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饲养展出小熊猫史事考

杨铧　杨杰新

摘要：小熊猫（Ailurus fulgens）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称为九节狸、九节狼、九节狐、金狗、红熊猫、红猫熊、小红猫熊、山闷蹲等。民国时期小熊猫还与大熊猫一度共用“猫熊”“熊猫”之名。笔者考证发现，1931年10月，建于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动物园开始饲养、展出小熊猫;同年上海兆丰公园饲养、展出英国标本商人史密斯寄养的小熊猫，比胡洪光在《小熊猫在中国的饲养历史及现状》中提到的我国最早于1936年饲养、展出小熊猫要早5年。

关键词：小熊猫;猫熊;野外采集;饲养展出;生物科技史

重庆动物园的胡洪光在《小熊猫在中国的饲养历史》（《野生动物》1997年第6期）中说，最早饲养展出小熊猫的是英国伦敦动物园（1869年），总共展出不过半年时间;1936年，被称为“熊猫王”的英国标本商人史密斯（F.T.Smith）捕捉了2只小熊猫，在上海兆丰公园展出一年多，在国内尚属首次。展出一年多后，小熊猫被运往美国。经过笔者考证，其关于我国最早饲养、展出小熊猫的时间、地点有误。1931年10月，建于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动物园开始饲养、展出小熊猫，野外捕捉地点为四川省宝兴县;同年，上海兆丰公园饲养、展出史密斯寄养的小熊猫，野外捕捉地点为四川西部。

一、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动物园饲养展出一只“猫熊”

1930年，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原嘉陵江三峡峡防局局长卢作孚先生，为了发展北碚地方经济文化事业，拆毁东岳庙神像，建立峡防局博物馆，将少年义勇队采集的动植物标本和少数民族社会风物lO余万件陈列展出。后来组建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接管峡防局博物馆，更名为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在博物馆陈列室周边开辟二十多亩墓地和三十多亩荒地、农地，建公园、动物园，取名“北碚火焰山公园”，其后更名为“北碚平民公园”（现为北碚公园）。平民公园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最初饲养良种禽畜，后逐步改为饲养、展出野生动物，曾经饲养、展出过大熊猫、小熊猫等珍稀动物。

《中国西部科学院民国二十年度报告书》中，有“动物园兽类统计表”，显示饲养有“猫熊”一只，产地为“穆坪”（今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当时中国西部科学院动物园已经建有熊屋、雀房、鸭舍、松鼠台、狐室、菱形笼、猴台、圆形鸟笼、豹窟、石洞等饲养设施，并标注“熊屋”为北碚棉纱帮捐款建造。

小熊猫，全身红褐色，外形像猫、像狐狸，圆脸，吻部较短;四肢粗短，为黑褐色;尾长，较粗而蓬松，具九个环状斑纹。根据其形态特征，人们给取了很多别名，如九环狸、九节狸、九节狼、九节狐、金狗、山闷蹲等。1824年，法国动物学者弗列德利克·居维叶将发现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熊猫命名为Ailurus fulgens，希腊文的意思为“火焰色的猫”。英文Panda这个词，最早指小熊猫，这个词来源于尼泊尔当地的词语，意思是“红色的猫、狗”。

在民国时期，国人根据大熊猫食性与外貌特征，称之为白熊猫、白熊、竹熊、花熊、大浣熊、中华白熊等。1869年，法国人阿尔芒·戴维在四川穆坪邓池沟，获得大熊猫标本，认为应属于熊类动物新种，于是将它定名为黑白熊（Ursus melanolcucus）。第二年，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米勒·爱德华兹（Melne Edwaeds）研究后指出，黑白熊不是熊类动物，而是相似于1824年发现于喜马拉雅山南麓，英文称之为panda的另一种panda动物。西方人为区分先后在亚洲发现的两种panda动物，称发现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种为little panda或red panda，而称发现于四川穆坪的一种为giant panda或panda。panda与另一英语复合词汇catbe～同义，汉译为“猫熊”。

后來，“猫熊”一词演变和翻译为“熊猫”，国人就用“猫熊”“熊猫”“大熊猫”“大猫熊”“小猫熊”“小熊猫”“红熊猫”“红猫熊”“小红猫熊”等名来称呼大熊猫和小熊猫，并将它们的俗名和历史名称混用。

