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虎张献忠

蒋蓝

张献忠身世及形象演变史

柳树涧堡地望

我一直坚信，一个人的才华或者异能，一定会从相貌上透露出来。即便是他静静地坐在一边，什么也不说，人们从他的相貌上仍能发现他的洞察力与诡谲之力。一旦把“才”变成“财”之后，我就轻而易举地发现，财与暴力、酒色是如何在一张脸庞上沆瀣一气的。

中国人历来相信，行非常大事之人，必有非常之相。身体不但是个人情欲的大本营，而且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在西方身体政治研究谱系里，权力中人的身体政治，已经超越了、放大了肉身，成为“魅力型统治”。对于具有特异相貌之人，西方不像东方人这般推崇。拿破仑曾经说过：如果你的身体先天就有缺陷，显示不出权力的那种力量，你就必须用强硬的态度、行动来弥补。就黄虎张献忠来说，他相貌奇特，绝非平庸之辈，但他没有仅仅仰仗其富含的力量与命运坐享其成，而是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上下其手地打拼出了一个大西国世界。至于是否属于“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的类型，倒是供人评说。

大西国皇帝张献忠【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大顺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府柳树涧堡（今陕西省延安定边县）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在米脂响应王嘉胤起义，自号“八大王”。王死后改投高迎祥。据考，一开始“八大王”是贬义，“八”实际是“疤”或“巴”，指无赖的意思，既“无赖大王”。后來逐渐成为尊称，既“八门大王”。学者王纲自然不同意以上考证，他强力赋予了“八大”的伟大内涵：“八”是“八方”，即敢“四方”（东、南、西、北）、“四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之意。以此命名，表示起义战争将取得全面胜利，权力将遍及四面八方，将治理整个中国。

在我看来，“八大”意义的变化，也表明“八大王”价值准则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再看看他极不平凡的成长史，似乎可以进一步发现一个结论，经历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相貌。

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延安府肤施县柳树涧堡一户农家，肤施县隶属延安府，到清雍正九年，设榆林府，以定边、砖井、盐场、安边、柳树涧五堡之地设立定边县，定边县划归榆林府。

柳树涧堡是明代逶迤长城区间的一个重要堡垒，始筑于明代天顺初年，成化九年弃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延绥巡抚董威复建，隆庆六年（1572年）增高，万历六年（1578年）砖砌。作为军事要塞，当时属延绥镇西路十四营堡之一。据清嘉庆《定边县志》记载：“柳树涧堡城……周围凡三里七分，楼铺一十八座，牌墙垛口边垣三十三里二百三十步，墩台四十八座，开东门、西门。”柳树涧因涧内多植柳树而得名。城堡雄踞于平缓的山坡上，三面临壑，只有北边与山相接。浑圆的山包上，长城直冲而下，到涧底又急转向上，气势恢宏。

清初抱阳生笔记《甲申朝事小纪》记载了“张快的儿子”的一桩小事——

张献忠，陕西肤施人，阴谋多狡。父快，屠沽而贱;母沈，并早死。献忠依丐徐大为沽，尝窃邻人鸡，偶见，詈之，献忠曰：“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鸡焉！”其残忍之心，少年已萌。及长，益无赖。

屠沽之辈的出身并不低贱，倒是让人一再联想起“自古英雄出屠沽”的古训。但“此地人亦如鸡”的“一视同仁”法则，足以显示少年张献忠的卓尔不凡。明朝黄溥《闲中今古录》说：“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种子就此埋下，会长出怎样的荆棘刺丛呢？

相貌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

引人揣测的是，张献忠的相貌是什么样子呢？

清初计六奇编纂《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详细记述作者本人亲历之事，被学术界认定为无大误的史书。《明季北略》说：张献忠“幼有奇力，两眉竦竖而长，面有微麻，遍体生毛，天性好杀，不耐久静”。为了彰显其“天性好杀”，《明季北略》举的例证是：“初从塾师，与同舍生讧，一拳扑杀之，家赀数千金，一时俱尽。父大怒，逐之，漂泊异乡。或异其貌，问之，知文而勇，收以为子，与之延师。复与同学者争，更殴死两生，逸去。”这就是说，张献忠连续两次的出手，就击杀了3位同学，初次展示了“黄虎”的本性。有这么“天性好杀”的典型吗？我以为，记录者有些夸张，但这也未始没有可能。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轻死易发”的性格不是本性，而是环境使然。

后来张献忠为混饭吃，去安定县县衙当捕快，担当起安定县的治安大员了，张献忠威风凛凛，安定县真的就“安定”了吗？安定百姓经常可以看到脸色微黄、声若巨雷的张献忠在大街小巷出没，他们大老远就喊：“黄虎来了！”这是一种警示的提醒，可以制止小儿啼哭。

有一个说法是，黄虎某天陷入了沉思，突然觉悟，拍案而起：“大丈夫生当鼎食，死亦封侯，立功疆场，拼个封妻荫子。岂能久居人下，碌碌无为至此！”立马就辞职走人。世界很大，我想去闯一闯。另外一种流传在当地的说法是，张献忠当捕快并不安分，居然与官府通缉的一名要犯的妻子勾搭成奸，事情败露，因触犯王法被开除。

犯事被革职，黄虎只好跑去延绥镇投军。但他想不到的是，边兵受到了严重的欠饷拖累。鉴于欠饷日久，官府只好默许，士兵抢劫民财来聊以度日。边地穷困，到了抢无可抢时，一些胆大妄为者就打起了榆林城的主意。有一次，他们竟然去抢劫库银。这还了得！库银可是官府的禁脔。参与掠抢的18个士兵全部被抓，其中就有张献忠。

延绥镇总兵王威怒不可遏，决定将这18人集体砍头示众。王威下达了死刑令，就在行刑当天，一个贵人如同命中救星一般霍然出现了！此人是靖边营城总兵陈洪范。

那天，陈洪范恰好来营房拜访王威。张献忠向陈洪范乞求一命。陈大人一见身材高大的张献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两道眉毛斜插入鬓，大感惊奇，“这是国之栋梁啊！”他转身向王威请赦。陈洪范的请求产生了效果，但军法所在，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张献忠被重打一百军棍予以除名，其他17个长相平庸的凡夫俗子都砍掉脑袋……

张献忠流落乡间。谁能料到历史的吊诡，陈洪范后来升格为将军，还会和左良玉合作在湖北大破张献忠，届时张献忠还要向这位救命恩公乞降一次。异人有异相，异人更有异遇。所谓出人预料的狡黠，远不是寻常人等可以遭遇的。

这就可以发现，早年张献忠已是头角峥嵘，而且一望可知。加上后来穿行于腥风血雨，厚黑与狡黠相互缠绕，相貌向着极端化方向发展，变得不怒自威。

张献忠大约是崇祯二年回到柳树涧的。刑场上刀光一闪、人头落地的场景一再闪现。他改弦易辙，想过安稳的日子。在柳树涧堡家里养伤期间，他请工匠用珍贵的檀木为陈洪范刻一雕像，供奉家中，每日上香行礼。他无比感念素昧平生的陈洪范。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张献忠的人性。人性总是多面的，势不得已之际，蛰伏在人性中的异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个人与世界较量的绝对力量。

在后来的正史与稗官野史里，对于张献忠的相貌描述没有更为出格之处，有些不过是添油加醋，竭力渲染其靠近“兽”的一面。

历史文献《爝火记》描述说：张献忠“两眉竦望（竦音song同悚，可怕，毛骨悚然），面黄微麻，身长虎颔，遍体生毛，号黄虎”。

更有甚者，如查继佐的《罪惟录》，说黄虎“多须、毛身、齿长足俞咫（zhI，古代称八寸为咫），圆锐如锥”。这就是说，张献忠是一个黄面獠牙、浑身长满毛的妖怪，而且獠牙的长度显然超过了猛虎……这类妖魔化的记载，作者冬烘，不足为据。

我的判断是，张献忠身体魁梧，脸型稍长，脸色微黄，脸颊和下巴有短须，眉目大体端正。《爝火记》上说他“两眉竦望”。“竦”的本意应作“恭敬”解。就是说，张献忠的眉目端正，说起话来是声若洪钟，如果他的胸廓再予以共鸣，即是“吼声如雷”。可见，嗓门粗豪者一般是阔口，一排好牙，长有狮子鼻，脖子绝不会细小，胸廓具备良好的共鸣箱功能，只有这样的体格，才可能升格为“胸怀天下”的王者境界。所以，黄虎是一个外形壮硕、体格剽悍的高个子。

大型猫科动物里，狮子是吼，声音粗犷凶悍，可谓狮子一吼，地动山摇。老虎不同，老虎展示的是啸的威力，老虎叫声沉混有力，声音醇厚。所谓“狮吼虎啸”就具有如此的分野。显然，西方对于王者总是希望他发出狮子吼，东方则渴望掌权者具有虎啸的不二法门。比如《彼得前书》指出：“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在一个朝纲解纽的松懈时代，鉴于体制的洪钟喑哑，气若游丝，继之者坛坛罐罐一阵乱响，古语“瓦釜雷鸣”是也。无师自通者，一旦接过强力声音的传声筒，自然就可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有情无意东边日，已怒重惊忽地雷。”所以，武功如何暂且放在一边，继任者必须吼声如雷，这往往是三国英雄、瓦岗寨豪杰、水浒兄弟等一批批风云人物的看家本领。

我注意到，对于黄虎的大嗓门，对于这一发布生死之令的机关，古人描述尤其多。而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黄虎不仅仅嗓门粗豪，还有激流轰击礁石的滔滔气势。

佚名《纪事略》记载说他“魁梧骁黠（勇猛而狡猾），声若巨雷”。

查继佐《罪惟录》说，黄虎吼叫起来，“气势渚流”。渚音zhu，指的是置立在河间滩头的孤石。惊涛与骇浪，黄虎囊括了声音打击与承受打击的声音，俨然是声音暴力的统一体。这是一句高度形象化的描述。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两位西方传教士的亲历叙述：“二人亲见献忠震怒，七窍生烟。”“野心难化，喜怒无常，咆哮如虎，怒骂之声，远近皆闻。”

这种声浪的持续发力，就像从北方滚滚而来的沙暴冲刷脆弱的柳涧堡的土墙建筑，一浪高过一浪，具有一种警报的性质。

《纪事略》指出：（献）“忠怒气冲天，须发为竖，咆哮之声，彻于街衢。”

一個没有麦克风的时代，“咆哮哥”依靠咆哮发布一系列国家大计与方针。可以想象，这种角质化嗓子发出的震撼力，让成都的小青瓦建筑与川西林盘摇摇欲坠，分崩离析。

尽管大海里的水从不咆哮，它的宽阔让那些敢于咆哮的东西自惭而低伏。李白感叹：“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黄虎的鲜明个性，通过吼声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一系列“声音政治”造像，晴空霹雳，历史将永远回荡他“最后的吼声”。

葛洪《抱朴子》指出：“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鲁莽使然，急于求成，绝对不是有魄力;心境平和，从容周全也不应视为缺乏魄力。问题在于，这些理由无法阻止咆哮者的发音术。

快人快语，吼声连连，黄虎的吼叫宛如柳树的枝桠，发出刺破硬风的叫喊，让我们联想起黄虎幼年的铁匠生涯，这进一步暗示了柳树涧堡裹挟着黄沙的南冲风向，以及他急于实现虎蹈羊群的大欢喜。

大声吼叫的人有的并不是由于粗俗和无所谓，而是眼下的现实太不像话了。比如民不聊生，比如“路有冻死骨”，比如苛政猛于虎，气血充盈者往往已经使用过所有的柔媚招数，忍受、忍耐、吃屎般的屈辱太多了，不但毫无成效，反而成为自己软弱的把柄。当他们首次以佛门狮子吼的功夫给人民制造了空前的震惊以后，听众被当头棒喝，清醒了很多，说不定就有所收敛，准备万众一心加油干。一当取得初步成绩，狮子吼者就只能“宜将剩勇追穷寇”了，并希望声音的教化作用能够深入人心。

跟狮子吼相配合的东西比较多——持续的高分贝鸣响、辛辣的挖苦和揭发、骂街式的语言、地毯式的轰炸以及梳头一般的反反复复强调，直到对方被数落得头皮发麻，找不着北。为了进一步强调自己的理直气壮，演讲者往往双手卡腰，时不时地挥舞手臂，加大感染力度，但由于口干舌燥，嘴角白泡子直翻，五官也由于表情过度而挪位，看上去当事人显得生动、疲惫、但大义凛然。

每举行一次狮子吼，自然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当事人觉得元气大伤，被痛骂者为息事宁人，只好担当起护理员的角色，使女人觉得，自己苦口婆心，就立竿见影了，还是值得的。这下好，等下次吧！

再看看古人对黄虎吼声之外的银钩铁画——吴梅村《鹿樵纪闻·闯献发难》说，黄虎“黄面而长身而虎颔，号黄虎”。

同治《成都县志》卷六《纪闯发难》记载说，黄虎“貌魁梧，面长一尺六寸”。“面长”如此，就比传说中的苏小妹略逊一筹了，应该是“须长”。

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卷十二《政事部》说，黄虎“面黄、身长、虎颔”。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二说，黄虎“身长而瘦，面微黄，须长一尺六寸，僄（音piào、敏捷）劲果侠，军中号‘黄虎”。黄虎其实不是军中才有的美称，而是张献忠在故乡依靠拳头和吼声，赢来的江湖声誉。

其他如明史《流寇传·张献忠传》《明纪》（卷五十八）《福王始末》《平寇志》和《绥寇纪略》等文献上，所叙张献忠相貌大都概同。他在大西宫廷金銮殿里独坐，两道令人胆寒的竖眉之间，还有清晰可见的箭疤。

根据上叙史料记载，较为充分地描绘出了张献忠的相貌轮廓。

根根英雄惺惺相惜之理，张献忠的四大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个个相貌堂堂，英武出众。反过来看看张献忠的老对手李自成，就有些意思了。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延安人且同岁，均做过地方小卒，经过几次龌龊，榫方卯圆，黄虎把对方视为眼中钉。

据《纪事略》载：“崇祯十七年甲申，闻闯贼李自成陷燕都，改号尊称，先帝身殉社稷，自成传檄江左。献忠对北骂曰：‘李自成米脂一乐户耳，市井无赖，乡闾不齿。向着领十万过延安，略榆林，一败于丁其锐，再败于贺疯子，见承畴而丧胆，闻左、祖则魂销。仅剩残骑一十八人，北遁沙漠。后奔回营，曹操绑正军法，非我解救，久已登鬼矣！我给予衣食鞍马，休息调养月余，竟饱扬而去。今一旦妄自尊大，传檄辱我。吾两雄并立之势，况我今带甲马百万、战将千员，何难飞渡长江，正位金陵，养威蓄锐，然后北伐，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直反掌事耳。”

这一番“直声天地”的谈话，可以看出黄虎的胸襟与此消彼长的力量比较。

在明朝通缉李自成的布告上，文字素描出来的李自成是“为人高颧深頔（音āo），鸱目曷鼻。声如豺”。《明史·李自成传》记载说：“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在此，李继迁这位被西夏追认的皇帝不但使家乡米脂有了一个叫“李继迁寨”的地方，也与李自成有了族缘关系，甚至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因此有史料说李自成是党项人，身材高大，膂力过人。李自成后来作战中一只眼睛中箭，彻底瞎了，相貌更是不怒自威。

尤其引人联想的是，中国历史上“声如豺”的帝王还有两位：秦始皇、越王勾践。

豺的叫声并不洪亮，而是一种拉长如牛筋一般坚韧的凄厉嗥叫，既有楔入对手身体的撕裂声，更有豺自己四肢被拉断的嘎嘎之响，颤抖的弓弦弹破空气为柳絮，尘埃直往听众的头骨缝里钻。

多部笔记记载了李自成、张献忠的体格差异：黄虎“强健不及李自成，而狡毒过之”（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故宫出版社2013年11月1版，卷十三，第371页）。“强健”这一点上，让黄虎非常在意，因此他鄙视李自成的相貌，两人分道扬镳，与张献忠恶心李自成有关。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在湖广境内相继出现了两个农民政权，一是以李自成为首的襄阳政府，一是以张献忠为首的武昌政府。

李自成获悉武昌政府成立，大为恼怒，发出通缉令：“有能擒拿张献忠者，赏千金”。一再折辱之余，極度膨胀的李自成派人给张献忠送去一封威胁意味浓厚的祝贺信，张献忠一把将信撕得粉碎，指天发誓，七窍生烟。这时，明朝廷也与张献忠一样急火攻心，向天下颁布并提高擒斩李自成、张献忠的赏格：凡能擒斩李自成者，赏万金，世袭侯爵;擒斩张献忠者，官一品，世袭锦衣卫指挥，赏5000金。从官家的悬赏的赏格标准看，李自成的身价比张献忠高出一倍。而李自成开出的身价，才区区“千金”！张献忠岂能不羡慕、嫉妒、恨。

官家两眼漆黑，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这一赏格，让黄虎非常不舒服。如果说李自成的轻佻是一种无知，那么他刻意做出来的庄重就是一种更大的无知。

这太嬲了！他恨这个嬲世界。

后来看到明朝通缉令上形容李自成相貌文绉绉的话，张献忠不禁哈哈大笑，他声若洪钟：“什么鸟鸱目曷鼻？那李自成不就是一个蝙蝠头嘛，让人见了恶心三天……”张献忠私下里就称呼李自成为“李蝙蝠头”。蝙蝠头，除了獐头鼠目的猥琐之外，还多了几分阴毒和诡诈。而张献忠，毕竟是堂堂黄虎啊。

黄虎的服装史

在我看来，思想深邃、行为诡谲之人一般都不大注意穿着，那是他们灵魂不堪重负的结果，只有发展到“皇帝的新衣”阶段，才能让他们稍稍喘一口气。所以，人们只记住了他们的思想;反观平庸之辈十分注重穿着，那是他们内部空空荡荡急需包装的原因。所以，人们只记住了他们的时装——这并没有什么坏处，也可以美化环境啊！

在黄虎看来，马屎和牛屎不一样。如果说牛屎像一摊稀糊糊，那么马屎则非常光鲜，且是一坨一坨的，非常硬扎，这才有“马屎外面光、里面是一把糠”的俗话。话粗理不糙，他是看重本质的。

关于黄虎的衣着，历史上也有记载，大体是穿着随意而追求身体的快活和意气风发，这符合他的性格。注意，“快活”是黄虎多次提及的一个关键词，我也不妨视之为其身体政治的最高目标。

《明季北略》指出：“献忠戴尖毡帽，服织锦胡桃花衣，软靴，布毯于地而坐。”这是关于黄虎衣着最为细腻的刻画，这一身行头并不低廉。至于他喜欢“碗酒大肉，席地传饮”，看起来酒碗盛满情义，江湖英雄的恩爱情仇，一碗足以盛天地。女人、孩子不过是衣服而已。

《绥寇纪略》卷十《盐亭诛》载：张献忠称帝后“厌苦朝会，掷所御冠，举足足尚其中，索大巾著之快”。《小腆纪年附考》载：（献忠）厌苦朝会，掷所御冕，足踏之，索大帽着之乃快。他显然承受不了“沐猴而冠”的服饰约束，黄虎拒绝“锦衣”，但并不拒绝“玉食”，他是以布衣的外表与民众打成一片。他身轻如燕，但责任更重了。

直捣本质的人就是手握真理的人。

黄虎看重什么本质？是权力本质，对于权力的符码则是鄙夷的。1647年元旦翌日，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下遭遇清军突袭时，当时为严寒时节，他正在吃早饭，故“衣飞蟒，半臂”。由此可以看出黄虎经风沐雨的强壮体格。多数史籍都是如此记载。1644年冬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后，无论出行或集会，衣履都很随便，御风塑圣魂，逍遥天地游，我没有见到记载黄虎穿大西官服的任何资料。

在御用、御衣、御风、御食、御女、御刀的谱系当中，耳濡目染，柄权者一旦入其彀被“御意识”改造了价值观，他立即就拥有了“御天下”的王者幻觉。张献忠并没有“抵御”这些，因为他的立脚点是探寻从民间大地通达宫阙的捷径。他在谈话、圣旨中提到的御笔、御砚、御酒，不是在哀叹明王朝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是应该快马加鞭，开创一个快活的世界。

驾！——吁……

大西朝廷的“天学国师”

利类思、安文思与《圣教入川记》

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鱼龙混杂，所谓靠谱的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其余多为道听途说，呈现良莠不齐、难以廓清面目的状态。因为绝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亲见过张献忠本人，更没有置身大西宫廷耳提面命，领教“黄虎”的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以伦比的价值。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并不为过。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经历，尤以两人在张献忠阵营所呆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金贵，峭拔于一切转述史料之上。惊心动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利类思（1606年—1684年），原名Ludovicus Buglio，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起程赴澳，1636年抵澳门，取名利类思，字再可。1637年（崇祯十年）来到内地，在江商传教两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1640年入川传教，创建成都教堂。这是天主教进入巴蜀的滥觞，异域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利类思也撰写有大量的传讲天主教的著作。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达20余种。利类思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位于利玛窦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

安文思（1609年—1677年），字景明，原名Gabriel Magallaens，葡萄牙人。原名加布里埃尔·德·麦哲伦，意思是“平静的海洋”，在葡萄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姓，代表着一个显赫的家族，安文思是16世纪著名航海探险家斐迪南· 麦哲伦后裔。

安文思1640年（崇祯十三年）来华，先住杭州。他来四川是因受利类思的邀请。他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二十八日由杭州抵达成都。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两位传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区避难，不久即为张献忠手下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并从事传教活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毙命，利、安二人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顺治五年（ 1648年）到达北京，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优遇。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获得自由，参与天文台的工作，皇室赐给两人一座宅院，他们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号。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艺，善于制造机械，曾先后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天文仪器与自鸣钟，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

安文思在北京传教期间，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宫廷当中的经历和见闻。古洛东所說他在上海见到的耶稣会神父出示的抄本，当即与《张献忠记》有关。他对此加以摘录、编纂，注释，写成《圣教入川记》，从而保存了《张献忠记》的主要内容。安文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逝世，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

两位罹难多厄的传教士，算是在九泉下相聚了。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利类思受东阁大学士刘宇亮之助，入川来到刘宇亮在绵竹县的老家传教。刘宇亮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时，常与家童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等等事情，皆不得与。但刘宇亮结交广泛，性情直爽，造就了他极大的社会声望，加之他热心天主教，在他影响下，利类思在他老家住了8个月。他的家院里，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宛如圣堂。利司铎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听者皆乐而忘倦……

一个被中土内陆省份视为“异物”的宗教，在尚未成为“异端”之前，人们总是报以稀奇、观望的态度。利类思随即在绵竹天官府讲经布道，受洗者达30余人，这应该是四川第一批正式受洗者。随后，利类思再到繁华的成都播撒上帝之爱。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在成都的达官显贵中挑选了30位天主教徒，成为四川一地的第二批教徒，其中就有蜀献王后裔、张献忠的岳父伯多禄（教名）等人，率领家眷受洗礼。1642 年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安文思从杭州来成都协助传教，保宁、顺庆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传教经堂，四川逐渐成为了重要的传教区。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九日，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成都城池（《圣教入川记》记录的张献忠进入成都城的时间为九月初五），末代蜀王朱至澍带妃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渌也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大西军处死。张献忠分军四掠，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六日，张献忠据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政权，即是大西国。改元大顺，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大西朝把年号定为“大顺”，并无渊源可查。这显然是黄虎故意以李自成的大顺国号作为自己的年号，他再次展示了“拿来主义”的勇气。姚雪垠在《李自成》第5卷第26章中，借王兆龄之口解释说：“别看李自成占了西安，破了北京，可是他兴时不会多久，真正奉天承运的皇帝是我家万岁。万岁要举国臣民都明白这个道理，不要把李自成看得有多了不起，所以把他的国号用作我们大西国的年号。这是何等胸怀，何等睿智！”以张献忠之性情度之，这一解释不无道理。

此时，躲避在绵竹县刘宇亮老家的利类思与安文思，见到了从成都逃出来的教堂执事安当先生，听他讲成都屠杀惨状后，几乎是面无人色。估计绵竹县即将成为瓦砾，他们连夜坠城逃跑，来到几百华里之外的雅安天全县。

铸造术、天象与《天书》

两位传教士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们主要是风闻张献忠雄才大略，“有勇有为，能任国事;其次，在于曾经担任成都县令的吴继善，摇身一变，升任大西国的礼部尚书了。出身江苏太仓的吴继善，乃是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的族兄。崇祯十一年（1638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认识被崇祯重用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吴继善奉命到成都作县令，离京前他与汤若望告别，汤请吴给利类思带了一封书信，吴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到圣堂拜谒利类思，遂成朋友。

吴继善向皇帝大力推举两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张献忠早知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的交往，进呈自鸣钟等贡品，加上崇祯皇帝重用教士汤若望，顺势而导之，奇技淫巧，令人脑洞大开。对此张献忠也渴望一睹为快。他下令，派遣礼部尚书立即请两位洋人出山觐见。

他们星夜从天全县赶往成都。当日黄昏入住成都原光禄寺署，受到国宴款待。次日一早，他们忐忑不安地来到修葺一新的蜀王府，见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当时，两人毕恭毕敬，看上去精神很好。两人穿传教士的黑袍，胸口挂十字架，一手捧西文版《圣经》，一手不断比画，上帝保佑！

皇帝静静端详，并不发声。分儿必须拿捏到妙处。

一名传教士自我介绍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中文名叫利类思，是意大利人。”

另一名传教士也自我介绍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

两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为了传教，他们下过很大的语言功夫。

大西威仪已让洋人拜服于脚下！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给洋人留下深刻印象。

胸怀大西，总是渴望放眼全世界。黄虎放低身段，“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己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赀，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铎唯唯而退”。

黄虎是求立竿见影的人，不喜口惠而实不至。两位洋人前脚一回光禄寺署，他派人送来了各式点心、数匹绸缎、60两白银，大西朝袍各两件。两人受宠若惊，翌日上朝拜谢。一见洋人没有穿大西朝衣、朝冠觐见，黄虎不悦，单刀直入发问。

洋人解释，我们已绝世俗荣华。黄虎锦心绣口，发表了一通宏论：“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國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布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员之所为也二尔等勿得推却。”

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思维严密，滴水不漏，藏匿着绵绵不绝的威胁，这也成为红色学者们引之为张献忠“智识非凡”的铁证。

两位洋人理屈词穷，只得领受了大西国的重礼——朝服。张献忠一见，一箭双雕，目的已经达成，不禁龙心大悦，宣布封洋人为“天学国师”。每人每月获得10两银子的俸禄。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大西国的御用国师了。

自此，黄虎经常在金銮殿求学问道，天文地理，表达出了好学上进的势头。洋人老实，岂能探之水深。

转眼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一直到请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费著《岁华纪丽谱》载，南宋的成都冬至，毫无例外地成为了一个宴乐的由头，当时成都地方长官，在冬至日均要在大慈寺里设宴。

陕西也有冬至吃腊八粥的民俗，北方甚至更为隆重。张献忠决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与宾客，“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在“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这表明此时明蜀王府宫殿虽然经过政权易手，依是蔚为大观，宏丽雄伟。

张献忠开了金口，请两位洋国师升坐。张献忠首席，阁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张献忠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

大西冬至日宴会，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思想盛宴。

酒席开始，张献忠嘘长问短，首先问及天主教以及传教事情。他关心的是“西学”，问及算学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张献忠每每听完洋人的答复，转身就与左右辩论，舌灿莲花，出天文进算数，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他已经颇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皇帝“天姿英敏，足知多谋，其才足以治国”。这一评语，已是一代明主轰然崛起之兆。奇妙的是，恰在于紧接此句之后的一句话：“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地球仪与日晷。

西汉时，蜀地奇才落下闳就提出了“浑天说”，是极富想象力的天文理论，他认为整个天体浑圆如一个巨大的蛋，天如同蛋壳，而地就像蛋黄。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绕着南北两极不停地旋转。其可贵之处在于承认宇宙是运动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和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发明制作了浑天仪，用来证明“浑天说”。

对此，以斗争为职业的张献忠并非一窍不通。他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何况，他已有前车之鉴。因为劲敌李自成称帝，就是获得了天象启示。李自成能够在宋献策那里得到天机，张献忠为什么不能在洋人国师嘴里获得玄机？

1645年，张献忠给两位天学国师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二司铎接旨，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费时半年用红铜铸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荥经县、瓦屋山历来产铜，那是邓通铸钱留下的遗产，但大西国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佛像熔铸而成，这与大西国铸造“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近似。

经历8個多月的连夜奋战，两个铜质仪器完工。

“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官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州，国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具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官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完成后，“见者莫不称奇，献忠尤为称羡，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球仪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又令厚赏司铎。”“献忠深赞二司铎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独厚爱司铎，即司铎之佣人亦均赏赐。”（《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3页—24页）

这段叙述里出现了“日晷”一词。汉代的日晷，学名叫“地平日晷”，即以太阳投射在地平面的石盘上来显示刻度，其石盘上的刻度并不均匀。取而代之的是“赤道日晷”。清代学者梅文鼎记载说，最早的“赤道日晷”，应该出现在唐朝，并历经唐宋元明几个朝代的演变，故宫太和殿汉白玉基座上，那斜立着的圆形石盘，就是古代中国最精确的“赤道日晷”。

这就意味着，约束、指引大西国的时间，仍然是日影下的“中土时间”，这是无声而慵懒的时间，让人昏昏欲睡的时间，让人暖饱思淫欲的时间，无法像“西洋时间”那样，发出马蹄一般的节奏，催人奋起。

古人认为天上星辰代表神灵。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是中国最早最为完整记录星象的著作，一共记录了783颗星。西汉刘向《淮南子天文》也指出：“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咸辕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衡之囿也。天河者，群神之阙也。”

面对这一璀璨的、可与天地同辉的权力谱系，张献忠知道终南山就是太一山，那是太一神的居所。

他自认，自己就是恒定的北极星。

现在，张献忠不但睁眼看清了世界，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他终于发现“老天”的权力构造了。那是可以触及的绝密“指掌图”。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找上天入地的路径了。

既然自己拥有了地球与宇宙，已经是“天子”，那么天子的言论，就是“天言”，汇而成书，就是“天书”。他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语录编为《天书》一册，“谓此书所言无人得知，惟天子独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独能解释故也”。此书多隐语，乃献忠伪作。《天书》的本质是预言之书，预示大西国未来诸事。任乃强先生指出张献忠“初通文墨”，举他的几首顺口溜为证，其实，他有意回避了《天书》的公开写作，“张献忠语录”才是其本体论到方法论的集成。张献忠死后，《天书》下落成谜。为此，一个学者侃侃而谈：“可惜这本书的详细内容没有流传下来，但可断言是一部别开生面、富于哲理性的著作。”（黎邦正《浅析张献忠思想的两重性》）

真是“张道不孤”也。你凭什么能“断言”呢？

张献忠迷信甚深。在我看来，他热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指掌图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个人气数的预兆。他经常围绕铜球逡巡，忽然背手狂笑，忽然又陷入忧思。他反复摩搓，红铜越来越红，突然，发出冲天血光。

自从拥有了天象仪与地球仪，张献忠经常站在大西府中心的坝子里独立向天，这分明是屈原“天问”的函授弟子。这对于习惯以声音政治来统摄三军的黄虎而言，是十分难得的静默时刻。

某天，他似有所悟，发出一道圣旨：自己亲眼在天上看到了弓、看到了箭、看到了刀、看到了矛。“自己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由此可见，张献忠这番话并非向天虚构，他极可能与晚期的洪秀全一样，陷入了对“天”的极度痴迷与虔信。

天象仪、地球仪存列于皇宫大厅，宛如天外来客，凡人不可靠近。矛与盾一直围绕着它们旋转，跳起了急促的狐步舞。某天，引起了一场“何以天圆地方”的形而上讨论。忧思多日的张献忠向两位国师提出了这个终极问题。

洋人详细阐释地方天圆之理，并引多方证据：“地球非方形也。”

久走山路的张献忠心目里的“地理”，就是江湖的草灰蛇线与山林的羊肠小道所组构的世界。他显然不能在洋人的学理面前露怯，非常诡诈地回答：“地球浑圆之说，吾亦信之。然据中国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故名中国，其坚稳可知。当有八百年之久长。”这段话，表明张献忠并非一无所知，他承认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又要维护国粹，问题在于，中国的稳固如何是八百年呢？所以有学者说，大西皇帝是坚定的爱国主义，以东方文化为世界中心的大力提倡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早实践者。

张献忠心雄万夫，决定举行一场辩论大会。他命令宫廷太监与洋人进行学理驳难。他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嘛。

他耳听八方，突然插话：“外国有无菩萨？”

太监们揣测旨意，大肆诋毁天主教。但张献忠显然更为宏阔，他不以亵渎天主之言为本意，反而颂扬起天主真神，他站起身，放声高祷：“天主命我到川剪除道党，以救二位司铎，因司铎所传之教律大而且圣。不幸中华人民固执于恶，未能守之。”张献忠手抚怅然，向司铎云：“我今亦在教，谨守圣律，若将尔等之长须让生我之颔下，必能成一善教友，与尔等无异。”这个话，让洋人大惊。其实是他们没听懂。头发长，见识短;老龙王，胡子长。张献忠的意思是洋人见识多，学问渊博，如果他获得了洋人的智慧，那么就彼此彼此，都是教友。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其次在于铸造大炮。如果说浑天仪、地球仪满足了张献忠的玄学向往，那么铸造大炮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实用性。毕竟他是最大的实用主义者。铸造大炮的原始材料，并不见于《圣教入川记》，我估计实有其事，是在于传教士根本不敢与人阐述这伤天害理之举。铸造大炮出自佚名之作《大西通纪》，任乃强认为这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实见实闻的原始资料”，作者“是献忠战友逃死遁世后所写的私史。原叫《劫余传信》”。

张献忠从两个铜球的制作工艺上，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他又命二位司铎造一尊红夷大铜炮。

利类思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炮管长、管壁厚，而且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威力巨大，一发炮弹可伤人无数。西洋人的海军横行海上全靠此炮，我虽多次见过，但未学过制造之法。安文思是葡萄牙人，精习算术物理，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制造。”

安文思承认：“本人没有学过制造军火之术。但军火也是根据物理学原理制造出来的，要认真研究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其方法。承蒙皇帝准许我们传教，为了大西国的国运昌盛，我愿助一臂之力。”

当时成都尚有遗存的明军火炮，两位洋人依葫芦画瓢，摸索出红夷大炮的原理，绘出了图纸。原来那帮协助铸造天象仪地球仪的工人已经熟门熟路，按图施工，先铸炮管，再造炮弹，最后将炮身装载在炮车上。两个月内，红夷大炮铸造成功。

事有巧合。彭县（今彭州）传来急报：彭县民众造反，叛民与南明残军聚集于关口（丹景山）、海窝子一带的山寨，抗税抗粮，抵抗大西军。张献忠决定牛刀小试，让红夷大炮大展神威。炮车轮子大，加上车轴宽，一般道路根本无法通行。张献忠命令沿途的乡镇修运车道，与成都街面同宽，直达彭县。但两位洋人毕竟不是军人，由于没有造好炮架子，发射时要把沉重的大炮抬到地面操作，操作费时费力。他们来到了一处地主山寨之前，那是对抗大西政权的一处山坡上的坚固堡垒。因需要仰射，操作更为困难。最终是连炮带骡子滚落下山沟，这是一次颇为丢脸的科学实验。张献忠没有重责，他自有他的精算盘。

大西国的元宵节

顺治二年（1645年）元旦前后，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正在艰难地向河南湖广转移，黄虎与大西军政官员在成都欢度新春佳节。元月三日，他在成都举行欢度佳节模式宴请百官，发表一番重要讲话：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而今我定都于川，不取汉中，能免他人得陇望蜀乎？听说闯王已退出西安，遣马科守汉中，马科是个庸才，若不及早夺取汉中，日后换作能人来守，那就难办了。我再三考虑，因四川新定，士民尚需治理，故迟迟未作决断。现在春和日丽，可遣平东、虎威二将军北行，平定汉南。至于川南杨展、王祥何足介意？唯川东曾英宜从速消灭，重庆为楚、蜀要冲，不可为人所控制。都督张广才遐迩咸服，可早剿灭曾英，以便东下，可无忧虑。众官应诺。

这一“元旦讲话”高屋建瓴，清楚地表明了张献忠及其大西集团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可以看出防范李自成大顺军入川与控制内部叛乱一直是他着力思考的两大问题，所以两手都要抓，他立即进行了相应部署。

《中国新史》里，安文思描述了在成都大西国宫廷，与张献忠等一同度过元宵节的盛况：

在中国人的节日中，他们感到最欢乐且隆重庆祝的是新年头一个月的第十五日。这一天，他们点上许多烛火，燃亮许多灯笼，如果当时从高山之顶去看全国，你会认为它在一片烟火的光辉之中。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无论海岸还是河畔，到处都装点着各种形状的彩灯，或者鸣放烟花爆竹，在天空发出亮光，似舟、似塔、似鱼、似龙、似虎、似象，一般有上千种令人惊奇的烟火。这使我有机会谈谈我在1644年的亲眼所见。我和利类思在四川省被暴君张献忠拘留时，他邀请我们观看他命令在正月十五日那天晚上燃放的烟火，确实有无数奇异新颖和美妙的表演，但最令我惊奇的是下述的装置：这是一株覆盖着红葡萄藤的树，它的各个连接部分一直在放光，而在另一边，葡萄藤的干、枝、叶及葡萄的光亮逐渐熄灭。然而仅如此，你还可以辨别葡萄串的红色、树叶的青葱、藤干的褐色，栩栩如生，以至你会坚信那是天然的东西而非仿造。但更令我惊异的是，作为一种元素的火，非常活跃，可以吞噬一切，此时却如此徐徐行动，看来它拋弃了自身本性，服从艺术的指挥和安排，只表现树的生命力而不烧毁它。（《中国新史》，大象出版社2016年9月1版，第72页）

这是一段《圣教入川记》完全不载的都市生活记录。需要指出的是，安文思在成都参与的元宵节盛况，时间应该是1645年的正月，而不是1644年。也可以看出，张献忠进入成都的第一年，也渴望萧规曹随，只要当地百姓拥护新政权，俯首称臣，照章纳税，日子也就过下去了。从安文思的描述里，我们可以发现，成都的工匠以及灯作艺人仍然在新政权下继续展示着自己的手艺，这些巧夺天工的花灯、走马灯，绝不可能是出自大西士兵之手。

元宵节在成都也称灯节，元宵燃灯的风俗起自汉朝，到了唐代，赏灯活动更加兴盛，皇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的灯轮、灯楼和灯树。于是满城皆灯，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就必须要有赏灯的人。所以观众不可能只有张献忠一个。

明朝的成都过年，彩灯挂满街头，狮子龙灯竹马全。尤其是元宵节这天晚上，成都城内华灯万盏，热闹非凡，有诗云：“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灯照人。灯如火树披银花，星群灿烂到仙家”，这是对成都元宵灯会最贴切的赞美。以前，成都的公馆门口都要在过年期间高悬红灯笼，初九开始就要上灯了。灯笼是方形的，用白油纸糊，外面套上红绸，里面点上蜡烛。

引人联想的是，置身五光十色花燈下的张献忠，是否也被摇曳的灯盏，勾起了一番值得铭记的回忆呢？！

元宵节这一时间节点，对于张献忠难以忘怀。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元宵节之前，已进入西安的“闯王”李自成志得意满、建国称尊。此时，偏处湖南一隅的“大西王”张献忠，则在长沙城内召开了一次名为“长沙决策”的重要会议。会议议题是，“八大王”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

军师汪兆麟毕竟是靠智慧吃饭的，建议：明军重兵沿长江两岸防守，且武昌被明军将领左良玉攻占，南京黄得功、刘良佐之部皆为劲敌。当下李自成正在北方与明军将领孙传庭激战，我军不如趁此时机，效法武侯诸葛亮之策，夺取天府之国，至少也可像刘备一样，三足鼎立，雄视天下。汪兆麟的提议，深得张献忠首肯。但张献忠迷信甚深，处于理智无法说服感情的心境，他决定占卜问鬼神。众人屏声静气，由神的二传手汪兆麟进行占卜。他首先以下江南事进行占卜，不吉;继以上西蜀事占卜，大吉。

汪军师说：“人心固合天意也。请大王不要再怀疑了。”

