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之美

罗逸文

摘要：“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被誉为“新小说”（又称反传统小说）创始者的雷蒙德·卡佛，其作品中也处处流露着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之美。本文以卡佛的短篇小说《毁掉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为例，通过分析极简主义叙事、不可靠叙述、叙事的留白三种叙事技巧来探讨作品中“不确定性”的形成，揭示这种“不确定性”在叙述者与读者间所产生得积极意义。

关键词：雷蒙德·卡佛;不确定性;极简主义;不可靠叙述;留白

雷蒙德·卡佛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和诗人。不同于美国文学传统的“宏大叙事”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卡佛的短篇小说有着鲜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底层人物的生活万象，极尽简约的遣词造句，浅易平常的言说语调，零散、无深度却难以捉摸又令人遐想无限的叙述空间。这些极具开拓性意义的创作技巧使卡佛在迅速脱颖而出，他的声名鹊起也标志着“新小说”在美国文坛的出现。“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最主要特征之一，始终贯穿于卡佛诸多作品之中。卡佛讲述的故事大多是平淡无奇的，但因为独具匠心的叙述策略而富于深意，形成了其特有的言簡意长、引人入胜的艺术风格。

一、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最初是用来指代一种新兴文化趋势的术语，正式启用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首先流行于建筑领域，而后波及绘画、文学、哲学等领域。正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伊哈布·哈桑等几位著名批评家所主张，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历史层面上的一个具有分期意义的文化概念。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或称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作为文学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的内涵非常复杂，因此，对其特征的把握和总结也就相当困难。被誉为“后现代主义之父”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哈桑在其《文化，不确定性和内在性：后现代时期的边缘》一文中，通过合并“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和“内在性”（immanence）创造了一个新词“不确定的内在性”（indetermanence），用来归纳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特性，这种“不确定性”后来又被阐释为主体、形象、情节和语言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一词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上的广泛使用可以追溯到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因此克里斯·波尔蒂克在《牛津文学术语词典》中从这两方面定义“不确定性”：“一是就读者反应理论而言，指文本中任何一个需要读者决定其意义的成分;二是就解构主义而言，指否定文本终极意义的不确定性”（Baldick，2000：109）。

二、“不确定”的雷蒙德·卡佛

在文学中，后现代主义者们主张摈弃“终极价值”，不愿对重大的社会、政治、历史、道德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他们崇尚“零度写作”和文学内容平面化，从而使失去了内容的写作成为一种语言实验和创作表演，例如，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常常蓄意让作品中的各种对立因素同时存在、相互消解、相互颠覆，这样一来，作品必然呈现出一种“既是又非，既正又误，既男又女，既虚又实，既难又易”的不确定性（罗明洲，2005：120）。后现代主义作家紧紧遵循这种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在文本中不再试图赋予客观世界以意义，并使文本亦无终极意义可循。接受美学家们在阐明“不确定性”的文学意义时，主张文本是未完成的、开放的结构，作者者完成其一半，而另一半应该由读者完成。沃尔夫冈·伊瑟尔更将文学作品分为“艺术极”和“审美极”两极：“艺术极指的是作家创作的文本，审美极指的是读者对前者的实现。文学作品本身…既不能化约成文本现实，也不能等同于读者的主观活动，正是这种虚在性才使文本具备了能动性。”（Iser，1989）卡佛亦是如此，他以极简话叙事、不可靠叙述及两种叙事手法循循善诱，邀请读者进入充满无限可能的叙述世界，凭借个人经验和生活体会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境中进行揣摩、推测，最终实现自我触动与反思。《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以下简称“《第三件事》”）是卡佛自选集《我打电话的地方》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小说，以儿子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哑巴的故事以及这件事对叙述者父亲的重要影响。卡佛式的叙事特征在该作品中随处可见，它们引导读者与人物、隐含作者进行积极互动，将文本的“不确定感”延伸投射至个人经历，以彰显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