二、中国西部科学院1931年饲养展出的“猫熊”为小熊猫

“猫熊”“熊猫”之名一度为大熊猫、小熊猫共享，具体是指大熊猫还是小熊猫，要根据语境、时期、使用者习惯等综合判定。

1934年5—11月，中国西部科学院组成12人的考察队，到小凉山的雷波县、马边县、峨边县、屏山县一带考察。在《雷马峨屏调查记》（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第一号）介绍四县的动物种类时这样表述：“狐（Canis sp）、水獭（Lutra sp.）、九节狸（Ailurus sp.）、白熊（Aeluropus sp.）等可制裘之动物亦多。而水獭、野牛、白熊尤为特种，在欧美各国之博物馆会出价索购，因其为科学研究极有兴趣之动物。”此处“白熊”是大熊猫，“九节狸”是小熊猫。

侯江在《北碚报》的《科学的殿堂传奇的故事——中国西部科学院八十年历史寻踪》中说：“1934年，生物研究所动物部主任施白南（施怀仁）在黄螂马湖滨，连日在同一地点猎得两只九节狸（Ailurus sp.）。九节狸，即九节狐、红熊猫、小熊猫。”施白南在《四川资源动物志》的《调查研究史略》中还说：“1934年笔者在黄螂马湖滨，曾连日在同—地点，猎得两只九节狸，似乎有死不相遗弃、难以相忘、追寻不遗的特性。”

“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陈列品收入登记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记载说，1944年12月24日，中国西部科学院藏于惠字楼的动植物标本移交给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其中就有“白熊皮”“小红猫熊”;在“白熊皮”下特别注明：“四肢、肩部及头额中央毛色棕黑，其他各部分毛色均为白色。下体灰白，腹侧灰黑，下尾简白，长约72英寸，阔（毛皮宽）约30英寸。采集地点：宝兴。”在登记表中的同一页，也有“小红猫熊”标本，其中特别注明：“嘴、眼旁与颊旁白，背面棕栗，腹面及四肢棕黑色，尾淡栗，全体约40英寸。”根据其描述特征和动物名称，“白熊皮”“小红猫熊”分别是大熊猫皮标本、小熊猫标本。这两具标本具体的采集制作时间、采集制作人等详细信息不得而知。这一档案资料表明，中国西部科学院是国内最早开展大熊猫、小熊猫标本采集的机构之一，是较早拥有大熊猫、小熊猫标本的国内科研机构。

1944年12月，中国西部科学院联合国立中央研究院等团体发起组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展品由中国西部科学院及国内各学校、研究机构、工矿企业等捐赠，博物馆于1946年更名为中国西部博物馆。中国西部博物馆展出各种动植物标本，其中有大熊猫和小熊猫。据《中国西部博物馆概况》（1947年版）记载，中国西部科学院历年采集的动植物标本均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动物标本共陈列7个房间，其中一间为“中华白熊自然环境”，原文这样说：“白熊及小红猫熊为川康特产，名传全球，本馆所藏二者之剥制标本，装置完整，姿态生动，今春特辟专室陈列，按照白熊之自然生态环境，配合竹林山坡，景况逼真，后壁用油画配置远景。”除此外，还有一间解剖陈列室，陈列动物骨骼内脏，“内以白熊之全副骨骼及脑标本最名贵”。图册《中国西部博物馆一览》（1947年8月编制）第27页的标题即为《中国西部博物馆陈列之中华白熊及小红熊猫》，图片说明分别为“中华白熊之全副骨骼及其脑标本”“中华白熊之自然环境”“小红熊猫”。

学者公认的重庆北碚饲养大熊猫始于1939年。大熊猫研究的泰斗胡锦矗在《关于大熊猫的中文名称》中说：“1939年8月11日，一只Giant Panda，从成都华西大学运到重庆北碚平民公园展出。”2019年初，重庆自然博物馆举行“熊猫时代”特别展览，馆长欧阳辉说，1939年，内迁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闻北碚平民公园（现北碚公园）动物数量减少，为充实内容，便把从野外捕捉到的大熊猫赠予北碚实验区区署，交平民公园动物园饲养，供公众观览，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大熊猫活体展示。1939年7月4日的《嘉陵江报》第3版标题为《动植物研究所赠区署白熊一只现已派人往成都装运将交动物园饲养》一文说：“以前有外人斯密士（即史密斯）往西康采集标本，得有珍贵之白熊一只，该所现将其转送给实验区。该所决交平民公园饲养，供众观览。现已派人员往成都装运，不久可来碚云。”