鬼神冥冥，明崇祯十七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即正月十六，张献忠率三十万水陆大军、木船万余只，离开长沙，经荆州，对四川实施饿虎扑食。

……

大西国的安稳日子并不是走马灯，也不可能只是火树银花而不烧到自己的奇妙花灯。皇帝突然发现，映照在宽刃大刀上的灯火，一旦有血的加盟，似乎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川北重镇南充的元宵节，情况就与成都完全相反。

南充至今有元宵举行蛴蟆节习俗，就起源于张献忠。相传张献忠据守川北，遭官兵围剿，死伤无数，血流成河，无数将卒死于五洞桥后山，常年战乱，导致瘟疫肆虐……百姓纷纷烧香拜佛，祈求赶走瘟疫，但无济于事。后经云游道士点化，说是战乱浊血，污染河水，触犯河神，降下“蛴蟆瘟”祸害人间。于是百姓们纷纷组织起来，在农历正月十四的晚上，吃罢团圆饭，扎蛴蟆灯就成了最重要的活动，家里有多少人就要做多少个，必须人手一个。有的从一大早开始，就动手自制蛴蟆灯。晚上他们高举自制的蛴蟆灯，挥舞火把、抬着彩龙，敲锣打鼓举行隆重的仪式，祈求河神赶走蛴蟆瘟神。年复一年，这祈求幸福健康、拜祭河神的习俗一代代传承下来。当地方圆数十里的乡亲举着蛴蟆灯，唱着“十四夜，送蛴蟆，蛴蟆公，蛴蟆婆，把你蛴蟆送下河;十四夜，摇嫩竹，嫩竹高，我也高，我和嫩竹一样高……”的民谣，一起将蛴蟆送到河边，祭奠酒神，送走瘟神，祈福平安。

这一习俗，应该是张献忠下令而得到贯彻执行的。

滔滔血海浮起了天地

在铸造之外，张献忠得陇望蜀，更希望洋人把他平时讲述的“箴言”翻译为西文，寄往在西方传播，以扬其聪慧。洋人认为这是“谚语”，而且狂悖荒诞。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自古有“语录”传统，圣者之言，方为“语录”。

张献忠的这一番比热烈拥抱地球仪还要狂悖的念头，是依靠如下言论支撑的——

张献忠说：“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

张献忠又说：“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

张献忠还随口吟诵：“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黄花不如松。”

……

张献忠口述完毕，“请洋人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注意，张献忠使用了“请”字。这就是说，笛卡尔死于1650年，弥尔顿尚在奋力写作史诗，如果真的把张献忠的作品翻译为西文，他们就是第一批西方读者。再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诺贝尔文学奖，说不定张献忠依靠“语录”与《天书》两本著作，就将首开华人问鼎之先河。

热衷于天文研究与发表作品的大西皇帝，毕竟不是意气书生。突然之间，张献忠虎目圆睁。他怒不可遏，人神皆不能当。簇新的宫殿开始摇晃。受到战事不利消息影响，皇帝愤怒指出：两个洋人全他妈的是奸细。

他们是谁的奸细？李自成的？还是清军的？疑惑明军的？

张皇帝目光如炬：“藉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

这就是说，张献忠提出了“国际间谍”的问题。这的确体现出张献忠的国际视野，非同寻常。两个洋人双股战战，叩头作揖，毫无效果。最后沉默了，只得听天由命。突然间，皇帝又和颜悦色，一派风和日丽，伸出温暖的巨手扶他们起身。

张献忠的岳父，原是南京的一老儒生，他从洋人处得到利玛窦所著的《畸人十篇》后，大喜，再三索书，他们又把《天学实义》给他，也是利玛窦所著。张献忠岳父一读再读，竟产生皈依之心。张献忠耳听八面，知道洋人竟还藏匿了自己不知道的“天书”，疑心大起，“锄奸”的神经立刻绷紧。他以为司铎尚有天文、算学诸书未献出，遂令将各书悉数交出，以便检阅。张献忠检阅各书，其中见有巨书一册，书之第一篇有二赤身儿童像，童背有二羽翼，如天神模样。就问：这是为何？

洋人回答：“此乃西国风气使然，凡学问之书多用图画，以醒眉目。献忠见之，即询其故。司铎答以此书所言各事均以图画详明，使人易为理会云云。”

张献忠闻之，狂吼：“真正野蛮！”言完，又索要天文书。

“野蛮”一词出自黄虎之口，足见他良知未泯。

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屠杀四川人？张献忠对洋人讲述了一番至理：“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因天前生孔圣宣传圣道，早知川人弗从，故生孔圣于东省。而东省人民爱圣人、遵圣道，而川入反是。故天厌之，并屡降灾殃以罚之。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又遣尔等司铎航海东来，到此四川传扬圣道，力挽人心，而人民亦弗之听。若辈之罪，擢发难数，故天震怒，遣我天子以罚之。”

这是一番绝对虚构不了的话，恰在于其滔滔雄辩的逻辑。替天行道，吊罪伐恶。反过来看，张献忠坚持认为，自己与孔圣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某一天，张献忠正在对科考学子大开杀戒之际，成都一共有3座文庙，其中一文庙突然起火。张献忠感到疑虑，就问左丞相汪兆麟：“孔圣人是不是不愿意咱们杀这些读书人哪？”

汪兆麟是一踩九頭翘之辈：“不！这是孔圣人告诉我们，四川的文运走到尽头了。”

张献忠哦哦几声，抚掌大笑，看来真理在大西一边的。

张献忠曾经缴获有一面宝镜，名曰“千里镜”。他仰视天象，俯察四方，常用千里镜予以照射。大西国官员对此宝镜的威力深信不疑：“能闻此异事者乃有福之人，而未能闻者乃无福人也。”我估计，张献忠应该也使用千里镜“独照”过两个洋人，显然，他的X光设备透射出了“赤胆忠心”，否则，洋人早早就被拉去喂皇宫里的獒犬了。

张献忠对各类天文书具有一种病态的痴迷，尤其是汤若望的著作，大西皇帝起早贪黑诵读不已。

大顺三年（1646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南下的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大西军兵分四路，并命令四位义子各率兵十余万人马向川北进发。

八月六日，张献忠率部离开了化作焦土的成都。由于沉重物件无法带走，他下令把皇宫里存立的开明时期雕刻的石犀等掀翻下埋。我估计，那两个红铜天文仪器也一并埋入了地下。

大西军经汉川、金堂、什邡、绵竹抵达顺庆，人马辎重，绵延数十里。农历九月七日在南充军营驻扎下来之后，这一带尚有明朝残余部队，张献忠指挥大军横扫荡涤明将雄应瑞、冯友庆和知府史觐震的部队，九日正式占领顺庆。大西军60万兵马在此停留24天，于十月三日开始移居西充县之南的金山堡。金山堡又名金山铺，即现在西充县金山乡，当时此地为顺庆通往西充县的一个驿站。

金山铺的凤凰山一线旌旗遮空，营垒随山势而绵延，木城、战壕逐一安排妥当，战船也开始伐木制造，海拔不高的凤凰山成为了大西的大本营。稍事安稳，张献忠似乎并没有如史家们所鼓吹的那样，全力准备“抗清”。他念念不忘的是大西宫廷中的天象仪等，思念就是最大的心魔。他实在忍不住了，鉴于地球仪、日晷等一并制造费时费力，他必须具备鉴别主次的辩证法。他下令：“劳役二位司铎，令造天球一具，与前日在成都宫中所造稍为较小，凡各经星部位须按次排列，赶急造作，不分昼夜，不得有误。”铜材、制造设备、人工，一时间就调度妥当。在我看来，天象仪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越了一切，是张献忠急于从中窥视自己的劫数与宿命，一旦窥破天机，就可以找到破解之道。毕竟，狡黠的黄虎，已经多次成功执行顿开枷锁走蛟龙。

但这一次“出川抗清”，他似乎有了非常诡异的预感。

两位传教士采取的办法是，一人在帐篷里读经，一人去作坊铸造赶工，轮流工作。好不容易赶制出来，张献忠叫来了一位中土的堪舆先生，以老江湖的眼光，严厉审视这一作品。堪舆先生必须显示自己的门道与精湛法力，他指出，这个天象仪制作完全不对路，甚至没有显示太阳赤道，这是故意淆乱国家大运所为。天象仪预示着大西朗朗国运，而大西国眼下出现这么多乱子，显然是这两个洋人预以加害昌盛国运呐……张献忠一听，怒不可遏，吼声如雷，但显然已经不能声震屋宇，至多是声撼帐篷。他终于认定，洋人故意胡乱制作，闹乱国运，犯此滔天大罪，不惟害国，且害己身。判决：将两个洋司铎处以极刑。回到杀人上，他的思维是严密的，考虑的是如下几道身体工艺：时而欲活剐司铎;时而欲鞭死司铎;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尽骨消……洋人呆在巨大的恐惧里，双股战战，闪电雷霆加身，气都不敢出了。

但张献忠大喊：“却慢。姑且留下尔等狗命。”

我估计，张献忠还是看在浑天仪、地球仪的分上，也许他真希望大西军占领西半球，重振河山之际，再让两个洋人国师来制造他心仪的宝贝。

这些事情，一直到两位司铎随军到达西充县大营也未消散。皇帝令二人就住在献忠凤凰山的老营（司令部）附近，说是以便“顾问”，实是监督。这是因为两司铎从在成都开始就在上层人物中发展信徒，有张献忠的老岳丈及其夫人，劝化了全家老幼32人悉奉圣教，还有宫女和军官等数十人领洗入教。人在困境里，很容易回忆起鲜衣怒马时候忽略的细节，现在一旦回想起来，张献忠陡生疑心。他的老营附近天天杀人，两司铎“饱受惊惶，坐卧不安”，决定上书陈情，请求让他们离开部队，返回澳门。“献忠阅书，疑为讽已”，他决定找一个出气筒。他认定这些上书之举，出自仆人之计和老岳丈支持，下令将其岳丈还有川籍仆人6名一起逮捕处死，只留下澳门人安当未杀，但须受鞭刑一百……由此足见张献忠的心智蜕变。极度焦虑，转为滔滔愤怒，愤怒的趾爪撕扯自己，到了不堪承受之痛的程度，他必然要把这剧痛，转移到他人身上。

铸造工坊里炉火熊熊，换人不熄火。很显然，两位洋人国师的主要职责是在此铸造天象仪与地球仪。但张献忠还有一些金属嗜好，另外的工匠们也铸造了一批精美铜器。现在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两面铜镜，铜镜的钮上清楚地铸有“大顺三年孟秋月造”七字楷书铭文，据此，这两面铜镜的铸造时间完全可以确定。大顺三年为1646年，孟秋月即夏历七月（公历9月）。同年冬月末张献忠即猝然被杀身亡，这两面铜镜是在张献忠死之前3个月所铸。而类似的铜镜在国内其他地方也有发现。

这一铜镜也暗示我们，张献忠显然在天象里得到了一些对他紧迫性的缓解暗示，他并不以为大西气数已尽，不然，铸这些铜镜来干什么？

时间过得特别慢，就像被粘接弓胎的牛胶黏着了。

1647年1月2日清晨。这一切，距离清军的弯弓弹射而出的利箭，像归巢的雨燕那样飞扑皇帝胸口，仅有几个时辰了。他是活到死、学到死的榜样。

我们就让那一支利箭，多飞一会儿吧。

关于老虎的喻体与本体

《圣教入川记》绝非是关于张献忠言行的“伪经”。其一言一行，铸就了一根屹立中土语境的“谤木”;一本书注定不会把大西皇帝钉上十字架，只能是耻辱柱。

本书里有3处涉及老虎。

“黄虎”是屡屡出现的词语，大西王张献忠也。黄虎是他的本体，抑或喻体？或者我们承认，他可能才是合二為一的典范。

而率军南下征伐大西国的肃武亲王豪格，全名爱新觉罗·豪格，生于公元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作为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骁勇善战，高丽人尊称他为“虎口”或“虎口王”，这一尊称伴随豪格的征途一路播撒。豪格率清军进入四川后，“黄虎”终于落入了“虎口”，成为了一种绝大的历史巧合。

《圣教入川记》里斜插一笔，黄虎被一箭贯胸、大西军四散后，两位传教士随豪格部队抵达西安之后，提到了著名的西安司铎方德望，某次不畏艰难翻越大岭去传播福音，但有老虎纵横山岭。没有武松的哨棒与胆略，方德望决定以滔滔雄辩征服老虎：

“走到顶上，一群老虎来了。司铎向老虎说：‘你们害人性命，实在不好，如今我靠全能天主的名字，命你们以后不再害人了。老虎听得这话，立刻走了。从此以后，那个山上再没有老虎的患。”（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60页）

与虎谋皮，与虎促膝对谈，这样的话语水准，臻于全能之神感天动地，完全达到了“活死人、肉白骨”之境。如果方德望是对黄虎张献忠说出这一番宏论，结果会如何呢？！

1648年，安文思、利类思二神父历经劫难回到京城以后，一场反对汤若望的风暴就在耶稣会内刮起，这场风暴直到汤若望逝世后才趋于平息。一波暂平一波又起，汤若望的追随者南怀仁又遭到了攻击。这场风暴的主要制造者就是安文思神父。

安文思与汤若望的矛盾起源于两点：一是汤若望曾经指责安、利二神父不应该在张献忠属下当官;二是安文思认为汤若望在北京对于营救他们二人没有尽力。关于第一点，根据邓恩公布的资料：“（汤若望）第一次得知，利类思和安文思因为曾经在张献忠政权里做过官，而被视为是强盗和反叛者，这类人通常是要被处死的……汤若望将这些事实报告给傅凡际（（当时中国传教区北方传教会长），他以他坦率的个性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即利类思、安文思的行为是愚蠢的，一旦落到暴君手中，他们应该宁死也不接受官职。”

大西政权的科举考试

“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张献忠初属王自用麾下，后自成一军。崇祯九年（1636年），低一輩分的李自成继高迎祥后称“闯王”，浴血转战，威名大震，向北京进发。张献忠则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一度在谷城接受明廷招抚。养精蓄锐后再举逆天大旗，势力迅速扩大。崇祯十六年（1643年）攻下武昌，在湖北、湖南一带夺得地盘，六月改称“大西王”，以武昌为京城;权力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等，并开科取士。

从“八大王”到“大西王”的变化，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其实明显表达了他由江湖草莽向帝王尊位的身份演变。他慢慢做大了。既然做大了，就得按照“大”的思路来做事。科举考试，也是可以举行的。

大西国首次考试以监军李时华为主考，录取进士20人，均授知州或县令。钦点的状元为60岁的汉阳人陈珏。可见黄虎看重的是一心造福大西江山的真才实学，有志不在年老。

黄虎势力嚣张、摧枯拉朽，九月间其势力发展到长沙，又在长沙搞过一次开科取士，其主考、取士数及状元未见记载。十月，进入江西袁州、吉安等地，也搞了一次科举考试，吉安人吴侯原在明朝体制下多次参试均落第，这次取为三甲进士，被任命为龙泉县的知县。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二十五日，张献忠破安徽霍山县城，打破了守军的堡垒金字砦，俘虏了贡生彭大年、生元金大莱、金大烈以及新近考取的 22名生元。军中缺乏人才，张献忠“求贤若渴”，显示出一番热心肠：“老子要考考你们。恐有奸人混在中间。你们若真是书呆子，我留下你们何用！考后便叫你们回去。”

这与其说是“择优录取”，不如说是对阶级敌人的甄别行动。次日巳刻，知识分子济济一堂，张献忠主持，发给纸墨笔砚，考试题目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一个时辰后，张献忠回到考场，发现多人还在埋头写字，他觉得游戏可以收场了，大声说：“诸兄不必全作，随意写些，不可那么认真。”余紫瑞及黄、汪三人先后交卷。张献忠下令，让他们等候发落。张献忠听取了考生的意见后指出：某人如何好，故居首位;某人如何不好，故居末尾。张献忠对他们三人的意见十分重视，吩咐左右记录在案。

他宣布考试结束！面对有些懵懂的考生，张献忠虎目圆瞪，侃侃而谈，对每一份试卷逐一点评。但是，口若悬河的张献忠过了一把老师瘾之后，他没有兑现承诺，将这些学子放还。

次年初，李自成攻入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张献忠只能一头向西挥师入川，于同年十月建立“大西”政权，立即举行科举考试。他在位两年零一个月时间里，此间又举行过两次乡、会联试和一次制科考试。时间是大西大顺元年（甲申年，1644年）、大顺二年（乙酉年，1645年）、大顺三年（丙戌年，1646年）。

历史的视线，聚焦于在成都举行的大西第二次乡、会联试及制科考试，皆因考生不肯配合，而遭到了没顶之灾。集体性灭绝，仅仅是有一个考生的言行触犯了皇上。另外一次集体性灭绝，则来自黄虎“锄奸”酝酿而起的头脑风暴。

1644年底，成都生员颜天汉对现实不满，欲至陕西请李自成入蜀。他途经广元嘉陵江上游的明月峡，为大西军逮捕，从他身上搜出一封通敌李自成的书信，被押往成都。黄虎一看大怒，他“以为阖境俱反”，势必来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大镇压，方能平息蠢蠢欲动的暴乱。颜天汉被审讯后处以凌迟。历史上著名的大西政权“杀士子”的事件，由此而生。

“锄奸”一旦启动，就没有任何忠言可以阻止了。

据《蜀碧》《平寇志》《寄园寄所寄》等书记载，这两次杀戮考生，一次就在2万人以上，另一次在5000人左右。

有人苦劝皇帝息怒，不再杀人了，黄虎一笑：“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顶蜀天立蜀地，所谓“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是黄虎常说的一句话。

广安州人欧阳直的笔记《蜀乱》（亦名《蜀警录》《欧阳遗书》）记黄虎事较为详细，当时他被迫在大西政权任职，其记载的具体情况并不复杂。

张献忠发诏举办“特科”，所谓“特科”，是张献忠在顺治二年举行乡会两科之后开设的。根据张献忠下达的“特科诏”规定：“凡有前朝在籍乡绅及未仕两榜举贡，监生、吏农、新旧生员、童生、民间俊秀子弟，下至医卜僧道，与夫深山穷谷隐逸硕士，凡有抱一长、挟一技，堪为帝王师佐、鹰根帷幄者，着地方官敦崇礼请，汇册起送来京。候朕临轩策试……或礼请举报有名，而本人规避高蹈，将本人以观望重谴。”【《纪事略》载《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页—53页】

这段话，软硬兼施。一方面求贤若渴，另外一方面有清晰的威胁：“军法严催上路，不至者杀，比坐邻里教官。”学子既然来到成都，但并非情愿，张献忠很快发现了问题：各地的士子“多半观望，间有一二赴选者，又皆庸碌，非老即幼，且浮夸不实，无一真材。到京数日，即谋不轨，杀监兵数百，夤夜夥逃。幸督臣王尚礼察觉，擒缚首逆一百五十九人正法外，方移诸逆入城内大慈寺居住，以候考选。这批被张献忠称为“诸逆”、囚禁在大慈寺的士子，懵懂之中，于顺治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一早遭到了集体性灭绝。

欧阳直记录说：“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则禁之大慈寺。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南城验发。如发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某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赴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散去。”

这两次突然性的对巴蜀读书人的灭绝，结果是“弃笔堆积成冢”，可谓血腥气笼罩了科举试场，两千年巴蜀文脉彻底断绝，滚滚血海淹没了墨砚。在张献忠短暂的据川过程里，真正有效的科举，只有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举行的那一次，产生的武状元为张大受，文状元为龚济民。

武状元张大受的传奇

清代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说，张献忠随意杀戮，但姓张的往往获免;捣毁神佛塑像是大西军的习惯，但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听说供奉的文昌帝君俗名张亚子，张献忠便不毁;点状元也特意选个姓张的……这符合张献忠的价值伦理。

张大受（1617？—1644年）成都华阳县人，字号、生年未详。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大西国称帝后的首次贡举，张献忠亲自拟题，强令士子就试。首先进行乡试，然后举行会试，取进士120人（《科举奇闻》说此次录取进士50名。但《寄园寄所寄》引《张献忠乱蜀始末》和《蜀碧》卷三、《平寇志》及萧源锦的《状元史话》等都说是120人）。

对于校场上把戏，黄虎熟门熟路，决定芝麻开花节节高。要考出水平，考出实效。

大西国武科考试武生时，特地挑选狞劣马数百匹，使应考者骑上劣马，同时命鸣放巨炮、营内士兵大声喧噪，往往马惊人堕。这一幕，虽然不同于古罗马大斗兽场，但滑稽出丑的效果很好，而且比戏剧演出更胜一筹。看得张献忠意气风发，大呼过瘾。

他喊：好。很好。再来一个。

看起来，戏弄读书人，历来是泥腿杆子的嗜好。

但张大受经受了严峻考验。他当年尚不到30岁，腰力十足，身长七尺，仪表丰伟，器宇轩昂，诗词书画皆通，亦颇善弓马。最关键在于，他姓张。而根据荥阳大会前后，在农民军的四百多支、名号多达六百多个的庞大队伍里，有一个起义军头目，就叫“张大受”。

尽管此张大受非彼张大受，也许勾起了黄虎的回忆，他一见“老乡”非常欢喜，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叱咤疆场的自己。他决定，大西武状元，就归张大受。

张大受到设立在蜀王府内的金銮殿谢恩，大西皇帝挺胸收腹。眼前张大受玉山倾倒，他很受用，请起请起。教诲一番后，首先赐金币刀马十余事，接着赐御宴，赏同坐。

事毕，又将席间金银器皿尽数赏赐给张大受，这显然是张献忠喜欢得有点失措了。再过一天，张大受又进殿谢赏赐之恩，张献忠又命御用画家为之精描肖像，传之远方与后世;并再赐美女10人、甲第1区、家丁20人。

一时间张大受荣华富贵，可谓登峰造极。大西国列位臣工纷纷祝贺皇上，称颂“陛下今得奇士，实天赐贤人，辅佐圣朝”，祝贺大西国得了一位奇才，不日必将荡涤天下，光耀大西。张献忠听罢，踌躇满志。

张大受还得进殿谢恩，所谓“礼多人不怪”，但礼节太多了，历来反对繁文缛节的黄虎受得了吗？正传呼间，张献忠对左右说，老子太喜欢张状元，喜欢得一刻也离不得，见了又要给赏，老子简直不敢再见其面了，怎么办呢？

他桌子一拍下令：干脆将他收拾掉！

结果张大受一家老小以及赏赐的美女、家丁全部遇害，赏赐的物品还没有放热，就全部收缴了。这个当了3天的状元，不如不当反而好得多啊。

大西國文状元龚济民则很少被提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状元大典》里，对大西政权的科举倒是有记录，提到的唯一文状元就是龚济民。

据俞忠良《流贼张献忠祸蜀记》记载，有个叫龚济民的儒生，被称之为“汉州劣生”。人品学品如何个“劣”法呢？原来，他在应试策上热情歌颂张献忠品德超越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不识字，听人一说，立即心花怒放;更觉得他的名字是个好兆头，大西国必将济世安邦，便将他第一个“抓举”为状元及第。来自什邡县的老童生熊炳，中了探花，自然也是功成名就了。在廷试策中，他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于蜀中、作井底之蛙，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富有四海。张献忠怒不可遏，认为这是讽刺自己鼠肚鸡肠，将熊炳凌迟处死，将其女眷打入娼门。

暨南大学文学院汪绪慧在《张大受考》一文里指出，“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 还有一个叫张大受的为大西国武状元，字君可，号鸿漾。明朝常熟人。不过此张大受生年不可考，卒于1644 年，张献忠因喜怒不定的性格，杀了在当时曾红极一时的张大受。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曾将明武状元张大受与清朝常熟张大受混淆……明朝武状元张大受和清朝张大受二人除了生活年代不同， 著述、科第、字号均不相同，由于二人均生活于常熟，所以也容易引起人们混淆。在此论述，希望引起注意。”【《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12期第160页】

这一考据，显然与出自成都华阳县的张大受貌合神离了。武状元张大受也可能祖籍就是江苏常熟的，不然，何以成都一地从无其家族的半点传说呢？！

后来，张献忠认为这些考试“未得真材，仍复设科，是一年而两科也”。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在明末风雨飘摇之际，崇祯求贤若渴，于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本年，特开“奇谋异勇科”，诏下，可惜无应试者。这样的“特招”，大概也只有李自成、张献忠之类枭雄，才能够在“奇谋异勇科”中胜出。只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大西国如昙花一现，科举更是白驹过隙。从张大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到全家无辜被杀，以及大西国在四川举行的第二次乡、会联试与最后的制科考试均以大屠杀告终来看，张献忠的科举考试，初衷只是萧规曹随，并无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重用之的打算。其称帝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接连举行3次考试，虽有急需用人的现实要求，却也说明他对科举考试之事并不是很慎重，无所谓章法。其实，张献忠需要的人才，与绝境中的崇祯皇帝的需求——奇谋异勇，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而已。

读书读书，读个锤子的书！

黄虎的浓情快史

义气是一把双刃剑

起心动念是情，符合天地之道，就是情义;如果在情之中掺和了太多的一己私欲，那就是情欲。正人君子们力图“割情欲之欢，罢宴私之好”;做不了正人君子的人，就被情欲牵着鼻子走，刀山火海在所不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你当初不仁，就休怪我今日无义。尤其是赳赳草莽，被“去女色”的英雄主义传统施以大灌顶之术后，他们的情义与情欲，往往是纠缠不清的。

这就意味着，传统男权文化哺育出来的情（性）妄想，偏偏要加诸貌美如花的女性，让她背负起简直不堪负载的道德重量，来匡扶男权秩序的建筑大梁，使得庙堂中人以及大量的在野观众，获得了空前的感官性快感。这样的心态，在《聊斋志异》里同样大量存在，那些自荐枕席、出钱置地、委曲求全、亲自洒扫、不图回报、只求真情交流的狐媚女子，不但成为了小男人们仇恨社会、图谋不轨的安抚剂，而且也让他们的形而下之欲得到了合理排泄。这样的男权版婚恋神话，以女性樱桃之口娓娓道来，既获得了更广大民众的首肯，又暗合了男权情欲逻辑，更推卸掉了“万恶淫为首”的责任。然后，他们对着孔庙与牌坊，隔着衮衮华服，一边行拱手礼，突然打了一串响屁……

这是道貌岸然者的情欲做派。对于流民、江湖中人而言，他们戎马倥偬，脑后长眼，根本没有时间去与巍巍然的伦理扭捏作态。他们右手紧握刀柄，左手揽住一把细腰，喷着烧酒味道的阔口靠上去，疾风一般吹灭红烛与青灯，明月星辰作证，构成了他们的浓情快史。

洞悉人性不是把对方想得最坏，但也不是那么好，而首先在于确定对方“不是坏人”。然后，就去交往吧，可以付出，但记着别指望得到什么。

黄虎早期对待朋友很耿直，肝胆相照，眼里不揉沙子，不然他就不能统领一帮乌合之众，去伪存真，将之打造为收割脑袋的一把把长刀利剑。到了成都定都后，黄虎开始反刍友情，觉得友情可以拆开来进行实质考量。在这种奇怪的心态作祟下，他手持解剖刀一探究竟，开始戏弄友情，最后发展到游戏天地的程度。但他对待女人的态度却是更为奇怪的，并非全如史料里的叙述那般喜好醇酒妇人、贪色好淫。他到生命后期对于女人大开杀戒，也是有迹可循。

那个在延绥镇刑场上大喊“刀下留人”的明朝总兵陈洪范，并不知道他救下的抢劫官府库银的张献忠，多年后会成为一方豪强并在湖北谷城接受朝廷招安。在黄虎居住于谷城老街方岳宗家里期间，有一段值得一书的兄弟情义。

黄虎闻听松江（今属上海）知府方岳贡的弟弟方岳宗在谷城，他把方岳宗拘禁起来，要榨出“浮财”，但结果出乎黄虎意外，方岳宗家除有不少书籍外，别无他物。这一结果，激发了黄虎良知，原来真有清官，让其顿生敬意。

方岳宗本为地方豪强，为人很讲义气，喜欢大碗喝酒。据说他有醉后发酒疯的毛病，所以他一再央求“张敬轩将军”不要灌醉自己。张献忠笑着说：“此何妨？直当痛饮为乐耳！”有一回两人喝得酩酊大醉，方岳宗竟然手舞足蹈，拳击张献忠的后背，哪个敢于摸老虎屁股？！彼此撕扯起来，黄虎竟然不是方岳宗的对手，而且衣服也被撕破了！但黄虎并不以为意，还夸赞道：“真壮士也”。都是英雄嘛，要有度量。“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的古训，黄虎是非常钦佩的。

1638年冬季，李自成并不明白黄虎接受招安的真假，冒生命危险，潜入谷城动员张献忠重新起义，并约定来年端午节前后同时起事。“双雄”相聚后，眼观天下的张献忠，果不食言，在第二年农历五月六日重竖逆天大旗。

黄虎在谷城接受招抚，却没有驻扎在谷城而是驻扎在谷城的石花镇，这一住就是4年。此地是黄虎恢复元气的天然宝地，他屯兵于此，觊觎天下。谷城背靠武当山，与李自成藏身的商洛山相连;面临汉江，既是天然屏障，又可水陆并进。谷城又与李自成首次称王的所在地襄京（即现在的襄阳）仅隔150华里。

黄虎大军顺利占领了谷城县，他坐在城头上驱赶百姓，看着百姓跌跌撞撞像胡同里的羊，徒劳地直来直去，牧羊人黄虎心花怒放，他下令关闭城门。这时，方岳宗才慌慌张张地跑出来，远远大喊：“张敬轩将军救我！”

献忠连忙招手说：你怎么还没出城？再迟就来不及啦！于是吩咐赶快打开西门，放他全家老小一起逃走。由此可见，黄虎身上还奔流着情义的热血。

方岳贡是谷城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官员。计六奇《明季北略》说：岳家的方岳贡，任松江知府，算得上是一个清官。张献忠曾经写信争取过他：“使为官者人人皆如我公，百姓不受脧削之苦，献忠何能起事？”敬重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曾官居户、兵二部尚书兼大学士（宰相）的清廉之臣，最终还是惨死于李自成大顺军刀下。方岳贡著有《国纬集》（61卷）《经世文篇》《是政篇》等。《明史》有传。

黄虎成为“老皇上”之后，他的恩重义气，似乎还在。但他强烈的自尊，与神经质肃反意识，已经明显压倒一切了。他就像一架天平，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他拼命想扭转态势，可是越是努力，天平就越发歪斜。

古人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如果把这话作为一个字谜，就暗示了一个极端的字：彻。彻底、决绝，不留余地。

但黄虎显然又高出一着，他的思维故意绕了一个弯。当局者就被迷惑，显出了原形。

处死蜀王后，黄虎“尝封蜀世子为‘太平公，以一艳妾为赐，戒之曰：‘人苟不喜淫，勿嬲也。未数日，公与妾同朝于张，向之微笑，缚公及妾并杀之”（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故宫出版社2013年11月1版，卷十三，第371页）。

世子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称谓，儿子都是世子，后来演变成封号，也就是后来说的储君，一般为嫡长子。保留蜀王长子之命，显然是黄虎出于希望蜀地长治久安的声望考虑。

黄虎给予太平公的待遇其实并不低了。他的谆谆告诫更是一语双关：要懂得礼数，還要注意身体哟。

现在，在威严的大西宫廷，他眼睁睁看到自己熟悉的女人丽花怒放，美得陌生了，美得不可方物，美得一塌糊涂，连同这个面首一般的文弱俘虏，他们竟然琴瑟和谐，秋波互荡，真是不知廉耻！两人敢于以微笑来挑战老皇上的神经！这不是找死吗？

黄虎黯然，因黯然而绝望，因绝望而勃然。

他吩咐：立即动手，把这两个狗男女砍了。

嬲，读niǎo，有纠缠、搅扰的意思。在黄虎的语境里，他与太平公之间，夹着一个以往平常、现在突然美丽的女人。他，感到了无边的嬲。

但试想一下，没有纠缠、搅扰，不嬲的话，又如何有江湖恩怨和引人入胜的传奇呢？很多人毕生都不认识“嬲”字。他们从没料到：打铁的锤子是拿来出头的，镰刀是用来收割脖子的。

黄虎根本不喜欢“嬲”的世界，一嬲即动杀机。

他其实喜欢“嫐”。

嫐，读nǎo， 嫐比嬲多一层意思。《康熙字典》：“娆，嫐也。”说明嫐另外还有娇媚、柔弱、妖娆、妩媚的意思。

黄虎一直深爱朋友，在成都也一直爱着哥们，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酒的好处是可以把自己独自带回往昔，一窥铁马金戈的峥嵘岁月。友情激荡汹涌起来倒灌喉头，发出一股泔水的馊味道，怎么回事啊，黄虎发现友情比酒更醉人。

我们再看一段记载：

“张酷好朋友，遇相知，彻夜欢饮不懈。及去，厚赠之。而预遣人伏中途，斩其首归，椟载之以随。军中独饮不乐，令启椟曰：‘请吾好友来。取头遍列席间，持盏劝酌，欢洽若生人，名曰‘聚头欢宴。”（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故宫出版社2013年11月1版，卷十三，第367页—368页）

这些细节不见于学术中人倾心的宏大叙事，但如此细微的事情也被文人们予以记录，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这与黄虎击杀大西国的武状元张大受一幕，何其相似！简直像一个剧本的两次成功演出，一次比一次更注重细腻情感的表达。从聚义演变为聚头，他把斟满烈酒的玉杯亲手奉到头颅跟前，嘘寒问暖，把酒言欢，附耳交流。他要把某种一直为他供暖的情感，保持下去。他绝对不容许这种纯洁的情感受到任何玷污。

自我看来，黄虎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只是在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显示绝对权力并自我放纵。生与死之隔，就像刀锋一般薄，甚至就是一回事。

但活着的情义永记心中就可以了，情义是多么可贵啊。

来来来，饮尽这杯再说。足够人生浮一大白。

黄虎把桌上的酒统统一饮而尽。

我至今以为，黄虎仍然是喜欢朋友的，他一直有义薄云天之概。一切的一切，大西大西，都是为了明天的大西，抛头颅洒热血合情合理，各位臣工必须竭尽每一滴血。只是，他不喜欢嬲的人以及嬲的恶世界。勿嬲！他喜欢独自面对沉默的情义，比如死人脑袋，安静如学堂里学生，痴望着功名利禄的明天。他喟然长叹，美丽新世界是自己动手打拼出来的。举杯邀明月或者虚无对饮，就够了。

因为，他不放心有一双他者的眼睛，注视自己的酒杯。

攻襄阳找回面子

追随在女人的石榴裙左右，将她们的德性与追逐者自己的人生目标合一，一直是文弱书生的狂想曲。女人可以激发男人的雄心壮志，最棒的女人却可以平息男人的野心。她们把男人的灵魂提升到距离躯壳很远的地方，再让男人们成功地独自返回，成为完整的自我。这些浅陋之论，对于扬刀立马者来说，娘娘腔，耶！

黄虎妻妾们的命运是殊途同归的：屡杀屡易。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明军大将左良玉在位于川楚秦豫交界的玛瑙山，与黄虎打了一场恶战，黄虎损失惨重：年仅8岁的儿子被俘后自刎（这一结局让人非常怀疑。如果是真实的话，足以看出虎父无犬子）;黄虎一共有妻妾9人，一是丁氏，二是敖氏，三是高氏，四是白氏，五是刘氏（潮广蕲州荆王元妃），六是老脚。在这场恶战里，妻子敖氏、高氏与养子惠二（儿）等7人被俘，另一位妻子被俘后义不受辱遭到杀戮，军师徐以显、潘独鏊亦被官军俘获。更为丢脸的是，张献忠自用的篆有“天赐飞刀”四字的镂金刀，以及篆有“西营八大王承天澄清川岳”的虎符，也在这一役中丢失。对于胸怀天下的大西王而言，这非常丢人现眼。

潘独鏊为人机警，化名“刘若愚”希望蒙混过关，“若愚”是渴望鱼目混珠，“若智”才是本质写照。但是，官军已从俘虏中得知真相，还从他身上搜出了他写的两首“反诗”为证，其中一首题为《白土关阻雨》：“秋风白雨声，战客听偏惊。漠漠山云合，漫漫涧水平。前筹频共画，借箸侍专争。为问彼苍者，明朝何是晴？”白土关位于竹溪县境内。此诗大概写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秋季，张献忠与罗汝才联合攻打竹溪之时。

擒获了黄虎的妻妾，连同张献忠的心腹徐以显、潘独鏊等人，官军兴奋，立即押送到防范森严的襄阳城监狱。襄阳知府王承曾年少轻狂，沉湎酒色，见到押送来的张献忠妻妾各个“体健貌端”，袅娜多姿，顿时精神焕发，验证了他萦绕心间的绮丽怀想。因为他早就“悦敖氏、高氏之艳。托以问贼中事，笑语颇洽”。王承曾的拿手节目是“每晚囚薄呼名”，在高声点名的吁求下，美女们燕语莺声自唱芳名，王承曾事必躬亲，但如沐春风。假公济私，温言软语，眼睛喷火，种种迹象表明，王承曾不愧为风流少年，而黄虎的妻妾，显然也是一问一答，秋波横溢。他不仅没有因张献忠妻妾的到来而加强防范，反而以为天下很快平定，对襄阳的防范不以为意。

玛瑙山之战是黄虎一生里十分罕见的大败仗。自己的女人被俘，就像头上顶着一坨屎。他岂能咽得下这口恶气！

几个月后，黄虎与罗汝才逃到郧阳，郧阳巡抚袁继咸集中兵力予以阻击，最终迫使黄虎败走宜城。黄虎熟悉兵法，率军逃亡途中，侦查得知襄阳城势力薄弱，决定出其不意，予以致命一击。他派出12名骑兵，半路截杀明军的传令兵，伪装成公差。二月初二的半夜，霜雪茫茫，农民军假扮成明军传令兵，来到襄阳城下叩门。守城官员草草看过农民军拿出的诏令，便放其入城。

12人的先遣队，立即挥刀斩杀守门官军，同时预先渗透到城中的几百农民军也随之起事，一时间襄阳城门失去控制。襄阳城里还有一部分因被污蔑而投入监狱的书生，也随之杀出响应。這些书生家里有钱但比较吝啬，襄阳县令贪图他们家中的财富，便派人造假证据，污蔑其不守法律，将他们投入监狱。结果这些书生十分激愤，便投降农民军，并将官署里的机密资料全部搜索并献出。当时，城内农民军纵火烧城，火光漫天，后面的大部队疾驰赶到，各处城门都被打开。

初五早上，农民军已成功突入城内。倾情于黄虎妻妾的王承曾突围逃走了。三月，王承曾等人“以失城”解京提问。南明刑部于1644年的结论是，王承曾“应绞拟赎”，即“无大咎也”。后为荆州知府，其人生结局竟然是峰回路转。从王承曾的转折里，不难得出明末江山倾颓、人心崩坏的恶兆。

比起王承曾来，襄阳城内的官员，运气就太差了。

驻守襄阳的将领李天觉城破时向北磕头礼毕，将官印放到案堂上后从容自尽。农民军焚烧城内的襄王府，并活捉襄王朱翊铭，这位襄王可是与万历皇帝平辈的堂兄弟，也是当朝皇帝、崇祯皇帝的叔爷爷。

这个面子就大了，足可以抵消埋在心头的鬼火。

次日一早黄虎入城，他大大咧咧坐在高堂，年过七旬的襄王跪在堂下，屁滚尿流，高喊千岁爷饶命。黄虎一听，反讽起来：“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一用。”襄王说：“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搬用。”献忠道：“你有什么办法能禁止我不搬呢？只有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就不得死。”因为襄阳属于杨嗣昌的防区，而在明朝“失陷藩王”肯定要被杀头，张献忠只要杀了襄王，杨嗣昌就难逃一死。

在黄虎雷鸣电闪的唾沫下，襄王萎顿倒地，全然没有皇家风度了。黄虎暴跳起身，连砍三刀。襄王身首异处，尸体也随即被焚烧。黄虎下令，襄王家眷及其第三子贵阳王朱常去等43人也被杀于西城门外。