（一）极简化叙事

“极简主义”（Minimalism）一词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涉及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领域。这种以“少即是多”（Less is more）为美学原则的思潮在80年代初延伸到了文学领域，尤其对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毫无疑问，“极简主义”是卡佛身上最显著的标签。然而正如杰伊·麦金纳尼在《谈卡佛》一文中说过的那样，卡佛的创作并不是建立在极简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卡佛自己也在极力撇清与“极简主义”的关联。他认为，这个词总是让人想起视野狭窄、能力不足，真正的极简主义者会惜字到骨头，而他只是努力避免赘述任何不必要的细节，在骨头上自己还留了点儿肉。然而无论他如何否认与“极简主义”的联系，卡佛已然成为了这一流派在文学范围的重要代言人，在约翰·巴斯看来，他的作品集中反映了“极简主义”的特征。的确，卡佛前期的短篇大多聚焦于美国底层人民生活，试图打破美国生活繁华的假象，曝露其内在的贫瘠与荒芜，而这种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贫瘠又恰好与极简主义“少即是多”的美学原则相映成趣。以极度简约的叙事手段来表现极度贫瘠的现实生活，这种巧妙结合所迸发的艺术效果或许才是卡佛自己的“极简主义”。因此，于卡佛而言，比起发自内心的艺术追求，“极简主义”可能更像是他用以强化作品内涵及意义的一种技法。再来，由于后现代主义强调“无中心”，以零散性和不确定性来对抗中心和本原，而这恰好将后现代主义推向了另一个主要特征，即“无中心的中心”——“以语言为中心”，高度重视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卡佛在《论写作》一文中谈到：“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他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Carver，1991）由此看来，卡佛对于恰当运用语言后所产生的力量深信不疑。对于有着“从简”倾向的卡佛而言，比起借助华丽词藻和复杂语法，他更醉心于使用最简单的素材和最朴素的语言来表达最丰满的思想。如短篇《第三件事》中的第一段：

“I'll tell you what did my father in.The third thing was Dummy，that Dummy died.The first thing was Pearl Harbor.And the second thing was moving to my grandfather's farm near Wenatchee.That's where my father finished out his days，except they were probably finished before that.”

不难看出，选段的用词都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遍常见的基础词汇，复杂的句法结构也是几乎没有，但最终形成的表达却是准确了当，言简意长。其次在文体结构方面，虽然在篇幅上并没有普遍体现出极简主义文学“短小”的特点，但其文内少见冗长的段落，往往几个精练的短句或是随意的对话便可独自成段。《第三件事》中叙述者的具体年龄虽然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还是个接受了有限教育的孩子。而孩子的语言又能涵盖多少文学性呢？因此，卡佛这种不加粉饰的白描手法，也许没有使用精致完美的表达更接近艺术，但却呈现了生活最本真的样子，也使读者更容易把握人物特征。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由无数普通人随意的话语构建而成，充满了无限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可循。

又如这篇小说中，当父亲要带“我”去哑巴的鱼塘钓鱼并让“我”负责开车时，一旁观望的母亲“看我换好了挡，然后，仍然毫无笑容地回到屋里”。虽然文中对母亲的描述少之又少，但通过这么简单一句动作神态描写，我们得以看出母亲在这个家庭中的郁郁寡欢、貌合神离。于是，卡佛此处简洁的语言与母亲的冷漠、不为所动正好相得益彰。读者很容易便能察觉出这个家庭的异样，但由于叙述者没有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读者只能主动进一步思考哑巴的经历和父亲之间的联系以及真正击垮父亲的究竟是什么？由此，小说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加。

（二）不可靠叙述

叙述者的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这一概念是由韦恩·布思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率先提出的，而后逐渐发展为当代西方叙事学中的一个重点话题。针对不可靠叙述，学界目前存在两种研究方法：修辞性研究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修辞性叙事学家布思将不按照隐含作者的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为“不可靠叙述者”，并聚焦于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一种是故事事件的不可靠，另一种是价值判断的不可靠。因此，读者在阅读时需要进行两个层面的“双重解码”（申丹、王丽亚，2010）。布思的学生詹姆斯·费伦在布思原有两大类型（“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的基础上上发展了第三类不可靠叙述，即“知识/感知轴”。而采用认知（建构）方法的叙事学家则以真实读者作为衡量叙述可靠性的标准，将不可靠叙述视为读者的“阐释策略”，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

《第三件事》中的儿子是故事的见证者，因此在他的叙述中，不可靠性主要来源于其有限的认知能力和个体经验所造成的含混表达。

小说一开篇，这位不谙世事的孩子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便十分笃定地告诉读者，“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毁了我父亲的”，并认定毁了他父亲的第三件事就是哑巴之死，口气毋庸置疑。但由于孩子对于事件与人物的理解相较于大人理性的判断难免会显得片面、不成熟，這就必然导致了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其次，叙述者“我”虽然一定程度上算得上是第三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但故事的主角却是他人，而这也不可避免的引发了事实/事件轴的不可靠叙述。最后，从叙述者提到的另两件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珍珠港事件”还是历经某种失败后“搬来我祖父靠近威纳奇的农场”一事，“我”都不是参与者，甚至连旁观者也算不上，所以无法估量前两件事对于父亲所产生过的任何影响。而这位叙述者作为第三件事的见证者往往也只了解发生在自己面前的主要人物的言行举止等外在信息，却无法揭露人物的内在意识。而仅凭有限信息来推断人物内心，显然又造成了判断/感知轴上的不可靠。