从以上史料可看出，在1949年前，重庆北碚区域内拥有大熊猫、小熊猫标本与活体的机构，以及当地媒体多习惯把“大熊猫”称为“白熊”，而将小熊猫称为“小红猫熊”“猫熊”“九节狸”等。且重庆北碚饲养大熊猫始于1939年，故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动物园饲养的“猫熊”，不可能为大熊猫，而此“猫熊”为小熊猫还有更直接的证据。

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业务负责人、卢作孚先生在上海的密友。1930年卢作孚赴东北考察经过上海时，曾与其会面。1932年《中华（上海）》第14期刊载了专题《四川之模范镇北碚场》，配有黄警顽撰写的《四川新村概况》，赞赏卢作孚1927年就任峡区负责人而领导开展乡村试验时说：“他们虽在军阀割据重税剥削的局势之下，仍能坚忍不拔，从事建设，五年如一日，以造成此规模伟大之新村，其毅力殊堪惊叹。读者观本编所刊照片及上述概况，当不料动乱纷扰之中国，乃有此世外桃源在也。”具体述及教育方面的成就时则说：“（北碚）有幼稚园、实用小学、及兼善中学;峡区图书馆、各场分馆、巡回文库及西部科学院。”此专题有22张实景图片，内里涉及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有4张，其中2张是“科学院养殖场之意大利鸡及养殖场，另2张分别是“科学院陈列馆之一部”和“科学院动物园中之猫熊”。后一图片中的“猫熊”是一只颈部套有铁链的小熊猫。此实拍的小熊猫图片，成为当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动物园饲养有小熊猫最直接和直观的铁证。

三、1931年饲养展出的小熊猫由郭卓甫等人与英国人史密斯合作采集

《中国西部科学院民国二十年度报告书》记载：“1930年12月19日，中国西部科学院派出郭卓甫、洪克昭，与为美国芝加哥博物馆采集动物标本的特派员史密斯，合组赴穆坪采集，于次年15日方始到達，就穆坪、鱼通、懋功等诸山详细收集至次年10月13日返院。”此行他们收获颇丰，采集到兽类标本74件、鸟类标本102件、爬行动物标本10件、鱼类和两栖动物标本14件。

关于此行合作考察，1931年8月出版的《中国杂志》刊载《收藏家史密斯在四川遭遇麻烦》一文时说：“在编写这篇文章时，史密斯先生已经收集了很多有趣的标本了，但其中有一些在那群人烧掉他营地的时候被摧毁了。他此次收集到的标本有：小熊猫、椰子狸、两只野猫、金丝猴、喜马拉雅斑羚、鬣羚、麇鹿、麝香鹿、羚牛和一只雌性成年大熊猫。在我们收到这条消息之前，史密斯探险队的成员就已经回到了上海。……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史密斯先生从上海出发，前往了扬子江的上游地区，此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而这则消息也是我们在他离开后收到的第一则消息。”同年11月出版的《中国杂志》又说：“最近，他也去了一趟上海，买了一些新的装备，同时也把他收集到的标本装船发往了美国。在10月的早些时候，他又从上海出发，前往扬子江上游地区去了，打算继续完成他在四川和贵州地区的探险收集工作。”如此看来，郭卓甫、洪克昭与史密斯在分手前，分割了共同采集的标本，史密斯带着应得的标本返回上海，将标本发往美国，而郭卓甫、洪克昭则带着应得标本返回中国西部科学院复命。

侯江在中国西部科学院1931年大事记中说：“年初，少义勇队学生两名跟随美芝加哥博物馆苏密士赴雅安、穆坪一带采集动物标本，苏氏来川意在捕捉大熊猫。年底，随苏氏采集的两名学生归来，采得活动物3只，其中黑熊一只，饲养在博物馆的动物园内，但大熊猫标本和活体均没有采集到。”