在城楼冒起的冲天火光中，福清王朱常澄运气较好，竟然趁乱逃走。后来派人悄悄前来收拾襄王尸骨，结果只捡到数寸头颅骨。

黄虎的妻妾们，在襄阳监狱里几乎为他戴上了绿帽子。当然，为了活命，这一切暂且记下。他派人去监狱，迎出了妻妾以及潘独鏊等。由此可见，黄虎的情义。

义军收缴了官军大量的军饷和军用物资，补充了自己的装备和给养，拿出白银15万两救济穷苦百姓和各地饥民。

闻报，崇祯皇帝大怒，逮捕了一批懦弱官员。襄阳城是杨嗣昌围剿农民军的军府，城内军资器械堆积如山，结果被农民军掠夺一空，这是杨嗣昌的全部家当，由此注定了杨嗣昌的结局。

襄阳战役提高了张献忠的威望。有论者认为：襄阳战役之后，“献忠自诩威名远出自成右”，张献忠部进入了极盛时期。

次年湖北襄阳、郧阳大旱，蝗虫蔽日，野无寸草。左良玉军队二三万人入城，洗劫本已嗷嗷待哺的百姓。“士民相见，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真惨极矣。”【高大枢《守郧纪略》，见《虎口余生记》（外十一种），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8页】

最后一句，堪称画龙点睛。

皇后的接力棒

黄虎在河南作战时，曾娶丁举人之妹为妾（见光绪《黄州府志》卷二十二）。

这是怎么“娶”到手的呢？

姚雪垠《李自成》当中是有描述的：张献忠在南阳，闻听新野丁举人之妹甚美，正要远嫁唐县。于是在丁举人的妹妹出嫁途中，花轿被张献忠劫走，成了张献忠的妾。当妹妹刚被抢走的三四个月时间内， 饱读诗书的丁举人认为简直是奇耻大辱，痛恨妹妹不能大义殉节，并且责备母亲不该为此事哭哭啼啼，他指天画地，愤怒怪罪母亲家教不严。可是从张献忠接受了官府的招抚之后，丁家妹儿派人带了厚礼来家探亲，哇塞！“压寨夫人”扬眉吐气，轰动乡野。丁举人一看，一度念念有词的礼教瞬间轰毁，人生观为此大变。从此后，他以是张献忠的亲戚为荣，吹嘘妹妹的八字好生得尤其好。丁举人除了经常去妹妹处打秋风外，还依仗和张献忠的关系，寻求仕途进身的机会……

丁举人意气风发，足可以浮一大白。

丁举人并不可耻，文弱书生不能不顺势而导、水到渠成，坦然接受璀璨命运。

当然，黄虎的确正儿八经“娶”过一个女人。

崇祯十一年（1638年），黄虎在谷城期间，聘娶敖生员之妹（见徐鼐著《小腆纪年附考》卷二）。具体情况是，四月初八日，明政府宣布张献忠受抚。受抚仪式在距离谷城县城十里的王家河举行，张大经代表朝廷授予黄虎副总兵的官衔，按照协议规定，受抚后的张献忠屯驻谷城。张献忠将受抚地点王家河改名太平镇，以示休兵，共享太平，又娶敖生员之妹为妻，并将家一度安在当地绅士方岳宗家里。黄虎后来在谷城修建了一所大宅院，院内有牡丹，竟在冬月盛开。有人恭贺道：“老爷必有天日之分，从未见有牡丹花开此时的。”

美女妻子、大宅院，加上冬月牡丹怒放，一系列不平常的诡谲之事，看得黄虎心花怒放。这些都是一层层的迷彩，情义也是迷彩。他是一副解甲归田的样子，顺民的样子，呵呵呵。本来可以学学姜太公钓鱼，可惜无鱼可钓，只好成天喝酒，好像在消磨意志。

黄虎的岳父，一直跟着女婿勇闯天下，辗转来到成都。本名不详，因为皈依天主教，传教士赐名“伯多禄”。根据以上记载判断，可以推测他应该是丁氏或敖氏的父亲，是丁氏父亲的可能性更大。我想，传教士赐名伯多禄（拉丁语：Petrus），此为罗曼语系的姓氏，是天主教的圣名。伯多禄意为“坚如磐石者”，中文意为“年长者的福音”。老人“坚如磐石”地挨到了西充县老营，终于被狂躁不已的黄虎一刀砍作两断。可以看出为了心中的“天条”与“大义”，黄虎六亲不认的决绝。

黄虎在蜀，“有一妻七妾，皆有殊色，然性不好淫，一妾兴发，强嬲之，张引刀立斩其首”（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故宫出版社2013年11月1版，卷十三，第371页）。

这一段话较为罕见，但较为合理地解释了长期行军的黄虎，朝不保夕状态下形成的身体机警。需要注意，此处出现的“嬲”，已经让黄虎的审美从丝绸滑向了刀锋——尽管这两者具有情欲的美学通感。

经过一系列宮室扩建，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宣布登基称帝，建立大西政权，既是建国，所以也称大西国。这是中国大地上继朱由崧、李自成之后出现的又一个皇帝。这样，华夏版图里出现了四大权力集团的柄权者：福临、李自成、朱由崧、张献忠。

依蜀王府旧址基础上改造为大西皇宫，张献忠黄袍加身，文武百官磕头如捣蒜，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此时，身披黄袍的张献忠俨然黄虎也，龙盘虎踞，两袖清风，红光满面，挥舞巨手，健步登上金銮殿……

既然天子出临，不能没有皇后。黄虎喜欢的刘氏出身高贵，但毕竟是荆王的女人，可以担此大任吗？

天命二年（1643年）正月间，张献忠率军冒雪攻克蕲州，数百万皇宫宝物、美女悉归己有，这当中还包括传奇的宫女“大脚”。明宗室荆王朱慈炤被张献忠装入囚笼沉入长江溺死。荆王元妃刘氏仪容出众，号“荆州妃”，张献忠一见，惊为天人。美女由此横移床榻，跟随起义军跋山涉水入川。井研县陈演女儿出任大西皇后才十几日即被黄虎诛杀，刘美女好不容易熬到出头，终于成了“大西皇后”。

张献忠攻克成都后，大西宫廷后苑凑不够三千佳丽，那就只好来一个“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还拥有300名嫔妃以及原蜀王府的太监，他先后封有4位“皇后”，分别是丁氏、白氏、刘氏、陈氏。皇后陈氏的命运却散见于各种正史野史，显得尤为触目惊心。

明末崇祯帝的内阁首辅中，四川井研县井研乡人陈演被《明史》称之为人“既庸且刻”。《明史》对他的评价，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负面形象。

陈演（？—1644年），字发圣，号赞皇。天启二年（1622年），陈演考中进士，改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出任编修职务。崇祯帝即位后，陈演升任翰林院掌院（翰林院的主官，总领侍读学士以下的翰林院各大官员）。崇祯十三年（1640年），陈演又升任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由此，他也成为井研县历史上官职最大的名人。

无能之辈，最大的能力是善于揣摩上级意图，当然这是他们过五关斩六将的看家本领。陈演同样善于“揣摩圣意”，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崇祯十三年四月的某天，陈演得知，翌日崇祯要召见群臣。当崇祯帝问起国政之时，陈演对答如流。崇祯认为陈演忧国忧民，宣布：升任陈演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陈演的私欲由此得到了制度化的疏导。

二月初八日，李自成攻陷太原，京师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建议紧急征调吴三桂进京“勤王”。崇祯召开紧急御前会议，最终达成决议：征调吴三桂。但陈演、魏藻德等内阁大臣接到圣旨后，迟迟不动，导致此事一拖再拖，延误战机。陈演后来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上疏引咎辞职。此事激起群臣公愤，表示要追究陈演的罪责。

陈演对崇祯帝说：“我判断失当，罪当死。”气得崇祯帝大骂：“汝一死不足蔽辜。”把他轰出了大殿。

陈演虽然丢人现眼，但他解脱了，可是大明王朝的劫难由此铸定。三月初四日，崇祯帝决定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等“勤王”……但“勤王”军队尚未赶到， 李自成的刀锋已经砍破了北京城门。

陈演想逃离北京，但他为官多年积累的财产实在太多，又舍不得丢下。犹豫之际，他只是让长子陈士楷、女儿九姑娘等抢在大顺军围城之前，动身回到四川井研县老家。儿女带回家乡的这一批财宝，数百年间引得无数窃贼接踵而至，以致井研县不少豪门大户的墓穴难逃厄运……

陈演不得已，主动向义军将领刘宗敏献出4万两白银，希望活命。不料，家仆对陈演恨之入骨，告发说陈演家里还藏着很多金银财富。

义军一挖，果然如此，刘宗敏大怒。对陈演严刑拷打，陈演又献出数百两黄金、珍珠成斛，古玩无数。

此时，李自成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和清军接连打败，被迫撤离京城，为防止明朝旧臣“作乱”，把陈演为首的一百多位明朝大臣，押往平则门外斩首。

陈演做首辅10个月，政绩上，可以用崇祯帝在罢免他前一天说的话做总结：“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黄虎娶井研县陈氏九姑娘为皇后，是右丞相严锡命出的主意。《明季南略》：“乙酉春，（大西军）夺取井研县。”这就是说，出自名门的九姑娘是被大西士兵发现上报的。与陈演一样，严锡命很善于揣摩圣意。张献忠身边美女如云，但均出身卑微，或来路不正，因此想找一位出身高贵、气质高雅、相貌出众的女子做皇后。

九姑娘系名门闺秀，相貌出众，其父为大名鼎鼎的陈演。严锡命与陈演都是四川人，曾打过交道，知道陈家儿女回到了老家。如今世道大变，陈演已死，严锡命为了苟延残喘，便不顾与陈演的交情，干起了伤天害理之事，把陈氏送进了宫。

礼部写了一个冗长的方案，张献忠生气地说：“皇后何必仪注？只要咱老子球头硬，养得她快活，便是一块皇后矣，要许多仪注何用！”

说归说，仪式还是照常进行。

这个迎接皇后的议程之所以铺张，一方面在于博得黄虎高兴，另外一方面在于向世人宣告大西國的崛立。

自成都南门五里外架桥高十数丈，逾城直达蜀王府的大道上，左右装上五彩栏栅，搭结锦棚，做成明珠像星辰造型，首尾悬水晶灯笼像日月，望之如长虹亘天，迷离夺目。

清朝到民国，成都民间一直视南门为“喜门”。来历是否与这一次迎接皇后入城有关，是值得考究的。

皇后入宫，黄虎慷慨地封其兄陈士楷为国戚。

顾山贞记载了一桩逸闻：

（黄虎）一日下令云：“陈娘娘欲斋僧，大僧银十两、小僧银六两。”以黄封封银柜，舁入寺中，诸僧皆喜。更有小儿求僧曰：“我愿割发作沙弥，得六金，当以半谢！”僧唯唯。及期，大小僧几万人入寺领银，贼闭寺门，每十僧贯以一绳，尽杀之。【《虎口余生记》（外十一种），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96页】

这种游戏心态，与黄虎“喜好朋友”的故事一模一样，足以体现其心性的诡异。

陈氏自幼锦衣玉食，教养很好，被迎进大西皇宫后，十分厌恶这位粗俗不堪的草冦皇帝，因而成天悲悲切切、寻死觅活。夜里，张献忠要她伺寝，她总是冷若冰霜，不愿迎奉。见自己的热脸贴了冷屁股，张献忠大为不悦，于是来个霸王硬上弓，这使得陈氏更加憎恨张献忠。

陈氏进宫的第9天，张献忠喝完酒后照例回宫要她侍寢。陈氏见他喝得大醉，不愿伺候。张献忠勃然大怒，命人把陈氏勒死。可怜一代川中美女陈氏就此香消玉殒，陈演一家从此灭门！

“宜正坤位”的九姑娘，仅仅做了9天皇后。“荆王元妃”升格为皇后。

稗官野史对皇后九姑娘还有一些记载，比如说：“献忠既亡，孙可旺等乃奉伪皇后陈演女为主，驻遵义桃源洞;可旺等诸贼每早必往朝贼后，凡事奉请而行，伪宰相汪某辅之……”这些记载是张冠李戴，这里说的是刘皇后的结局。大西大顺三年（1647年）正月，张可望率大西军主力出川，摆脱了清军，转兵贵州，“所过民皆安堵”。途中，于遵义桃源洞处决了在大西政权主政四川3年中，犯有严重错误并负有重要责任的左丞相汪兆龄，同时处死了对张可望等主政军中起实际掣肘作用的张献忠皇后，整饬了内部纪律。

历史学家任乃强在甄别《逸民氏·蜀记》一书时，认为此书“通篇夸言杀人”，但仍有不少可取之处：“……献忠被清兵射死后，‘伪皇后丁氏、白氏、刘氏、陈氏拼命逃出。丁氏系在谷城所娶，陈氏是称帝后娶井研陈演女，皆确有实证。峨眉山金顶旧藏有陈皇后献珍珠伞，余曾亲见。白、刘二女不详。且其叙次先后，未乱，亦足见其确有依据。”（《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刊《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第二期，1981年2月出版，第206页）

任乃强先生也有瑕疵。其《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认为：“献忠建国称帝后，立井研陈演女为皇后，迎娶之礼甚隆，《蜀碧》记之颇详。唯云‘不七日，皇后赐死，其兄亦受极刑则误。利、安二教士所记，屡言‘献忠之岳丈未著其名。大顺元年冬至日大宴，其人与献忠、汪阁老及二教士同席。后遂以全家皈依天主教。至大顺三年时，因二教士谏献忠残杀，迁怒受诛，非十日，即刑死也。”他显然混淆了陈皇后、刘皇后，而且没有厘定黄虎岳父伯多禄的情况。

1646年七月，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鉴于女人是斗争的腐蚀剂，他率先垂范，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放下屠刀，他对义子孙可望说了一段话：“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有情有义，存天理灭私欲。其实，他最爱的是无休无止的斗争，是斗争中的自己。

乱世书生欧阳直

苦学与苦命之子

欧阳直（1620-1698年），原名欧阳睿年，字公卫，号淇竹，行十，广安州（今广安市区花桥乡）人。花桥乡素有“广安北大门”之称，位于渠江以西、广安市主城北部，其东北面与达州市渠县接壤，西北面与南充市的蓬安县、营山县交界。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将其纳入版图，同年广安府改名为广安州， 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后，先后为李自成、姚黄（姚天动、黄龙）武装团伙及明将甘良臣等部轮番占领，为历经劫难之地。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灭大西政权，花桥归入清朝版图，隶川北道顺庆府。至今仍有欧阳家族繁衍。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欧阳睿年出生于广安州花桥乡一个略有薄产的耕读之家。他的经历较为悲摧，4岁丧父，7岁丧母，10岁时他的3个哥哥相继去世。嫂嫂傅氏为宕渠县世家出身，带他回到娘家生活。孤贫让一个人醒事很早，他发奋力学，读书不已。嫂嫂的哥哥傅维吉十分怜悯欧阳睿年的身世，希望他有出息，每每资助笔墨费，还为桑梓好学子弟组织了一个“梅社”。欧阳睿年尤喜韩愈、苏轼文章，曾经在一个大雪乱飞的夜晚孤灯相伴，读至天明。

欧阳睿年14岁时参加州试，被知州马乾慧眼看中选为头名，进入州学，算是庠生。17岁娶亲，均由嫂嫂提供一切聘礼。他成家后奉迎嫂嫂到自己家里生活，供养如母。壬午年（1642年）22岁补博士。在儿子诞生后不久，夫人刘氏突然病故，欧阳睿当年又续弦于乡里，功不成名不就，他只能继续攻读，一条路走到黑。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黄虎大西军攻占成都，建大西政权，张献忠开始也欲萧规曹随，在全川四道设立学院“取士察吏”。

鉴于人才不丰，求贤若渴的黄虎下令，四川的读书人必须参加大西会试。欧阳睿年于该岁秋季赶赴蓉城，参加了大西科举会试。才华如锥，锥处囊中，大西皇帝目光如炬，立即钦点欧阳睿年为大西国大顺元年（ 1644年）甲申科榜眼进士。由此，欧阳睿年就像进入到一个锋刃与血肉相交会的绞肉机内部，他只能在缝隙里苟延残喘。

他先是奉旨发光禄寺给养，这是一个礼仪性的虚职，不久调东平王孙可望部任监军，再后来转骁骑营刘进忠部任职。大顺二年（1645年）三月开始，黄虎大开杀戒，甚至对自己军队里的四川人也不放过。刘进忠十分畏惧，背着张献忠欲联络清军，由此火花四溅，内讧纷起。利用军队乱哄哄之际，欧阳睿年乘乱逃出，返回数百里之外的广安府老家，由于害怕大西国按图索骥捉拿逃犯，他改名“欧阳直”，立即处理房产收拾细软，购舟携眷，准备远遁贵州永宁一带山区。在许多四川人的眼中，当时属四川管轄的遵义府以及贵州山区，仍是一方可以安身立命躲避战祸的偏壤净土。

由于携家带口必须走水路，而由广安南下的渠江水路，从永兴场到重庆府，有“内槽”和“外槽”之分：内槽路线是永兴—双河—古桥—阳和—高兴—观音—溪口—三汇—北碚—重庆，这一条路线紧贴华蓥山麓而行，路线相对较近，但常常遭遇山匪抢劫，故走的人相对较少;外槽路线虽远，但较安全，其路线是永兴场—清溪口—明月场，在代家嘴（老渡口）过渠江，经沙湾至罗渡，再依次经打铁口、丹溪口、云门镇、合川县城，直达重庆。分析起来，欧阳直一家应该走的是外槽路线。不妙的是，船至渠江边的明月渡，他们遭遇了浩劫。

老渡口是岳池县罗渡、石垭片区群众前往明月场、双河场、永兴场的必经之地。兵荒马乱时节，交通要冲更是成为强人横行的所在。从陕西入川、纵横于川北的“摇黄”，俨然成为了鱼肉百姓的第一把利刃。

在张献忠纵横西南前后，除明官军和地主、土豪武装残害百姓以外，还有一股从陕西流入四川北部的土匪势力，名叫“摇黄”，杀戮百姓最为凶残。这帮乌合之众很是复杂，既有暴民、流氓、土匪，也有破落地主与土豪。后来成为明官军并曾投降过杨展的袁韬、武大定，便是地主、土豪出身，他们曾经就是“摇黄”的大头领。费密《荒书》记载，“武大定，贺人龙旧部曲也”，当时也称之为“土暴子”。

在明月渡，遇到“摇黄”团伙突然拦船，不由分说上船横刀就砍……欧阳直妻儿一见求生无望，被迫投江溺亡，奴仆被杀，或被掳。欧阳直最后被俘，没有被一刀毙命，在于“摇黄”认为他是逃亡的财主，必是一头“肥猪”，除了船上细软之外，肯定还藏匿有大量浮财，于是对其施以鞭打炮烙，渴望榨出最后的油水。欧阳直百口难辩，被打得死去活来……

刀锋之下，高喊“我是读书人”听起来有些可笑，但却是具有起死回生之功。一位“摇黄”的小头目一直在拷打欧阳直，其身边依附他活命的，有不少抢来的民女。一位赵姓女子向小头目代为哀求，留下吧，留下一条命吧！小头目喜欢这个赵美女，心一软，就决定刀下留人。杀人固然可以为乐，但杀人为乐之余，也许土匪们知道“读书人”可以做一些辅助杀人的基础性工作。

欧阳直被押解到“摇黄”营地，见到了匪首“镇西行十万”。

欧阳直后来在《蜀乱》里描述说：

“乙酉（清顺治二年），……‘摇黄贼屠巴州、通江、东乡、太平、达州、梁山、新宁、开县各地方，人烟俱绝。”“‘摇黄贼攻破长寿、垫江、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渠县、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烤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营。所获壮丁，用湿牛皮条绳之，文其面背粮，无人得脱。积尸遍地，臭闻千里。张献忠设监纪通判，驻防参将同有司官赴广安，摇‘黄贼攻围杀之。”

“丙戌（清顺治三年），‘摇黄贼行十万，争天王、夺世王、争食王、马朝（即马超），俱移大营屯于广安州之河东。顺江棋布而居，上抵达州、下抵合阳，连营千余里。数日内，草木根俱为采薪挖尽，采粮至月余路而后返。”

“大清肃王班师，由秦北旋，因蜀中粮绝也，明宗室朱容藩自夔东而南上，招安‘摇黄贼。封争天王袁韬定西伯，行十万呼九思镇西伯，联络王祥、李鹞子、余大海等，恢复重庆。未几，官兵不和，各散去。城无人烟，草木荒塞……”

看起来，作为“摇黄十三家”之一的“行十万”，强人巨膂，但绝非省油的灯。他一见欧阳直细皮嫩肉，估计油水“大大的有”，立即下达了凌迟之令，他就是要看看文人一触即溃的抵抗力，与财宝提供的动力，谁主沉浮。突然，一个女人在大堂跪下来，向“行十万”磕头几十个，苦苦哀求。对此，“行十万”大为受用，这个代欧阳直求情的美女，也是他的新宠，美人落泪，玉树千枝花带雨，金菊万朵月含羞。他吩咐“且慢”，莫哭了莫哭了，将欧阳直收监再说。

一会儿，有一女佣来探视欧阳直，自称是“行十万”爱宠向夫人的丫鬟，向夫人原为通江县绅士的侄女，被掠来做了压寨夫人，但身在曹营心系大明正朔，要救书生于水火。女人的心，不好测度，此为一证。

向夫人怜悯欧阳直是同乡且是读书人，一番耳鬓厮磨，加上嘤咛几声，总算得到“行十万”首肯，并委任欧阳直为一小头目，并大度地送给他两个女人充为妻子。这就是说，都是自己人，都是兄弟，亲如一家。欧阳直承认，“衣食起居悉加亲人礼”，足以显示出向夫人在土匪窝里的“英雌”身份。欧阳直依靠向夫人的大力庇护，写写算算，身体康复，越发唇红齿白，在“摇黄”营地扎根下来，而且生活得有滋有味。

欧阳直与向夫人到底发生了何等交往，我们不得而知。年少俊美的欧阳直明显受到了优待，遭到了周围人的嫉恨，他感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敌意。谣言四起，直捣男人的自尊。可是“行十万”心怀宽广，并未有吃醋之酸，一直相信他……两年之后，熟悉周围一切情况的欧阳直，与“摇黄”团伙混得厮熟。有一天，他突然丢下两位妻子，孤身从“摇黄”营地奋力逃亡，上演了一回书生千里走单骑。

从欧阳直前后两次获得美女搭救的经历而言，这就决定了他不是一般人，总有贵人相助，具有一种幸运儿的奇特命势。他一路来到定远县（今武胜县），经过驻军反复甄别后，抚镇曾英置之为幕僚。抚镇曾英与巡抚马乾会师于合阳镇，巡抚马乾曾经任广安刺史时点欧阳直为童试第一，鉴于混乱时节急需人才，不久马乾委任欧阳直作安居县县令。

清顺治四年（1647年），由于连续干旱与土匪趁火打劫，饥荒面积越来越大，一些地方逐渐发生人吃人的传闻。起初欧阳直并不相信。身为安居县令，还没当几天官，忽然有人晚上来到县衙拜谒欧阳直，告诉他：“这里因为久无粮食，经常吃人。现在他们见您年少丰腴，准备对您下手了，请您还是赶紧跑吧。”看起来漂亮的男人尤其危险。欧阳直大惊，带着这个报信人连夜逃往内江县马乾抚军营帐，痛说虎口余生记。从此依附马乾，双股战战，简直再不敢离开半步。

在内江避祸期间，当地乡绅范文英的弟弟因为战乱缺粮，无力奉养母亲，来向马乾求助。马乾送了几升米给他，谁知当天晚上就被他的邻居抢走，而且还把他杀了当菜吃，因杀人者嫌其母太夫人又老又瘦，没有使用价值，故而留下一条老命。太夫人跑到马乾军前哭告，马乾发兵将恶邻抓获。经检验，在其住所還发现了腌制的人肉，人肉就像腊羊肉，但皮上细毛森森如簇，让人不寒而栗。

不久清军南下，攻占内江，马乾殉国。战火中，欧阳直躲在荆棘里捡回一条命，随后同溃兵一起四散。他急不择路来到了丘林起伏的威远县地界。路边上，见到十多个吃人肉的饿夫，眼冒幽幽绿光，一直死死盯着欧阳直一行，似乎眼光已经剥光了他们的褴褛衣衫，直接把这群人进行了条分细缕，提前进行了肉与骨的分类……鉴于欧阳直一行人较多，眼冒绿光者不敢贸然上前动手，但犹自大声喊道：“如果有走不动的，丢下几个给我们做粮饭吧！”

而欧阳直自己也开始吃人了，他承认：后来穿过威远县后，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一个村子，见一家屋里有一锅冷肉，大家立即争吃一空。等进厨房看时，才看见烹熟一个无发小儿，人头及人皮和内脏都在一边，原来大家所吃的，是人肉……

这是被饥饿折磨到怎样一种境地的呼喊啊！

欧阳直一行人里有人渐渐分路而去，人数越来越少。欧阳直和几个人同路而行。在山路上，月亮洒下的银光，似乎是一层骨灰粉。磷火闪烁，不断游走。又有濒临疯狂的饥饿者眼冒绿光，埋伏在路边草丛，伺机抓住行人就啃……行人并没有力气，既无力快跑，也无力反抗，同行的3人都陆续被突然伸来的手断然拖入草丛，欧阳直见此，奋然跳崖而逃脱。

欧阳直生命力极强，路上饮水食蒿，连续8天没有吃到粮食，却奇迹般活了下来。

“人退虎豹进”的巴蜀

巴蜀地区的言语禁忌，最早见于汉代记载，比如扬雄《方言》卷二：“月襄，盛也，梁益之间凡人言盛，及其所爱，伟（讳）其肥谓之。”《说文肉部》指出：“益州鄙人盛，讳其肥，谓之月襄。”人们希望改凶为吉，通过语言上的变通、调整，来实现一种命运的变通。

巴蜀俗语说：“清早起来三道快，猴子、老虎与妖怪。”四川方言暗含了诸多历史信息，比如迷信的人特别忌讳说凶猛的动物和鬼怪，尤其是在清晨。旧时巴蜀人尤其忌讳说到老虎，主要原因与清初巴蜀地区大面积暴发的虎患有关，只要沾了与虎同音的字，往往改说成“猫儿”。比如四川方言里，表达一个人凶猛、剽悍，用的词语是“猫煞”。“猫煞”不是指猫儿冒火了，“发猫兒毛疯”，而是说老虎要发威，别以为是病猫。

清初时节，一支杨姓后人从山西迁移到湖北麻城孝感一带。先后两次插占，最后落业至川西温江县西区一甲全节乡（今成都温江区寿安镇）。当时，本地有一座禅院，禅院山门前立有一对石虎，故此地又名“猫坝”。“猫坝”杨氏家族之名因此得来。

南部县五灵乡岐山坝村，现在村里共有1800多人。当地有两个小地名，分别为猫（虎）家湾、猫（虎）家垭。猫家湾24户人家86名村民是姓罕见的“虎”姓，尽管他们一直读做“猫”。由此可见这一避讳的悠久习俗。

山君老虎，明末纵横巴蜀，成为了人民挥之不去的集体苦难记忆。欧阳直一再目睹了四处游走的大量虎群，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巴蜀的生态以及生物的变异。

就当时巴蜀实际情况而言，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屡经战乱后业已渺无人烟，社会生产几乎完全停顿，泸州、宜宾、重庆的长江一带也大致相似。在清军控制下的川北保宁地区和明军控制的川西南、川东地区之间，早已形成一片广阔的无人区，军队解决不了粮饷问题，与其占领无粮的平原空地，不如进剿西南未被兵火相扰的偏僻山区。所以，深山虎豹受到兵燹惊扰，它们退无可退，只能采取不退反进的冒险策略……

太平时期的西南以及巴蜀地区，山林丰沛，猛兽众多，偶然也袭击居民区，虽然没有虎患之说，但虎豹吃人事件也时有发生。明朝中叶，明王朝呈现出安定升平的景象，然而云南诗人张含诗歌中“虎豹”的频繁出现，向人们揭示了一个逐渐变得混乱的社会背景。张含的描述，并非是纯粹的“苛政猛于虎”的隐喻，而是着眼于“山中猛虎食不饱”。与其说是对明朝云南一地的虎患描述，不如说是对明末巴蜀虎豹生态变异的预言。

唐宋时代，虎迹主要分布在川北大巴山一带的山区和川南沿江丘陵地带的密林之中。此外，川东南的涪州也是华南虎的主要栖息地，渝州也时常有华南虎出没。其余丘陵地带，也间或可以发现华南虎的踪迹。在五代和宋初，在成都城和永康军（今都江堰市），甚至出现过华南虎入城之事。可见在四川历来就有虎患，只不过还不至于谈虎色变，远未上升为一个足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战乱饥荒期间，猛兽从兵燹刀锋之间旁逸斜出，竟然遍地是虎踪豹迹，的确是生物的一种突变。猛虎有一二十成群的，有七八只同路的，它们竟然上屋爬楼、凫水登船，简直无所不能，如虎添翼;加上三人市虎的坊间传闻，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虎患的威力，诚为巴蜀大地千年未见的奇观。清初巴蜀虎患具有数量多、分布广、成群出没、活动频繁、对人的危害甚大等特点。

古人认为猛虎吃人从来不会吃得干干净净，欧阳直的观察似乎也是准确的。

欧阳直经过资阳和简阳的边界时，月夜之下，在那一层骨灰粉似的月色之间，猛然有4只老虎相互追逐、嬉闹，就从他旁边经过，他躲在草丛中，幸而没有被发现。“直困卧荒草中，侥幸脱虎口。过淙溪，遇暴水，漂汹涛间，因浪附桤树岸获免死。”桤木竟然可以救命，由此可见，桤树在明末川中一以贯之的恒久木性。这一记载颇为神奇，华南虎的嗅觉非常出众，陌生人能够潜伏身边而不被发觉，莫非猛虎吃人太多，嗅觉已经退化？

欧阳直星夜赶往川南泸州，舟行沱江之上，还看到江岸之上竟有几十头老虎逍遥漫步，鱼贯而行，犹如牧羊一般自由自在。为首的一只猛虎浑身纯白，脸上长毛，颈上披须，长约逾尺……此时的巴山蜀水，已非人界，成为了猛兽的乐园。

在川南一线，关于猛虎的纹理还有不少传闻记载。比如：“大虫，南诏所披皮，赤黑文深，炳然可爱。云大虫在高山穷谷者则佳，如在平川，文浅不任用。”（《云南志补注》卷7，第108页）尽管白虎“文浅不任用”，但并不妨碍白虎成为一地的领袖。

这些描述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发现，每当发生大规模战争，瘟疫猖狂，兵燹之灾的结果就是人退虎豹进，凶相、凶险、凶恶、凶残，竞相成为生存的通行证。张献忠大西政权在成都建立直到这批杀人狂魔撤离成都，情况尤为明显。

1647年1月2日，张献忠被一箭穿心暴死于四川西充县，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开始向四川大规模移民，这三十多年里，横行交错在巴山蜀水间的虎痕豹迹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兵役、瘟疫进一步激发了兽性。按理说，老虎与豹子并不会见面，但因为城市、乡村的空前荒芜，尸横遍野，赤地千里，反而改变了虎豹的彼此禁忌，它们在默契之中横行无忌。鉴于人肉太多，成都平原的虎豹啮人方式已经升级了，吃几口辄弃之而去，已无须吃干净了，这又为四处游走的豺狼、野狗留下了丰富的口粮。在向仅存的人类发起的进攻中，老虎总是正面强攻;豹子逡巡，风一般奇袭弱者的咽喉。

当时成都城内虎豹白日出没，清军入成都城时为了防范野兽，只好夜宿高而路窄的城墙之上，并在四周加筑栅栏。待到后来张献忠兵败被诛，清军收复四川，发现成都城内绝人迹已经13年：瓦砾颓垣，不识街巷，林木丛杂，走兽野犬游走其间，两万余口水井，被尸骨人头填满与地齐平……《明史》提到：“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遍体皆生毛……”

如此毛骨悚然的记载，并非个案。

吴梅村《绥寇纪略》卷十记载说：“蜀乱久，城中杂树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锯牙若猛兽，聚为寨，利刃不能攻。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穿屋逾颠，逾重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且毙，即弃去，又不尽食也。荒城遗民几百家，日必报为虎所暴，有经数十日而一县之民俱食尽者。其灾如此。叙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与麋鹿无异。见官军以为献忠复至也，惊走上山，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在凶事之秋，孑遗的活人已经成为了“白毛女”，野狗吃起人肉就像虎豹那样的凶猛，看来不是奇怪的事情。

欧阳直的《蜀乱》记载四川虎豹之患：“蜀中升平时从无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彭遵泗《蜀碧》卷四载：顺治初年四川“遭乱既久，城中杂树蓊郁成林……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顶逾城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毙即棄去，不尽食也。白昼入城市，遗民数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

张献忠撤离成都15年后的顺治十六年（1659年），成都“城中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纵横民舍。官署不可复识，各官栖于城栖，兵则射猎于城内。蜀王府野兽聚集，二三年捕获未尽。兵士初集，往往于废宅掘藏金，盈千累百，或数十金，亦二三年不绝。”（清代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巴蜀书社1987年10月版，第59页）昔日堂皇富丽的蜀王府，竟然成为了猛兽的渊薮。成都附近的汉州、温江、双流、新津、新都等县，也都遍现虎迹。其中汉州、新都一带“虎迹遍街”，新津“虎迹纵横”，虎患也是相当酷烈。内阁中书、顺天乡试同考官方象瑛在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奉命典试四川，他“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讯杨升庵宅已为按察司署，今亦荡然矣。”（《使蜀日记》）

1682年，荣昌县吏张懋率8人去川渝大道上的荣昌县赴任。在走进荣昌县城时，城内竟然不见一个人。张懋好生诧异，令军士敲门询问。敲了半天无人应声，只好推门而入，立即冲出来的竟然是一群老虎。经过一番仓促的拼杀，张县令等4人逃出，其余5人全部丧身虎口。此等惊心动魄的往事，只是虎患的一个小插曲。史籍当中，有老虎常大白天蹿入重庆巴县的城内，直接拖走活人的记录……

川北地区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战场，也是虎患较为触目惊醒的地区。

清人赵彪诏在《谈虎》一文中谈到：“蜀雨后山行，虎迹去来可数，有伤及犬牛者，不闻噬人……屏山人遇虎，詈之即去，以为常……”也就是说，以前的老虎“知礼”，尚不敢随意吃人。自从黄虎张献忠践踏巴蜀之后，老虎也跳踉而起了。据赵彪诏估计，仅在顺庆、保宁二府，虎群出没，数量约有一千只：“蜀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窝，数百里无人迹，南充县尤甚。”这个对老虎数量的估计自然无法精确，但老虎吃掉的人，却是历历可数。

顺治七年（1650年），四川地方官员向朝廷奏称，顺庆府“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疃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噬。……据顺庆府附廓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现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现存32名。”（《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

从史料记载看，川南的虎患情况略平缓一些，但清初虎患首先从川南发难，然后遍及全川。所谓虎患“始于川南，至于川西北而川东，下南尤甚”，这一描述勾画出清初四川虎患的发生发展趋势。

沈荀蔚《蜀难叙略》也记载说：顺治八年（1651年）春，“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若取水，则悉众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终有死者。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谨疫疠者，又尽于虎矣。虽营阵中亦不能免其一二”。

乾隆版《富顺县志》卷五记载，清初“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不见一人驰逐之。其胆亦张，遇人即撄，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残黎之多死于虎”。

战乱对四川空前绝后的破坏，康熙年间官成都府督捕通判的陈祥裔在《竹枝词》里指出：“芳树烟笼闻豹啼，汉家陵寝草萋萋。”先反映了战乱后的环境状况，故有进一步描述：“崖悬青石接猫坪，一片荒山虎豹生。”历史学者郑光路认为，张献忠死后大约50年内，构成四川最可怕的虎豹横行时期。

啸谷风生，惊心炫目。从整体上看，明代四川地区生态环境仍然比较良好。明末清初的四川战乱酷烈，人口千不存一，城市淹为草袤，“自巴间走成都至眉千余里，名都大邑鞠为茂草”。固然虎患严重，以至于欧阳直在《蜀乱》中记载四川“遍地皆虎”。据学者蓝勇的考据，清初成都平原的灌木丛和次生林的覆盖率达到50%左右，川中丘陵地区的林木覆盖率达到50%以上，四川盆地边缘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则在80%左右。云南在明末清初，也经历了历时50年的战乱，导致清初云南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经济残破，这也客观上使得云南的生态环境有所恢复，天然植被覆盖率提高;贵州地区清初生态环境与明代相差不大，即使战火消散过后的几十年，虎豹成为了西南区域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

清初在成都以东低矮绵长的龙泉山脉也是虎豹时有出没。几十年后的康熙年间，各省移民到来，人口急增，林木迅速减少。清初大移民来到龙泉山的客家人对老虎则无四川人那样的讳称。可见四川虎患最严重时是出现在顺治、康熙年间，其后有所缓解。成都龙泉驿区黄土镇大同村《陈氏族谱》记载其来川始祖宁相公“生于粤”之嘉应州长乐县（今梅州五华县），“雍正甲寅（1734），置业于黄土场老鸦林。公居山时多猛虎，日入则闭户，虽畜犬不听其宿于外，不然则为所噬，其出耕也，所过皆长林丰草，时亲见猛虎卧道旁，偶一鸣声震地，疾走吓汗，其惊险如是。”较之清初新都县城的“虎迹遍街”，成都东山乡野一带的老虎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破坏性上，都大为下降了。移民开始大量捕杀虎豹，龙泉山脉深处成为虎豹孑遗的所在，但至迟在1950年大跃进时期，老虎彻底绝迹……

1930年，时任川军32师师长的唐式遵在重庆的郊外公馆（在歌乐山）内宴请宾客，席间一只老虎突然越墙而入，唐急取步枪射击，击毙了老虎。及至1940年代，老虎几乎绝迹，但有极少金钱豹出没，还有独狼出现，山民称之为“毛狗”。每年冬令时节，都有几拨打猎队伍上山捕猎，到1970年代，包括成都以南的二峨山区，这些苟延残喘的野兽终于被捕杀殆尽。

从这些有点言过其实的记载里可以发现，“虎豹”并称乃是汉语双音词语构成的普遍现象，而虎豹分布与其所嗜动物分布有绝大关系，野猪、牛羊生息之处，就为虎豹出没之地。但人间兵疫、瘟疫反而成为“虎豹生殖转盛”的绝佳条件，由此可见兽性的勃发，实为人间所引发的。

一卷《蜀乱》留千古

我们继续打量欧阳直的逃亡生涯。逃亡，成为了书生奔走乱世的唯一方式。

经过九死一生，欧阳直逃到嘉定，投奔割據嘉定的杨展。他甚至又一次、即第三次娶妻成家，足以看得出欧阳直强悍的生命力。安稳时光倏忽而逝，他三次逃亡又三次娶妻成家，宿命的劫波远远没有渡尽，颠沛流离的命运等待他再次上路。

明末各派势力在四川争斗不休。杨展在对抗张献忠大西军时已经名扬天下，后来却被李乾德诱杀;李乾德得势不久，又被统摄云南的刘文秀杀死。于是，就像缴获的战利品一样，欧阳直又落入刘文秀之手，被裹挟到云南充作大西军的幕僚。刘文秀为人横暴独断，伴之如虎，欧阳直趁他与清军交战时曾经两度逃走，由于急不择路，携妻亡命深山……

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命平西王吴三桂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率师征四川”，混乱中俘获欧阳直。“见直通文墨”，招纳他在中书科任职。顺治十年（1653年），刘文秀率部自滇入川，被封为“蜀王”，刘文秀再次任命欧阳直担任礼部司务。顺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朝廷评定蜀地功劳，他被授予礼部主事。第二年，清军大败孙可望，欧阳直被升为兵部郎中。顺治十六年（1659年）秋季，清军大举入滇，欧阳直随世子到达永昌，匿于草木荒野间6日，未被清军抓住。到了康熙初年（1662年），欧阳直见全蜀大定，滇事告终，遂复出仕于清。不久在云南腾冲楚雄安家，自此，他的劫波终于完结，免去了永在路上的逃亡。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欧阳直于云南腾越山中茅舍遥望故土，一望，就长泪沾襟。他终于平静下来，回溯自己穿越兵燹血海的歪斜踪迹，将身经目击四川、云南的狼奔豕突，写成《欧阳氏遗书》。