此外，就文字叙事作品而言，叙事学与文体学在“话语”和“文体”上的区分其实是殊途同归、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所谓“话语”即指“故事是如何讲述的”，而“文体”则指“内容是如何表达的”。叙事话语必然需要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因此，不可靠叙事在文本层面也有一套特定的语言形式来实现其不可靠性。在小说《第三件事》中，不难发现，“我”的叙述里时常出现一些含混不清、指代不明的语言，类似于“我（并不）觉得”、“据说”、“可能”等表达。如哑巴死后，叙述者说：“但我不觉得爸爸真的相信他说的。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该怪谁和该说些什么”，读者便会不由自主地被此类不可靠的主观判断推向怀疑和深层思考，事实究竟是怎样？

（三）叙事的留白

不同于第一人称叙述者能够直抒个人体验、以不可靠叙述来强化“不确定感”，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主要借助叙述过程中巧妙的“留白”技法来实现作品所追求的“不确定性”。而在第一人称的小说中，卡佛也大量运用了这种方法。《第三件事》中，“留白”体现为故事情节的有意省略和缺失。“我”在一开始就肯定地对读者说一共有三件事让“我”的父亲被击垮，然后便省略了前两件事，直接开始讲述第三件事，而只在结尾提到：“但就像我说的，珍珠港事件和不得不搬到他父亲那里，对他也没有一丁点儿好处”。读到这里，读者可能还在期待下文对剩下两件事进行交代，然而故事已经戛然而止。这令小说一开始叙述者对于三件事的并列提法显得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事实上，这正是“留白”的艺术。叙述者虽然只讲述了一件事，却给读者留出了充足、开放的想象空间，让读者根据所得信息和线索去推断分析隐藏的事实：珍珠港事件可能暗示着父亲对社会乃至世界的希望的破灭，无奈回到祖父农场则说明其安身立业的个人抱负的落空，而哑巴之死大概是压在父亲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预示着支撑父亲最后一线的希望——家庭和婚姻，也不得不走向尽头。也许是为了避免对线索把握不够敏感的读者感知不到其中深意，卡佛在留下叙事空白后，让叙述者对自己的判断提出了反问：“难道这就是一个朋友死后应该发生的？把厄运留给他活着的朋友？”显然，卡佛在这里是希望借叙述者之口来邀请读者对“我”之于这第三件事的影响力的判断进行质疑，引导读者自主参与对作品的建构。

此外，卡佛的“留白”技巧有时还体现为“开放式结局”的设置，如另一个短篇《洗澡》，结尾处母亲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

“喂！”她说，“喂喂！”她说。

“维斯太太，”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我，”她说。“我是维斯太太。是关于斯科蒂的消息吗？”

“斯科蒂，”那个声音说。“是关于斯科蒂，”那个声音接着说。“与斯科蒂有关，没错。”（Carver，2010）

至此，小说猝然收尾。这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结尾。来电者是谁，他要对维斯太太说些什么，维斯太太被车撞倒昏迷住院的儿子斯科蒂苏醒了没有、有没有生命危险，读者都无从得知。类似的叙事“留白”和“省略”在卡佛笔下还有很多，其“不作为”的特征恰恰激发了读者和作品之间的一种有效互动，促使读者不断向更深处发掘作品主旨。

三、结论

极简化叙事、不可靠叙述及叙事的留白与省略三种技法共同构成了卡佛充满后现代主义“不确定”之美的、独特的叙事策略，使其文本内容与形式表面看似极简，实则包含了丰饶的寓意。因此，对其叙事策略进行探究分析能够启发读者更好地把握其作品的主旨深意，充分调动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以置身于叙述场景之中，为读者最大限度的参与提供了可能。《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作为卡佛众多经典短篇之一，如实呈现了隐藏在极简面具下的不简单的叙事艺术。与德莱赛、斯坦贝克相比之下，卡佛的文字也许没有了传统的宏大，但其平实的叙事却极易进入人心，摄魂于无形。这大概就是卡佛為人称道的“美国契诃夫”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Carver，Raymond.Call If You Need Me.New York：Vintage Contemporaries，1991.

[2]Carver，Raymond.Where Im Calling from：New and Selected Stories.New York：Random House US，1989.

[3]Iser，Wolfgang.Prospecting：from Reader Response to Literary Anthropolog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89.

[4]雷蒙德·卡佛.我打电话的地方[M].汤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5]雷蒙德·卡佛.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M].小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6]罗明洲.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

[7]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