郭卓甫（？—1994），1929年为北碚峡防局少年义勇队学生，1930—1936年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期间，曾为博物馆、动物部助理，负责野生动物标本的采集、制作。新中国诞生后他曾任四川中药研究所研究室主任。1978年，郭卓甫等人将中国的梅花鹿修订为6个亚种，著有《川康狩猎法》。

英国标本商人弗洛伊德·丹吉尔·史密斯（F.T.Smith），在我国大熊猫产区呆了20年，先后在四川建立多个据点，以猎捕和收购方式获取大量野生动物标本和活体，贩卖到西方国家，在西方有“熊猫王”之称。1936—1938年，史密斯先后捕捉了12只大熊猫，仅1938年的一次，就将6只活的大熊猫、1只活的金丝猴和一些活的盘羊、青羊、雉鸡等运往欧洲。

侯德础在《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与中国西部科学院》一文中说：“郭卓甫等与美国人苏（史）密斯合作到宝兴木平土司调查动物，并将捉获的九环狸（当地人称‘大红袍），首次命名为‘猫熊，其后参观者按中国读法从右到左则读成‘熊猫。”而“九环狸”即是小熊猫。

明天在《卢作孚与近代北碚市政建设（1927—1937）》（收录于《首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中说：“西部科学院还通过出刊物、办墙报等方式来宣传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曾多次举办各种科普知识的展览会。如1930年首次展出了由黄警顽赠送的南洋风物和由科学院考察团搜集的彝族风物;1931年在科学院动物院同时展出了由郭卓甫等从马边捕捉的包括小熊猫在内的各种珍稀动物等。”

牛天玉是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国史。他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的自然资源调查及其影响》中这样表述：“动物组在德人傅得利及施白南等的主持下，成绩斐然。截至1936年底，获得昆虫标本20000多号、动物标本近4000号。其中，最令人惊喜的是，1930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四川生物采集团与生物所合作，到云南和西昌地区调查生物资源。1930年到宝兴木平土司辖地现马边山调查动物资源时，郭卓甫等人捉获了一只九环狸，命名为‘猫熊。”

根据《中国西部科学院民国二十年度报告书》，综合侯德础、明天、牛天玉、侯江等人的记载论述可以看出，1931年，郭卓甫等人与史密斯合作采集到3只活的动物，并于10月返回中国西部科学院时带回，至少有一只是小熊猫（俗称“九环狸”“小红猫熊”），饲养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动物园内，具体饲养地点在北碚平民公园（今北碚公园）内。

四、1931年饲养展出的小熊猫采集自穆坪

侯德础在《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与中国西部科学院》中说：“郭卓甫等与美国人苏密斯合作到宝兴木平土司调查动物，并将捉获的九环狸（当地人称‘大红袍），首次命名为‘猫熊，其后参观者按中国读法从右到左则读成‘熊猫。”

牛天玉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的自然资源调查及其影响》中这样表述：“1930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四川生物采集团与生物所合作，到云南和西昌地区调查生物资源，1930年到宝兴木平土司辖地现马边山调查动物资源时，郭卓甫等人捉获了一只九环狸，命名为‘猫熊。”

明天在《卢作孚与近代北碚市政建设（1927—1937）》（首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中说：“1931年在科学院动物院同时展出了由郭卓甫等从马边捕捉的包括小熊猫在内的各种珍稀动物等。”

穆坪（有时被简写成“木坪”“木平”）土司辖地，即现在的宝兴县。1928年，穆坪“改土归流”，建宝兴县，穆坪是老的称谓。宝兴县没有地名叫马边山，倒是凉山州有个县叫马边彝族自治县，也有小熊猫分布。笔者是地道宝兴县人，请教过不少宝兴人，也查阅过地图等资料，均没有发现宝兴县有地名或山脉叫马边、马边山，倒是一般人都把马边彝族自治县简称为马边县或马边。

中国西部科学院最早饲养的小熊猫的具体采集地点是穆坪（即今天的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或更具体的穆坪马边山，还是凉山州马边彝族自治县（简称马边）？笔者考证认为，侯德础、牛天玉、明天等人对采集地点表述不同，其源头与鲁迅之弟周建人有关。