《欧阳氏遗书》是当事人身历目击的亲历记，具有头等史料的价值，尽管有一些道听途说造成的错讹，但丝毫不影响其求真向度，史实的保真度要高于《蜀难叙略》。可惜在他的后人于道光间首次刊刻时，也有过一定的删改。他的后人欧阳鼎（晴峯）在《欧阳氏遗书跋》指出：“先人遗书，……昔岁久残蚀数纸，心常于悒不释。……偶与张玉泉先生闲谈明末轶事。先生云：‘有所藏抄本，纪蜀难事甚详，题名杨老人记。……乃求其书读之，与家藏本竟一字不爽。……一旦缮而辑之，曷胜快然。……兹因同好怂恿，取其记事三篇，付之剞劂。”据此，则《蜀乱》原稿，不但有了“缮……辑”，并且付刊的不是全稿，仅只3篇（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

1898年某天，四川军署衙门中的一位叫温遐龄（梦锡）的浙江东阳籍官员，从朋友手中收集到一本四川广安籍文人欧阳直所著《欧阳氏遗书》文稿，他从中剪辑出一篇《蜀乱》的章节，易名《蜀警录》出版。不久后，这本经过温遐龄编辑的7000余字的《蜀警录》，就广泛流传于世。孙殿起编《贩书偶记》，其卷五云：“《艳灏囊》五卷，通江李馥荣编。《欧阳氏遗书》一卷，广安欧阳直公卫记。光绪六年梅花书屋刊，又名《献匪纪略》。”

《欧阳氏遗书》中最为经典的一句话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既治蜀后治”，成为了千古名言，后来不但被国人所熟知，更成为对四川历史宿命的高度概括。反观之，则体现了四川之于中国的特殊重要意义。

“乱”，不一定全是郭沫若以为的“造反”，更有政权更迭之间各个阶级的暴力大狂欢。两汉之间、五代十国、明末清初等历代王朝统一过程中，四川也均是后来才平定的地区，此后天下而治。而这一名言里充满的辛酸与苦难，又有几人明白？“乱”与“治”的循环往复，俨然成为了蜀地的谜面与谜底。

欧阳直一生辗转于残明、大西、清朝所属诸将领之间，历官数十，倾家多次，流转数千里……晚定居云南楚雄，后卒于此。欧阳直死后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三月，他的儿子欧阳侣范、欧阳侣韩才回到四川，卜居于彭县。

刘景伯在《蜀龟鉴》最后写了《明兵部郎中欧阳直传》，文章结尾指出：“欧阳万死一生，非其智力之能出险也，天也。”天意固然是一大原因，欧阳直超拔群伦的体能与“年少丰腴”，恰是他逢凶化吉的另一本钱。

五马先生傅迪吉的痛史

改名为张奇的傅迪吉

傅迪吉，字格非，号石公，别号“五马先生”。历史学家任乃强认为他经历了庚午、壬午、甲午、 丙午、戊午五个马年，所以号“五马先生”，恐非。因为他住在成都市简阳五马桥，故以为号。简阳傅迪吉家族，始迁祖傅说岩，明洪武二年（1369年）由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迁到简州傅家坪高滩口（今简阳市清风镇五马桥村）。

傅迪吉生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出生在简州西乡五马桥。顺治九年壬辰（1652年）入学（秀才）。康熙庚戌年（1670年）出贡（岁贡，乾隆简州志上记为“恩贡”）。壬辰年（1672年）赴京廷试不中。本州岁贡按例应授儒学训导之职。“因吴逆（吴三桂）叛拒遂落职。”以后在乡间教书，并去荥经县贸易。晚年在简阳龙云寺设馆训蒙，学馆地望位于如今的三岔湖畔，风光静美。

《五马先生纪年》共计约两万字，为迪吉晚年所著编年体自传，直抒胸臆，文笔朴实而生动，叙事不尚雕饰。鉴于本书是针对大量真实事件、人名、地名、道路的亲历记录，成为研究明末清初筒州及四川历史的珍贵史料，无愧于汉语传统中的非虚构文本。现存本子为傅迪吉四世孙傅锦涛于道光二年（1822年）转抄。抄本共54页，分上下两卷，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另一抄本是光绪三年（1877年）傅春霖据道光二年本的抄本，曾为胡忠阀收藏。

一个平凡者，裹挟进入到亘古未见的历史洪流之中，摧枯拉朽之下，尚能反思、记录这一场浩劫的点点滴滴，他就不再是平凡者。他于生命之痛的峰巅发出的呼叫，冷雨一般浸透了成都平原的千里沃野。

据《五马先生纪年》记载，张献忠军入蜀前，傅迪吉在州里读书，日与“奇社”诸友唱和。对于这一团体的来历，我估计少年人总是心雄万夫，追新颖求奇崛，渴望成为奇士。他与同社9人到岐山寺歃血结盟，束性而不用其血，每人将左手中指缠紧，各针一点，滴在杯中，和酒饮之。这是傅迪吉的“兄弟伙”，均为简州一地的“有名小友”。在张献忠的刀锋骑士进逼之下，“奇社”没能扬名立万，反而迅速土崩瓦解了，金仲朋等9名简州“奇士”，仅有傅迪吉与李又玄二人逃出。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傅迪吉18岁。五月初三传来张军入川的消息，一时间人心惶惶，州城妇女逃尽。七月份重庆城破，镇远兵逃回成都，他们被“尽剁右手”。

九月十二，成都城破;张献忠麾下一支部队由仁寿奔向简州。五马桥附近一千余人闻讯仓皇出逃。迅速被迫兵追上，不得已空手与敌军相抗，被“尽杀于黑痣湾喜儿潭，水中岸上，无一隙地”。喜儿潭即喜儿滩，距离镇金场镇以北约8华里，现在属董家埂乡。

十月初四，张献忠再次发兵，“谓之打招安”，命令简州民众归顺，随后即派大西都司吴冬婆等下乡招安。“每人给‘西朝顺民四字，载于背上，兵不敢乱”。乡绅百姓在大西官带领下至水军营前投降。左右都督和总镇三帅“将昨日掳回男妇尽剁手，号呼之声，胜如雷吼”。3位军官命伪知州安抚百姓：“自此以后即不杀人，兵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胜如雷吼”的老百姓啊，听了官人的宣告后，只能乖乖伸出自己颤抖不已的右臂，平放在砧板上，等候那砍手的一刀。这又是活命的一刀！

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国后，一如既往，要开科取士。

科举开始一般要考八股文。八股文只是俗称，正式名称叫“制艺”或“制义”。启功先生的解释是：“科举考试是皇帝命令‘士子的事，皇帝的命令称为‘制，皇帝命作的文艺便叫做‘制艺，考试的内容是要士子讲明所学的某种经书中的某项道理，讲解经书中道理的文章叫做‘义，今天教科书、教材还叫‘讲义，讲解经书中道理的文章叫做‘经义。”

所以说，八股文不能表达学子们自己的思想。考试真正有意义的文章是策论。所谓策论，是“策问”和“论”，论包括时务和史论。策问又称“试策”，皇帝将所问之事写于诏策，以询问臣下或应试者称为“策问”;就诏策所问而进行回答，称为“对策”。

黄虎是反封建急先锋，但他不能不择善而从。他肯定是科举的改良者，首先提出考试必须“变八股为策论”。

“变八股为策论。吾州入学若干，仍复设科，一年两科举也。一时举人、进士固多，状元、榜眼同出一州。此诚不能流芳百世，亦可遗臭万年也。”简州五马先生的认识，虽然是事后，但也是目光犀利。

鉴于报名者并不踊跃，张献忠发令：读书人都得参加考试，若逃避，本人正法，邻里连坐。他认为，“秀才在乡造谣生事，并家眷盡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虽父子、夫妇私居，不敢轻出一城”。傅迪吉父亲见状，命儿子放弃读书，学习贸易，不参加科考。这一决定，让傅迪吉逃过一劫。

乙酉年（1645年）冬月，大西军在汉中失利，清军推进，川南为南明军队攻占。张献忠决定剿灭所辖川内各地城乡人口，以彻底消除内应。先剿成都，后洗简州。

简州本已暂时安定。弃学经商的傅迪吉，他的堂弟傅可吉恰在简州起义军中当“里兵”，接受其建议，从乡村购得一批绸缎，准备卖给驻扎在州的起义军赚笔钱。这个近乎与虎谋皮的计划，立即遭遇到了老虎的暴怒。十一月初三，傅迪吉刚入城就赶上张献忠军围攻简州城，“贼兵入城中，无分男女尽锁”。傅迪吉与诸姑母等人被搜出。所有居民被押解到城门外河边空地。“举号三声，只闻刀响人倒，方知是开刀也……其时，天色已晚，墙上河边塘火齐起，胜如白日。人挤太紧，无容足之地，幸喜正在当中，四面围千层得免其苦。外围之人，被张军用棍棒劈头盖脸乱打，犹不致死。坐在墙下者，被张军推倒城墙垛子打烂。众恶贼遂拍掌大笑，以为取乐。”

接着张军考虑补充兵员，挑选男丁。傅迪吉因年轻俊秀，又认得诡异的草书，被张军中一基层军官张洪宇收为“义子”。因为傅迪吉编造自己的名字叫胡奇（“胡”乃胡编，“奇”乃“奇社”），于是干爹赐名“张奇”。个中周折，峰回路转，堪称人生传奇。通过一个戏子李联枝的大力引荐，都司张洪宇一见就非常喜欢傅迪吉，视之为金不换。傅迪吉已经在简州娶了“新妇”，义父立即就要赏赐美女给他做老婆，足见张洪宇的确是把傅迪吉当做自家人了。而且，张洪宇发现傅迪吉乃文弱书生，军中的体力劳作等均予以免除了。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写写算算、出点主意的读书人。

为什么傅迪吉被“慧眼”选中？傅迪吉未具体说明，仅透露出张洪宇对傅迪吉说：“你原说认得字”。从另一件事也可证明，张洪宇向傅迪吉出示在州衙所获元宝两个、字扇一柄，叫傅立即辨认。面对性命攸关的考题，傅迪吉的回答是：“余原认得草字，一见即知是李状元送彭知州者。知州，江（井）研人，壬午科举人。认与彼（张洪宇）听。彼大喜曰：‘好，好，明日招安了他！”看起来，纵使是儒生甚至官吏，起义军认为可用的人，也要加以“招安”，只要他们归顺，为我所用，暂且留尔狗命。

看起来，傅迪吉没有忘记当初“奇社”的精神旨归，不但具有与欧阳直一样“刀下留人”的好运气，而且他总能奇迹般逃脱“剁手”才能活命的厄运。列位看官，自此以后谁还敢说漂亮不能当饭吃？！而且还不是“吃软饭”。而起义军中认“义子”，分明是一大江湖传统，而张洪宇，也应该是“转拜”张献忠的大义子后，改姓张的。

惊魂稍定的干儿子与干爹夫妇可以一起吃饭了，后逐渐习以为常。傅迪吉还发现，张军中的一个都督很喜欢下象棋，打粮之余，“在桥头之下雨前二书生对弈，余偷目视之，二人并无谦逊之意，竟不知二人为何人也”。刀头下的弱者，棋道上却是异乎寻常地较真，可见古人的性情。仅仅第二天，张军就将剩余的老百姓从下棋的那座桥面，赶至河中淹死……

“为我所用”的人才挑选完备后，大西军对选剩的老弱病残大开杀戒。看看傅迪吉的记述：“复闻举号三声毕，大叫各营传兵杀人。顿时只闻刀响，大杀逾时。与昨日不同，久之，尸满大坝，无人可杀。随拖死人下河，河面不知堆积几层。”

傅迪吉心思细密，总是在干爹跟前一副喜笑颜开的样子，以消除其防备之心。初七日，傅迪吉随张献忠部往仁寿县进发，路过家乡附近洪汉寺寻机逃逸。“又几日，前同去两人逃回，只是头发尽剪。又传流贼起营回州，将前留妇女尽杀。”

傅迪吉虽然逃回了家，但并没有脱离危险。丙戌年（1646年）正月，傅迪吉听说有兵来杀人，只好携家带口逃往龙泉山中野庙暂避。“正月十六日半夜，闻林口喁喁，速起问皆大山人，亦有山外来者，约数千。天明，流贼赶到，我岳母、小姨俱被害。伤哉，伤哉！”傅迪吉一口气逃到资中县任家沟，在任进士家住20余日，“贼退方回”。“及至回到地方，荡然一空，止见尸横遍野，河下不见一人。湾中止有一两手俱剁者，故流贼不杀。至家，房屋尽烧，和尚尽杀，吾家众人即在寺庐共居矣。”

尤为可贵的是，《五马先生纪年》还记录下不少兵祸及简州的民生现状。尽管处在“处处皆官头、人人皆兵”的混乱时节，战争的间隙，老老实实的勤耕者仍然回到田野间继续劳作，“懒人”们在干什么呢？傅迪吉愤怒描述道：

此等懒人，乘此机会每日寻人打刀枪、缝旗号，整顿兵衣兵帽，红红绿绿，沿山斗技，以杀狗为能，间有连胡麦也收不完的。吾家至栽秧，米麦尽多，人工尽多，何也？众人无秧，俱来应用，极易为力，未几告竣。秋成时，大有丰收。吾家因一告示，无斗石之损，收割顺利亦如前。收完，谷价渐渐昂贵，且无甚卖的。此班懒人，胡麦完了，已束手无策，惟卖田、卖房、卖妻而已，所值几何？所活几日？真不堪言者。这两、三月间，余犹在楼上，自相师友，朝夕读书。除近处外，因刘姐丈至朱家庄寻书，几陷一险。（《圣教入川记 附五马先生纪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1版，第116页）

文中的“懒人”，为地方自治武装，也含有大量不劳而获者，逐渐成为地方上的“干滚龙”。他们以“杀狗为能”的勇气，在张献忠的刀锋面前望风披靡，迎风而倒，由此可见战乱造成的社会浮躁与人心凋敝。

五马先生提到逃难经过的“杨梅河”，该河就在简阳老龙乡灯杆村境內。

顺治丁亥（1647年），“肃王（豪格）入川，成都、简州地方大荒。谷一石值银四十两，糙米一斗值银七两”。傅迪吉至成都办事，亲眼得见吃人，人肉“一两银五斤”。二是兵祸连绵。“肃王兵马与杨侯府一战大败，大营由正路径走，步兵皆川人，在我地方不分昼夜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过墙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

这一条记载，成为讴歌者们十分青睐的证据，在于为张献忠“洗刷”了屠川罪证，杀人的事情一股脑推到了清军头上。而事实并非这般简单。

极度混乱、饥馑的市道上，伦理轰毁，父子为争夺一碗饭可以刀剑相击，一般民众更是六亲不认。民众因争食，开始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为了采集再生米豆，简州镇金镇千余民众到“仁寿鸭子池、石板河、白土镇等地方购种”，又遭仁寿地方武装“北斗营”冲杀。

戊子年（1648年），“米價更贵，一升值银三两，河东（沱江以东）值银六两。栽秧完，突遭姚、黄贼自河东来。其贼，马步兵俱有，因无粮，杀人以为食！”此后，瘟疫、虎患不断，尸体遍地之际野狗增多，老虎繁殖力突然增长百十倍。傅迪吉的幼妹就死于虎口。

经历5年兵燹，傅迪吉家的“三四十人，仅余三人”。傅迪吉不得已，选择迁徙之路求生。戌子年（1648年）十月，22岁的傅迪吉携家迁至蒲江县。当地有一位儒生汤某，夫妇俩被流贼将手各剁一支，堪为独臂夫妇。“至蒲江董家山，闻鸡鸣声，不觉欢欣之，怀豁然顿开。其地人民极其富庶，朝朝请酒，日日邀宾。男女穿红穿绿，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且鼓乐喧天，酒后欢呼之声彻于道路。又有修造之家，斧凿之声相闻不绝。吾地与此相隔不过数日之程，全然天堂、地狱之别。”偏僻的蒲江县，反而成为战争杀戮中的一块乐土。这一段记载，构成了全书中唯一的舒缓段落。

傅迪吉在蒲江、眉山居住了5年，经营商贸之暇，继续攻读。顺治七年（1650年），担任刑部郎中的陈卓擢升为四川按察使司佥事，俱提调学政。壬辰年（1652年）傅迪吉回简省亲时，遇宗师陈卓补行辛卯（1651年）科考，终于得以“入学”成为秀才。次年搬回简州。

为了纪念在眉州的难忘日子，他将长子取名为梅。“梅”、“眉”同音，以志久远不忘。颠沛流离的经历，造成傅迪吉学业并不理想。他也曾到保宁（现在阆中）参加科考，也未考上。顺治九年的科考，简阳中举者仅李逢时一人而已。

康熙丙子（1696年），傅迪吉病逝，享年70岁。后来族人在简阳市清风乡五马铺建有傅迪吉祠，以供后人缅怀。

“剁手”的精神分析

明末开始进入川东、川北的在野军事团伙势力，最大的是来自陕西的“摇天动”和“黄龙”两支，民间称为“摇黄”贼。他们扩充自我力量的办法显然受到了《水浒传》的反向启示，《水浒传》是官方对犯人脸颊烙以官印，“摇黄”则是针对被抓住的男丁又想方设法逃跑的，便罚以脸上刺字，刺上“天王”“大王”等字样后，即使逃脱，也会被官府捉住以盗匪论处，所以那些男丁只好留下来跟随队伍闯天下。应该说，“摇黄”对民间的肉刑还算文明。

但高人就是高人，张献忠显然要另辟蹊径。

肉刑是史上最不人道的酷刑，大体包括黥（刺面并着墨）、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大辟（死刑）等5种刑罚。肉刑滥觞于夏朝，秦汉时期也大肆沿用。据史书记载，崔光远带兵讨伐段子章，将士到处抢掠，见到妇女，砍下手臂，取走臂钏，可见当时戴臂钏的女子并非少数（江口沉银里，发现数量众多的女性饰品，正是来自剁手后的集敛）。中国历史上“剁手”渊源广有基础，络绎不绝。明朝白愚撰《汴围湿襟录》记载，李自成围困开封，城中缺粮，百姓饥饿难耐，守城者不忍坐视，打开水门，纵放百姓出城采挖青菜，其实是放他们一条生路逃走。明朝李光壂撰《守汴日志》记载，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黄河北岸的官兵组织了五百壮士，每人背上三四斗麦子，乘船渡过黄河，在开封以西的青孤堆上岸，在夜色掩护之下，沿黄河大堤外侧前行。可惜在经过李自成老营时，他们被发现了。李自成的惩罚相当残酷，下令斩去他们的双手，再把他们赶到开封的西门外。

李自成和罗汝才都使用过剁手之刑，但有一点区别：李自成是真把整个手掌完全剁掉;罗汝才比他“仁慈”，一般只是剁去手指的一半，或者象征性地剁掉几个指尖，不把手臂全部废掉。

比较起来，张献忠无疑是把“剁手”发挥到极致的第一人。

李馥荣《滟滪囊》刻本前面，有雍正元年（1723年）嘉川刘承莆的序文，谈到“曾见二三父老聚饮一堂，述其离乱之况，闻者莫不心胆堕地。或老而劓刵者，曾遭摇黄劫者也;或老而缺左右手者，曾遭张献忠劫者也。呜呼亦惨矣！”——亲见割掉鼻子、耳朵残缺左右手的老者们，讲述其遭受到的浩劫毫无疑问是历史的真实。由此可见，“摇黄”的肉刑是割去耳鼻，而张献忠则发展到剁手。从身体政治角度而言，割掉耳鼻固然破坏相貌、侮辱人格，无法回归“正朔”集团，但没有直接让人丧失生存能力;而剁掉一只手，尤其是剁掉右臂，便丧失了当事人的战斗力与生存力。

欧阳直在《蜀乱》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大西军记功方式：“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掌一双，准一功。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人掌，则更几于假山之万叠千峰矣。尝见一札，付自副将升总兵：其札头空白处，用朱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手掌一千七百有零。呜呼惨哉！即此推之，他更可知也。”

欧阳直亲眼所见大西军中的文书，写下那人一共杀了1700多人，以手掌为凭，从而由副将升成总兵，这一条史料十分可贵。这些人都是“贪官污吏”吗？

沈荀蔚的《蜀难叙略》说过：“每贼日须首级，或二三，或四五，多寡以地方大小繁简论，如式乃已;不，则亦杀之。后利其轻。代以手鼻;其数亦如之。死者数千万，骨肉如山，累累相望。”很明显，这是大西杀人统计学的进化与改革。

自我看来，“剁手”是张献忠部处理俘虏时的惯行之事。作用有四：

其一，是作为继续对抗大西军队的“天罚”。问题在于，很多老百姓并无半丝“对抗”的事迹，也一律被剁手。

其二，剁掉右臂，是防止这些人以后再持兵器，既无法投靠官军，也无法委身李自成部，从而与大西为敌。《五马先生紀年》里提到：重庆城破，镇远兵逃回，“尽剁右手”，这就是最好的“剁手效应”。

其三，让这些残疾人作为宣扬恐怖的好教材，让未征服地区知道抗拒大西的后果，以制造恐怖、扩展恐怖为最高目的，达到震慑远近的功用。

其四，这些剁掉右臂之人无法劳动了，就是行尸走肉，只能白白消耗粮食，借此迅速耗尽这一地区蛰伏的活力。

这些断手的士兵与市民被驱逐出城，四处逃亡而去，他们可能失血过多倒毙于路，他们也可能侥幸活下来，把恐怖的瘟疫传播到巴山蜀水的每一个角落。就效果而言，剁手的社会威力，的确比直接杀掉这些俘虏要大得多。

以手臂为记，以人手为功，以手臂数量作为奖赏“大西赏功”的唯一依据，成都的大西国府前的坝子下，一定有一座巨大的“手山”，也有难以尽述的“手势”：做双掌合什状，做左手握右手状，做打躬作揖状，做双拳紧握状，做掐脖子状……

但是，绝对没有了伟人挥手状。

在《五马先生纪年》里，我注意到，多次提及的“剁手”活动里，剁手即活命，剁手成为了“仁慈开恩”，剁手成为了唯一的必须通过的窄门。而且，剁手包括了成都城妇女在内。而重庆一地的剁手，没有提到妇女。尤其是他提到“止有一两手俱剁者（因为没有手砍去报功，恨不得对方长出第三只手），故流贼不杀”，充分说明一个人只有彻底失去了两条手臂，才是那个血海里唯一的活命通行证。

手，是草民身上多余的肢体，近乎盲肠。简直就是生命的累赘！如果张献忠挥舞大刀，继续剁到老的话，我估计四川那时出生的“时代新人”，就是不长手臂的。

崇祯皇帝在自缢之前，挥剑砍下了自己亲生女儿的手臂，他缓缓地说：“愿世世无生帝王家……”可谓是痛彻肺腑之语。放在四川，这些失去手臂的人，来生又该生于哪里呢？！

有意思的是，费密在《荒书》记载了几桩灵异事件：

（丙戌二月），“是月尽屠川西、川北州县，州县以人手为功。凡贼验功之处，聚手如山;焚之。指节之骨，散弃满野。八月，摇黄贼、袁韬同刘进忠困保宁。献贼逆支将终，而鬼物出矣。一日独坐书王宫，方食，空中下无数手夺馒头。又一日，闻两厢有琵琶箫管之音，献忠怒，拔刀起往杀之，又见无头女子十余人共弄乐器。献忠大骇而仆地……”（何锐等点校《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2年4月1版，第433页—434页）

可见，堂堂黄虎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那些从空中突然伸出的手，是“森林般的手臂”吗？！那些手啊，就像是无数的“飞去来器”，一直飞翔在成都的低空。

蜀王宫的落日，像被砍断的手臂在安静地流血，我以我血荐大西。作为杰出的“剁手党”党魁，张献忠于血海滔滔里高举起强壮的双臂，迎接着自己的王后新娘……

黄虎向虚无开炮的几次事件

1645年10月开始，银杏哗然，金黄满眼，满城尽带黄金甲。见钱眼开者，以为是金箔、金片、甚至金板在飞动，让人对这座锦官之城产生无限绮思。张献忠沿水而行，高视阔步，向西蜀群众频频挥手致意。他的所作所为并非过于率性，而是暗含天意。他发布的往往都是深思熟虑的偈语，并且出口成章。他这一段时间的口头禅是：“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

张献忠对“天”还有一套自己的奇妙看法。就是说，他心目中的“天”，既有精神性的一面，却又是物质的，有论者高评“充满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这分明是活生生的“精神决定物质”的先锋！问题在于，张献忠希望“天”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自己是爱民若子的。但不幸在于，他往往遇到“天”并非听从自己意志的尴尬情况。这让他恼羞成怒，武人还是决定采用老办法，用武力解决问题，大炮的威力足以一改山河颜色。

在成都期间，张献忠刻苦钻研“天学”，大耗脑力，鬼神冥冥，一度出现了幻觉。有一天他心情大好，召集两位大西国的“天学国师”利类思、安文思入朝，严肃讨论“天学”学理。出发点就是分歧：张献忠心目中的“天”，乃是命运;洋人心目中的“天学”，就是天主教与天文学。驴唇就是要对马嘴，并且还要谈古论今。

张献忠很想知道洋人的世界观。他甚至不耻下问：“何以天圆地方？”

传教士以“详明地体浑圆之理，并引证多据以明之”，说明地球乃圆形，“非方形也”。

皇帝其实洞悉天地早有定数，对方的回答并不符合他的答案，张献忠不得不开始从虚无回到具体，讨论何为物质意义的“天”，罕见而谦虚地指出：“地球浑圆之说，吾亦信之，然据中国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此理尤通，因地球具方形，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故名中国，其坚稳可知。当有八百年之久长。”这又说明张献忠把天看成了一个实体，虽然还存在“地圆”“地方”之争，但在他心目中，天是物质的，这是不是后世主流学者们高标的“唯物思想”，值得关注。

那么张献忠又如何看待“天子”呢？我们从张献忠蔑视封建神权的系列行动中，可以发现他思想上的两重性。

张献忠在谷城蛰伏时，就有举人王秉贞、诸生徐以显等人，“教以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置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诸军器，献忠大欢乐之”。

张献忠喜欢各种便利的军械。尤其喜爱威力凶猛的“牛耳大炮”。

1646年9月张献忠退出成都到达顺庆，10月移居西充县金山铺（现金山乡）。数十万大西军利用多扶镇境内的凤凰山作为大本营，在七坪寨、四方寨、打船坝、马横沟、物马岭等地构筑营寨，准备阻击清军。南充的许多乡镇，所到之处，所见之树，基本上是松树与柏树，山林最大的浩劫是在1958年。柏树材质坚实平滑，纹理美观（特别是心材），含有树脂，有香味，有很强的耐腐性，是造船的理想木材。西充县金山乡如今有个库楼坝村，所谓“库楼”，与张献忠驻军有关。而位于金山乡六村的打船坝，当年是为张献忠所部打造船只的地方。坝的旁边有一条小河，大西军当年想开辟水上战线，顺流进入嘉陵江而东下湖湘。

清初顾山贞《客滇述》后附录的佚名编撰的《蜀记》记述说：“黄虎命工部王应龙于大山中采伐木植板片，打造大战船数千只。船成，命各营兵士备绳索，往山内扛抬下河。造船处离河有四十余里，川北地方步步皆山、寸寸皆涧，或有逢山磕损、遇石擦礙处，督率之贼即叱为无用，暗记姓名，回营白献忠，尽杀之。又立过队之法，凡各营兵妇口大小人等俱赴献忠面前，鱼贯而行;命骁贼数人，手执大棍，两边挑选，所过之人不拘男妇，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其抽下之人，名曰四班队。过毕，将抽出男妇尽行斩杀，有夫在而妻死者，有父在而子死者、子存而母去者，谁敢回首相盼！十日之内，又杀去数万余。”

这就是说，造船之余，仍然没有放弃杀人的本业。“打船坝”不止一处，应该是多处造船，才逐渐汇聚在河边。

七坪寨和四方寨地势险要，两山成犄角之势，可相互策应，易守难攻，被张献忠作为阻击清军的前沿阵地。张献忠命义子孙可望率军驻守两山寨，在山上构筑寨墙、寨门，安放有至少8门“牛耳大炮”。其中位于四方寨山顶的两门牛耳大炮遗存至1958年，被当地农民锯为4截送到同仁乡，进了“大炼钢铁”的革命熔炉。我估计这极可能是在利类思、安文思指挥下就地铸造的，因为过于沉重无法携带而遗留于原炮台上。最大的这两门炮分别铸有“威武大将军”“威武贰将军”字样，炮身为金属合金，历三百年风雨而无锈蚀，长达4米多，口径20多厘米，重达四五千斤。

所谓知己知彼，张献忠深得大炮之三昧真火。据明末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记述，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女人“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

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明朝总理卢象升聚集牟文缓、祖宽诸将与蓟辽镇兵于安徽凤阳、泗州（今安徽泗县）。六日，张献忠会同高迎登、闯塌天、扫地王等7家，拥众数十万人，在皖北主动出击攻打滁州（今安徽滁县）。滁州东距南京145华里，是南京的门户，也是明政府设防的要地。知州刘大巩、知太仆寺卿李觉斯率士民固守。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也将许多女人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的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一物降一物，于是“炮皆发”“贼大创”。

后来闯王李自成进攻河南开封城时，亦以宏大的“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裸体雄立于城墙上，大破之。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阴阳之道变幻莫测。阴与阳竟然一直在攻防之前闪展腾挪。足以见得，真理并非站在大炮口径大的一边。

有鉴于此，张献忠相信大炮之上的鬼神明明，洞悉一切。

1643年张献忠率部南下湖南，以20万重兵攻占岳州。《圣教入川记》指出，在岳州期间，“献忠欲渡洞庭湖，卜于神，不吉，投枚而询”。对于不为农民军服务的鬼神，张献忠自然是不相信的，这就唯物了？他只相信保佑自己的神灵，这又唯心了吗？在攻打桐城时，他下令“毁道傍神祠”，对于这些“邪神”，他是根本不屑于旁门左道的。他反复摩擦几枚占卜的铜钱，双手充满了铜臭。

我注意到张献忠至少有4次向天空开炮的事件。铅球一般的炮弹不但没有加速雨滴的形成，降下一场熄灭心头狂怒的大雨，反而是一门心思斩妖除魔。在云开雾散之际，呈现一派玉宇澄清之貌。由此足见张献忠战天斗地的气概。

“咱老子欲杀人，天不肯耶？”

张献忠第一次向天空开炮并一扫阴霾，发生在夔州。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西军领袖张献忠率军第三次入川。正月，张献忠大破夔州（今重庆奉节）。距此十年之前——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入川也一举攻陷夔州，进围太平，女总兵秦良玉提兵赶至，献忠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仓皇逃走。阔别十年，这一次张献忠汹汹而来，秦良玉这位女中豪杰也是单臂难敌四手，很快被张献忠军队击败。

如今，今非昔比，张献忠中气十足地回来了。

对于俘虏的夔州城内一帮富绅和官员、士兵，表情哀泣，张献忠根本不屑评价这些砧板上的死肉。清朝杨国泰撰《豹斑集》记载说：“拥老少江畔围杀，天忽昏黑，大雷雨。献贼怒曰：‘咱老子欲杀人，天不肯耶？燃巨炮向上击之，雷雨遽止，杀人如故。”

张献忠快人快语，对于不保佑咱老子、顺应咱老子的“天”，他根本不屑于焚香礼拜，他下令燃巨炮向上天开炮。几炮一打，老天畏惧，双股战战，雷雨竟然停止了。尤其需要注意最后4个字：“杀人如故”，战天斗地慨而慷，这才是黄虎的性格使然。

做完这一改变时令的壮举，他逆江而上，来到著名的鬼城酆都上岸。他到冥王殿逗留时，一见鬼神狰狞的造像，黄虎再次怒不可遏，下令“斫神像如粉，夷其庙”（李天根《爝火录》）。当然了，他还将供奉鬼神的全部寺僧斩草除根。

因为洪水阻碍，张献忠在万县停顿了两个月时间，部队借此进行了休整，补充给养。五月下旬，张献忠指挥部队开始投入逆江而上的战斗，兵分水陆两路，水路由忠州溯江西上，步兵在左岸，骑兵在右岸，部队在40万人以上，摆开了威武的40里长阵，浩浩荡荡直奔重庆。为了表明自己的宏大理想，张献忠特意在旗舰上悬挂起“澄清川岳”四个大字的黄旗，顺利在黄葛渡登岸。

民心涣散，朝廷无力，四川的软弱形势对张献忠十分有利。到达长江与乌江的汇合口涪陵城，张献忠吩咐：此地“凡庙之毁不待言，铜、铁之神像亦无不毁裂熔、溃”（同治《重修涪州志·艺文志》）。当地官吏李昭治（西充人。后来担任过江南仪征县令。在1722年编撰的《西充县志》里，收录其《凤凰山诛张献忠记》，叙述了诛灭张献忠的经过）据实记录说，张献忠目光如炬，一回头“见寺观金石神像，亦必断其项而后快”。这一记载固然有个人情绪，但并非虚构。佛寺、道观里的铜铁造像，均为纯度较高的金属，现在可以成为熔铸大炮的良材。大刀排头砍去，稀里哗啦，威严的神像全如败絮，身首分离。断口中露出了稻草、泥土和木头，这分明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张献忠一见，分外狂喜！这也说明，张献忠是根本不相信蜀地鬼神的，他自有他的佑护神。

重庆的天，不是大西的天

张献忠第二次向天空开炮，是在重庆。

此时在川东防守的明主将是已被撤职的四川巡抚陈士奇，暂留重庆。由于不在其位，难谋其政。新任四川巡抚龙文光还在川北盤桓，未能到任。这已经不能叫群龙无首，而是一群乱哄哄的苍蝇了。加之粮饷匱乏，士气低落，作为川东门户的十三隘口防务极为薄弱。这就是说，这分明是蜷缩在栅栏里的一群羊，竟然还渴望栅栏可以阻挡老虎。

重庆古称巴郡，有一个说法是，以长江、嘉陵江自朝天门合流三折而成“巴”字而得名。城址建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石头山上，自古通衢所在，为川东最大的城市。两江环绕南、北、东三面，形状像一个乌龟翘尾造型，这一构造与成都“龟城”成为了巴与蜀一种极深的地望勾连。历史上曾叫楚州、渝州、恭州，南宋时光宗即位，改恭州为重庆。城墙高达10丈，城周12里有余，有城门17个，平时九开八闭，以与九宫八卦相匹配。城墙均为条石砌成，易守难攻。张献忠带兵攻下佛图关之后，把重庆围了个水泄不通。

明瑞王等一干人刚刚从陕西汉中逃到重庆，惊魂未定，就见张献忠包围了重庆，更是惶惶不安，立马命令重庆府加强防守。然朝政腐败，军中早已兵无斗志。

招降不成，一味强攻不行，张献忠祭起了农民军的撒手锏：下令采用爆破术。

大西士兵顶着拆下来的木板、方桌做盾牌，一步步接近重庆城墙根脚，开挖地道。经过一昼夜的开挖，坑道挖成;士兵用中心挖空的大圆木，内装火药，用铁皮包装，填入数千斤火药，置于坑道之中，准备爆破。

6月21日当晚，长江的湿气蒸腾而上，闷热异常，湿气像一个锅盖，将重庆城包裹在蒸笼里，进一步加剧了恐怖的氛围。张献忠是喜欢夜战的，他一声令下，坑道点火爆破。重庆上空火光冲天，爆炸声震天动地，通远门转角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十余丈的大口子，守卫在此的明副将卞显爵被炸得粉身碎骨。二十二日晨，大西军像倒卷的长江洪流一般涌进城内，号称天堑的重庆城轰然落入大西军手中。从攻城到克城，只用了6天时间。

瑞王朱常浩（1591年9月27日—1644年7月24日），为明神宗朱翊钧第五子，命运多舛。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封为“瑞王”，建藩汉中，前后在汉中生活多年。清人刘景伯《蜀龟鉴》有记载：瑞王在汉中时，自己降低衣食标准，并为地方捐济钱粮，为人“不迩声色，洁己爱人”，“有贤王称”。朱常浩好佛不近女色，但爱敛财，除了上缴朝延的税外，再加课盐税等各种名目的税，加重百姓负担。崇祯七年（1637年）王斌在汉中发动农民起义，瑞王多年积攒的80万两黄金藏在王府中，一下子都被乱兵抢光了。朱常浩和自己的一个妃子逃了出来。瑞王的车马、卫队被冲散，只好花钱雇两个人用桌子当轿子，抬着自己才逃走。瑞王的妃子骑马一直逃到四川的保宁城下，但保宁城的守城官员不开城门，拒绝让王妃进城。王妃无奈，只好暂时住到一艘停在河边的破船里。由于急于逃跑，皇妃化妆为村姑，头戴小帽，身穿奴婢的粗糙衣服，从雍容华贵的王妃沦落至此……后受到总兵侯良柱、保宁上巡道葛奇祚援手，50多岁的端王跌跌撞撞终于辗转逃到了重庆。

大西军很快逮捕了来自陕西的明瑞王朱常浩及其大批随从以及四川巡抚陈士奇、关南兵备副使陈薰、重庆知府王行俭等官员。为了树立威信，也让民众了解尔等的罪行，张献忠在重庆校场口召开了公审大会，他吼声如雷，用陕北方言宣布了他们的万恶不赦之罪，并在校场口处立即行刑。

张献忠勇于推陈出新，不再采用一般的方式处死，而是判处这帮狗官“凌迟”。

奇妙的是，张献忠又决定遵循传统的行刑时刻。行刑定在午时三刻行刑。时候未到，只有枯等。

剥除瑞王朱常浩的衣物，“龙体”暴露于光天化日下，就在行刑的绳索牢牢套住他的脑壳与四肢之际，忽然兀自狂风大作，在坝子上扯起了一道道龙卷风，乌云四起，“雷电交作，天愁地惨”（佚名撰《蜀记》），咫尺不见人影。“暴风飘瓦木尽拔，拯刀若至相斫”（清朝徐鼒《小腆纪年》卷6）。

见到这一罕见景象，张献忠手下议论纷纷，“今天要杀的人中有皇亲啊，现在电闪雷鸣，是天老爷在发怒，要我们停止杀人”。人心浮动，立场动摇，大胆者起身去规劝黄虎，希望停止行刑。

张献忠听都没有听完，再次怒不可遏，仰天怒骂，显示了他的坚定立场：“天老爷你不公呀，这些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你没看见？你为啥子不管？老百姓活不出来了，你为哪样不管？老子要杀他们，你却要管，是何道理？既然你老天同这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是一家人，老子就连你一起杀！”

他正在含血喷天，恰在这时，又是一个大雷炸响了。张献忠更是气得头冒火星，他才是人间的炸雷啊！他大声骂了一通后，命令架起大炮，炮口向上，向老天爷这一帮“封建残余势力”猛烈开火。

奇人总能遇奇事。说来也怪，大炮几响过后，雷喑电灭、风吹云散，又是一片澄清天宇。面对天空的变脸绝技，张献忠哈哈大笑，吼道：“老天，你也是欺软怕硬的东西，哪阵老子把你也捉到了，一样的要把你五马分尸。”校场口上空现在弥漫着张献忠如雷的吼叫，嗷嗷嗷，士兵跟着欢声雷动，高呼八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巴县志》载：“明崇祯十七年夏五月，张献忠自忠州犯重庆。……六月十八日，贼据佛图关，二十三日，陷重庆。收瑞王常浩、关南道陈纁、巡抚陈士奇、知府王行俭、巴县知县王锡等，皆磔之。”

史料记载，陈士奇喜欢“钻研兵书，谈论韬略”，被凌迟处死，时年57岁。对于重庆之役，后来的文人也认真总结，认为陈士奇的惨败实乃天意。“陈公即知兵，安能竭既踣之力以胜天乎？”（民国《巴县志·文征篇》）

这即是说，人力不可胜天。

三声炸雷还击三发炮弹

张献忠第三次向天空开火，是在西京成都。

甲申（1644年）十一月初十当日，张献忠在成都搜掠城内居民，赶往成都东门外洪顺桥一并砍头。羊一般温顺的成都人，伸长脖子等着刀带着金风而至。狂喜的砍刀正是运斤成风，天空中突然响起三声炸雷，张献忠大怒，指天骂道：“你生下我来就是杀人的，现在敢打雷吓唬我？”命兵士架起炮来，对天轰轰轰地打了三炮。

三声炸雷还击三发炮弹，你来我往，张献忠似乎很公平。是日，杀人如麻，死尸推入河中，死骸激水，连桥都撞断了。成都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即今天的九眼桥，就是张献忠重修的。其实， 1587 年在府南河上建成的洪济桥，反映了明代工程建设的高超水平，从建成到1991年被拆除的400多年里，洪济桥一直是成都的标志。

