天之后，嫌犯归案，正是王宏伟。

电视台闻讯而至，要求补拍一个镜头：两个全副武装的特警押着王宏伟，走出审讯室，按进警车。

当两个特警靠近王宏伟，用手搭住他的肩膀时，他目露凶光，狠命挣扎，喉咙“呼噜呼噜”乱响，仿佛一头猛兽。

他挣扎一番后，忽然不动了，将目光投向我，居然笑了一声，对我说：“老同学，还是你来。”

我走近他，按住他的一只肩膀。他的肩膀猛烈抽搐起来。

我心跳加速，腦海里闪过一张张当年的画面：白白胖胖的王宏伟，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蓝裤子，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他挺着胸膛，背着双手，大声背诵课文，嗓音清脆明亮，如一泓山间溪流。他脸上搽着红红的胭脂，画着乌黑的长眉，扮演骄傲的小公鸡，在舞台中央唱歌跳舞，七八个小女生围在他身边甘当绿叶……

我的眼眶潮湿了，身体很不争气地颤抖。

他似乎感觉到我的异常，扭转头，斜眼瞧我，呲牙一乐，轻轻松松地说：“做人真没意思。”

我咬紧牙关，用力按住他的肩膀，用自己都听不清的声音说：“走吧。”

一年后，王宏伟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王月根的卖鸡摊位也没保住，受害人家属天天过来吵闹，他只得离开菜场，回家躲藏起来。王宏伟被枪决后，王氏夫妇离开家乡，不知所终。

王宏伟为什么会做下强奸杀人的惨案？为什么案发后还镇定自若，仿佛没事人一般？没有人解答。即使他离世已这么多年，乡亲们津津乐道于这宗案件时，对于他的作案动机，仍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责任编辑 朱 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