《自然界》于1926年1月在上海创刊，是一份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杂志，由商务印书馆编印发行，著名生物学家周建人主编，16开本，每年出10期，一年一卷，1932年因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毁而被迫停刊。周建人为《自然界》倾注了无数心血，编辑稿件之外，每期杂志基本都有其著译文章，多时达五六种（篇）。据廖太燕统计，他以乔峰、慨士、克士等笔名在杂志上刊文160余次，其中既有理论的引入或阐释，数据的总结和分析，也有名物的解释与考证，新近出版物的介绍和品读，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论述内容极其丰富。

贾祖璋（1901—1988），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著名科普作家与编辑家，中国科学小品文的开拓者之一。他在1946年于《科学大众》杂志撰文《熊猫的真面目》，经考证认为，关于大熊猫的中文记载始于1929年至1930年，“关于熊猫最早的中文记载，要算民国十八九年间登载在《自然界》里慨士从威尔逊那本《华西的博物学者》《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中译出的那一篇《西康四川的鸟兽》（此后收入商务百科小丛书《中国西部动物志》，二十三年刊行）。”

根据笔者查证，贾祖璋考证的时间并不准确，1927年2月出版《自然界》（第2卷第2号），其中《中国西部的食肉动物》（慨士摘译自《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专门介绍小熊猫、大熊猫。介绍大熊猫时说：“白熊（Parti-Colored Bear或Giant Panda）：这种特别的动物（Ailuropus melanoleueus）大概是中国最有趣味的走兽了，这种兽最早是戴维特（David）在茅滨（笔者注：原文为Mopin，见《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第182页）1869年发现，在1892年至1994年间倍尔左夫斯基（M.M.Berezovski）又在甘肃四川边境见到这种兽，但在记载上并不说外国人曾打死这种兽，以上两家采集所得到的标本，是本地人打来的，近年来已有几张多少不完全的皮寄到欧洲，但没有一个外国人曾经见过一个活的实物。中国西藏边境的本地人是知道的很熟悉，他们称为‘白熊，中国的书上称为‘罴。成都偶尔有皮出售，但价值很贵，在那个城里，我曾经见过有些欧洲人有几张极好的皮用作床毯，但我一张也得不到。”

周建人以李慨士之名编撰了《中国西部动物志》（商务印书馆1934年发行），如贾祖璋在《熊猫的真面目》中所言，《中国西部动物志》关于大熊猫的记载与描述多与《中国西部的食肉动物》（《自然界》1927年第2卷第2号）中的记述相同。书中详细介绍了大熊猫的发现历史、体态特征、生物学特性等。介绍大熊猫的发现历史时说：“罴（Parti-Colored Bear或Giam Panda）這种特别的动物（学名Aeluropus melanoleueus）大概是西康最有趣味的走兽了，这种兽最早是大卫（LAbbe David）在马边发现的（一八六九年）……”

显然，周建人在编译大熊猫的内容时，先是将《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中大熊猫的发现地“Mopin”译为“茅滨”，后来在编辑过程中可能觉得“茅滨”有些拗口，而“茅滨”与“马边”发音相近，且“马边”顺口，故将大熊猫的发现地穆坪（“Mopin”）演绎成了“马边”，进而影响后来不熟悉雅安历史地理和大熊猫发现史的人。他们因此将穆坪与马边混为一谈，甚至以为马边就是穆坪的一座山，而记载为“穆坪马边山”。

综合侯德础、牛天玉、明天等人的论述，根据《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关于“1930年12月19日，中国西部科学院派出郭卓甫、洪克昭，与为美国芝加哥博物馆采集动物标本的特派员史密斯，合组赴穆坪采集，于次年15日方始到达，就穆坪、鱼通、懋功等诸山详细收集至次年10月13日返院”等原始档案，以及侯江关于中国西部科学院1931年大事记“采得活动物3只，饲养在博物馆的动物园内”等记述，可以判定，中国西部科学院1931年10月就开始饲养小熊猫，采集小熊猫的地点在穆坪，即今日之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此地为大熊猫模式标本产地，小熊猫的数量也较多。