“尔放我下界杀人”一句，说明张献忠秉承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一句话，也成为了他提炼进入《天书》中的著名箴言“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的最好脚注。

如果说张献忠前三次开炮均是轰击天空，那么他第四次则略有些变化，调转了一律仰天的炮口，以一种俯身的姿势，展示了他渴望“问鼎”的雄材大略。

《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禹铸九鼎， 三代视之为国宝。楚王问鼎，有取而代周之意。张献忠也难得地面对一次现实主义的“问鼎”事件，他采取的方式却是极其异样的。

向巨钟猛烈开炮

张献忠占据阆中，曾经连续三个晚上看见一个黑面大汉手持蛇矛，盘踞城头，脚浸入江水中。他不得不放低身段，低声问：“来者何人？”黑大汉回答：“吾乃张桓侯。”然后飘然而去……

张献忠虽然读书不多，但从小喜欢听人讲历史故事，对三国人物非常熟悉。传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两个人：一是关羽，二是张飞。关羽、张飞都是三国时蜀汉重要的开国功臣，位列“五虎上将”，忠勇有义，老百姓把他们奉为大神。关羽死后，被后人崇为“武圣”，追谥为“壮缪侯”，道教将其奉为“关圣帝君”;张飞死后，被追谥为“桓侯”，阆中百姓为祭祀他，专门修建气象阔达的蜀桓侯祠（张飞庙）。

1645年某日，张献忠到达阆中，本来是征剿叛军、镇压拥戴叛军的百姓，但听说张飞曾在这里镇守过七载，是老百姓的保护神，顿时感到异样。张献忠是迷信思想很重的人，他害怕冒犯神灵遭到报应，于是编瞎话说自己连续三个晚上见张飞显灵，还与张飞一问一答，成为了意气相投的好友。既然有神灵保佑，那这座城当然不能屠，这样一来，他只好放下屠刀，保宁城的百姓躲过了一劫。

在阆中期间，听说嘉陵江里陷有一口巨大钟鼎，他好奇心大发，决定一探究竟。

《綦江縣志·祥异》转引清代汪琬《堯峰文鈔》指出：“先是阆中有巨钟没于水，献忠命其党率人、牛数千牵取之，不能出。献忠疑钟之有神也，大怒，发巨炮击钟，坏其口二尺余，遂出之。识者或谓，贼名献忠，钟忠音相近，今被击且坏，其献忠将败之徴乎。果不半岁死。”这一记载，尽管颇有附会，属于“诗妖”一类，但暗示了阆中与巨钟的某种关系。

我的看法是，这口巨钟的确与阆中的历史息息相关。

阆中因阆山四合，阆水纡曲，城在阆山、阆水之中得名。阆中建县已有 2300 多年的历史。阆中城的历史还可追溯到公元前 330 年巴国迁都阆中以前。

阆中民间相传，很久以前，阆中山上有一口大钟，每当这一口钟撞响，阆中就会陷入灾祸之中。或灾星降临，或瘟疫来临，或洪水泛滥，或狂风四起，或猛兽横行，人们无不为之受尽苦头。因此无人敢去碰这口钟，一旦钟响，人们将又要遭致大难。为了去除这蛮荒之乱，当地人整日烧香祈祷，希望这口钟永远都不要再响。但事与愿违， 还是无法阻止山上那口大钟的再次响起。

人们四处寻找解救灾难的方法，没能找到如何来解决这如同灾难性的诅咒。直到有一天，王母娘娘回到阆中，刚好遇到嘉陵江河水混沌不清，阴风四起，天色暗然，王母掐指一算，得知明日将是大难之日，为了解救百姓于水火，王母化为道人，找到居住在此的族长，王母说：我已算出你们明日必有大难，等待明日钟响之时，你们必遭大难，到时会洪水泛滥，袭击整个村庄民居，狂风四起，吹垮房屋，猛兽横行，百姓无法安身，如果你们想去除这蛮荒之乱，你们必须要在钟响之前砸碎山上那口大钟，可永保你们村庄太平。王母说完后化为一股轻烟消逝了。族长不太相信这番话，但王母临走时又显出了原形，加重了语气：“烂钟可去除蛮荒之乱，一定要让后人记住烂钟来镇压此咒！”

族长组织了村上的人，就连小孩子也参与了这次“烂钟”之列！但是由于这口钟太过庞大，根本无法将之打烂，更何况是在山顶上，于是经过村上人共同讨论后，决定将钟打烂后沉入江底。族人来到山上，取下这口巨钟，欲将钟运下山。但只要钟稍有响动，马上会风云忽变，预示大难将至。但此时的人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强行把钟运到了山下，族长预想着这次烂钟必将大有牺牲，于是安排好妇女小孩回村到每年的避难处。壮士同族长扛着大锤朝巨钟上面砸，钟声一响，顿时间，风云忽变、洪水举起了山一般的波浪，狂风大雨倾盆而下……

砸钟的人们看到房屋被冲跨，于是仇恨巨增，用尽所有力气将巨钟砸烂。族长与壮士将巨钟推入嘉陵江，由于耗尽元气，无生还之力，也沉入了江底。第二天，果然迎来了美好的清晨，只是人们还沉浸在昨日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后来人们为了让后人不再有这种灾难，就为这个地取名为“烂钟”，以此来镇压魔咒，古称之为“厌胜”，让人们永远平安的生活下去。同时让后人记住，嘉陵江下的那口巨大的烂钟，不要去打捞，以确保人们生活太平！由于阆中一地为山川龙虎交会及阴阳合和之地，自从沉烂钟之后，当地涌现出很多名人，也被后人视为吉祥之地，故不可再用不吉利的“烂钟”之名，后改为美轮美奂的阆中。

这一民俗传说仅能成为谈资而已，但与张献忠大炮击钟事件合而观之，就可以发现，阆中传说里的这一口巨钟的确存在过。大炮的威力大大压倒了传闻中钟声的威力，而炮弹轰击在巨钟上发出的破裂之响，灾难之所以没有降临的原因，恐怕在于，小巫见大巫，大灾难早就随大炮弥散开了。由此，才真正预示了张献忠“问鼎巴蜀”的实质，那就是烂钟与打开的潘多拉盒子的关系。

谁又能说，灾难没有就此缠上张献忠呢？！

……

张献忠向天空发炮的先驱表率，后世自然不乏来者。

1878年农历三月初九正午，广州白鹅潭上空突然出现了一条盘旋的黑龙，黑气中又有白光如练。最先注意到龙卷风的是疍家人，他们惊恐异常，赶紧敲锣打鼓，又在江边焚起大火，驻守江面的水师官兵决定，向天空持续开炮，“军民”合力，试图将龙卷风吓跑。在隆隆的炮声中，龙卷风打了一个圈，直奔西北而去，顿时风声如吼，下起了豆大的冰雹。暴风过处，房屋一排排倒下，有一些建筑还被风吸到空中，旋即又轰然倒塌，场景让人震惊万分。

这段往事载于清末文人俞洵庆所著的《荷廊笔记》中。狂风过后，根据官方统计，死伤者多达两千余人。看起来为民分忧的水师，向乌云发射的进口炮弹，算是打了水漂。

围绕张献忠的三次刺杀

中国历代王朝更迭的历史，就是暴力循环的历史。独夫民贼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自大狂意识，其手段无毒不用其极。“自家”的宝座宛如马桶，一个屁股让给另外一个屁股，岂能让他人觊觎。民众的鲜血，不过是冲洗马桶的流质。在这个谱系中，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但黑暗并非毫无变异，它像鸦片一般连续制造着诡异的噩梦和厚黑盛宴。但我们发现，越是强化暴力的政权，这就像大把吃着“胡僧药”的纵欲者，其衰亡速度总是惊人的。

民国著名报人、作家何海鸣（1891年—1945年）曾经指出：“予友绍英尝言张献忠奇人也，且愤世之人也。不然，胡爱杀人如是之甚？且献忠之为人别无他种嗜好，即女色亦不甚爱，惟独具此杀人之癖，尝剥女足为塔祭天，竟忍断其爱妾之足为塔顶，虽曰不近人情过于残忍，然世皆人也，胡独彼一人不近人情如是，甘心残忍如是？或亦其人有满肚皮牢骚不合时宜，且视天下之人皆为可杀，故遂性情尽杀以浇块垒乎？然其人心中之悲怆之凄楚，是当较被杀者为尤痛苦矣。相传献忠有短偈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以对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嗟夫！人果因何种恶德无以对天，遂生怪杰之愤懑，一一以宝刀超度之使趋善地乎？予撰此则，予心大痛。”（《求幸福斋随笔》，上海书店1997年1月版，第67页）

这一段文字，很可以反映出清末忧愤志士的铁血斑斓志向，但有一些论述与史载不符，比如黄虎那口吃者一般的狂喊“杀杀杀杀杀杀杀……”，所谓施杀者“心中之悲怆之凄楚，是当较被杀者为尤痛苦矣”的推断，这纯属何海鸣以己之心逆推黄虎之腹，想当然耳。

暴力一直是黑暗历史的动词，暴力与性、权力的结盟整合了黑暗历史的句法，進而完成了暴力美学的进化，这在秦朝就已经完全实现了其演变。在明朝的暴力氛围熏染下，当暴力也成为了黄虎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行头时，他那被怒火烧红的刀，一定会加倍反弹回来。

根据学者王纲的统计，黄虎一生里受伤大约有7次。

第一次，明崇祯七年（1634年）在郧、襄地区作战时，夜间与农民军一起观剧，被明将邓圯潜入刺伤面部。

第二次，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在南阳作战时，眉部、面部和手指三处留下了伤迹。

第三次，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宜城作战时，面部被敌人砍伤。

第四次，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在房县作战时，左足被敌人击伤。

第五次，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在土地岭作战时，被敌军砍伤。

第六次，崇祯十四年（1641年）在信阳作战时，股部被敌人击中。

第七次，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黄冈作战时，肩部被敌人射中。（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291页）

黄虎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受伤，却是出自一次有计划的行刺。

看戏正在要紧处……

黄虎征战无数，血染重衣，杀字当头天天讲日日学，该杀的与不该杀的，一刀挥作两段，因而冤魂无数。因而痛恨他、想要他命的人也很多。

史料记载，张献忠曾三次遇刺。

崇祯六年（1633年）冬季，首领王自用作战牺牲后，陕地起义军在高迎祥领导下与明军展开了拉锯战，但损失惨重。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重围，转移到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游击流动战。

曾经担任宣化总兵、密云总兵唐通（？—1664年），陕西泾阳（今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人，汉军正黄旗，时任陕西榆林守备，他随同总督陈奇瑜征剿正在郧阳、襄阳盘桓的黄虎。刺杀黄虎的事件，应该发生在这个时节。

鉴于襄阳衙门已经毁弃，黄虎只好在三圣宫驻扎。晚上在三圣宫看戏，人头攒动，大家的注意力全在戏台上。主桌用帐篷罩着，与士兵之间有一段距离，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慢慢走到了黄虎的主桌跟前，似乎是来禀报公务。

来人进入掌门，一见端坐于八仙桌后的壮汉，黄脸虎颌，知道这一定是黄虎。来人自报家门：“张贼拿命来！我乃大明总兵邓玘也。奉命前来取你首级。但念你我是同命之人，不忍杀你，不过刀要见血，不然不好回去复命。”说话之间手起刀落，在黄虎脸上划了一刀。沉浸于戏剧情节的黄虎还没有反应过来，连人带椅翻倒于地，刺客随即像一块锈铁一般滑入到黑暗中，走了。

黄虎下令紧急捉拿，未果。由此足以看出，刺客连逃跑路线也是早就规划好了的，方可从军营里全身而退。

根据《明史》记载，这个刺客叫邓玘，字明宇，为四川巴县（现巴南区，为重庆市主城区）人，早年从军，从守备等低级武官做起，升至总兵，先后在河北和湖广一带长期与农民军作战。

邓玘明明有机会刺杀黄虎，为何手下留情？

据说邓玘出身贫寒，曾做过知县的轿夫，一次因为饥饿，眼冒金星脚杆打滑，把县太爷颠簸起来几乎摔落轿下，被责罚四十大板。这大概就是他认为自己与张献忠“本是同命人”的缘故。再者，他觉得搞暗杀不太光明磊落，非君子所为，而自己是堂堂军人，不能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因而在关键时候改变了主意。

“当他辞掉轿夫的差事后，便流浪到了蛮荒之地的贵州，最初投身在总兵鲁饮门下做了一名亲兵，因为战功卓著才擢升为都司，后来又屡因战功升为副总兵、总兵、右都督。由于他的骁勇和战绩，赢得了朝廷的信任，以至朝廷曾命他驻守遵化，拱卫京师。这一切都让他对朝廷感恩戴德，所以当其接受刺杀张献忠的命令之后，便义无反顾以身犯险慨然赴命，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本分，是为朝廷尽忠。正因为他希望做到忠、义两全……”（王世让《巴县人邓玘行刺张献忠》，《重庆晚报》2012年10月22日）

邓玘自从崇祯二年冬带兵从老家川东千里迢迢进京勤王，就一直盘桓在外，所部将士多年不能回家探望，不停地被朝廷四处调遣作战，从河北到河南再到湖广，都是异地他乡，部队思乡厌战情绪日益严重，却得不到有效疏导。日久天长，军纪开始败坏，所过之处大肆淫掠，甚于流贼，邓玘概不约束。从普通士卒做到总兵，邓玘应该说深知军中疾苦，但对待将士却刻薄寡恩，只顾个人盘剥军饷，中饱私囊，从不抚恤士卒，主帅如此，以下各级将领纷纷效尤，所部官兵矛盾日益激化。

王与允是崇祯元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士，授湖广道监察御史，巡按河东盐政，为官清廉，盐课羡银数万两，全部拒绝。视茶马陕西，寻督应天学政，未行。他曾经上疏劾总兵官邓玘，“纵兵淫略，杀良民，冒首功，请斩之，以正国法，警诸帅。辅臣与玘有连，不悦，左迁光禄寺署正归”。《明史·邓玘传》记载得很清楚：“给事中范淑泰劾邓玘虐（遵化）民，辞连大学士王应熊，（应熊）以乡人阿庇，帝不问。”《绥寇纪略》也记载，邓玘“不死于法死于乱，是佚罚也”，认为他是罪有应得。足以看出，邓玘贪赃枉法，手眼通天，逃过了王与允、范淑泰的弹劾。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他的劫难很快来了。

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洪承畴至汝州，令邓玘戍樊城，防汉江。四月二十六日夜，标将王允成部下家丁鼓噪，接着骑兵营哗变，往邓玘驻地冲来，杀死邓玘两名家丁。邓玘闻报赶紧登上高楼躲避，变兵开始放火烧楼。眼看火势熊熊，往上蔓延，烟雾弥漫中，邓玘在贴身亲军的保护下，死命逃下楼来，慌不择路，一足踏空，坠入火中被活活烧死。

邓玘临走时还给黄虎留下了姓名，所以黄虎才会对他的“刀下留人”感激不尽。而且黄虎具有英雄情结，只佩服丈夫所为。

1645年大西军攻破重庆，黄虎驻扎12日后出城，在重庆郊外白市驿的大路边，看见一座墓，辨认墓碑后，原来是明朝总兵官邓玘之墓。张献忠下马，恭恭敬敬在墓前作揖行禮，并说了一句话：“好汉子！使此人在，吾安能至此！”然后上马而去。乾隆《巴县志》也记载了此事：“今县西白市驿前十里，有邓都督神道碑，矗立道旁，乡人称为大碑。其地为成渝往来大道。父老相传，献忠行军过此，曾下马瞻拜。”

同治《巴县志》也有《邓玘传》，有一段戏剧性的生动记载：“甲申，献贼寇重庆，过其墓，下马拜曰：‘将军若在，吾安能至此。”可见张献忠对邓玘墓行礼之事，确有出典。

白市驿自明清设驿站于此得名，自古商贾云集，物产丰富，素有“白日场”之称，故而得名白市驿。如今，这块大石碑立在菜地边，碑背后就是十来米高的悬崖。石碑约一丈二高，宽四尺左右，厚八九寸。青石质料，经数百年风吹雨打，风化严重，碑上文字多已漫漶不清。

黄虎的敏锐之力洞穿了酒色

邓刺客暗杀张献忠未遂，显然是他心目中忠与义的纠葛使然。1643年黄虎占据楚即将入川，大杀贪官劣绅，砍掉了无数穷人的手臂。他喜欢大碗喝酒，但对女色的喜好远不及杯中之物。这给想杀他的女性提供了一个窄窄的机会。

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攻破湖北荆州，明神宗第六子、惠王朱常润在官军的护卫下逃离惠城，惠城随之被毁。据《江陵县志》记：“崇桢十六年，流贼张献忠陷荆州，夷城垣。”这是黄虎多年征战的习惯性动作，一旦离开这个占据之城，他总是要“夷城垣”，自己不用了，别人也休想继续使用。

为了庆祝胜利，黄虎下令召来惠城“乐户”十多人，她们一个个妆容精致，抚琴献唱。黄虎咧嘴开怀，沉浸在胜利的高热氛围里。情色绮丽中，一女子却神色坚决，冰块一般木然。

黄虎对女子发问：“你是谁？怎如此大胆？未必以为老子不付钱？”

“小女琼枝。”

“何故不乐？”

“我虽贱，岂肯歌酒陪反贼！”琼枝干脆把琴重重地砸在地上。

黄虎拔刀大喝：“你敢不陪老子？”

琼枝冷笑：“你不过就会杀人罢了，我不怕死……”

黄虎怒极，他见过不怕死的，但一个弱女子竟然如此强硬，让他有点下不了台。于是令人刀剐了琼枝，碎块拿去喂狗。

见张献忠坏了兴致还要杀人泄愤，一位叫紫燕的美女赶紧迎上去敬酒，大献娇媚：“大王，你是我心中的英雄！今天能陪大王，小女子真是三生有幸！”话虽肉麻，但黄虎听了很受用，渐渐转怒为喜。在国人的观念中，“紫燕”往往附会帝王及圣贤出世的先兆。黄虎见紫燕长得漂亮性感，这分明是玉人遇到了好名字。黄虎十分宠爱，夜里经常召她去陪宿。

逐渐取得张献忠信任后，这个叫紫燕的美女，却有一手与名字完全相反的心肠。她开始琢磨如何取黄虎性命。黄虎每夜睡前都要豪饮一番，紫燕决定在酒中下毒。

一天晚上，烛影摇红，紫燕端着酒杯靠近黄虎，娇滴滴地喂他喝酒。如此亲密之举，黄虎反而不适应了，他的某种预感立即回到了身上。黄虎的狡黠远胜常人，接过了酒杯，缓缓说：“你这小妖精，这杯酒啊，老子要你先喝！”

“大王，这是妾特意给你斟的呀！”紫燕说着又将酒杯推到张献忠嘴边。

黄虎突然觉得，紫燕的手在抖，问：“你冷吗？”

“妾不冷，只是近日偶感风寒。”

“那这杯酒你更应该喝！”说完强按着紫燕脖子，将酒灌入她的口中。

很快，紫燕口吐白沫，四肢乱颤，当场毙命。

黄虎的预感是准确的。发现紫燕是要谋害自己，一方面暴跳如雷，一方面也为自己的预感而自得，下令将紫燕碎尸万段。

彭遵泗的《蜀碧》卷三里，记录了这一事件。提到的这位刚烈的刺杀者的名字，叫曼仙。

民国年间出版的署名为丹阳人林慧如编的《明代轶闻》卷四《美人谱》里，作者对于内外双修的美人来了一番大大的颂扬：“噫，当献忠猖獗时，守土诸臣皆望风逃溃，纳款称臣，峨冠世儒，奔走于指挥之下。琼枝、曼仙，均一妓耳，奋不顾身，视死如饴，不更贤于忠臣义士之为邪！若琼枝之死，曼仙之毒贼，成亦死，不成亦死;成则为国杀贼，而身死于贼众之手。其如天佑贼人，先毙于饮，事虽不成，其烈侠之气，可令千载愤叹也。乃既不得如英烈夫人来朝廷褒赠之典，又不若徐氏获名人词翰之光以风世，惜哉！”作者借古讽今，倒也体现了一番大哀痛。

这个美人刺杀黄虎的故事，到了吴伟业的《鹿樵纪闻》里，故事有了进一步演绎：

“顺治三年（1646）春，肃王西讨，黄虎迎于平阳关，败还。有曼仙者，本楚府乐户，被掠，其侪琼枝不辱而死。曼仙刻意奉迎，黄虎嬖之，携入蜀。屡欲图贼，不得间。及黄虎自平阳败还，竟忽忽不乐，曼仙乃奉毒酒，清歌以侑。黄虎手挽其颈，曰：‘汝先饮此。曼仙不能却，立饮而毙。贼觉其情，念成都百姓必多因败图之者，夜寝必数迁其处。又选亲信左右千人，号‘诇事小儿，身易服杂其间，夜出周行街巷，听人私语。犯忌讳者，以白垩识门，黎明而收者至。偶闻俚语云：‘张家长，李家短。喜曰：‘此吾家独霸之谶也。未几，卒尽屠之。而益发兵四出，穷搜荒僻，逢人辄杀，如是者复半载。”（转引自韩树明校注《蜀碧注》，内部资料，2017年12月编印，第195页—196页）

这就说明，“乐户”出身的曼仙随黄虎到达了成都大西府，潜伏如此深入，在与黄虎彻底“打成一片”之后，才予以动手。这次未遂的谋杀，大大刺激了黄虎的神经，他开始不断改变住址，防止为人知晓;其“肃反”的策略也趋于登峰造极。

顾山贞在《客滇述》里指出，黄虎总是感觉有人图谋自己，一个晚上不断更换休息地点，甚至达到一夜更换十二三处的程度。黄虎有时还潜入寺庙佛像后，在墙下偷听佛门话语……后来发展到黄虎化妆成普通一兵，融入成都的妓院，访贫问苦，与民同乐。然后他突然宣布“捉奸”，尽屠佛门与妓院中人。他这种微服私访的侦探方式，为“诇事小儿”们做出了表率。这让人们产生的最大疑问在于：大西国的奸细是否猖獗至此？我想，主要还是黄虎喜欢微服私访这一形式，可以放低身段平視民间，这是老虎顶着大熊猫的皮。就像那个喜欢微服私访青楼的宋徽宗赵佶。但黄虎是立场坚定的，与儿女私情挥刀立绝。

他所派出的一千名“诇事小儿”，就是大西政权的间谍，专门用来刺探民情。大西政权集中营式的控制手段，与野史所记的当时成都景象完全一致。成都街民张成恩晚上没事想到邻居家去串门，他妻子阻止他说：“天都黑了，还讲什么张家长、李家短？”就是这两句很普通的俗语，竟被竖起耳朵的“诇事小儿”抓了个正着。次日黎明，这两口子昏昏懂懂地被五花大绑，被押解到黄虎跟前。黄虎并非“窥淫癖”发作，而是喜欢当判官，在居高临下的语境里可以获得极大的快感。黄虎一听“张家长、李家短”，哈哈大笑：“这是说我们张家的长、李自成他家的短，这是良民啊！”不但释放两人还赏了一笔银子。在这里我们决不能责怪那些可恶的密探。因为《蜀难叙略》补充说：“其有不及报而为他处发觉者，则并‘查事人亦诛之。”如果漏报了情况，密探的脑袋也保不住，所以他们必须宁左勿右……这些并未远去的境况，真是让人浮想联翩。

这就意味着，影子不一定就是本体的投射。影子队伍里混入了不少奸细，他们渴望在本体不经意间，发布自己的看法。影子也可能是遵循另外一个主体的旨意，他们的阴影总是比本体更为庞大。

美女许若琼

四川明代先后有十三代蜀王，他们统治四川达267年之久。1423年，朱椿去世，藩王府的红石牌坊陆续迎来送往12位“好学能文”的蜀王，川中两百年来不被兵革。最后一位蜀王朱至澍原本也以为可以一辈子居于丽春轩，锦衣玉食，美女环绕，不料一个意外彻底中断了他的大梦。

清代张廷玉所著《明史》记载：黄虎“……遂进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妃、夫人以下投于井，巡抚龙文光被杀”。

1644年正月，张献忠入夔州，成都大震。蜀王欲逃往滇黔，巡按刘之勃谏言制止。到6月30日，极度吝啬的蜀王一行仓皇出逃，却被万分痛恨他吝啬导致成都失守的门卫拦下，不得外出。7月间，成都城中人震恐，热汗冷汗交替而下，每晚上有人狂呼高叫：“闯至矣！”“献至矣！”在闷热的空气里加剧着湿度。8月9日，张献忠在成都西北城根下挖洞，装上巨量火药，置引线。须臾间，城墙倒塌，瓦石乱飞，城墙裂开十余丈的大口子。士兵洪水一般蜂拥而入，蜀王朱至澍及嫔妃绝望了，只好投井自尽，内江王、太平王等随之而亡。

蜀王府门前有两尊石狮，为唐朝风格，体型硕大，雄健粗犷。传言蜀地石狮头上的螺发，从来都是少于39枚的，因蜀王宫门前的石狮有40枚螺发。有人戏言，蜀王之威，尽见于石狮也！

咸丰时期的成都竹枝词，仍然可以清晰地描述当时蜀王宫的景象：后“宝川局”前举场，“摩诃池”上故宫墙。石狮双坐“三桥”首，日看牛羊下夕阳（杨燮作，三峨樵子略注：《锦城竹枝词百首》，收入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19世纪初，当时的皇城外贡院前还在三桥跨环城河道，三座石桥桥头立有石狮，三桥头大石狮本是“王城”故物，“正阳门”侧，悉是回人居住，昼牧牛羊于野，夜晚皆来“王城坝”中。

黄虎张献忠尤其喜欢刚健之物，一见石狮，分明是大西国盛世之兆！他将蜀王府改称皇宫，原蜀王府的太监、宫女悉数留用。实际上，那时的大西皇宫已经是一座缩小版的紫禁城。

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陶澍典试四川时记录了他眼中的蜀王宫：“初二日省城各官来晤，饭后始周览贡院，规制颇宏，古墙犹在，明代蜀王藩邸也，献贼据之自称‘西王，今闱内东西号舍相传义男孙可望、李定国之所居也，闱墙后乃当日内宫……”【《蜀輶日记》4卷，陶澍著，《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七帙），南河清王氏铸版，上海著易堂印行】

可见，历经浩劫的蜀王府，给蜀人造成的震撼，数百年也未能消泯。

黄虎的内宫，自然是禁区。蜀王有四大美女，都是从华阳县选来的。严兰珍是成都秀才严春茂之女，出生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她不仅长相出众，而且擅长诗词歌赋，加上写得一手娟秀之字，很受蜀中文人墨客们追捧，连一些官员家里，都挂有她的书画作品。《华阳县志》记载说：“献贼攻城，急，兰珍北向再拜，投宫西苑荷池死。”

齐飞鸾也是华阳县人，富户齐圭的女儿。李丽华、齐飞鸾，长得如花似玉，且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称得上是古代的“超女”。尤其是齐飞鸾，天生一副好嗓子，歌声悦耳动听，每当她在自家阁楼上唱歌时，楼下经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倾听。

就在黄虎忙于迎娶来自井研县的陈皇后的过程中，一个特异的美女引起了黄虎的注意。美女名许若琼，原是蜀王朱至澍的四大宠妃之首。她是华阳县（今成都市华阳区）人，16岁选秀进宫，可谓国色天香。潘时彤、董淳编纂的淸嘉庆版《华阳县志》“节孝篇”记载说：“李丽华，邑人李旆女。性敏慧，年十二，善属对旆，父友许宽义，当以‘吴江月令对，华即应曰‘漠殿秋，因呼为‘漠殿仙。崇正（崇祯）十三年，选入蜀宫，后侍宴浣花溪。王有诗，令读之末句云‘愿歌沃野絕逢山。”由此可见，李丽华绝非花瓶。

张献忠攻陷成都后，晚上要找美女陪宿。太监嘱美女一起去承运殿。因夜黑加之下雨，她们走得很慢。美女说：“张献忠是个杀人魔王，送到他那里早晚都会被害死，我们绝不能去！”其中齐飞鸾说：“蜀王生前待我们不薄，我们绝不委身恶贼，辱没王室名节！”说完，趁太监不备，齐飞鸾闪身拐入府中一条小径，然后直奔不远处的御沟，奋然投水。《华阳县志》对此的记载是：“越数日，颜色未变，面若桃花。”

当一脸怒火的李丽华被带到黄虎跟前时，黄虎不禁火冒三丈：“你这个婊子，瞧不起老子。老子哪一点不如那个蜀王？”一把抓住李丽华头发，将她的头往柱子上猛撞，但见血流如注。

李丽华也被激怒了，豁出去了：“恶贼！魔鬼！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宁愿死也不会陪你！你不得好死……”

黄虎威胁道：“明天给我送到婆子营去当军妓，我让你知道得罪老子的下场！”

李丽华默然。她绝食5日仍未断气，最后呑金自尽，在极度痛苦里香消玉陨。

四大美女里，还剩下许若琼。

许若琼红妆亮相，美若天仙，黄虎强令她伺寢。

这晚，黄虎睡在蜀王寢宫里，睡前照例豪饮一番。

黄虎出生入死征战多年，女人的重要性远不及可以救命的战马，但一见许若琼，他还是软了下来。黄虎心痒难耐，不能自持。他说：“好好伺候老子，老子封你当皇后！”

许若琼故作高兴状，娇声道：“谢大王，臣妾再敬大王一杯！”

趁张献忠目迷五色之际，许若琼转身拿起盛酒银壶猛砸张献忠的脑壳，砸开了一道口子。黄虎看上去一副醉态，但反应非常快，一躲一闪，瞬间抽出枕头之下的佩刀，一下砍掉许若琼右臂。许若琼痛叫着，用左手去抓东西，又被黄虎砍掉了左手。屋外卫士听到黄虎叫骂声，立即冲进来一阵乱砍，许若琼早成了一堆肉酱。

清乾隆《遂宁县志》中有《明蜀王殉难四近侍李丽华、许若琼、严兰珍、齐飞鸾合传》，特意标举了这一烈女事件。

四川著名文史学者王治平居士（1920年—1992年）在《吟边琐记》卷一里，提到了许若琼：

张献忠破成都后，夜宿蜀王府中，招蜀王宫人许若琼侑酒。许手把檀板，宛转悲歌。歌曰：“暗抛红豆涙盈把，委珮当年悲艳冶，一坯黄土玉钩斜，切莫烧作鸳鸯瓦。”歌毕，突擎案上烛台，猛击献忠，血流被面，遂遇害，此不让费贞娥专美于前也。（未刊本。引自网络版）

清朝文人王松麓曾作《银瓶击》诗悼之：

锦官城头鼓声死，

铁炮如雷地中起

……

宫门开，黄虎来，

殿庭格碟尸盈阶。

呜呼蜀王安在哉？

阿琼仓皇逢恶监。

缚以献贼贼称艳，

趋立宫中陪夜宴。

含羞忍耻受贼封，

决计杀贼酒筵中。

……提银瓶，

奋力击贼贼脑裂，

贼虽未死魂已慑！

黄虎大骂：“不料蜀中女人都如此可恶！来人呀，把这蜀王府中女人杀光！”于是军士遍杀宫中老弱女人，只留年轻漂亮者去充实随军妓院“婆子营”。

黄虎受伤，狂怒不已。几天后下令，从井中打捞出已泡得浑身浮肿的蜀王朱至澍和邱妃等人。看着浑身浮肿的蜀王，逃过了“身首异处”的命运，张献忠恶向胆边生，冲上去连砍蜀王三刀，如中败革，才令人拖出皇城沉之东门大江中……这一幕，让人联想起黄虎攻破襄阳城后，面对年过七旬的襄王朱翊铭，冲上去也是猛砍三刀。

莫非他信奉“事不过三”的天理？

作了两年多时间的大西国朝廷的蜀王府，被黄虎彻底、干净地焚毁后，延续一千多年的蜀地权力最高中心的命运就此断绝。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清朝四川巡抚高民瞻，提兵由保宁恢复成都，“时成都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城中豺虎熊狳，时猎得之。而故蜀府内二三年后犹然”（沈苟蔚《蜀难叙略》，《笔记小说大观》第二编，第七册，台北新兴书局1984年版，第4285-4396页）。蜀王府在康熙初年，也就是郎廷相将其改造成为贡院之前，仍然是虎豹财狼出没之地…… 如果说洪秀全的天王府是“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那么，成都蜀王府更悲惨，是“故宫荒废连禾黍，万里桥边阳气微”……

黄虎为何几度自杀？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提倡自杀。尤其在民间，从来不提供维系自杀的水分与土壤。古人的自杀、自缢原因，主要还是亡国或者是皇上赐死，这是来自体制内的训令;民间敢于走上自杀之路的，只能是人们对于现实彻底的绝念与绝望。既死之、则安之——人到了这一步境地，哪里还有心情来考虑传统伦理的辉光？！

而唯一的例外，恰是春秋烈士聂政的毁容并自杀，义薄云天，开启了传统伦理之中的“自杀正义”。

1643年8月15日，张献忠亲自率领大西军20万人分水陆两路向湖南进军，一路势如破竹，于10月4日兵临长沙。张献忠攻破长沙城时，蔡道宪被俘，手下林国俊等9名士兵一直紧跟蔡道宪。农民军命令林国俊等人去劝说蔡道宪投降，林国俊等人回答：“蔡大人要是想投降怕死，早就逃跑了，根本不会被你们抓住。”农民军听了怒火中烧，就把蔡道宪一刀刀剐死了。农民军命令林国俊等人投降，林国俊等人对农民军说：“我们不投降。希望先让我们掩埋蔡大人的尸体，然后再赴死。”农民军竟然答应了林国俊等士卒的从容赴死，士卒们脱下衣服，裹住蔡道宪的尸骨，并将其掩埋在醴陵坡。祭拜结束后，士卒们就选择在墓前自刎，以报答蔡道宪的知遇之恩。

这一幕，张献忠看在眼里。自刎的楚霸王项羽，乃是他心中的顶天立地第一人。他默许了这一批烈士的自刎之举。

古人以为，自缢与自杀不同。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了京城官员高文采一家境况：“高文采，锦衣卫千户。守宣武门，城陷，父子一家17人，俱自杀，尸狼籍于路。云京邸之变，文臣大臣缢者多，而自杀者少。予观高公有四难焉。自杀，一难也。武臣自杀，二难也。小臣自杀，三难也。一家自杀，四难也。呜呼！非烈丈夫其能如是也？”

这进一步暗示了古人心目中的抉择，自尽绝路上的弱者与强者之别：弱者上吊自缢，强者横刀自杀。

黄虎自然是巍然“烈丈夫”。

在入主成都之前，黄虎仅有一次面临自刎的严重时刻。

明末余瑞紫撰《张献忠陷庐州纪》里提到，黄虎在谷城蛰伏，然后再次起义，杨嗣昌手下“随征将官则有猛如虎、虎大威者（此将系虎生，故以母为姓），骁勇无比，日夜追贼。贼之奔窜无宁，晷日不暇食，疲困之极”。

“猛如虎”是绰号，而“虎大威”则言明是老虎所生！呵呵，二虎追击黄虎，黄虎已经弹尽粮绝。“兵贼交卧于路，彼此不知;于是贼流入四川山中。奈山险路狭，不便排兵布阵，只用围困之法。时值大雪，八贼衣貂裘犹寒，其人马所存者仅千余人，是时冻馁交迫，八贼几欲自刎。一贼曰：‘胜败兵家常事，且缓。俟兵到再议。”

当晚黄虎奇袭山寨，抢夺到粮食，顿开枷锁走蛟龙。这一段历险，他是从不提起的。刀头舔血的日子，多得是！

根据古洛东整理的《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在成都曾两次自杀。

从《圣教入川记》的记载可以发现，进入成都之后的黄虎，喜怒无常，疑似是一位间歇性发作的精神病患者，传统的大规模杀戮与死刑方式的推陈出新，成为了他发作期间的必然性选择。这明显是一种严重心理病态，属于精神失控。而张献忠在下达杀人指令之后，心满意足了，创伤心理得到平复，恍然一惊，又后悔不已，以至于后悔得要自杀。

利类思、安文思两位洋“国师”，目睹了张献忠的种种特立独行，不但是老百姓早为黄虎之俎上鱼肉，就连大西政权的官员、军人也处于朝不保夕状态，他们多次提及黄虎的“疯病”发作。

所谓“疯病”，至少是严重的歇斯底里。

张献忠第一次自杀发生在1646年年初的一日，他威风凛凛出成都城巡阅大西军，“见人数大不如前，且随行官员也不及他刚极初人数之众。又见城中空无人居，而川省遭其殘暴，成为旷野。不觉怒火中烧，狂怒间抽刀自刎，被左右上前拦阻，未得毙命。随将虐待大臣及残杀百姓之罪，皆加诸副阁老之身，怨恨不已”（《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39页）。

这个巡阅的地点，应该是在现在的华西坝。

我自横刀，但被人夺走了横刀。如此情何以堪！

副阁老就是汪兆龄，这个巧言令色之辈，承袭了传统文人最为恶劣的全部品行，吮痈舐痔、曲意奉迎、助纣为虐，张献忠在“疯病”中偶然窥见到现实的真相后，自然对汪兆龄怨恨不已，阴阳突变，暴雨中升起红太阳，反而合情合理。

我们知道逻辑学著名的“谎言悖论”。这是要求断定语句“这句话是谎言”的“真”“假”。一旦你只要试图完成这一任务，就会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矛盾怪圈：假如你断定该句为“真”，那便会据此推出该句是“假”;而倘若你断定该句为“假”，那便会据此推出该句是“真”。

黄虎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坚信大西国的荣耀来自穷兵黩武与全面专政，可是为什么成都百叶凋敝、百姓变得如此稀少，大不如前？如果这一变化是真实的，那是否意味着，自己信奉的“天”，并不保佑大西国运？普天之下，舍我其谁！黄虎除了发出吼声如雷的“天问”之外，实在不屑于向簇拥在自己周围的妄人问道了。

他猛击脑袋，脑袋发出冬瓜落地的闷声。非常喑哑。他陷入了一种“杀人怪圈”：越是杀下去，“人粮”减少，举目四望必然更为凄凉;但如果金盆洗手，反抗者必将麇集力量，不利于大西。1645年端午节期间，黄虎率领随从，兴致勃勃来到成都锦江边与民同乐，观看了一场浩大的划龙舟比赛。

透过菖蒲和陈艾的香气，这一切人间的欢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横刀，刀身流淌着蜀天白腊似的阳光，在刀锋向外推移的过程里，他突然渴望触及刀锋间鬼魅般的一抹清幽。

黄虎敢于抽刀自刎，再次证明了他的奔流血性。这显然是出于“杀天杀地复杀人”之后，他已经臻于普天之下无敌手的程度，刀锋闪烁着成都慵懒的阳光，阳光太轻飘了，汇聚于血槽的阳光无法沉浸其间，柳絮一般，只好四散而去。刀上血槽呈现出绝对的黑暗，就像深渊的裂口，让人产生无限痴迷。

那是一种怎样的失落啊！酩酊大醉的黄虎渴望试验一下，自己的血，是否可以在鬼头刀的血槽里肆意流淌……

血滴入酒，凹陷的液面以下，就是民间，热气随波纹扩张。血就像宝石，从根部开裂，分解的身体，在摒弃声音与精致的环境，排斥、纠缠直至靠近。血散成一把尖锐的丝，光照下铅华褪尽，坚韧地垂立，沿光滑的杯壁升降和横移。偶尔，用针芒对峙，相继折断的刃口，使时间减速，慢到透明。来自不同脉管的血，从液体深处寻找燃烧的身体，旁逸斜出的迂回与破坏的狂欢，逐渐把呼吸匀称地摊开，在血的交错线上，血槽就像一条骨折的伤口。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黄虎横刀，是在试探左右的反应。

可惜啊，“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壮举，被亲兵们终止了，他们经受住了这一次奇怪的忠诚考试。不然的话，历史就将是另外一种走向。

多年行走江湖，习惯于刀头舔血的日子，培养了黄虎一种置身权力顶巅、预知危机的技能。他就像一只安静的老虎，四肢与大地之间，构成了某种神秘的关联，他感觉得到百十里之外的气场。那是一种他非常不熟悉的戾气，正在款步而来。

他决定尽快离开成都。

但是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使得黄虎再一次自杀，是在1646年7月。

闷热的成都，河风都像来自蒸笼，锦江汇入岷江的彭山县江口，水面骤然宽阔，就像一个沸腾的大锅。杨展死死锁住了狭窄的锦江，他以逸待劳，等候大西军的几百艘装满蜀地金银财宝的木船。江口大战成为张献忠入主成都后指挥的最大规模战争，事关大西国生死存亡。

清代大学者赵翼在《陔馀丛考》里指出：“古来用兵，往往兵多者败，盖兵过多则号令不齐，气势不贯，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这样的道理黄虎岂能不知！他在成都皇宫即指出：“吾初起草泽，从者五百人，所至无敌。今日益多，前年出兵汉中，为贺珍所败。非为将者习富贵不用命，即为兵者有所贪恋、怀二心。”

一语中的，由此可见黄虎深谙体制庞大、百病丛生的弊端，这让他忧心如焚。

黄虎亲率大西军十多万人马，乘坐数百艘木船，并且带上了他席卷各地的大部分金银财宝，从成都启程沿桤木掩映的锦江南下。他估计到了杨展部队在此恭候多时，但是他没有估计到杨展的军队在永宁山区得到修整后翼张势大，如狼似虎，伏击战极有章法，雷霆突降，火烧连营，木船在流速很慢的锦江无法快速掉头，纷纷着火，很快沉没……江口大战造成大西兵力损失过半，水军尽没，船上所载的大量金银财宝随船沉入岷江与锦江的汇合口。

张献忠见败局已定，顿时仰天长叹：“大西完了！老子也不想活了！”说完，拔出佩刀抹向脖子。幸亏身边亲信、中军都督王尚礼眼疾手快，一把夺下了他的佩刀，他才没有死成。

这一次横刀，试验手下忠诚度的可能性很小。

黄虎的两次自杀行动发生在1646年，也就是大西国国运急转直下、黄虎依靠“天象治国”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这也说明，长期窥视天象、按照星宿暗示而行事的皇帝，现在恼怒地恍悟：可能昭示于己的天象，也是一场温文尔雅的大骗局！这与黄虎大张一面“澄清川岳”黄旗浩浩荡荡进入巴蜀的情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岂能不憎恨蜀地、蜀天与蜀人！

江口一战，大西国辎重丧失，意味着重振山河的国库资金阙如。黄虎心如死灰，他沮丧到了极点，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看起来，“老子不想活了”不是一句简单的气话，而是一种真实的心理反应。

其实张献忠多次面临险境，他于征战途中反复投降就是明证。道德家们指出，“他从来没有丧失革命斗志”。问题在于，此一时非彼一时，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他心灰意冷，足见江口战役损失惨重。

在此，我们不妨为黄虎作一番精神分析。

第一，“一柱擎天”的柄權者，一般都患有严重的疑心病，暴力是他们唯一依仗的治理药方。如此循环叠加，直至万劫不复。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国后，开始阶段的确是萧规曹随，渴望偏安一隅，让巴蜀拱卫西京成都。他实在太欠缺治国之术，加上蜀地历来难治，迅速激起川人的愤怒和反抗。不久，南明势力死灰复燃，各地纷纷举起反张义旗，民意出现一边倒，致使他在军事上连连失利，国土大量丢失。更糟糕的是，内乱未消，清军又大兵压境，欲置大西于死地。

黄虎渴望利用暴力来席卷巴蜀后，继而安顿巴蜀，杀一儆百，但以暴治暴的历史循环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

第二，黄虎性格复杂而阴鸷，残暴又乖张，刚愎自用复优柔寡断，既自负又脆弱。他多次呈现出来的“怒不可遏”“大为狂喜”等等症状，其实怒不可遏与脆弱从来就是强人的两面。

黄虎的人格榜样是项羽。

1644年张献忠入主成都之后，为给天下读书人树立人格建设的样板工程，张献忠亲自口述，作了一篇白话文的《万言策》，历评古今帝王，认为一生崇尚武力的西楚霸王项羽，应该排名第一。雄文是否做到了“三分话点破帝王忧，万言策检尽乾坤漏”，那只有天知地知。

以张献忠的出身、经历而言，崇尚项羽是合情合理的，这一言路充分展露了张献忠的最高信仰——唯有暴力能够征服世界、削平人间“群丑”。他下令将这篇《万言策》颁布大西国麾下，让巴蜀的莘莘学子们都认真学习，融化到血液里成为人格建设指南。

暴力可以制造恐怖，暴力可以传递人格魅力，暴力还可以树立个人威严。横扫天下无敌手，杀戮立威不要命。稗官野史大量记载了张献忠的暴行，虽有所夸大，但集体性、区域性灭绝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人杀多了，特别是杀的很多都是无辜者，他的心里难免害怕，进而产生心理阴影。他又是十分相信“天道”的，为了掩饰日益增加的恐惧感，张献忠不得不继续用杀人来麻痹自己，美其名曰为“天杀”，自己所为，不过是“替天行道”。

当皇帝两年多，他身边的官吏、太监、宫女、嫔妃等，有不少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在他的刀下。到后来，杀人成了他泄愤、取乐的主要手段，成为他的精神麻醉剂，甚至发展到后来，张献忠“一日不流血满前，其心不乐。”（彭遵泗《蜀碧》卷三）。杀得四川“无一草一木，一鸡一犬存者……血流川江，数百里不绝”（【清】王家祯《研堂见闻杂录》）。

这种用杀人麻痹自己的办法，属于典型的自噬行为，就像一条自噬之蛇，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但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味同嚼蜡的杀戮，它不仅无法让自己得到解脱，反而形成恶性循环，初杀欢喜，继之狂喜，血海深处阒无人迹，饮鸩止渴，越喝越渴，最终使之坠入地狱，以致产生轻生厌世念头。

第三，幻觉妄想症。

张献忠征战多年，受伤无数，比较严重的受伤共计7次，其中至少有3次面部、头部受创，造成他经常睡不着觉、头痛欲裂，狂躁不安。御医“老神仙”陈士奇认为可能是箭疮所致，专门为他配制“乳香散”“安神定志丸”两种药，以期减轻张献忠的痛苦，但根据张的狂悖表现，显然效果并不明显。

张献忠经常出现幻觉，说自己看到了鬼。到夜里，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冤魂野鬼来找他，各种女鬼来抓他，要让他偿命。他拼命挣扎、使劲呐喊，但无力挣脱。为了摆脱噩梦缠绕，他有时整晚都不敢闭眼，失眠成了常态。

由于长期失眠，他精神开始恍惚，大白天也开始出现幻觉，说自己见到了鬼。

清人李馥荣所著《滟滪囊》记载，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初一，张献忠正在接受群臣朝拜，突然听到朝堂上有哭声，回头一看，竟然是一群无头鬼，在承运殿上空低飞乱舞。张献忠极其害怕，从此不敢登殿，夜间睡在城楼或城外华西坝的“中园”。

黄虎对身边大臣说了理由：“老子在这承运殿杀人太多，阴气太重，看来以后不能再住这里了！起驾，老子去中园。”

中园曾是刘备游幸之地，位于成都南门外二里许。五代时，这里成了王建的蜀宫别苑。南宋大诗人陆游居蜀中时常游于此，其《故蜀别苑》里有“蜀王故苑犁已遍，散落尚有千堆雪”之句。据陆游记述说：“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多梅花，百余年古木”。明末费密《荒书》指出：“中园者，蜀王外囿，有梨花千余。孟蜀时老梅卧地，谓之‘梅龙。成都俗以三月三日于此走马饮酒为戏。”近代诗人林山腴有“中园旧说梅林胜”“冶春故事记中园”等诗句。可惜的是，有园林之美、野趣之幽的梅苑，在元明两代的战乱中毁于兵燹。这就是成都著名地标华西坝的前身。到20世纪初，华西坝已经是一片水田和坟地。1904年经基督教四个差会确定筹建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之后，1907年首先购地150亩，到1950年占地扩大到1200余亩。所以华西坝多半是因华西协合大学而得名并蜚声中外。

华西坝分前、后坝，虽尚未查到何时出现此地名。但可以肯定：地缘范围为东起南台寺，南到金陵路及延伸之林荫街，北至锦江，西达万里桥及延伸之浆洗街之间的地域。民国时期，“坝上”一词不胫而走，几乎成为成都的代称。

张献忠入成都后，看中了这个大平坝，常在此屯兵、阅兵。昔日文人骚客游赏题咏之地，转瞬变成了舞刀弄枪的练兵场，中园、梅苑名存实亡，最后取而代之的是新称号：御营坝。

1646年2月，张献忠在成都屠杀平民后，又开始出现神志间隙性不清，出现幻听。他对前来朝拜的大臣们说：“老子咋子听到大殿后面有鬼魂在奏乐唱歌？”

一位大臣说：“可能是老万岁操劳国事太累，晚上没睡好，出现了幻听，我们都没听到歌乐之声呀！”

黄虎的确听到了。他起身拔刀展开身法突入“无物之阵”，乱砍乱舞，一边劈杀一边狂叫：“你们这些无头婆娘敢在老子的桌案上打乐器，老子砍死你们！”

砍杀一阵，终于脱力了，他终于跌倒在地，昏迷不醒。御医掐了半天人中才把他弄醒过来。

过了一天，张献忠独自坐在屋内吃饭，再次出现幻觉，看到空中忽然飘来无数双手抓他，置身九阴白骨爪的进逼下，他吓得魂不附体，赶紧丢下饭碗跑到室外……

听说老万岁白天看到鬼了，朝野上下和军中一片恐慌，人人都疑神疑鬼。有的大臣說，自己白天也听到鬼说话及鬼哭声，但睁眼一看鬼魂又消失了。有的士兵说，他们夜巡时听到冤鬼的哭泣声，有些鬼还用瓦片袭击他们。一时间，弄得成都满城闹鬼。

这些跟着闹鬼的人，主要是受到一种从众的心理暗示;另外，也不排除采用这种谎言来安慰老皇上。而张献忠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是一种病态表现。

夜间做噩梦、失眠，白天出现幻觉，这是典型的抑郁症症状。像许多抑郁病人一样，黄虎殚精竭虑，坚强统领大西国，如今顿感万念俱灰、痛不欲生。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他只好选择自杀这种最极端的方式。

巍巍帝乡与张献忠家庙

七曲山溯源

《明史》的《礼志》称，“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祀之”。张亚子即蜀人张育，东晋宁康二年（374年）自称蜀王，起义抗击前秦苻坚时战死。后人为纪念张育，即于梓潼郡七曲山建祠，尊奉其为“雷泽龙王”。后张育祠与同山之梓潼神亚子祠合称，张育即传称“张亚子”。唐玄宗入蜀时，途经七曲山，有感于张亚子英烈，遂追封其为左丞相，并重加祭祀。侍臣中有人留下了“细雨霏微七曲旋，郎当有声哀玉环”的诗句，从此“七曲”之名便名扬天下，也被道教誉为“天下第九座名山”。

唐僖宗避乱入蜀时，经七曲山并亲祀梓潼神，封张亚子为济顺王，并亲解佩剑献神。宋朝帝王多有敕封，如宋真宗封亚子为英显武烈王，宋光宗时封为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宋理宗时封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敕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于是梓潼神张亚子遂被称为文昌帝君。

所以在四川，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叫“求佛峨眉山，求道青城山，求儒七曲山”。

梓山潼水，天地造化的七曲山位于梓潼县城北。《广博物志》卷四十载，梓潼原名尼陈山，为夏禹治水疏理河道陈放泥土的地方。夏禹欲造独木舟，知尼陈山有梓木，径一丈二寸，令匠者伐之，梓树不服，化为童子，禹责而伐之，先民以梓树为童子所化，故改尼陈山为梓潼。七曲山自东晋立庙以来香火越来越旺，是“文昌帝君”张亚子的专庙，也是全球文昌宫的發祥地。自元代开始，历经明清两代不断扩建，才成为现在的规模，整个殿宇楼阁共23处。其结构谨严，布局有序，廊腰缦回，曲折自然，雕梁画栋，莫不精工，为蜀中少有的古建筑群。梁思成誉之为“古建筑博物馆”。庙内还存有罕见的大铁铸造像、铁铸花瓶等珍贵文物。

元明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规模化和制度化，对于文昌帝君的奉祀也逐渐普遍。各地都建有文昌宫、文昌阁或文昌祠，其中以四川梓潼县七曲山的文昌宫规模最大。一些乡间书院和私塾也都供奉文昌神像或神位，其间虽时有兴废，但因文章司命，贵贱所系，所以一直奉祀不衰。旧时每年二月初三日为文昌帝君神诞之日，官府和当地文人学士都要到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奉祀，或吟诗作文，举行文昌会。

我来过此地多次，2018年10月再来时，本地恰在举行“七曲山第1091届文昌庙会”，善男信女，莘莘学子，呼啦啦磕头如捣蒜。所谓“北祭孔庙，南拜文昌”的格局，蔚然鼎成。梓潼文昌庙会也叫“文昌会”，起源于古老的文昌祭祀，清代咸丰年间，文昌祭祀被朝廷列为礼部祭典，升格为国家级祭典，以文昌庙为支撑点的文昌文化遍播全国，七曲山文昌祖庭的祭祀活动进入到鼎盛时期。文昌祭祀本只有春祭，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在梓潼县令朱廉的倡导下，开始举行秋祭，此后一直沿袭。文昌祭祀是庙会的重要内容，旧时在庙会期间娱神娱人的民俗活动繁多，最主要的有文昌扫荡、迎神会、大蜡会、烧拜香等几项。迎神会是官民合祭文昌帝君的活动，正月十二日这天，会把帝君及其父母的神像从大庙抬到梓潼城内的文昌宫供奉7天，唱7天大戏让帝君与民同乐，然后于正月十八日送回七曲山大庙，神像被迎请入城时，各家各户门庭大开，恭敬地在香案上摆好祭花、祭水、祭果，然后焚燃香烛进行敬拜，接着举行全城性盛大祭典。

可见，梓潼文昌帝君由自然神（雷神、树神）、动物神（蛇神、龙神），星宿神（文昌六星、二十八宿）和人间神等多方面的重合，最后终于成为声威名震的大神，这个现象表明，文昌成神的“经历”开创了我国古代造神运动的新局面，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姚光普《文昌祭祀与梓潼民俗》，绵阳市文艺创作室内部编印本，第21页）。

七曲山大庙犹如大方舟，陷入古柏青翠的万顷碧波中。放眼望去，皆是跌宕起伏的柏树。在古蜀道沿线，偶尔可以看见直径在1米以上的大树，但像七曲大庙地望里为数众多的并肩大树，并不多见。七曲山有占地400 余亩的全国最大的纯古柏林，拥有古柏一万余株，最老的寿星“皇柏”有2100 岁，最年轻的“潘家柏”也已200 岁高龄，都是直径在1米至2米以上的古柏树。当然还有张飞种下的，叫“张飞柏”;还有“晋柏”“明柏”，等等。置身柏树之下，顿感人生的短暂。

但是，为什么没有一棵树叫“黄虎柏”呢？！

更为奇妙的是，七曲山的树木，很多均向西倾斜。午后的阳光拉长了树影，它们一心向西。这一幕，让我想起成都惠陵里的柏树，都齐齐朝向了刘备的坟茔，这固然是风向的造化，一个正在扫地的老妇人对我讲，这些倒向西方的柏树，其实是心系“大西”的表现！我心头一惊，看来传统教育甚是成功！任何话语，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就是历史，就是真相。

在我看来，真正让七曲山大庙引起世人关注的，还在于黄虎张献忠的强力加盟，这就像一个为“黄金镀金”的奇妙仪式。

太庙即是家庙

七曲山大庙文化内涵丰富，可以用“四古三张”概括。四古者，古蜀道、古柏树、古建筑、古战场;三张者，张亚子、张飞、张献忠。

七曲山文昌太庙的朱红庙墙在绿树之中非常惹眼，显然是最近重新涂染过，丽日之下，鲜丽得有些突兀，让我想起血海滔滔，倒也和某个时代的某种气脉相契合。大门上高高挂着用金漆书写的“帝乡”二字，显示了此地作为天下文昌祖庭的无俦地位。

“帝乡”一般是指皇帝住的地方，也就是京城;另外也指皇帝的故乡。七曲山敢称“帝乡”，还不是一般意义的帝王祖地，而是犹如巴蜀图语里的“二王并立”或“三王并起”。

黄虎曾经5次入川。梓潼县地处蜀道要冲，黄虎曾先后3次到过梓潼县七曲山大庙。

黄虎第一次只能算是路过：崇祯十三年 （1640年）十月，黄虎军入蜀，以每天奔走三百里的速度，高速与明军展开运动战，并在七曲山、倒马坎一带埋下伏兵，与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所率十三省大军于梓潼上亭铺（现演武乡）、八庙垭（现大坪村）大战，一举歼灭明廷十万追兵。史载：“梓潼一战……十三省大军，丧殁殆尽”。

黄虎第二次“君临”七曲山，就从容得多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冬月，李自成派贺珍部入川，取代了庸才马爌。黄虎派孙可望、艾能奇袭汉中。两军在此相遇，结果大西军的三万兵马被贺珍部击败。张献忠大怒，率部支援，在奔赴剑州、保宁方向时，路过梓潼县七曲山文昌庙，他下令扎营暂歇。偶见山门匾额上写有张亚子名号，不禁虎目流泪，他大叫一声：“此吾祖也！”遂有联宗立太庙之议，其时已在成都称帝之后。真实的大西皇帝与虚拟的“文帝”一旦联宗，那必然是强强联手。

我前面说过，等于是为黄金镀金。

找祖宗必须得找一个体面堂皇的，黄虎故尊张亚子为“始祖高皇帝”。他下令御用文人作一篇受用的祭文，宣谕大西天下。文人引经据典，黄虎看不明白，大为不满，火气冲头，下令“凡涉文义者，斩之”，据说一连杀了几个为文玄奥的腐儒。最后，还是黄虎金口玉牙展示了一番惩罚与规训：“咱自做咱念，尔辈书之。”文人记录了一篇充盈陕北方言的口语圣旨：

“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哧咱老子？咱与尔联了宗罢。尚飨！”

在刀与笔、血与墨的选择里，我完全相信记录者的“非虚构”写作。如此奇妙的祝文，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了独一份。

民间附会的说法就更多了。说黄虎初过梓潼时，梦到一人以宗弟红柬来谒，告诫以“勿杀邑民”。早晨黄虎起来对手下说起这个托梦之人：“此文昌帝君也，神姓张。”黄虎云：“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杀之！”如此，梓潼得以保全。这也暗示了梓潼县百姓后来一直祭拜黄虎的一个最大理由。这完全可以理解，似乎并非出于對起义军领袖的缅怀。

文昌不但托梦于黄虎，而且托梦于天下有心人，“文昌托梦”，凡是接收到文昌帝君信息的人，必然是非同凡响之辈。比如籍籍无名的书生常大忠，字二河，清代山西省交城县人，清顺治九年进士。任四川梓潼县县令、安徽省潜山县县令、河北保定府同知等。为官清廉，公平执法，百姓立生祠祀之。中举候选在京，梦遇梓潼帝君来拜，后果得梓潼县县令。蒲松龄据此轶事，写成《聊斋志异·梓潼令》，这样一来，是“文昌托梦”使其彪炳青史。

据《蜀龟鉴》《明季北略》《罪惟录》等记载，黄虎在大庙曾赋诗数首，成为他诗兴大发、灵感奔突的罕见时期。黄虎这一次是说话算数的。次年，他发银5万两，征民工数千，兴修太庙正殿以及关圣殿，培修并增饰庙内其他殿阁。

黄虎第三次来到七曲山大庙，一看发现，喜不自胜，可见大西臣工没有贪污，他们牢记教导廉洁奉公。大庙真是“旧貌换新颜”。

大西大顺三年秋季，在焚毁成都城后，放眼千里赤地，胸怀勇闯白茫茫世界的万丈豪情。黄虎率数十万大军分两路奔赴顺庆、西充等地，讴歌者一再佐证张献忠是“身负重任，奔赴抗清前线”。

他亲带的老营路过梓潼七曲山，见“建太庙归而落成”，他向柏树与人民挥手致意，立即健步登上七曲山最高处，一览大西山河。

七曲山最高处有天尊殿，前面正中有八方石台，叫观象台，俗名八卦井，是道人观测天象的重要设施。八角形的诗柱也屹立于天尊殿前的八卦井旁，他所赋诗以及大西府两位学士葵未进士刘成吉、丁丑进士严锡命也都和前诗韵，一并刻石立碑。

黄虎来回走动，逡巡虚实，突然大笑，声振林木，一改来路之上的焦躁与沮丧，显得异常兴奋。他传口谕：封文昌祠为“天圣神祠”，又自称“奉天承运皇帝”。估计分量不够，再追封张亚子为“始祖高皇帝”，并择日举行了太庙祭祀礼。

黄虎祷告：“吾祖助我！”

我以为，置身道家天象台之上的黄虎，通过这一系列努力，他再一次窥视到了天机，尤其是大西国天机出现了令人欣喜的良性转变。他似乎吞食了一枚定心丸，恢复了蓬勃的斗志。

这根耸立的诗柱，承载的是大西国的“正诗”，用本地砂岩雕琢而成，高约二丈。从大顺二年（1645年）刻成，一直到康熙八年（1669年），才被梓潼县令王维坤捣毁，诗柱仅存25年（见《蜀龟鉴》）。这就意味着，经过拨乱反正，时代已经进入朗朗乾坤，但“反诗”竟然巍然屹立25年，传播了多少毒素啊！这分明是本地父母官的渎职。诗柱如果不被砸毁，这里就极可能成为“大跃进民歌”的赛诗会现场和诗歌圣地。

历史充满因果。捣毁黄虎诗柱的县令王维坤，人生坎懔而充满忧患，后成为了一代杰出诗人。

王维坤是顺治十八年进士，河南长垣人。他身经丧乱，后辞官西行，在贵州、云南一带流离十几年才回到故里。他颠沛流离的生活与杜甫倒是有几分相似。他崇拜杜甫，杜诗是倒背如流，字字深悟，成为著名的“集杜诗人”。康熙年间的大才子邵长衡在为王维坤诗集所写序言里指出：“方其自秦入蜀，窥剑阁、下潼江，又以事数往来花溪、锦水，其游迹适与子美合。及弃官以后，系怀君父，眷念乡邦，以至拾橡随狙、饥寒奔走之困，亦略相同。故其评杜也，不摭实，不凿空，情境偶会，輙随手笺注，久之成帙，自题曰《杜诗臆评》。”

我发现，如今在八卦井平台的左右两侧，分别立有两块诗碑，青苔斑驳，镌刻有张献忠研究专家王纲与邑人蔡竹虚书写的张献忠诗歌：“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奇妙的是，在落叶卷舒的地上，四周散落着游人抛下的不少敬神的硬币。硬币的色泽，单薄而傻白，远逊于“西王赏功”的滋润。

黄虎的家庙建成后，他命原来文昌宫的司香户裴、贾二姓农民仍继续担任太庙的司香户。在年终节日、冥节时，司香户定时祭奠。裴、贾二姓农民是梓潼县七曲山附近的土著（有族谱保存至今），从元、明、清以来，家族皆负责七曲山文昌宫、太庙的祭奠，以及保护庙宇林木。

这一事件，后来在曾国藩讨伐太平天国的《讨粤匪檄》中被提及：“……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言下之意，是太平天国一干人，尚不及李自成、张献忠的文化修为了。李自成、张献忠直到太平天国的崇拜谱系里，他们十分崇敬的是战神关羽、张飞，出众的武功与深情厚谊，一直是维系江湖格局的黏合剂。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造反者的一个规律：造反者“去文化”的程度，与反叛的彻底性成正比。

黄虎尊张亚子为始祖高皇帝，文昌庙又被尊为“家庙”，增塑张亚子像是事所必然。当时文昌庙正殿，所铸张亚子巨型铁像，高达4.7米，崇祯元年三月由秦地匠人所铸。铸成不到十年，既然黄虎尊之为高祖，于是命人增饰。张邦伸的《锦里新编》提到：“建太庙于山，铸像祀之”。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也说：“建太庙于山，铸像”，《绵竹县志》《成都县志》均载“建太庙于此，铸像祀之”。

历史总是似是而非的。在黄虎看来，正是在文昌帝君的护佑下，大西军大败马科于绵州，俘其众，得蒙古兵一千五百人，于是改绵州为“得胜州”。

单檐歇山式大殿内，供奉着雍容高贵的文昌帝君铁铸坐像，方面大耳手持牙笏，头戴冠冕全身鎏金，前方的供案上压了一堆祈福用的鲜红灵符，两旁呈八字形排列着一共8个铁铸侍从神，其中右侧手捧玉玺的是“天聋”，左侧手执铁如意的是“地哑”，传说帝君以此二人为侍者，着眼于他们不会泄露天机。

太庙张亚子塑像，几经再塑增饰，并又在七曲山大庙家庆堂内增塑张亚子全家像，白特殿塑张亚子骑白特像、在关圣殿塑关羽像……都与张献忠尊张亚子为远祖有关。清顺治三年（1647年）冬月二十七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遇难。梓潼民众得知后，大约在康熙年间就在人迹罕至的风洞楼里，为张献忠塑了一尊像。对于这一现象，清人彭遵泗指出：“黄巢之乱，所过多被毁伤，然独厚于同姓。如黄姓之家，及黄冈黄梅等县，皆以黄字得免。盗贼行事，相类如此。”（彭遵泗《蜀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475页）

在七曲山大庙启圣宫旁，有一座依石崖而建的高聳建筑，这就是风洞楼，因楼下的白特殿墙壁砂岩上有一个天然石洞而得名。

白特殿里的“特”，是比马还能跑的动物，它马头、驴身、骡尾、牛蹄，相传由竹马所化，俗称“四不像”，古人说“千里马、万里特”。传说文昌帝君的坐骑就是全身纯白的特，即“白特”。白特殿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张亚子早年常骑白马从风洞中往返于京都长安，与后秦皇帝姚苌同窗共读，闲歇时白马就变为竹马。一次，张母煮饭用竹马拨火，忽然一声怪叫，竹马跳出灶堂，变为一头怪兽，即现在的白特。后来把白特视为神兽。元明时期，道教还把白特誉为“雪精”，加封圣号“呜邪真神”，并将白特殿作为敬奉白特的专殿。殿正中塑有文昌帝君头戴斗笠身披风衣骑白特怪兽的神像。殿内有冯梦龙对联：“三清老子骑青牛西出阳关，梓潼帝君乘白特下临凡界”。

文昌帝君身后，就是风洞。洞深约一丈，高约4尺，罡风猎猎，传说是张亚子居住修道所在。依靠风洞之上的大石壁建立的小庙，名风洞楼，即为现在的张献忠家庙，内有张献忠金面阔口塑像。造型中的张献忠为瘦高个子，体格剽悍，长条脸，戴尖毡帽，身着胡桃衣，脚蹬软筒靴，怒视前方。

这样一来，文昌帝君张亚子、武圣关公与后来梓潼人所塑张献忠像，三神斜睨，据说均长期受到梓潼百姓祭奠。

乾隆七年，梓潼县官府偶然发现，七曲山大庙有民众私立张献忠塑像，且有人私下祷祝，香火颇盛……

彭山江口聚宝盆

江口风云录

黄虎张献忠征战多年，东奔西走，一直以“打粮”为生。所谓“饥而聚掠，饱而弃走”，是他的生存状态。他曾说过一句实话：“我等横行天下好不快活，何必死守一地？”

经过2年多的“打粮”，大西国麾下，赤地千里，哪还有粮食可供军队抢劫？到1645年下半年，面临的困境是，“打粮”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派出去的“打粮”越来越多，但获粮越来越少。黄虎一再谕旨，杀掉“打粮”无功者。一些士兵怕“打粮”无功被杀头，都纷纷逃跑。

杀部将、杀士兵、杀家眷，如此“三光政策”，看来大西国饥肠辘辘，眼冒绿光，已到了危急时刻。

如果说断粮是顶在喉头的一只手，那么还有一只更为凶险的手，正在形成铁钳合拢之势。

1646年初，进入山海关迅速南下的清军，委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与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已入陕西且欲进攻四川。南明督师王应熊以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号称三十万大军，阻挡大西军东下重庆。杨展占领峨眉、嘉定等川西、川南州县，号称六十万大军。范文光、曹勋占领川西南眉州、邛崃、雅安等地。詹天颜、朱化龙、赵云贵占领川西北的松潘、茂州（今茂汶）、龙安（今平武）……以上各路人马已对成都构成进逼格局。大西国的版图已缩小到成都附近极少数州县，大有瓮中捉鳖之势。

丙戌年七月初二（1646年8月12日），黄虎亲临御营坝演武场，指挥了一场超级规模的屠杀部下的行动。顾山贞《蜀记》记载说：

“至校场内查点各官，方知三人逃脱，欲追无及矣。献忠大怒，将张文秀、马元利、卢明臣等各重责一百。其内、外八路候赏功大小各官，共五千七百余员，俱尽剥皮，从颈窝后剥至臀尾，如门扇样，不令之死，赶出营外;有实时死者，有延至三两日死者，有忍痛不过吊死者，号哭之声，闻数十里。仍遣指挥二百余人，持伪令分头往各营收被杀各官家属，就于各营内处斩，报数一万三千二百有零……”

杀戮的数字是如何得知的？不排除有误传，但根据这些数字判断，应该是虎口余生者的回忆。

经过这一场自断手臂一般的杀戮，黄虎突然心情大好起来。他哈哈大笑，面对一帮瑟瑟发抖的士兵予以鼓励，他抛出的并非画饼，而是具体的乌托邦：“你们不要担心离开四川就没好日子过！老子有金银无数。大不了出四川咱都不当流贼了，瓜分银子后都到江南去当富翁！”

众人听完，老皇上英明。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知道，还是画饼而已。

我认为，这一段话真实性不容置疑。这可以从另外一个洋人的记载里得到佐证。

卫匡国（1614年—1661年），意大利人，原名马丁诺·马尔蒂尼，字济泰，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是17世纪欧洲汉学的先驱、历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卫匡国于1650年在北京见到了从四川押解而来的利类思、安文思，将他们的口述资料记录下来，写入到《鞑靼战纪》当中。其中不少见闻，并不见于《圣教入川记》，比如大西国的“沉银”事件，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涉及大西国的诸多重大事件踪迹。张献忠决定撤离成都之前，曾在校场（应该是现在华西坝上的御营坝）上，召开了一次撤离动员大会，从利类思、安文思的口述里，我们得到的张献忠讲话内容是：

“等我赶走了鞑靼人，我要依靠你们夺取天下。我希望你们比以往更行动迅速。你们都知道，为了减轻负担和沉重行装，我已把满载金银的六十只船沉人江里。当我取得了全国时，能够轻易取出金银，奖赏你们的劳苦和功绩（他确实沉了船，杀死船夫，隐瞒沉船地点）。但是还有一个妨碍我们征伐和大业的大包袱，那就是你们的老婆。现在是除掉她们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取得全国，那少不了有美女。我是皇上，应有特权，使我这皇帝与你们不同，但我甘心这样做，给你们做出一个首领的示范。”（《鞑靼征服中國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中华书局2017年8月第2版，第393页）

妨碍一支钢铁之师前进的羁绊，一是金钱，二是女人，黄虎均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处理意见。由此可见，在黄虎撤离成都之前，“沉银”已经提前布置得当;处理女眷即在这一著名讲话之后立即予以执行。其实还有第三个羁绊，那就是部队面临严重缺粮境地，“人粮”已经在成都悄然流布。

此时，必须注意一个强人。此人就像岷江里顽强的嶙峋怪石一样，突然挺身暴起，决心挡住黄虎的退路。这个人就是杨展。

杨展，嘉定州大佛坝人，明代崇祯朝武进士。史载崇祯十二年（1639年），杨展只身进京应试，途遇剪径强盗，欲劫走行囊。杨展冷眼看了看来势汹汹的毛贼，轻轻一笑：“想要钱财，先比箭法。百步之外，你举箭为靶。我若不中，身上的财物任你拿去。”这叫江湖比试，强盗应允了。相距百步，举箭为靶。杨展开弓引箭，一发将强盗头上的箭竿穿破。毛贼惊恐万状，跪拜而去。

明末国力衰微天下大乱，杨展先后任游击将军和参将。崇祯十二年（1647年）九月六日，他在成都保卫战中被俘，被两个士兵押送出城斩首。这一地点就应该在九眼桥一带。他身上的五彩绵甲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就对杨展说：“汉子，你将这件绵甲送给我吧！”

杨展很爽快：“我马上命都没有了，还要这绵甲干啥子？这衣甲自然是你的。我只希望你给我个全尸于河中，不要狼藉地上，这就全靠你们的恩赐。”

临行刑前，士兵将他松绑，脱下了身上的衣甲，刚刚举起大刀，杨展武功出众，空手入白刃，夺刀砍死两个士兵后跳入水中，顺流东下一百余里。根据这一记载，应该是杨展到达了岷江彭山县或青神县境内。因为是游泳逃走的，以至于一丝不挂，杨展到了一个村落，被迫“裸体索衣”。当村民得知是“杨展大人”，争着解衣衣之，献出酒食犒劳。这一传奇经历，也成为杨展具有“水遁”功夫的由来。

杨展回到嘉定，复仇心切，即刻又下叙州府（宜宾）重组明官军残部。彭遵泗在《蜀碧》里记载道：清代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杨展起师，潜兵入犍为，擒杀伪令，州人闻，争开门迎展。太守（大西军上南道周士贞）逃去，展遂取嘉定。献遣文秀、狄三品来攻，为展所败，退回成都”。

在富庶的嘉定站稳脚跟后，杨展分军派儿子杨璟新等收复峨眉各县，杨展势力扩展到了嘉定州一带。后来又收复仁寿、简阳、眉州、青神等地，川西及上川南州县尽为所属。

因为蜀人杨展的崛起，极大地制约了大西国的国力，使大西版图内出现许多鞭长莫及的飞地。更何况到了大西国晚期，已经是明显处于“鞭短”时刻了。

顺治三年（农历丙戌）六月下旬（1646年7月下旬），大西军决定沿岷江向嘉定（今乐山）、重庆、湖北千里跃进，实现战略大转移。

大西军从龙泉山、崇州、金堂等山地砍伐了大量木材，造好的木船并不追求长、大，船只数量众多才体现黄虎的心计。他知道此次顺水而下存在极高风险。

离成都约一百华里的彭山县江口镇，是进出成都的唯一水路要冲，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夏日阳光下，锦江两岸茂密的桤木林发出哗哗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西军战船一千多艘，满载多年来在湖广、四川抢掠积蓄的金银财宝，浩浩荡荡而来。

以黄虎熟读《孙子兵法》的经历，他岂能不知要预先派出侦察部队查明两岸水路虚实？事实证明他没有这样做，他过于相信大西军设置于江口镇的营垒了。也只能说明，他心烦意乱，只想偃旗息鼓速速离开空城成都，他已经没有往常缜密的思维了。

黄虎对于水战极有经验。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张献忠攻取岳州，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沿山设伏，藏轻舟于汊港，以巨舰载重赀顺流下。官军邀击之，贼佯走，官军争利，诉流上，尽夺其赀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贼轻舟四出，围之夹击，杀溺无算。岳州军民空城走，贼遂陷之。”对于这次战斗，计六奇不得不承认，这是张献忠对《兵法》“利而诱之”“乱而取之”的具体运用，但是啊，“惜乎庸将不知耳”。

同样在1643年年底，黄虎“分百路并进”攻陷岳州之后，他准备渡过洞庭湖，首先卜问洞庭湖神灵，可是不吉。他感到洞庭湖神灵非常可恶，便将洞庭湖君像推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破口大骂了一番。将渡时，不料狂风大作，黄虎彻底被激怒了，下令将一千艘巨船连起来，载上妇女，点火焚烧，水面上照得如同白昼……这是一种残忍的“活祭”方式，最后他竟安然横渡。

这些与天斗、与地斗、与水斗的过硬“功夫”，如今，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

从成都进入岷江东下荆楚，一般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旱路，从成都西门到达新津三渡水，然后下金马河汇入岷江。三渡水自古有桥，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上元二年（760年），温江的李七司马在此地造竹桥。据推测，由于金马河（那时叫皂江）那时流经此处时应不是正流，所以水流不会很大，才能建造竹桥。

另外一条路，就是走水路。从九眼桥码头顺水下行至江口镇。

根据判断，大西军是兵分水、旱两路，一支到达三渡水，一支通往江口。

千艘木船用蒿杆撑着行船，逶迤十几里。从狭窄水浅的锦江刚刚驶入开阔的岷江口，眼见静谧的江水息水无波，突然一连串沉闷的炮声在木船间霍然炸裂，接着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声，山鸣谷应。箭如蔽天的飞蝗，阳光为之黯淡。

原来，杨展虽然只有几千人马，但用兵神速，不但占领了位于江岸大西军一处军械库，那里本来是大西军控制汇合口的堡垒，而且已经消灭了位于三渡水的大西军守卫部队。杨展得以在江口准备战舟、干草、桐油，严阵以待。

现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过大西军俘虏的杨展，铁了心不会放过大西的一兵一卒。他见火候已到，下令水陆夹击。杨展武功极好，身先士卒冲在一线，亲手击杀一名大西先锋官后，下令枪铳开火，万弩齐发。

大西军彻底蒙了。锦江水缓，河道不宽，船要掉头速度慢，左撞右突，乱作一团，整个大西船队顿然像打断了脊椎骨的蛇，毫无招架之力。夏季的江口水面江风浩荡，大西军船队被炮火击中开始焚烧，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这就仿佛是火烧赤壁的重演，木船一旦着火，就在一条江面迅疾播撒……在巨大的混乱里，大西軍绝大多数金银珠宝随船沉入岷江……

大西军惨败，还堵在锦江里的残余船队赶紧回头而逃;弃船后侥幸游到岸上的士兵，也丢盔弃甲四散逃命……

黄虎率部分残军逃往成都之北方向。这是从成都西南向直走东北向，完全是一条直线。杨展领兵乘胜追击，势如破竹，直达汉州（今广汉）。杨展令兵士拾野外残骸在广汉西门外筑“万人坟”，竖碑铭记这一段痛史：“崇祯十七年，逆贼张献忠乱蜀，将汉州人杀戮数十万。予奉命平寇恢省，提兵过此，痛彼白骨，覆以黄壤，爰题曰‘万人坟。凡我士民，春秋霜露，伤父兄之惨难者，一以恸先灵，一以仇寇厉，拜扫依依。忠孝之思，竖发难昧，宁不勃然而兴乎。”后因清军雷电般入川，杨展军退守嘉定。

不久后，胜利者就开始了问鼎胜利果实——捞宝。

沈荀蔚《蜀难叙略》载：“逆之焚舟北走也，一舟子得免，至是诣展告之。”说明大西宝藏是杨展从一位从大西军营逃脱出来的船夫口中得知的，我估计是船夫进一步佐证了杨展的判断。于是，“展令以长枪群探于江中，遇木鞘则钉而出之，周列营外，数日已高与城等。”士兵打捞沉银的方法很省力，针对木鞘装银的特点，采用长枪“钉而出之”，几天之内收获巨大。

杨展急于打捞“沉银”的目的，主要用于购粮。欧阳直《蜀乱》记载：杨展“募善泅水手打捞江口金银。时无栽插，内地无粮，惟远诣董卜高杨诸边土司籴运。计斗米需值六七十两，尚难寻买。”在一个强者为盗、聚掠男女为脯（即人肉干）售卖的特殊时代，一斗米售价达到六七十两银子，完全可以理解，毕竟金银财宝不能填饱肚子啊。刘景伯《蜀龟鉴》里还有类似记载：杨展“分给兵民，易米于董卜、高杨各土司，南道多全活命。”就是说，江口沉银用于购粮救荒。文中提到了川西宝兴县的董卜土司（又称穆坪土司或宝兴土司）和天全县的高、杨土司，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在于这些区域即便在大西军咄咄逼人情势下仍然稳定，一直有粮可调。可见川南百姓之所以得以活命的缘由，竟然是得力于黄虎的“沉银”。

看起来，黄虎成为了蜀地孑遗者的“运输大队长”。蜀地谚语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李馥荣《滟预囊》进一步提到了“沉银”的去向：“初展于江口得献忠所弃金宝运万年寺，募兵屯耕为长久计，令子璟新主之。”峨眉山万年寺成为了杨展的银库。这是以江口沉银“益军储”，用来募兵屯田了。【唐长寿《保卫桑梓杨展公》（上、下），《三江都市报》2018年1月12日、1月18日】杨展毕竟是地头蛇，从此如虎添翼，心雄万夫。