五、1931年，上海兆丰公园饲养展出史密斯寄养的小熊猫

上海市中山公园原称兆丰花园，原是英国兆丰洋行大班、地产商霍格（H.Fogg）在上海西郊的私家花园。霍格将花园北半部靠近苏州河的部分卖给了美国圣公会创办成圣约翰大学，也就是今天毗邻中山公园的华东政法大学。1914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将花园南半部改建为租界公园，定名为兆丰公园。公园当时占地320亩，大门位于白利南路和愚园路路口;1944年改称中山公园至今，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在重庆市北碚区文星湾52号，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英国标本商人丹吉尔·史密斯经上海转运至国外的动物活体，如大熊猫、小熊猫等多寄养在兆丰公园，并作短期展出。1932年5月出版的《中国杂志》杂志（第16卷第5期）刊载了《上海公园与私家花园》，介绍上海兆丰公园的来历和基本情况，列出动物园中饲养的动物，其中说道：“从史密斯手中借得2只小熊猫，此为去年从四川西部带来的动物活体，为了让它们在大部分情况下处于舒适健康状态，被饲养在足够抵御寒冷和恶劣天气的露天笼子中。”1932年12月出版的《中国杂志》杂志（第17卷第6期）刊载主编苏柯仁编写的《大熊猫或猫熊？》，其中有一张插图为两只小熊猫的黑白照片。照片说明为：“两只小熊猫或是猫熊（Aelurus fulgens styani小熊猫川西亚种）看起来十分可爱，是由弗洛依德·丹吉尔·史密斯先生从四川西部地区带到上海的，而且这两只小熊猫后来被放在兆丰公园的动物园内供游客参观，一年后才运回了美国。”

如此看来，1931年，兆丰动物园就开始租借史密斯采集的小熊猫进行展出。对史密斯而言，这是一种寄存寄养动物且还能赢利的合作。

《申报》1932年的相关报道，也佐证兆丰动物园饲养展出史密斯寄存的动物，如《申报》1931年8月16日刊载《各公园游人众多》，在介绍公园的服务项目和绿化情况后说：“新收到史密斯博士送到存放之蓝耳雉三十五只、火背雉十三只、金色雉四只、猫头鹰三、鹿三、山鼠一头。”《申报》1932年11月18日刊载《工部局各公园近况》时说：“工部局公园主任十月份之报告云：兆丰动物园业已准备将若干鸟类移入冬季处所，又为反刍类动物正在添建栖息之室。前此在园陈列之有角雉、金色及蓝耳雉、红色熊猫，已运赴美国;又有冠之鹿一头，已运往伦敦。”此文之“红色熊猫”即“小熊猫”;再加上1932年《中国杂志》杂志的介绍，可以确认在1931年，兆丰动物园已经开始饲养展出史密斯采集的小熊猫。

1928年，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1929年开始筹建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筹划国内科学技术事业的同时，也逐渐开始理顺关系，随后承担起原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兼管的防止外国人私自在华采集生物标本之职责。1930年，史密斯代表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赴川滇黔采集标本，12月3日的《申报》对其进行报道，并派员参加考察。“美人斯密司（即史密斯）组织考察团前往滇黔两省考察动物标本，呈请外交部发给护照，该团一切组织办法，经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详细订定。昨日教育部已咨请外交部照发护照，兹将该团与中央研究院所订办法记述如下：（一）路程。川省茂平，位于雅州之北，为中国西部采取标本最重要之区域，同时因采集白熊完全标本以备解剖，羚羊标本数种，以备装置。须赴东河，以北山中滞留若干时或再至成都西北之瓦寺境内，设前二项标本能采集，迅速即当南至叙州，经云南之北部而入贵州省，约至明年六月回至南京，会同中央研究院将标本审查整理，再行装箱运美;（二）采集人员斯密司与华助手六人、摄影一人、申报代表一人、标本装置员二人、练习装置员一人;（三）由中央研究院派钱天鹤主任（笔者注：1929年—1930年，钱天鹤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博物馆主任）与斯氏交涉结果订立限制条件如下：（甲）所采标本须一律先行运至本院博物馆，后经选聘专家审查后，方得运出国外;（乙）本院派采集员一人或数人参加;（丙）标本经专家审查后须留一全份在中国。”