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江口军事事件，在《圣教入川记》《中国新史》《鞑靼战纪》里只字未提。鉴于大西国师利类思、安文思一直被黄虎滞留于身边，离开成都必然会把两位国师一并带走。这就说明，黄虎并没有搭上去往江口镇的运宝船。我判断黄虎的老营走的是旱路，得知水路遭到火攻覆没，立即改道转向川北路。

值得一说的，是杨展之死。

因“沉银”杨展暴富，手中有粮，投奔者越来越多，嫉恨者悄然伸出了利爪。

顺治六年（1649年）七月，袁韬以生日为由宴请杨展。杨展不疑，但部下阻拦，他自信地说：“我有强兵十余万，地方千余里，岂会怕人？”杨展带500人坐船来到犍为县。刚到岸，就有人前来送信，是袁韬的妻子冒险派人送信来阻止他。但浑身是胆的杨展哪里听得进？

一进袁府大门，大门就悄然关闭。杨展的500护卫被关在门外。袁韬等人把杨展灌醉。杨展即使睡觉也不闭眼睛的习惯，精光射人，力士多次悄悄来到酒醉的杨展身边不敢妄动。不料杨展的童仆也怕死反水，说他是真的睡着了，于是杨展被绑。

杨展被绑住以后，发觉有变，佯呼曰：“酒渴甚，予我水饮。”杨展素精五行遁术，得水可免。可惜，无人会给他一口水了。杨展被杀，时年45岁。

贼人把杨展尸体弃于岷江的月波段。三贼火速进军嘉定州，瓜分杨展的势力。杨展一死，嘉定州顿时陷入一片火海……清军、南明军反复拉锯，这里也不幸成为人间地狱。

沉银只是其中一个谜底

2017年年初，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彭山县疯传：一个工人在江口镇采沙场挖出一只12斤重的黄金盘。消息传出后，让原本沉寂的江口采沙场人头攒动，众多淘宝人蜂拥而至，江口采沙场车水马龙，变成了淘宝之地。

记得是2017年冬天，我陪同外地作家去江口崖墓参观，有管理人员对我讲，当地河边就有开挖掘机挖沙石的人，一铲下去挖断了一根大松树，发现了里面镶嵌着很多马蹄银锭，最后连挖掘机也不要了，带着家人连夜逃走……

江口镇岷江段“老虎滩”，位于岷江主河道和流经成都市区的府河之交汇点，据说枯水时节，曾有老虎涉水而过。经过多年的冲刷，河沙、鹅卵石遍布，构成一个巨大的扇形结构，水面开阔有三四百米，水深仅三四米，部分地方不足两米。

2016年10月13日，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四川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宣布告破，警方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70名，追回各类文物一千余件，其中包括国宝级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有学者认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是李自成“通好献忠”笼络羁縻之物。

对此，四川大学教授、四川民俗学会会长江玉祥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2018年11月25日我去他家拜访，他指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之“永昌”不是大顺的年号，仅仅是表达“吉祥”之意;金印的铸造者、持有者，应该是被南明封为“蜀王”的刘文秀。永历十一年（1657年）春，刘文秀在洪雅县天生城誓师不久，就被李定国促归滇，由是失去他实施其战略计划的有利时机。“郁郁不得志，愤而疾”，于次年夏逝于滇，年仅42岁。刘文秀病危亦未忘其抗清战略，希冀能实现，遗表永历帝云：“我死，国事可预知。臣精兵三万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间，尝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九）然而未被永历朝廷采纳，永历仓皇奔缅而加速了南明的灭亡。这一记载，明确了刘文秀“埋金二十万”的事实。

而一般报纸的案情报道大致是：

2012年底至2013年，彭山人王敏伙同宋先明、徐成云以及梁建波，共同出资购买潜水衣、金属探测仪等工具，于夜间在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老虎滩进行盗掘，盗得59两的银锭1枚、金册6张，其中3张金册及1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被王敏和宋先明私藏。“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后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6张金册系国家二级以上文物。

2013年底至2015年3月，徐成云又与儿子徐业、陈翔（另案处理）、梁建波等人組成新的挖掘团伙，共盗得4枚50两银锭，其中两枚系国家三级文物。

江玉祥教授至今都不相信这一过程。他认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不是来自江口镇老虎滩，而应该在黎、雅、建、越一线，极可能是刘文秀经营多年的洪雅县（详见江玉祥未刊论文手稿）。

其实，江口挖宝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代。

古人以为，金银埋于地下，就像长白山的人参一样不能被惊扰，否则它们就会悄然而走，不翼而飞。黄虎的金银踪迹如同一个辐射万端的复杂谜面，江口沉银就像一个谜底，在我看来，它还应该有另外的、甚至几个谜底。

在大西军撤离成都前夕，有过一次秘密的藏宝行动。清人夏燮《明通鉴·附编》记载说： 张献忠“又用法移锦江，涸而辟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最后一句，同样也昭示了黄虎撤出成都时彻底毁灭成都城的真实动机：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

沈荀蔚《蜀难纪略》详细记录了大西军将抢劫而来的金银水运而走的过程。1646年，张献忠把将“所聚金银，以千余人运之江干，三月始毕。至是，测江水浅处，多支流以杀其势，一如决河法;水涸，于江底作大穴，投以金银;而杀运夫于上，后覆以土;仍决江流复故道。后续有所得，俱刳木成鞘，运至新津江口，载以千余艘，将为顺流计至巫峡投之。”

这一段记载，说明黄虎早已经在江口、三渡水一带做了精心的转运布置。只是他没有料到，大西军在江口处的营垒，已经被杨展攻破。

刘景佑《蜀龟鉴》综合各家传说，所述更为详细。在1646年夏历五月后，他记录道：“锢金。献以财货妇女累兵心，令有妇女必杀;有金银必缴。藏一两者斩，十两剥皮。凡金银、器物、首饰沉井窖屋，发觉者连坐一营;告捕者赏以其家器物。前门外铺席满地，金银山集。盛木鞘数万（《蜀碧》）。测江水浅处，开支流如筑决河法，水涸，掘大穴，投以木鞘，杀运夫而实以土。乃决江流，复故道。续得金银亦盛鞘，至新津江口而覆。”（《叙略》）

这就意味着，大宗金银，是在成都锦江以“锢金”的方式深埋于江心。然后，才把陆续抢劫到的散碎金银首饰，用船运到江口。

根据这些稗官野史，黄虎“埋银”和“运银”到“沉银”，分明是前后三个连续性的行动。

所谓“锢金”，是指埋银于成都城中的锦江。但“锢金”至今没有被发现，所以并不能确认这一事实。锦江“锢金”极可能是黄虎的“障眼法”，真实的地点，江玉祥教授以为，可能是在江津三渡水桥下的河心。

关于江口沉银，欧阳直《蜀警录》记录的时间为1646年六七月间：“金银山积。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有数十巨舰。令水军督押，赴彭山之江，沉诸河。献贼移师出城，驻营于郊。令各营纵火，烧毁房屋。”八月，张献忠放弃成都北走。次年正月，“杨展奉旨晋广元伯。遣塘马四营，分镇成都四城。募善泅水手，打捞江口金银。”

由此可见，江口沉银，铁板钉钉。即便经过杨展军队的大肆打捞，到了乾隆年间，一次官方的打捞还可以“获银万两”，足见沉银数量之巨。

奇怪的恰恰在于，多年来专业文物考古部门对此一直保持着沉默，甚至认为这都是子虚乌有之事。

盗宝团伙则坚信不疑，他们一再得手，收获惊人。直到大案告破，才倒逼文物部门启动了江口沉银的发掘工程。

2005年4月20日上午，彭山县江口镇岷江大桥附近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上，挖掘机从河床3米深处，掘出一批银锭。每锭重1800余克，呈船形;正面刻有铭文，如“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八月银匠姜国太”“京山县十五年饷银肆十两”“巴陵县榆口饷银五十两”等等。出土银锭均藏于木鞘内;木鞘是两个半圆形木块，长118厘米，外径18厘米，中间挖空，银绽放入其中，然后合在一起，两头用铁丝箍紧。其中6件有铭文的银锭，经鉴定为二级文物。 （《张献忠“千船沉银”谜将解开》，载《华西都市报》2006年4月26日）

2015年12月25日，李季、杨林、毛佩琦、高大伦、江玉祥、袁庭栋等10名国内考古、历史专家齐聚彭山江口，实地考察江口沉银遗址，参观出土文物后，共同出具《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研讨会专家意见书》，从而历史性地推动了国家尽快立项进行抢救性发掘。

2017年1月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正式启动岷江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水下考古在两个多月后取得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一万件，到2017年年底一共出土三万多件文物，包括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册、银册、银锭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和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兵器，由此否定了主动沉银之说。

可以发现，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绝大多数规制普通寻常，显然是民间之物，这应该是大西军屠杀平民后从身体上撸取的物证。

探访石龙与石虎

2017年夏季的一个下午，我在诗人、江口古镇开发项目总策划师杨健鹰陪同下，考察了江口镇两处涉及埋银传说的地点。

“什么？还有两处藏银点？”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一般人仅知道一处。正所谓一山更比一山高，很值得探访。”杨健鹰是最好的向导。他已在这一带踏探一年多时间，跑遍了山间的旮旮旯旯。他开车行驶在蜿蜒的山道上，一边不断为我指证从江边盘桓上山的历史小道。

20分钟到达江口镇寿泉村，山间小庙寂照庵悄然屹立于茂密的丛林深处，暴热的暑气被挡在红墙之外，古庵一派幽静。寂照庵历史悠久，观音洞侧有彭山县人徐原烈于民国33年（1944年）石刻一幅，题为“吴君探掘岩墓记”，记载1942年川康古迹考察团来江口发掘汉崖墓的始末。吴君即吴金鼎，字禹铭，山东安丘人，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当时以川康古迹考察团团长身份，率团在彭山县江口、赵家山附近，发掘东汉崖墓76座，出土文物现存南京博物院。

上完香之后，我们与寂照庵85歲的住持进行了一番交流，谈到了当前的江口沉银的发掘，聊到了寻银诀“石龙对石虎”。老住持表情霍然，有点激动，她说：多年前她在寂照庵山前开凿“清凉境”山泉，扒开山崖上的藤蔓和杂草，发现了崖壁上有一对巨大的“石龙和石虎”。她也将这一发现告诉了一些乡镇干部，可惜一直没有下文，她希望我们能将她的发现转告外界，并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为了证明她的发现，老人拉着我们，来到了距离寂照庵七十多米外的“清凉境”之下。

在小道左侧的一面砂岩夹赭红色页岩的陡崖下，随着老住持手指的方向，在十米高的崖壁上，藤蔓密布间，我们用竹竿挑开一些枝叶，可以看到一条巨大的石龙隐现其间。由于杂草藤蔓遮盖，若没有老人指引很难被人发现。在石龙对面的几米开外，同样是崖壁藤蔓之下，一头石虎正张口咆哮，粒粒巨齿都清晰可见。石龙与石虎，都是典型的明代雕刻手法，大气雄浑，简洁内沉。

这是何人所刻？又成为沉银、藏宝谜团之中的谜团。

距地表高3米的岩壁上，有石刻17幅。第一幅镌刻“清凉境”三字。傍联：“表山常万古，绿水永千秋”，款题“道光九年（1829年）六月僧会胜福刊”。另一幅为诗：“暂罢蜂台谒大方，清祠纤丽景偏长。天机自得山川气，法眼同参智慧堂。妙笔指成千军力，空林且具一匙香。浣肠最怕催风雨，迈步凝神韵夕阳。道光已丑年（1829年）僧胜福题。”

在彭山江口镇石龙沟以西，仍然流传着与张献忠宝藏相关的民谣，产生了成都锦江沉宝迷踪的第三种民谣版本。

当地人版本是：“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最大不同之处，是“石牛”和“石鼓”换成了“石龙”和“石虎”，而民谣的格式一模一样。在江口镇为何也有一首类似锦江的民谣，这难道只是单纯的巧合？我以为，这还是“沉银”魅力太大，众口铄金，民间附会所致。这就像我在写作《踪迹史》过程里，在石棉县紫打地、汉源县、高县、长宁竹海、兴文县石海洞乡等地，均有石达开藏宝的传说……

在江口镇的石龙沟中，石龙与石虎遥遥相对。石龙沟位于江口镇石盘山，山上有石碑，刻有“石龙对石虎”的民谣，在曲折的山路尽头，可见一条石龙赫然立在岩壁上。石虎于“文革”中被毁，部分头像已被毁坏，但虎身仍清晰可见，现已恢复虎头。这条石龙凿刻于宋代，距今已逾千年。凿造于原宋代伏虎寺山门之外。

石龙依山壁而造，身长17.4米，身径0.7米，它鳞甲披露，曲折盘环，虽历经千年，但风采依旧。彭山县县令张凤翥于嘉庆年间主修的《彭山县志·杂识》有载：“石龙，彭山县治东十五里。其形肖龙，首爪蜿蜒，鬈髭迸露，鳞甲峥嵘，有持雨拿云之势，长三四丈许。若经神工鬼斧者然，与石虎山相对。谚云：‘石龙对石虎，金银萃山薮，盖即此也。”

2001年，江口石龙被列为眉山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12月，江口石龙又被公布为第六批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黄虎在顺庆金山铺首鼠两端

黄虎大为狂喜

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前后，有一股李自成的溃兵，由潼关回到汉中，张献忠从这些溃兵中得知大清正位燕京，且大顺军连续战败，李自成下落不明。这样一来，陕地显得十分空虚，黄虎认为，这无疑是大西军绝佳的返秦良机。为此，他命令大西前军都督李定国与镇广元先锋刘文秀领兵出师，并写信给李自成部将李来亨、李赤心、刘二虎、袁宗第等人。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七月份马科夺取保宁;八月又夺取顺庆;九月马科在绵州（今绵阳）击败艾能奇。黄虎亲率大军前去征伐，击败马科，夺回上述地区，迫使马科退往汉中。十月，李定国驻扎于保宁，按照黄虎意见，写好一份招降书，送递马科……此信虽然是以李定国名义发出，显然出自黄虎的韬略。黄虎信誓旦旦，“始信勇不可恃，势不可久，惟在天与人归。”真是绝妙好辞。如此“天人合一”的观点，高瞻远瞩，暗示了自己“收破竹之功”的决心。

这是如今能够见到的大西军对清策略的一份正式文件，也是大西军提出对清策略的重要证据。在此之前，大西军从没有与清军交锋。

黄虎毕竟是多年征战的行家里手，他深谙瓮中捉鳖、狡兔三窟之理。在占领顺庆城之后，在城之北的广大丘陵之间开始精心布局，一方面是准备以逸待劳打一场阵地战，如果无法固守就北上入陕，甚至遁往西北;另一方面根据当地丛林密布木材众多的特点，他下令广造舟楫，便于从顺庆直走嘉陵江而下，回到自己十分熟悉的湖湘流域，由此可达东南沿海，那一带是南明政权与清朝鞭长莫及的区域。这才是黄虎在顺庆首鼠两端之所在。

明末，七坪寨、四方寨等场镇，均属于西充县金山铺（俗称金山堡）管辖。籍籍无名的金山铺，因为黄虎大西军的驻扎而孤悬史籍，有点儿像我眼前矗立在山头上的不锈钢制品“发现之眼”，高达十几米，毕竟过于夺目，成为了他殒命凤凰山之前雄视虎步、气吞八荒的高台。

黄虎是如何来到金山铺的？

明末西充县著名的“三李”之一李昭治先生，在《凤凰山诛张献忠记》里使用了罕见的“聊斋笔法”，描绘黄虎退出成都之前的情况：“丙戌（1646年），逆贼（张献忠）恶贯盈，成都鬼物幻出，逆方食，空中千万手下垂夺食。独坐闻两厢乐奏，拔刃入厢，则见无头妇女数十，敲击金石，大骇扑地。黄昏处处皆鬼，巡夜者俱为鬼击，心怖甚，遂移营东门外。”（清康熙李昭治著《西充县志》卷十，《凤凰山诛张献忠记》）

这一段记载其实在成都早有传说，对于黄虎的心理描写倒也合理。阴影并非要出现在有光的所在，其实阴影就是光的必然产物。对于一个一心向往光明与荣华富贵的人来说，光芒太烈，烈到要熔化自己，足以把光芒携带的阴影酝酿出最大的黑度。

即使移居出阴气弥漫的皇宫，可是成都的天空，只有一个太阳。那么所有的影子，总是如躯附骨。

黄虎只好再次乞灵于天。

《圣教入川记》指出：“献忠称帝后，每行一事，必谓奉天之命，以证其实为天子。”“天子”现在准备去祭拜“太上老君”，恭听神秘指示。黄虎带着队伍离开成都时，特意去祭拜了锦江边的“老君庙”。根据成都城内情形，应是青羊宫。随同的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记录了当时的肃穆场景：黄虎双膝跪李老君像前，行三叩礼。朝拜毕出庙，张献忠站到锦江一大桥高处（这里应该是望仙桥），高声祈祷：“道教祖师爷张道陵，也是咱张家祖先人！咱此次拜老君菩萨之庙，实为以天子之尊拜上天。第二才是拜李老君及河神。老子一求保佑我大西军出川沿途顺利，二为阵亡将士求福，好让孤魂野鬼们早日去超生！”

解决了自己的心理危机，黄虎轻装上阵，迈开虎步，大干快上。

既然带不走这座城市，那就必须毫不留情予以毁弃。黄虎首先下令仔细拆除成都四面坚固的城墙，接着纵火，焚毁民宅和大西国宫室。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说：蜀“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如此耐心地、细致地毁弃这些前朝旧物，可见粗人也是心细如发的。2012年年底，考古人员在天府广场蜀王府遗址发掘出一头石犀及大量属于官府级别的建筑构件等，重达8.5吨的石犀应即《蜀王本纪》所载李冰“作石犀五头”“二枚在府中”之一，是被人用金属凿子击打后掀翻，呈四脚朝天状埋进土坑，这应该也是大西军出走前的所为。

不久后，随大部队撤出城外的两位洋人看见，黄虎在“城外见隆烟腾空，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毁。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人畜同化灰烬，实属可惜。欲恢复旧观，非数千万银两不可。”

对此记录，传教士古洛东的《注释四十三》补充了一条重要信息：那就是黄虎下令杀掉随军妇女，包括黄虎自己的爱妃、女官。“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各官称贺，谓已脱离妇女之轭，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次日，即由成都城下拔队起行。”不少军士入川后已成夫妻家庭，并生有子女。黄虎这道军令一发，都呼天抢地大哭起来……

显然，普天之下，还能够“大为狂喜”者，只有黄虎了。

大西军约六十万部队分批开拔北上。先头部队于农历七月出发，后卫部队或八月才全部撤离成都。明末清初的佚名之作《蜀记》中记载了撤离成都的最后时间：“……千里赤地，人影绝迹。择九月十六日离成都，率贼北行。”往事历历在目，因此往事变得尤其珍貴。这一离别的时间，距离黄虎攻破成都的1644年8月9日，刚好满两年。

黄虎屠顺庆

黄虎走走停停，延宕如火山岩浆洪流，北上之路似乎非常漫长。

四川的一些地主民团武装知道清军逼进川北消息后，盼星星啊盼月亮，决心不当缩头乌龟，纷纷予以出头。可惜他们一旦逆风挺直脖子，都被大西军歼灭了。原明四川总兵贾登联，固守中江县城。大西军在进军川北途中，刀锋所及，将中江县城一举荡平，贾登联只身逃跑。

大西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九月，大西军到达川北重镇顺庆。川北重镇顺庆本来是掌控在大西军手里的，情况发生了意料不及的变化，这让情绪不稳的黄虎，极度狂躁，决意赤膊上阵，这就像在狂火之上撒了一把硫磺粉一般。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一，李自成部将马科率大顺农民军一万余人占领顺庆城。黄虎闻讯，当月即遣兵争夺川北。到大西大顺二年（1645年）正月，黄虎委派都督刘进忠和将军马元利前往川北，驱逐原闯王在保宁（今阆中市）和顺庆一带设置的官吏，并袭击李自成守将马科的部队。后来令刘进忠镇守保宁，马元利镇守顺庆。

当时，明朝的顺庆知府史觐宸已投降清军;总兵谯应瑞、冯有庆及顺庆府报房殷承祚投降了农民军。“报房”为各地衙门里复制—传驿—分送—传抄来自省城、总兵驻地的地方、乡里邸报情况的低级文职人员。不久后，马元利奉调带兵去镇守遂宁，殷承祚同往。殷承祚暗中煽动冯、谯二人说：“张献忠要杀尽全部川兵！”冯、谯二人觉得有理，于是奋起自救，他们火速禀告了史觐宸，请他约清兵来取顺庆。

这个计策立即得到了实施。

史觐宸来不及联络清军，自己率兵攻打顺庆，冯、谯二将暗为内应，里应外合击败守城的大西军。由于在大西国麾下收复了重镇顺庆，群龙无首，众人便拥立史觐宸继任知府。张献忠闻报大怒，这还得了！速令刘进忠率兵拿下顺庆雪耻，他要让这批反复无常的小人知道反抗黄虎的凌厉结果！不知道是顺庆军民凭城抵抗太过顽强，还是刘进忠本来就对黄虎屠杀川军心存芥蒂，他接连攻打了7天，皆未攻下，遂率军回到了阆中。

刘进忠一再吃瘪，这一股闷气一直让黄虎怒发冲冠。如今面对城门紧闭的顺庆城，他的怒火就像火焰喷射器一般疯狂。九月初七，张献忠亲率大西军攻打顺庆，下令：“畏缩不前者砍头！”

当日马元利将军为先锋领兵攻城，不料在城西的马屎溪战死。张献忠更是怒不可遏，赤膊上阵，奋勇攻城，日夜炮火不绝。九月初九日，大西军攻破顺庆北门。知府史觐宸纵火烧城，然后在南门城楼上吊自尽。黄虎见到了那个殷承祚，吩咐凌迟处死;冯有庆、谯应瑞二将战死城中，算是得了个全尸。

踏在糊满血肉的城墙上，黄虎一步一个趔趄，回想起自己的得力战将马元利的死亡，旧恨新仇，涌上心来，便下令屠城，一时尸骨遍街，血流成河……

大西大顺三年的八九月，大西军已相继开赴川北前线，构筑工事、铸造枪炮、碾制火药、打造船只、征集粮食，与日益南压的清军形成对峙。据《明季南略》记载，黄虎“进入西充的山间，列四大营”。这四大营指的是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四大将军的营垒，下辖120个营，在今南充市顺庆区七坪寨、四方寨和西充县金山乡、凤凰山一带方圆50公里的区域，锁钥机关、遥相呼应，攻守一体、渊渟岳峙。

秋雨连绵，铅灰色的天空宛如锅盖罩定了这个空寂之地。那个时节，顺庆大地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近六十万大西军浩浩荡荡，旌旗满野。大西军拥有以逸待劳的天时与地利，形势似乎并不悲观。顺庆、西充的山岳沟壑之间，飞鸟遁迹，百兽逃逸，草木充满了戾气，渐渐长作刀剑之形……

金山铺地望

数百年来，南充到西充存在一条官道。起于南充马市铺，经坦山铺、回龙铺、金山铺、洞天铺，最后到达西充。过去农耕社会，土地资源重要，在山沟平原处修建官道，一来占用土地，二来铺路采石费用很高。这些官道依山而建，沿山梁而行，采石方便，不占耕地。这些铺相当于官道上的客栈、驿馆，人们修建铺面，沿街设市，场镇渐次兴起。西充县金山乡，就是因金山铺而得名。

顺庆同仁与金山铺接壤，两个乡赶同一个场。过去有“三耳巴子打出一个同仁”之说。话说当年四方寨村民谢长河到金山卖米。由于升斗不公，与人理论，被人打了3个耳光，族长来“吃讲茶”也不行。后来谢氏家族在金山靠近顺庆一侧修建了铺面，开设集市，逐渐兴盛起来，取名为“赛金山”。后来找县衙登记造册，县令主持公道，为两边和睦相处，取“一视同仁”之意，将新场镇命名为“同仁”。

同仁乡环境优美，山清水秀。青木桥村有两棵古红豆杉树，历经数百年兵燹、山河更迭而不毁，算得上是稀有之物。

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9年），南充县府经顺庆府批准，成立了回龙铺。因回龙场这个地方与周围的6个店铺距离相当，大约都是7华里路程，又因为此地是位于几座大山环抱中的一处小平台，所以称之为“七里坪”。

艳阳之下，我来到七坪寨鸡公岭新近修建的玻璃栈道上。举目四望，山岳、田畴、村舍、河流宛如一个大手印，在反光中缓缓展现它们藏匿于掌纹的秘密。此地为大西军的瞭望台，一度还残剩一些军事建筑，石头、瓦块如今已湮没于荒草丛中。

斗金观遗址位于七坪寨地势最高的山头上，地面为平石坝，是坚硬的泥质砂岩，经过多年日晒雨淋，基本没有泥土。相传大西军赶走了道观里的道士，在此囤积了很多军饷，同时开凿了3口四方形水池，用于饮马。距今已经荒废了三百多年的斗金观，荒草丛生，蛇蝎众多。可以看到很多碎为小块的石头雕像，不像是自然风化所致，更像是饱受火药之力的粉身碎骨。

这样的军饷传闻，又为七坪寨带来了一个民谣：

上七里，下七里，

百个人头千担米。

金银就在七坪里，

谁能识破就归你。

这些民谣，与洪雅县七里坪镇的历史地理传闻大同小异。可以发现，在巴蜀地区，大凡局部地形近似区域，就有近似的民谣出现，这就像川北的土壤盛产红苕，而川南同样也可以獲得高产。

我下山再来到七坪寨山踝一线，有一个凿在地面石头上的石碾基座，已经长满青苔。直径约五尺，周围有一圈不长草的小道，显然是以骡马牵动碾子来碾细火药的作坊。

当地村民在附近还发现了一只本地石头凿制的大石臼，直径2尺，高3尺，重逾两百斤。石臼底部还有一个3寸深的槽口，这就不是农家寻常的石臼了，而是用于火药锥碾。这足以说明，七坪寨作为大西屯兵之处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

在新复乡的七坪寨老寨门，由青色砂岩构筑，左右门柱镌刻有一副对联：

养威摧敌一邑军戎，

设险卫乡四效人□

最后一字漫漶不清。我估计对联不是出自大西军之手。

从七坪寨山脚穿过一片农田与村舍，我们再次开始上山，直奔四方寨。

地处新复、双桂、同仁交界处的四方寨远近闻名，其山形昂首为龙，俯卧为虎，历来为兵家战略要地。“建威将军”徐占彪回乡探母，建大院于同仁乡泥屋垭村，至今保存完整。徐占彪随左宗棠西征，保家卫国，传奇的事迹代代传承……

四方寨位于顺庆区同仁乡境，距市区约二十公里，海拔510米，为顺庆区域内最高之处，山巅可雄视蜀北大道的进出口，是自古以来通往顺庆、西充、南部、剑阁的必经之地。所以，南充方向而来必经七坪寨，西充方向而来必过大佛垴寨，而四方寨位居其中，构成了犄角之势。

四方寨得名充满传奇。据《谢氏族谱：附录》记载，明成祖永乐四年，陕西四位得道高僧任中善、任忠德、任忠悌、任忠孝云游山寨，见其山势奇伟，便决定于此垒寨筑庙。任氏兄弟择日设坛， 组织两百余名工匠，历经两年有余，在山寨四周悬崖上筑起长约四公里的条石寨墙，并用巨石砌成东、南、西、北4座寨门。又在中岭堡下建起数座巍峨雄壮的四神宝殿，将山寨命名为“四方寨”，并将庙宇定名为“四神庙”。

大西军占据四方寨后，黄虎下令加固寨门以及城墙，另外建立了指挥棚和观察哨所。张献忠为此地命名为“四方山仁义寨”。清嘉庆四年，建有4块大青石板围造的“张献忠纪念碑”，现仍伫立山顶。根据四方寨村民谢爱平对我的讲述，黄虎将寨门的对联铲除后，新写了一个意义直白的对联镌刻于寨门：

踞四方豪杰抗清狗，

吸八方英雄兴大西。

这样的造句，出自喜欢写作顺口溜的黄虎之口，似乎是成立的。

我几乎可以判定，黄虎离开顺庆前往西充皇营之前，他就在四方寨调度军马，并再次下令，让两位“天学国师”立即铸造浑天仪和大炮。

证据不是没有。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其次在于铸造。

蜀地自古具有完善的冶炼秘术。峨眉山万年寺内重达62吨的普贤铜像，乃宋初铸造，迄今对其工艺流程和工艺水平缺乏理性分析，而且为许多有关冶金史的论著所不载。如果说在成都期间，传教士铸造的浑天仪、地球仪满足了张献忠的玄学向往，那么铸造大炮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实用性。毕竟，他是最大的实用主义者。铸造大炮的原始材料，并不见于《圣教入川记》，也不见于《中国新史》，我估计实有其事，是在于传教士根本不敢与人阐述这伤天害理之举。铸造大炮出自佚名之作二卷本的《大西通纪》，任乃强认为这是“作者自记亲身经历，实见实闻的原始资料”。作者“是献忠战友逃死遁世后所写的私史。原叫《劫余传信》。”

张献忠从浑天仪、地球仪的制作工艺上，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他又命二位司铎造一尊红夷大铜炮。所谓红夷大炮，乃是荷兰人发明，原名叫“荷兰雷”，因中国人称荷兰为红毛国，故称为红夷大炮。

利类思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炮管长、管壁厚，而且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形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威力巨大，一发炮弹可伤人无数。西洋人的海军横行海上全靠此炮，我虽多次见过，但未学过制造之法。安文思是葡萄牙人，精习算术物理，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制造。”

安文思承认：“本人没有学过制造军火之术。但军火也是根据物理学原理制造出来的，要认真研究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其方法。承蒙皇帝准许我们传教，为了大西国的国运昌盛，我愿助一臂之力……”这一句话，就暗示了他们的行为。

当时成都尚有遗存的明军火炮，两位洋人依葫芦画瓢，摸索出红夷大炮的原理，绘出了图纸。原来那帮协助铸造天象仪地球仪的工人已经熟门熟路，按图施工，先铸炮管，再造炮弹，最后将炮身装载在炮车上。两个月内，红夷大炮在成都铸造成功。

张献忠对于大口径金属炮十分迷恋，即使住在四方寨，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铸造大炮。《圣教入川记》里记录他并非闭目塞听之辈：黄虎与传教士谈及利玛窦，“前利玛窦在北京时，亦欲效其番王所行，用铁铸一最大战炮，其中满贮火药，以火燃之，巨炮忽裂，炸成粉块，伤杀多人。而利玛窦亦在死中，被炮炸成数块，血肉横飞。万历皇帝饬令，将其尸块弃于荒郊，以饱禽兽之腹。”这只是黄虎的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酿造的“阴谋论”，但也说明他深知西洋大炮的威力。

而在四方寨山巅平台四周，一共安置有8门“牛耳大炮”，正对蜀北大道，直线距离大约五六百米。至今炮台遗址宛在，炮架转动的石槽装满了雨水，就像一个被抠去了眼珠的黑洞。我以为，这些大炮正是在本地铸造的。大西军开赴西充前线，带走了6门，放弃了2门最大的大炮。炮身上铸有字，一门叫“威武大将军”，一门叫“威武二将军”。炮身长4米多，炮口可以钻进一个小孩，重达数千斤。本地村民魏告诉我，他幼年就与小伙伴在炮台玩耍，炮身锃亮而细腻，显然不是生铁，而应该是合金铸就。1958年大炼钢铁期间，本地村民将大炮锯成4截，抬到乡里，投入了革命大熔炉……

《圣教入川记》里，记录黄虎念念不忘的，是大西宫廷中的天象仪、日晷等宝贝。思念就是最大的心魔。他是在忍不住了，鉴于地球仪、日晷等一并制造费时费力，他必须娴熟运用分清主与次的朴素辩证法。黄虎下令：“劳役二位司铎，令造天球一具，与前日在成都宫中所造稍为较小，凡各经星部位须按次排列，赶急造作，不分昼夜，不得有误。”

铜材、制造设备、人工，一时间就调度妥当。在我看来，天象仪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越了大炮，是黄虎急于从中窥视自己的劫数与宿命，一旦窥破天机，就可以找到破解之道。毕竟，狡黠的黄虎，已经多次成功执行顿开枷锁走蛟龙。

但这一次“出川抗清”，他似乎有了非常诡异的预感。

作为一个黄昏时分的散步者，他从背影上看上去，是热爱生活的。再从背影上看上去，他与樵夫、农夫并没有多大不同。但山野间盘结的道路是出于反抗孤独而结成的联盟，一个抱团取火的集体主义孑遗。空手的散步者是离群出走的人，他坐在山间水塘热爱生活到黑夜漫上了天穹，他起身，直接走到了水中，准备进入水中的星群……

两位传教士采取的分班制度是，一人在帐篷里读经、侍奉上帝，另一人去作坊铸造赶工，轮流工作……传教士晚上用西语念经，被细作认定是“用奸细语言在讨论”，被举报了。

因为黄虎早有军令，任何人不得在军营内私自交谈。他闷了半晌，才说：“吾饶尔等之命，因尔等是外国人;若尔等是此地人，定受千刀万剐之刑。”黄虎所言，实事求是。

天球，天球，那是他心目中一窥国运的仪器。看在天球仪的分上，黄虎说：“此天球乃其国祚攸关，如工人漫不经心，略有损坏，须以人命偿之。”

十几天好不容易将天球仪赶制出来，黄虎叫来了一位中土的堪舆先生上朝评析。他以老江湖的眼光，严厉审视这个赶制出来的作品。堪舆先生必须显示自己的门道与精湛法力，不然就有性命之忧。他指出，这个出自毛子之手的天象仪完全不对路！甚至没有显示太阳赤道，这分明是故意淆乱国家大运所为。天象仪预示着大西朗朗国运，而大西国眼下出现这么多乱子，显然是这两个洋人预以加害昌盛国运呐……

张献忠一听，怒不可遏，吼声如雷，但显然已经不能声震屋宇，至多是声撼竹篷。他终于认定，洋人故意胡乱制作，扰乱大西国运，犯此滔天大罪，不惟害国，且害己身。

黄虎当场判决：将二个洋司铎处以极刑。

回到杀人上，他的思维又是严密细致的，考虑的是如下几道身体工艺：时而欲活剐司铎;时而欲鞭死司锋;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盡骨销……洋人一听，倒伏在巨大的恐惧里，双股战战，闪电雷霆加身，气都不敢出了。

就在洋人被拉出营帐时，黄虎突然大喊：“且慢！姑且留下尔等狗命。”

我估计，黄虎虚张声势，主要是观察洋人的反应。见他们委屈而绝望的表情，他心里明白，他们还是忠诚的。那么，看在铸造浑天仪、地球仪的分上，也许他真希望大西军占领遥远的西半球，重振大西河山之际，再让两个洋人国师来重新制造他心仪的宝贝。可以发现，黄虎在奔赴西充凤凰山皇营之前，一直在悉心温习玄奥的融入了风水堪舆的天文学。他宛如一副锋棱尖锐的磨盘，把东方的神秘主义与西方的科学技术予以对撞生成。黄虎真是“温故而知新”“洋为中用”的样板。

具有狂妄暴君型人格之辈，他们往往是诡诈的，身怀宝镜一类的秘器渴望觊觎命运，加上高度敏感，所以具有预知危机的出众技能。但由此他们内心也累积了太多的阴谋论，这很接近蛇自噬其尾的循环。每当有人指出暴君的不是，暴君首先会推卸责任，并有一整套奇妙的宏论;继而吼声如雷，大动干戈。他说的永远是真理，他做的永远是替天行道。暴君就是真理。

权力的病变生殖在黄虎身上体现得酣畅淋漓。也就是说，他就是要以暴君的气血，去塑造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立独行者。

这一点上，暴君言行一致。黄虎说到，而且的确做到了。

据四方寨村民谢爱平的田野调查，在四方寨山下立有一碑，名曰《四方寨记》，记载了在四方寨的大西军活动遗迹和自然、人文景观以及发展现状等情况，如下：

观夫山寨拔起，雄霸群峰而观嘉陵小舟，目空苍穹若华盖。溯明崇祯末日之硝尘，张献忠屯兵于上，旌旗翻动而闻炮声惊天宇。壮哉！鏖战数月啸啸战马遁于西充凤凰山。异日，四高僧云游山寨迷其瀑布飞溅林荫滴翠之胜景，然设坛筑庙于峰下，名曰：四神庙。时与高凤寺古庙对峙而立，钟声互答雕栏相望焉！清康熙三十二年春，老祖谢公时富携文元、文举二子出湖南永州府零陵县永泉乡八甲地入川南充都京坝。又康熙四十一年文举公入住东路黄莲场。文元公与李氏婆入住西路沙树坪，次年插业于长延沟脚四方寨脚下。嗟夫方圆千亩沃野：东含四方寨古战场名震巴蜀之恢弘;西眺大虎脑昂首天宇之胜状;南觅高凤寺卧龙吐艳之奇观：北传长岭岗震摩天灯之佳话。真乃人杰地灵之所也！故乐业其间。谢、罗、程、唐、蒋、严六族众生互敬为胞弟，近四百年繁衍生息十六代，善德仁居至今也！清嘉庆四年谢公长清重修四方寨以御军阀割据之乱。同治年间谢氏继安、少安、世邕、世祥乃入文学之林。光绪五年谢华堂击桌三拳赌气兴建赛金场，越明年更名同仁场。民国三年设立同仁乡……（谢爱平编著《西河中上游地区历史资料汇编》，2018年编印本）

……

黄昏时分，麇集在地表的暑气渐散。我与十几位作家一道登上了四方寨山巅，去探访四神庙遗址和古炮台。一路上杂树丛生、野趣盎然。一阵风扫过，带来山坳深处的气息。凉意很容易让我想到那些深处的、藏匿的、躲闪的、阴鸷的事物，那是它们没有得到呈现的本来面目。上苍无所谓有情与无情，它赋予山岳、植物、动物的绮丽色彩，总是让沧桑延宕为无限，成为了凉风的主语。

民国十八年重修《南充县志》记载：“蜀保（宁）、顺（庆）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以千计。相率至郭，居人移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数百里无人踪，南充县尤甚。”（卷十六，《外纪》）由此可见，黄虎的到来，成为了本地老虎蓬勃强悍的药引。人祸与天灾从来就是厄运的正面与反面。

相生相克的世界充满了定数。而那个即将与黄虎在凤凰山遭遇的满族亲王“豪格”，翻译过来，就是“虎口”的意思。黄虎张开血盆大口，即将落入“虎口”……

一只松鼠从柏树上下来，竖起身子打量我。表情懵懂，但目光，却是刃口一般尖利。我心头一凛，不禁想，这只松鼠显然一直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态之中。它必须举起它的利齿予以自卫。

天道轮回，疏而不爽。个中含有“业力”在运行，在为自己营造未来。这个词也被音译为“羯磨”，梵文中的词根是去做（所谓“造作”）的意思，业力作为直接推动生命延续的力量，业力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是第一推动力，甚至可配合缘起论与无始无明化世界。业力一词，则泛指一切的身心活动。天道从不认为业力发生后会自动消除，立地成佛，过去行为延续下来势必形成某种惯性力量，产生因果报应，于是有了前世、今世、来世等轮回。《有部毗奈耶》卷四十六曰：“不思议业力，虽远必相牵。果报成熟时，求避终难脱。”所讲的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道理。

这个道理，深谙天道的黄虎，尽管口诵“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冥冥，自思自量。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的圣旨，也许他并没有勘破命运的谜底。

山间的断壁、残垣和城墙，经过时光细致的装扮和植物的点染后，历史的沧桑和现实的静谧交相辉映于夕光之中。大炮、天球仪、铁骑、咆哮震瓦和猎猎旌旗，存在过，盘旋过，火星四射，并在岩石的缝隙里，蓄满了引而不发的惊雷。

树叶翻转它们的裙子，露出了叶子背面的嫩光。

啊，起风了！

黄虎纵横凤凰山

凤凰山地望

蜀北古驿道位于古蜀道北段。古驿道在南充境内沿顺庆、西充、阆中，抵达广元剑门关，经昭化而出川，在陕西勉县褒城附近向左拐，之后沿褒河过石门，穿越秦岭，出斜谷，直通八百里秦川。