1931年的《中国杂志》刊载《华西动物学考察队从上海出发》，文中讲述史密斯的探险之旅时说：“弗洛伊德·丹吉尔·史密斯是一位上海地区的名人，他一直以来都在为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工作。在11月30日，史密斯先生离开了上海去了四川的重庆地区，从而开展他第一阶段的动物学考察活动，此阶段的考察时间预计会持续5年时间。他是此次探险活动中唯一一位外国人，而根据国民政府在允许他开展此探险项目时所制订的条款，他的探险中将会有几名中国陪同。我们认为史密斯所同意的条款还包括，所有捕获的动物标本都必须分一半给国民政府，甚至单一的动物物种标本也要分一半给政府。”

侯江、欧阳辉在《重庆自然博物馆溯源——中国西部科學院博物馆和中国西部博物馆》也说：“1930年12月，四川文化考察团翁文灏等到北碚，考察中国西部科学院各部事业;同年，瑞典人郝满尔、美国芝加哥博物馆史密斯博士到院参观、接洽事务。”

国立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西部科学院有良好的合作与指导关系，综合《申报》《中国科学》对史密斯考察之旅的报道，以及前述史密斯与中国西部科学院合作的原始档案记载和相关论述，史密斯在四川采集标本得到民国政府许可，并可作如下推测：受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委派，中国西部科学院派出郭卓甫、洪克昭（即侯江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1931年大事记中所指的2名少年义勇队学生）随史密斯赴四川西部采集标本，在宝兴县（原名穆坪）采集到小熊猫活体。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合作采集了2只或更多小熊猫活体，按照“动物物种标本分一半给政府”和“标本经专家审查后须留一全份在中国”之规定与协议，代表民国政府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分得1只，另外1只或更多，由史密斯带回上海兆丰公园动物园寄养，其后被送出中国。

六、结论

综上所述，1931年10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动物园开始饲养小熊猫;同年，上海兆丰公园开始饲养、展出史密斯寄养的小熊猫。这比重庆动物园胡洪光在《小熊猫在中国的饲养历史及现状》中提到的我国最早于1936年饲养小熊猫要早5年，且在重庆北碚、上海两地均有饲养。

小熊猫是大熊猫的伴生动物，两种动物在历史上相互关联，同为我国的珍稀动物，均具有重要的科学、经济与文化价值。大熊猫已经成为中国的形象标志之一，大熊猫文化成为了国家级战略资源，其历史与文化备受学界、文化界的关注，但对小熊猫的相关历史与文化挖掘整理明显不足。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当下，加强对小熊猫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可以丰富大熊猫文化，为生态文化与地方文化提供涵养。

1869年，法国传教士戴维在穆坪（现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采集到大熊猫、金丝猴、珙桐等珍稀动植物标本，并鉴定为新物种后，在西方立即引起了轰动，激发了西方博物馆、科研机构、探险者、旅行者、狩猎狂人、生物学家的兴趣。他们不远万里到川西这一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采用收购、亲自捕猎等方式，近乎疯狂地猎取和掠夺这些珍贵动物的标本与活体，以获得功名与巨大经济利益，满足其兴趣与激情。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初，英、美、法、德、俄等无数的探险家循着戴维的足迹踏访四川西部，捕捉大熊猫、金丝猴、小熊猫等动物，采集制作动植物标本，收集植物种子，让中国众多的动植物走进了西方国家的博物馆、动物园、园林田园。

西方人在华的生物学考察收集和对学术资料的侵夺，引起我国学术界的警惕。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本国学术机构的合法权益，民国时期成立的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研究院等，通过与西方考察队签订协议，限制西方国家在华的生物学考察和采集标本活动。

上世纪20年代末，随着在欧美学成回国留学生的增多，我国约有30所大学设有生物系或有专家讲解生物学科;生物学研究机构也不断涌現，相继成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等。随着我国生物学事业的发展，国内生物学界认为，调查研究本土生物是中国生物学家份内的事，不应由外国人“越俎代庖”，西方人在华恣意采集生物的情形不能再继续，故各生物研究机构与团体均把开展生物资源调查、标本采集作为重要工作，推动对动植物资源的认识、保护、利用。国内机构对大熊猫、小熊猫的资源调查、标本采集，始于这一时期，其成果在我国生物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值得进一步挖掘整理，以存史立照，继而传承科学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