这一条“蜀北古驿道”对川北地域文化和地域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三千年的历史变迁中，驿道沿途分布很多驿站、建筑、场镇，无数的政客商贾、文人兵卒行进在这条古道上，留下了很多诗歌和故事，让静卧于森林与雾霭之中的古蜀道，浸淫为一条打通秦蜀的文化之路。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顺庆府要修一条官驿道至阆州（今阆中），经测量决定由现今南充市的三公街出发，经赵家铺、坦山铺、回龙铺、四方寨进入西充县的金山铺、洞天铺;另一条路由华凤铺、新复铺、长远沟铺与前一条路在四方寨会合，其中華凤铺至新复铺，水路和陆路均可通行。

从古驿站金山铺（现西充县金山乡）到达西充县凤凰山，大约不到20华里。

黄虎对于西充县充满不祥的记忆。

早在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月），西充县人、时任湖南巡抚的李乾德在岳州曾3次大败黄虎，“歼其前部”。到了1640年（崇祯十三年）杨嗣昌在川围剿张献忠时，西充人李兆“乞假归，值献逆初寇蜀，公捐资修葺城垣，募兵储粟，为固守计，以总兵谭大孝为外援”，在西充县堵截过大西军。张献忠部查抄他的家眷时，只有其次子李映庚逃脱，免于一死，李家其余几百口人束手就毙，惨遭灭门。

张献忠入川建国时，李完又在西充县“孤忠感愤，招募健勇，训练以方，将往诛群盗以靖国难。”

西充县乡绅陈好问，曾出资雇请武林高人，预谋杀害大西官员——西充县负责人高凌云。高凌云的“锄奸”意识在黄虎长期教育下，没有丝毫松懈，他力挽狂澜，果断地对陈好问一批人进行坚决镇压，及时粉碎了暗杀颠覆阴谋。还有的地主将大街上大西告示中，凡是有张献忠名字以及大顺年号者，均用牛屎马粪涂去，改作弘光年号……

黄虎为何将老营驻扎在此？这同那时军事对峙形势，以及渴望将“三李”在西充县的残余势力碾为齑粉的愿望密不可分。

距西充县城11公里的凤凰山主峰海拔415米，耸立其间，因两翼山势徐徐展开，如一只凤凰，故名。山势谈不上雄伟，绵亘十余公里，直通西充县城的鹤鸣山，而鹤鸣山的山踝一线，又是李兆、李完的家乡。黄虎扎营此山，有利于继续消灭“三李”的孑遗势力。同时可以发现，红壤遍布的凤凰山，朝向多扶镇方向坡度平缓，马队可以直上山顶。凤凰山的东西、南面高筑坚实寨门，四周悬崖陡壁，刀劈斧凿，仅中有一道石门通道（寨门等毁于1958年）。山上有一大片宽阔平地，约50多亩。岩前有重叠的青石三堆。山顶有一巨石矗立。东南面有陡峭的深山沟。东面岭下，太阳溪泛着碧绿，潺潺流过。

凤凰山虽绝对海拔不高，但起伏较大，进可攻，退可守，又紧靠金山铺的古驿道，可以北通广元、汉中，从容窥测清军南下动向;此地南通重庆、夔门，可洞悉川东明军行止。黄虎在此挨山傍岩，列营自固，对安内攘外似乎十分有利。

清顺治三年十月（1646年10月），黄虎从顺庆移师西充县凤凰山驻扎。

黄虎健步登上凤凰山，深呼吸，吐出一长串白汽，显示出深厚的肺活量。他双手卡腰，手指死死按住脊柱两侧的肾俞穴，源源不断的斗争活力蒸腾而上，汇聚于额头，他看上去红光满面，印堂发亮，犹如完成了一个醍醐灌顶的仪式。放眼美丽山河，尽管山河间人迹荒疏、虎豹纵横，但这一蓝图，可以绘制“最美的图画”。

黄虎陷入了沉思。

眼下粮食不足，是黄虎最大的心结。

黄虎让军队四处“打粮”，明确规定每五日、十日出去一次。到达西充县后，各营派人出去寻找粮食的频率大大加剧，定例回营时，每人背细米2斗，一匹马驮细米4斗，交本管将领处逐一查验，少升合者，皆杀勿赦。蜀地历经大西、摇黄、大顺、晚明政权梳头一般的反复洗劫后，绝大多数村落空无人烟，哪里还有粮食？！因此每次寻粮都有一部分士兵因完不成规定任务而遭杀戮，部分士兵开始逃亡……

《圣教入川记》记载了黄虎来到西充县后被焦虑所煎熬的恶劣心态，杀人，杀士兵，杀传教士的亲信，甚至杀掉了自己的岳父。这种戾气直上云天，已经无人敢劝阻半句。也许云烟四合的山间气象，被阔达的山风荡涤，呈现出一派葱绿之景，这让黄虎纠结的心态突然为之一开，他似乎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1646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他借举行大朝之际，向众官宣布：“自十七日起，朕一人也不杀了。尔等要团结起来，赤心报国，勿怀二心，相互猜忌。”

《平寇志》提到黄虎还讲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我等造反17年，转战十余省，百万农民跟随我们勦兵安民，我等誓和敌人奋战到底。”

众人山呼万岁。

这一时段，距离黄虎一命归西，仅有两天了。

顺庆区潆溪镇内有潆溪河，故以潆溪而名其镇。源出西充仙林场，流经共兴镇、潆溪镇、多扶镇，经荆溪镇汇入嘉陵江。在西充县多扶镇境内有其支流阳溪河，为嘉陵江的二级支流，也是潆溪河的一级支流。河道长约42公里。

阳溪河从凤凰山南麓山踝流过，这一段小地名叫太阳溪。不论冬夏，溪里的山泉常年流淌。溪水从山顶的一个岩洞流出，向北流到山腰，然后向西一直流去，到了山的北面，又向下流经山谷。曲曲弯弯，就像一个水性杨花者的花花肠子。2018年11月，我在多扶镇三面峰村太阳溪一线，至少向五六位当地老龄村民询问太阳溪的具体位置，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而且他们都不知道“太阳溪”一名从何而来。他们只是说，这就是阳溪河的普通一段。其实“太阳溪”地名在明末清初肯定存在，因为本地人李昭治在收入《两充县志》中《凤凰山诛张献忠记》里就已经提及，足见后来的湖广移民反而不识本地面目了。

黄虎将老营设在太阳溪边的半山上，绵延五六里。原考虑在山顶上修筑工事。那一线全是泥质砂岩夹页岩的丘陵构造，施工并不困难，主要是他举棋不定，无法决定在此逗留的时间，所以便放弃了。但他命令在南麓的山坡建起许多寨子，每个寨子有自己的独立防御设施，如拒马、栅栏、壕沟等，使其互为犄角，形成联防体系。南面山腰的溪坑，又平又直，两岸古木参天，便于部队隐蔽。他命令在凤凰山的水师各营，控制上游，坐观形势变化，以便从水路由嘉陵江绕出川东入楚（此时重庆已非大西所能控制，所以我判断黄虎并不完全知晓重庆的实情）。他还将平东将军孙可望麾下19营、抚南将军刘文秀麾下15营、安西将军李定国麾下16营、定北将军艾能奇麾下20营的大部队摆在潼川（今四川三台）、太和（今四川射洪）、南充一线，主要严防从成都方向追赶而至的明军。黄虎的中军府有都督王尚礼、前军府都督百文选、后军府都督王自奇、水军都督王复臣、王自羽等镇守。

让我感到不解的地方很多。比如，自从刘文秀从重庆大败而归，黄虎就已经知道重庆已经不是大西政权所能控制的了，为什么还要在金山铺、西充县一带安排士兵打造大量船只呢？这些船队怎能顺利通过长江、嘉陵江的锁钥之地重庆？

数十万大西军在西充县铺天盖地，为当地造就了一系列血肉凝成的地名。

凤凰山上，大寨門、小寨门、南寨门和城垣，射箭、插旗，扎营、练兵、放哨的遗迹，如今依稀可见。山南，那水兵驻地“打船坝”，骑兵驻地“马槽沟”被大炮击穿的“穿洞子”;山东，那堆放财宝的多宝寺，堆放物资的“三堆石”，两军交锋的“太阳溪”;山北，那扎联营的鹭鸶山寨，悬挂军旗的插旗山，山顶有墓地“将军坟”，驻地“将军湾”，湾口“挟大山”（扶大西政权之意），山腰义军墓地“八见坟”，多宝寺前义军坟地“万人坑”的名字一直沿用下来……（李仲华《张献忠殉难西充凤凰山》，见西充县县志办公室等主编《张献忠在西充》，1987年7月内部印制，第38页）

刘进忠的蜕变

刘进忠是大西军的重要将领之一，陕西汉中人。早年与大西军将士浴血奋战，取得黄虎信任。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两年前他在川南与杨展、张文灿作战时，就表现了某种“通敌”的迹象，私自放走敌军。后奉命镇守泸州，因指挥错误，作战失利，逃归回营，张献忠闻知，欲治二人之罪，二人畏惧，便叛变向合州投降了杨展。随即他与安岳诸生张象叔合谋，企图前往重庆投降曾英，因意见不合，遂引兵出走保宁顺庆，曾英命于大海追到了遂宁，可惜于大海战败。刘进忠转与“摇黄”袁韬会合，尊称他为新天王。

不久后，他被黄虎委任镇守川北门户朝天关，防御李自成部南下。由于他的轻敌，擅自出兵攻打汉中，数战数败，折兵大半。为此受到张献忠的斥责，黄虎那一名垂青史的口语圣旨，就是写给刘进忠的。大西军进驻金山铺，黄虎大肆锄奸，锄来锄去，连岳父都杀了，可是发现“奸人”杀不胜杀，不可计数。就在这一严峻时刻，刘进忠却劝谏黄虎：“生灵不可妄杀也。”

这引起黄虎不快。他历来强调“锄奸”的斗争意志，现在，刘进忠竟然以“妇人之仁”来扰乱这一斗争的持续深入推进，不可原谅啊。黄虎认为，这起码是斗争意志软弱的表现，他产生了撤换刘进忠的念头。当时刘进忠驻守朝天关，而大西“打粮”无功的士兵，被迫出逃，多人越过朝天关而遁往北方。逃跑者络绎不绝，显然出于刘进忠并不忠于职守。黄虎为此记恨，遂想调刘进忠回成都，只要一弄回来，看老子如何收拾了你！大西军部的催促檄文一日内连发数次，刘进忠大感惶恐，知道这一回去，怕是凶多吉少。这时，他注意到清军肃王豪格的部队已经在汉中集结。

刘进忠对部下讲了一番话，把自己的耳闻与推测，变成了一种紧迫的现实：“张献忠曾言，先屠儒，次屠民，再屠蜀中新附将卒。今军令紧急，行将对新附将卒下手。这该怎么办？”

众人一听，沉默了。大体猜到了结局。

顺治三年（1646年）深秋。天气转凉了，朝天关万亩萧瑟，唯有巴茅草挺身玉立，已经浑身凝霜，如同愁人一夜白头。这一天傍晚，有一位商人来营禀报，希望拜见刘将军。

这是自汉中而来的商人严自敏。严自敏告诉他，大清已命肃王攻取四川，早晚当发汉中。此时一筹莫展的刘进忠，眼前光明大亮，于是一拍即合。刘进忠带吴之茂等百余人前往汉中投靠清朝，在百丈关驿所迎接豪格。肃王率领一万人马，从汉水上游的略阳辗转而来。他显得温和，对于刘进忠的“大义之举”十分高兴，赐袍帽靴带马匹，即日留宴，并向他询问有关张献忠在四川的潜号、屠民及川中形势，他逐一作了回答。

豪格问：“献忠今在何处？”

对云：“今在顺庆西充县金山铺。”

豪格又问：“速行几日到达？”

进忠云：“一千四百里，倘疾驰五昼夜可到矣。”

谁也不认识黄虎张献忠面目，何况肃王征战多年，经验丰富，他必须进一步甄别刘进忠的可信度，提出要刘进忠充当向导随军而行。刘进忠俯身伏地应诺，补充说：“救民水火之师，宜速不宜缓，祈请能早临蜀地一日，多救生灵无限。”

这一血泪之言，正合肃王之意。于是翌日黎明，肃王即令部队出发，进入朝天关、广元，看到的是一片极目荒残之景，他命令部队不许入城。要求刘进忠、吴之茂以最快的速度从瓦子滩过嘉陵江。因冬水枯，阆中沙溪上游的瓦子滩窄得一脚就能踩过去。先头部队一昼夜行程达到三百华里，经保宁而不停息。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南部县。

问题在于，刘进忠如何得知，黄虎的大部队目前在何处、何地？

历史学家任乃强的长篇历史小说《张献忠》对此所做的分析是合情合理的：清军“到南部地界知献忠已离顾庆，塘报久断，不知究在何处。方踟蹰进退间，恰有四方寨逃难百姓奔到南部界内，闻得清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遂迎降军前，指出献忠所在，愿作向导。”遂马不停蹄直驱金山铺。

有学者以为这是刘进忠的“哗变”。完全不确。哗变是指武装力量的突然叛变，也用于非军事性质的反抗或攻击。 哗变之哗，是喧闹、人声杂乱。刘进忠是渐次蜕变的，刘进忠是蛰伏的一把刀，拒绝了一切炫耀的闪光。至于他的选择是百炼成钢抑或回炉为铁，见仁见智吧。

铁骑奇袭凤凰山

就在大西之国运飘摇之际，席不暇暖的黄虎，仍然在凤凰山的荒坡上搭建起临时性皇宫，于北风呼啸间，与两位传教士纵论世界诡谲风云，展示了他对于“西洋东洋”的独家判断：

四百年前，西方有一番王欲谋中国之财宝，遂遣某大臣为钦差，赉各贡礼来献中国。贡礼中有一巨烛，名为‘福烛，其中暗藏炸药，做工极精，使人不疑。待烧至炸药处，炸藥忽然爆裂，能致皇宫坍塌，自兆焚毁，皇帝压毙。然此种奸计，未能欺哄中国贤王。贤王知计，未燃‘福烛之前，令破烛验之。果然在烛中寻出炸弹，未中番王之奸谋。贤王怒，遂将钦差杀毙，前利玛窦在北京时，亦欲效其番王所行，用铁铸一最大战炮，其中满贮火药，以火燃之，巨炮忽裂，炸成粉块，伤杀多人。而利玛窦亦在死中，被炮炸成数块，血肉横飞。万历皇帝饬令将其尸块弃于荒郊，以饱禽兽之腹。”（《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1版，第47页）

这是一段骇人听闻的话。前一个事件与基本历史说法大体相符，后一个事件很大部分就是来自黄虎高度警惕性宰制下的虚构，可见黄虎对于历史秘闻极感兴趣。对于两位传教士念念有词、崇拜有加的名人利玛窦，黄虎心细如发，岂能不知。他心中有恨，就予以了一番罪行罗织。这足以看出，他从成都就开始推进的“锄奸”斗争，已经潜移默化，成为了他的下意识。

犀燃烛照，洞悉其奸，成为了黄虎的意识形态。

黄虎讲述的第一个秘闻，其事本出自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中。

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率农民军攻破、抢掠了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县，还毁掉朱元璋的祖陵。他酷爱朱家江山，但对朱家恨之入骨。他自然不会提及朱元璋，因而以“中国贤王”代替。既然已经臻于同一境界，反过来说，我老张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集权者都是“锄奸”高手。鉴于他们尚缺乏后来极权者炉火纯青的掌控力，他们说服不了其他柄权者加盟自己的斗争怪圈，就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包括采取发动群众的方式，形成民众相互监督、揭发、监视的战争。朱元璋自不例外。靠白莲教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缔白莲教，并发动群众深挖这些异教徒。眼前实在没有奸细了，引蛇出洞就是计策之一。朱元璋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发起史无前例的清除胡党的伟大锄奸运动，不但要给丞相胡惟庸扣上谋反的帽子，仍要破绽百出地罗织罪名，开列各种蹈虚的罪名，诸如通倭、通虏等等。从揭发胡惟庸阴谋造反、谋杀伟大领袖，到胡被杀，前后只有4天。4天时间内抓了一大批人，当然不可能审出什么眉目，均是“从重从快”。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反而成为了冤狱研究的个案。

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朱元璋在他亲自编写的《大诰》中，公布胡惟庸通倭的罪状。指出在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胡惟庸与其死党明州卫指挥林贤密谋，让他借打击倭寇为名，袭击日本朝贡船只，然后由胡惟庸上奏朝廷，以破坏中日关系的罪名，将林贤贬往日本，暗度陈仓的目的，是让他暗中联络，请日本政府派兵刺杀朱元璋。3年之后，由胡惟庸派人把林贤秘密召回。林贤回国后，日本国王派遣如瑶藏主以朝贡为名，率四百余名精兵，把火药兵器藏在贡品巨烛中，来中国伺机作乱。朱元璋燃犀烛怪，一举粉碎了阴谋集团。

无论是利类思、安文思，还是《圣教入川记》的整理者古洛东，并不知晓中国历史上的确有“把火药兵器藏在贡品巨烛中”的这一事件（尽管是朱元璋虚构的）。这也体现出，他们敢于把自己完全不懂的张献忠话语予以记录下来，恰恰体现出《圣教入川记》的真实性。

无论黄虎还是传教士，当时绝对不会知道，利玛窦与李自成的大顺军，还有一段神奇交往。

在大顺军进入北京之前，外国传教士纷纷逃离。但有一位教士拒绝传教会长龙华民（意大利人）的忠告，决定留在教堂内，此人乃汤若望。汤若望就成为李自成进京后的历史见证人。后来他在自传《生活回忆录》中，予以了生动的记述。据汤若望记载，大顺军进城后，有过局部盲目的屠杀行为，汤若望就把教堂大门紧闭。但屠杀旋即被大顺军领袖制止。教堂的门重新打开。一些大顺军来到教堂，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并未发生唐突举止。只是经过教堂的允许，他们取走了一条绒毡。第二天在教堂门口，出现了一个告示：“挂有牌示一方，上书‘勿扰汤若望的命令”。此后，教堂一直受到保护。汤若望说，虽然人们努力查访，但是终究不能确定这牌示是什么人所挂的。其实，这一个告示牌应是大顺军保护耶稣会士的明证。

在李自成进京的3天之后，汤若望应邀进宫去见了大顺军的一位高级领袖，受到他的茶酒款待，并留晚餐。这位领袖是谁？汤若望没有说明。根据情况，极可能是刘宗敏。因为汤若望在回忆此事时说过，他走进第一间屋子时，瞧见许多明朝的高级官员，正在被严酷“拷问索饷”。而走进召见他的那位领袖的房间时，又看到一些女优伶正在歌舞。而当时大顺军负责拷饷追赃的正是刘宗敏。

比较起来，还是黄虎的大西政权，对待基督会传教士更为妥帖，更为热心。

远离这一段利玛窦的历史就缺乏比较。生活在蜜糖罐里的利类思、安文思，他们心目中的张献忠，此时已经彻底变成了失去人性的“虐王”。“虐王”难免胡言乱语，但黄虎即使驻扎凤凰山上，除了念念不忘“锄奸”体现出来的种种谵妄状态外，他似乎并没有失去理智。

我想，黄虎在凤凰山上之所以讲述这一冷僻的历史事件，体现了他阅历与见闻的丰富性，真实目的在于提醒洋人：你们献出的各种仪器和洋书，我早已经明察。在忠臣与奸细之间，尔等勿怀二心，我已洞悉一切。更不能嬲。不要以为你们两个鸟人，就可以在我眼皮子下“嬲”来一气！

北风凛冽，在帐篷缝隙间呼叫。像鬼叫。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如同清军的战马喷出的道道白气。黄虎难以入眠，披衣举起蜡烛，死死盯住天球仪，天球仪均是熔化寺庙佛像而成，铜质的仪器并没有从前世佛像的慧光里回过神来，显得很不配合。烛火在金属上跳起团团反光，他什么也看不见。一抬头，帐篷外伸手不见五指，夜空里没有一颗星辰，真是气煞老子也。

……

晚明时节，黄虎的战术是一流的。《国榷》指出，其“疾如风雨，出没不常，……官兵每侦其老营而后击，不知老营已在数十里外疾走矣。”为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在每次战斗之前，大西军一定先进行详细的侦察，掌握敌情，然后击其不意。“多行金钱，布奸细，有信先知。官兵出，贼不意击之，必在四五十里外。”他们尽力避免打被动的阵地战，每遇官军，则令数骑诱之深入，予以围歼。

按照大西军驻营的规律，扎营时总是将队伍集中，或几股队伍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临时的、坚固的阵地。其兵连营数十里，止则布幕数千，堂室俱备。外植木為垣，以索系之，周以壕堑。方圆数里，如同城郭。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张献忠和高迎祥诸部“大会于龙门、白沙（均在今洛阳南），连营六十余里”，次年底，张献忠和罗汝才等在安庆连营百里，都是建立大营盘的典型例子。尽管是连营而居，又植木系绳，周以壕堑，始终将宿营安全放在首位。“要安营，即发马四路侦探，一里一拨，直至二百里外，有警即知。”如果宿营旷野，则要在营中点起无数火堆，以防敌军突至，便于转移，明辨去向。他们在宿营地以外数十里，也点着一些类似的火堆，叫作“空火”，专门用来迷惑敌人，“官兵以为贼营在此，不知尚在数十里外”。

为何黄虎没有在此按照惯常布局？费密《荒史》指出，当时在凤凰山外围，并没有设置侦察部队，仅在凤凰山山踝的几个大路口设有哨兵。我以为，这一看似松懈的布置，充分体现了黄虎对镇守朝天关的刘进忠的高度信任。

看起来，一直坚持以“锄奸”斗争为己任的人，竟然没有发现，铁打的堡垒早已经门户洞开。

十二月十一日（阳历）清晨，凤凰山大雾迷漫，满山的柏树、芭茅丛就像游走的疑兵。经过“衔枚疾驱”5个昼夜的清军骑兵，进入凤凰山区，借大雾掩护，主力隐蔽在栗家大山的背后。清肃王豪格等5骑，在刘进忠带领下，小心翼翼一步步深入至张献忠老营旁，隔着一条二三丈宽的太阳溪，窥探山腰大西军的动静。

大西军一共有120个营，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其实刘进忠、带路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御营的具体位置。这恰是一种命运的机缘，恰恰就在这“对望”的一瞬间，尘埃终于落定。

黄虎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一再让明军头痛不已。明朝官员马世奇为此曾经感叹：“彼之情形在我如浓雾，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明季北略》卷十九）。现在，这个说法，刚刚掉转过来了。

浓雾笼罩的这天早晨，一夜未睡的黄虎心情不佳。因为他接到报告，昨天夜间又有一名大西官员逃跑了。《圣教入川记》说，“贼僭位之初，朝官计千人，东走时尚有七百人。临死时，仅二十五人。”一种情况是被杀，另外一种情况是逃亡，朝官尚且如此，士兵的大量耗散情况就可以推测了。此时，黄虎已经无力暴跳如雷了，他显得很平静，立即提讯这名逃官的妻子。

黄虎拍桌子打板凳，突然侦骑入营报告，大营对面山上有清兵四五人，各骑骏马从山谷中迎面而来。张献忠闻报，因为这个侦察兵打断了他对逃亡官员妻子的讯问，当即大怒，斥责道：“清兵怎么能到这里？”他突然怒不可遏，要将报信者杀头，幸好有人讨保，才未加罪。审讯继续。可是报告袭营的侦察者又来，前后有三次。

黄虎坐不住了，他起身来到马棚，注视着他的两匹西域良马，马背闪耀着缎子的辉光，静静伫立，但眼睛里似乎有云翳飞荡……他为什么要去马棚？我以为，他是希望从久经沙场的战马反应里，推测潜伏的危机。恰在这时，哨兵再次高呼：禀报敌情。

他问都不想多问了，动如闪电。来不及穿盔甲，不带长矛，也不携弓箭，只穿随身黄袍，没系腰带，随手抓起一柄短矛，飞身上马驰出营外，身边只有小卒七八人和一个太监紧紧跟随。

雾气正在缓缓消散，芭茅草在雾气里剑戟须张。站在太阳溪对面坡地上的豪格见对岸大营内跑出十来人，可是并不认识黄虎。刘进忠眨着死鱼眼睛，突然眼前一花……他指着对岸，那里出现了一个骑高头大马者，激动地对豪格说：“这就是八大王张献忠。”

豪格知道，机遇来了。不要以为机遇会第二次降临，可是机遇怎么来得如此容易啊，让人猝不及防！急令身边的蒙古人神箭手京章雅布兰射之。雅布兰张弓搭箭……黄虎耳听八方，感觉到了什么异样，他微微一挪身，那洞穿薄雾的一箭，正中黄虎左胸，箭头直透其心。中箭的黄虎从马上一头栽倒在地，敞放的血温度很高，后人说这叫“血沃凤凰”。

那一瞬间，他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清醒，他的所有疑虑必须得到证实。他是猛士，攥住箭杆奋力拔箭，箭矢上的倒钩生生扯起了一大坨肉，他移到眼皮下看了看，说了一句话：“果然是清兵！”

当时清军的装备箭与明军不同。一般使用枪头箭、水箭、索伦箭、射虎鈚箭等等，当然还有著名的齐鈚箭。全长二尺九寸，箭头铁制，呈平头铲形，长一寸七分，宽七分，杆以杨木制，羽以雕羽制。此种箭杀伤力很强大，可一箭切断对手动脉，直至血喷而死。

对于这一场景，历代文人没有放过这一重大时刻。附会者写道：献忠此时高度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咱生在燕子岭，死在凤凰山。”

这是黄虎最后说的一句话。同样是“语谶”，也是他的遗言。

他鲜血喷涌，在地上乱滚，双脚如兔子一般乱蹬，痛极了。跟出来的太监见皇帝倒地不起，转身奔回大营。太监早已见过蜀王的绝望投井，如今见到了蜀王的掘墓人中箭了。他不得不高声尖叫，竟然发出了黄钟大吕之声：“大王被射死了！”声音尖锐，却将笼罩凤凰山的雾气撕开，响彻大营。毫无准备的大营将士惊呆了，顿时大乱，不击自溃，鼠窜奔逃……

事实是，局部遭遇战在老营之外的很多地方陆续展开。

《清世祖实录》顺治五年二月，记录了西充之战：“初击流贼张献忠时，护军统领哈宁噶被贼围，护军统领阿尔津、苏拜领兵往援，出之。阿思哈尼哈番希尔根实居后，不往救。及师还，又与阿尔津、苏拜争功，不决，下部讯问。护军统领噶达浑、车布尔俱供希尔根在后是实。于是部议希尔根冒功妄争，应论死。”此事上传到朝廷，多尔衮下令让兵部调查。护军统领噶达浑、车布尔都认为，希尔根落在最后是事实。于是兵部结论：希尔根冒功妄争是实，按军法应当斩首。同时，朝廷决定分别给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满达海以罚银三千两、两千两的处罚。

过了一个月，肃亲王豪格遭到构陷而“犯事”。摄政王多尔衮主持朝中议论豪格罪状，就说到希尔根“冒功妄争”，豪格作为西征军统帅“将其冒功事，竟未议结”，成了豪格一项罪状。

黄虎的最后匿身处

黄虎在凤凰山什么地方中箭的呢？中箭之地，在凤凰山东南面太阳溪侧的元台（宝）山。

《圣教入川记》提及，黄虎站在一个“小岗”上正“探看”时，突然中箭。据西充县的历代考据，以及2018年11月西充县作家何源胜、杨胜应陪同我进一步的实地踏勘，凤凰山脚距離太阳溪最近的“小岗”，只有多扶镇三面峰村的元台山。奇怪的是，当地村民谁也不知道“元台山”，他们只说本地有“元宝山”，分析应是读音所转造成。我们越过阳溪河上的桥，对岸是空顶山，以及更为高耸的栗家大山，这一线应该是肃王藏匿兵马之地。左转，我们沿阳溪河边村道行走了大约三四百米，紧靠薛家大山的就是元宝山。此地为两山之间一块突出的平台，海拔280米左右，山形像一只元宝，故名。距离太阳溪大约有四五十米。与金元宝、银元宝的持有者顽强斗争毕生的黄虎，中箭之地还叫元宝，这又是一个“语谶”吗？！

元宝山在芭茅草丛生的太阳溪对岸，两者相距不到百米，应该在职业军人使用的硬弓射击的有效射程之内。

《圣教入川记》又说：“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兵四五人”和“满兵大队已匿营前大山反面矣”。这里说的“营前高山”和“营前大山”，应该是凤凰山对面的扶君山。旧时，凤凰山到南部县有一条捷径小路，就是从凤凰山经多宝寺上扶君山，过仙林场、古楼场到达南部县境的流马场，直至南部县城。清兵从凤凰山对面扶君山奇袭大西御营，其行军路线和方向，完全符合凤凰山一线的地形和地貌。

黄虎中箭，并未立即身亡。

据说，在生命的危急关头，黄虎置生死于度外，他拔出了胸口上的箭矢，交给亲兵说：“赶快去罗江县，找，找，找……”以黄虎一贯的性格而言，临死关头还会深切怀念那个婴儿吗？

原来黄虎退出成都北上途中，一个妃子即将临盆。当时扎营罗江县艾家坝，因战事紧张，便将爱妃诞下的婴孩托付给当地的一农妇，并赠一面铜镜为信物，上面有“大唐天宝元年御制”字样。亲兵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有两位亲兵化妆后来到罗江县艾家坝，找到了这个农妇。农妇身负抚养天子骨血之重任，自然不敢怠慢，遂与两位装扮为本地村民的亲兵一道，呵护幼子成长。

这个孤儿在十几岁时，接过斗争的传家宝——宝镜，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曲折身世。见天下之大，却难有容身之处，便出家当了和尚，将宝镜供奉于当地寺院内，青灯黄卷了却一生。他死时，宝镜幻化出万丈光芒，将整个寺庙笼罩其间。之后宝镜不翼而飞，有人说它随和尚一起飞升了，于是后人便将此寺称之为宝镜寺。

现在，我們再回到凤凰山间，看看生死未卜的黄虎。

彭孙贻《平寇志》说：“肃王前锋发矢中献忠坠马，诸贼将力救之，扶创走死，贼将王尚礼负其尸走……”

王尚礼（？—1651年）为大西国中军府都督，一直负责直接处理言论、风化。黄虎派出缉事兵丁，化装成平民于大街小巷往来巡查，发现有“讥讪新朝”言论者，立即绑赴交由王尚礼严加惩办，他俨然是“话语管理者”。王尚礼背负皇帝而逃，并不能坐实黄虎已经断气身亡。

《鹿樵纪闻》记裁“贼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看起来，事态越发严重了。

多扶镇当地人传说中，这个地方以前叫多宝寺，后来改名多福镇。之所以从“多福镇”变成“多扶镇”，源于张献忠受伤后，亲兵扶张献忠来到多福镇，却在这里迷路了，东躲西藏，最终导致黄虎血流而尽。亲兵是故意绕路还是真的迷路，不得而知。但从那以后就有了调侃的说法：这段路是“多扶”了一段。多福镇就有了“多扶”如今这个名字。其实，这也暗示：此地绝非黄虎的多福之地。

原多宝寺，为现在的多扶镇政府所在地，多宝寺的原石头地基，露出地表的5层条石清晰可辨。大门左侧为戏楼，正面曾有一棵老黄葛树，树边就是掩埋大西军的“万人坑”。后当地平整操场时，曾在这里掘出大批人骨。

流传在西充县民间的传说是：黄虎在太阳溪中箭后，他的部下便将他抢走，背至凤凰山东寨门下面的山岭，黄虎长啸一声，才气绝而亡。传说后来已经被涂抹了意识形态色彩，说西充人民深深怀念“八大王”，将这个山岭称为“带箭岭”，后将他的尸体埋葬在凤凰山顶“营房地”上面，人们把这个墓地称为“将军墓”。以后，“西充人民”路过此墓，都要向坟墓添一把土，或投一个石头表示敬意，因而坟墓越来越大，石子越堆越多。“投石致敬”的习俗一直流传至1950年……

针对这一“习俗”，我问当地几位村民，他们笑。再问，他们回答：不晓得。

黄虎死后，遗物里留下铁盔一顶，高约二尺，有三十来斤，原存放在凤凰山对面的三清庙里，本地老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庙里读书，还看见过。后来官府拆毁了庙宇，打碎了铁盔，连山顶上的大坟也被捣毁。只存一座土丘，依稀可辨。

1983年3月13日，西充县人民政府公布张献忠殉难地凤凰山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封山育林。2018年11月我来到凤凰山顶“营房地”，这一带以前属于多扶人民公社二大队的丰产田园，现在属于多扶镇二村辖地。丰产田园早已荒芜，如今是一大片荆棘丛生的野地，根本无法进入。在山道泥巴路左侧土坎上，见到一块水泥制作的长方形碑，上面隐约可见“张献忠”三个白油漆书写的字。正在附近为圭峰禅院种植“庙产”的本地村民对我说，刺芭笼里的确有一块张献忠殉难的纪念碑，立于刺丛当中。

有荆棘与芭茅严密守护的灵魂，既不易进，更不易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西充县人李昭治任江南仪征县（今江苏仪征）知县时，编纂《西充县志》，后地方上数次增修县志，皆保留其《凤凰山诛张献忠记》，详载张献忠殉难史实。其中说：张献忠被肃王砍下脑袋，枭其首于成都。尸体呢？“西充人寸脔（切成块）其肉而食之，或以祀其先之被害者，顷刻而尽……余西充人，少闻里中父老言，当年手割献忠事，犹有憾极称快者。迄于今过其结营故处，春冬间，原后枕骸遍地，不可胜瘗（埋藏）。每昏夜风雨，满目阴磷，号泣啾啾，如怨如诉，尚有产无头猪者，其余孽犹未尽。因略记梗概，以见古来寇贼之叛服无定，莫如献忠;屠戮之广而惨，莫如献忠;冤魂之索命，莫如献忠;死后仇人脔肉而食，然后大快于心，亦莫如献忠，可以征天道之不爽矣。”

看看，本地竟然出现了“无头猪”，这与黄虎埋葬于此扯得上关系吗？吴伟业的《鹿樵纪闻》更是记录“营房地”周边的奇怪事件：黄虎“厥后埋尸之处生异草，触之者辄生大疽，或致死;又有黑虎白昼噬人，人不敢过其地。”

戾气至此，草木感应，黄虎“精变”为黑虎。这等“聊斋笔法”，让后来一身正气的学者们很是不屑，在现场振臂高呼：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吴伟业。

我沿着“营房地”走了一圈。没有发现“异草”，倒是有茂盛硕大的芭茅草不断以尖利的叶片拉扯着我回头。一只被村民遗弃的纸老虎风筝，五颜六色地躺在芭茅丛里，它与历史隔草而立，隔荆棘而居，就有一种永恒的孤独。

最早记录芭茅的是《本草纲目》。芭茅最显著的特征是：其一，剑状的叶子边缘锐利;其二，粗壮的茎秆填满海绵状的髓。芭茅十分柔韧而挺拔，它从各种茅草里峭拔而出，风却没有摧折它。

芭茅不仅仅成片生长在水边，田埂地头、房前屋后、坡边悬崖处处可见它的踪迹。几十株为一丛，年年长出即遭刈割，砍了又生，生命力极其强悍。以前芭茅是川北乡村一日三餐做飯的主要燃料，现在人们对它的需求已大不如以前，更有甚者，在春天就将它灭掉，因为它生殖力太强，农民认为它们“吸走了地力”，但是被铲除或火烧之后，芭茅的根茎照样能长出新芽，种籽触地即生根。顽强而执拗，简直像巫峡盐水女神对廪君的、化作漫天飞虫的爱情，顽强如黄虎钟情的“锄奸”。芭茅纠结为一团，兴风作浪，难怪江南、四川民间有“芭茅养虎”一说，茂密的芭茅一直是老虎的隐蔽所在，芭茅花虎纹斑斓，就像是老虎的兄弟。

在我看来，芭茅林不但是老虎的栖身所在，也是乡野空间里传说的大本营。

芭茅叶子的边缘锐利有锯齿，很容易割伤皮肤。俗话说“芭茅是个鬼，就怕滚开水。”受伤后舀滚水冲泡浸手，伤口容易愈合。刚抽出的芒穗娇嫩，称为“茅针子”，微甜，在贫瘠的岁月里是小孩喜欢的零食。成熟的芒穗形如芦苇花，可用来制作扫把。芭茅茎秆可编草帘，通常充作柴火。

对于人们的镰刀与冷落，芭茅倒也不予计较，依然顽强生长，傲然挺立在天地间，迎风俯仰，却从不会被劲风折断。植物的生命力，不禁让我联想起巴人、苴人那种强悍、坚韧的民风。用草的名头来张扬地望，就像西王母头上的“戴胜”，真是实至名归。

進入秋冬季，冷风赋予草木以不同的风的形象。那时芭茅花盛开了，秋风入林，万叶闪动，一派飒飒擦玉之声。芭茅花固然是西充县山野里的一道风景，而在秋风打开的景致之外，我站在凤凰山的坡上，看到成团滚动的“飞蓬”，在风里疾走，就像一个施展地趟刀法的强人……

沧桑肃王庙

爱新觉罗·豪格（1609年—1647年），清肃武亲王，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长子，母为皇太极继妃乌喇纳喇氏。

豪格为清初名将，有“虎口王”之称，皇太极长子，满族。后金时于锦州等地击败明军，封为肃亲王。皇太极改后金为清后随多尔衮攻锦州、朝鲜，败明宁远兵，杀明将金国凤。后围洪承畴于松山，克之，俘洪承畴等，并与济尔哈朗克塔山。清兵入关，参与平定中原，复攻陕西、四川，击杀张献忠。旋被摄政王多尔衮构陷下狱，削爵。肃王历来高傲，仍不低头，又对人扬言：“将我释放则已，如不释放，勿谓我系恋诸子也，我将诸子必以石掷杀之。”（《清世祖实录》）“诸子”是指自己的儿子。这是一种报复的发泄方式。按理说，他报复的对象应当是他的仇人多尔衮，可是对多尔衮既无法报复，便发泄在他亲人诸子身上，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心理。后来他死于狱中，时年39岁。报复总是一报还一报。多尔衮后来竟然强迫豪格的福晋（妻子）博尔济锦氏做自己的妃子，又怕此事贻笑后人，秘密布置大学士刚林在史档中不要留下痕迹。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后，为豪格平反，重新封为和硕肃亲王，并立碑。顺治十三年（1656年），豪格被追谥，追谥号“武”，成为清代第一个被追谥的亲王，称肃武亲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配享太庙。

1880年（光绪六年），清朝廷为彰扬肃王豪格围剿张献忠以及大西军之功，在西充县城晋城镇西铁印山下，建立了三重殿四合院的肃王庙。（西充县县志办公室等主编《张献忠在西充》，1987年7月内部印制，第38页）

在西充县西街，与三义祠一墙之隔的肃王庙位于西街尽头，耸立着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肃王豪格的肃王庙。里面大堂曾经供奉有肃王豪格的彩色塑像。他一身戎装，是满清武官的打扮，相貌堂堂，威风凛禀。据老人回忆，这是专为纪念豪格在多扶凤凰山下太阳溪边，射杀八大王张献忠而修建的肃王庙，以供人们凭吊和瞻仰。

该建筑原为四合院布局，坐东南向西北，占地350平方米。现存大殿建于1米高的基座上，座宽20米，深14米，周围用条石包砌，大殿为穿斗式梁架，面阔五间16米，进深3间10.4米，八架椽屋，分心柱高9.2米。梁架上有清光绪六年修建时留下的墨书题记。屋顶为重檐歇山式铺简瓦。

伴随清朝的垮台，有关清朝的礼仪迅速在民间土崩瓦解。肃王庙里的诸多设施被人拿走，房屋开始被一再切割。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7月1日，西充县卫生院成立，院址就在晋城镇大西街肃王庙里，陆续改造大庙为病房。

1950年以后，肃王庙逐渐成为居民的大杂院。目前除最后一重大殿建筑完好，另外两重已经消失。至今还有不少老年人居住于此。

今年93岁的任之俊老人和73岁的李国玉，已经在此居住多年。因为那块西充县人民政府所立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字石碑早已漫漶，他们只好用毛笔重新写了一遍。字不佳，但有人看护着，就好。我们站在空荡荡的大殿台阶前，分行而立，中间留空，拍下了这张纪念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