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下)

洪波

1971年10月25日的联大表决结果，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的。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10月24日，基辛格在再次访华同周恩来的最后一天会谈中，曾问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第二天晚上，即传来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喜讯。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影还笼罩在中国土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泽东给周恩来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那时，外交部国际司由最冷清的司于一夜之间变得特别重要了。

“乔老爷”就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正式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周恩来还委派高梁带领一支6人组成的先遣队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特别感到扬眉吐气，为之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起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对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他的这份发言稿，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审定。

10月28日，周恩来与《朝日新闻》后藤基夫会见。这是周恩来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席位后首次向新闻界发表谈话。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临事而惧”，就是说，中国人要以体现信心的谦虚开始工作，慎重又慎重，不能粗心大意。对此，外电认为，这就是周恩来叮嘱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当切记的工作态度和风格。

11月9日，代表团从首都机场登机离京。受到4000多人欢送。当时锣鼓喧天，红旗翻飞，场面非常热烈。乔冠华团长一直咧着嘴笑，不断地向大家挥手，显得潇洒豪迈。最不寻常的，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送行。一位国家总理来送副部级的团长，这是破格的。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和这个拥有50多人的代表团成员一q$手，握得很用劲。这也是破例的。这说明周恩来十分重视这次远行。代表团成员都感到国家的重任在肩。后来，法新社在报导中说，“今天的场面带有一种家庭的气氛”。

顺便交代的是，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后却没有像一般初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一样，搞隆重的首次升旗仪式。1971年11月1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虽则是第一次升起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广场，却未出现鼓乐齐鸣、人头攒动的热闹场景，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中国政府方面要求这样做的。因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四个发起国之一，作为一个从1949年10月1日起开始新的历史的主权国家，理应享有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只是，这权利被长期无理地剥夺了。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国需要“重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应当迅速恢复中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既然联合国有些会员国在政权更迭，甚至改变国名后，都不曾影响在联大的席位，中国的代表权更迭，也应该按通常的做法行事。这样，中国的升旗仪式便显得十分平静。而这，正说明了中国政府的意志和主张得到了尊重。

在这之前，联合国的行政官员们着实烦恼了几天。lO月25日夜，联大通过恢復中国合法权利的决议之后，措手不及的联合国秘书处没有准备好中国的五星红旗。他们第二天一早赶忙向美国一家制旗店定制。当天就制作好了。可是，官员们拿到旗帜后又不知挂在何处——他们不清楚，中国国旗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国旗行列中是按代表中国的“C”，还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字母“P”来占据它的位置？

131根旗杆中的一根因此就空了将近一周。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中国人的答复。

10月31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接到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的电报：“我收到了你1971年10月29日的来电。我荣幸地通知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名字的按字母次序排列问题，请按开头的英文字母C排列，即CHINA，THE PEOPLES REPUBLIC OF.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于是，11月1日上午8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升上了联合国国旗列里自北端起的第23根旗杆，飘扬在智利国旗和哥伦比亚国旗之间。在这之前，许许多多美国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大代表，从来没有见过这面红旗。

又过了14天，即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30分，第一个联大中国代表团迈进了总部的大门，他们是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女）、邢松鹢、张永宽。这时，大厅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纷纷前来表示祝贺和欢迎。

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随后，57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致了欢迎辞。科威特代表亚洲国家说：“10月25日的夜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国终于决定纠正了它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捷克代表苏联和东欧国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到联合国，是为这个组织的活动创造更广阔的基础的一个决定性的前进步骤。”荷兰代表西欧国家说，现在联合国进入了新的时期，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无疑将使联合国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时能有更大的权威。”布隆迪代表非洲国家说：中国代表回到联合国，“似乎是国际上新的力量均衡的黎明”。

在各国代表致欢迎辞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大讲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沉着地取下眼镜，用中文缓缓地宣读着一篇2600字的发言。整个會场一片静寂，所有的人都在屏气凝神地倾听。他们突然发现，这位几天来坚持“微笑路线”的中国人，并不处处“温和”，他以“国际讲台上非常少有的坦率和诚实”，表明了北京将来对联合国的政策以及对外政策的轮廓。

乔冠华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联合国许多会员国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中国的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的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随后他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指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任何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中国支持一切被压迫国家争取独立自由、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支持亚非拉国家维护民族利益、反对外来经济掠夺的斗争;中国要求裁军，特别是核裁军。

乔冠华的直言不讳使一些人感到震惊，另一些人感到气恼。

共同社记者称乔的演说“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的反响将波及全世界。

11月2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开始履行中国作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职责。与此同时，联合国各个专门机构也根据联大决议精神相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这些机构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陆续恢复了在这些机构的活动。

中国代表团在恢复自己的合法席位后所阐述的主张，也是中国后来在联合国各项工作中一贯坚持的立场。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

1995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第24年，也是由中国参与缔造的联合国诞生50周年之际。2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乘着中国民航的飞机飞越太平洋，来到金风送爽的纽约曼哈顿岛参加联合国纪念活动。

下机后，江泽民立即乘车赶往联合国总部，参加中国向联合国赠送“世纪宝鼎”的揭幕仪式。

中国政府赠送的“世纪宝鼎”重1.5吨，高2.1米，象征21世纪;两米见方的鼎身上有56条夔龙纹饰，象征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由56个民族组成，都是龙的传人;浮雕兽面，云纹填底，古朴典雅，气宇轩昂。宝鼎矗立在联合国总部北边花园内，周围有绿草鲜花相衬，一泓碧水映照，显得既古老庄重又英姿勃发。江泽民把为宝鼎揭幕作为纽约之行的“开台锣鼓”，表明中国高度重视联合国的作用，也表达了12亿中国人民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作出贡献的心愿。

10月22日傍晚，江泽民在下榻的广场饭店二层的“冬宫”会客厅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的专访。与美国其他各大电视台相比，公共电视网新闻报导比较客观公正，因而在美国广大民众尤其中、上层人士中有着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

采访开始之前，主持人伊丽莎白·法恩斯沃丝女士同江泽民进行了轻松的交谈。她问江泽民以前是否来过纽约，对这个大都市印象如何。江泽民回答道：“我对纽约并不生疏，在1980年和1983年曾两次来过这里。纽约有其繁华的一面。可我也去过美国的其他一些城市。我喜欢‘硅谷胜过纽约，或许这与我以前在电子工业部工作有关。”

在半小时的专访中，江泽民坦然自信、条理清晰地回答了主持人提出的有关台湾、人权、经贸以及即将举行的中美首脑会晤等一系列问题。采访结束后，江泽民在美国中国电视有限公司总裁苏珊·拉尔森女士的陪同下来到隔壁的房间，同在那里通过闭路电视观看采访的钱其琛副总理和曾庆红、刘华秋等代表团其他成员以及作陪的一些美国大企业负责人会面。

10月24日下午，林肯中心成为举世瞩目的政治焦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这里举行双方第三次正式会晤。会晤分成小范围和大范围两阶段进行。

在高大宽敞的会晤大厅内，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握着右手，面带微笑地接受记者的拍摄。这时，一个美国记者突然向江泽民主席提问：“你希望从克林顿那里得到不再让台湾‘总统访美的承诺吗？”江泽民不慌不忙地答道：“我们将在会谈中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的大批记者进场后，又有人向两位首脑提了几个问题。一位美国记者问克林顿这次会晤是否是为了挽回双方的面子，克林顿回答说：“不是。美国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保持建设性的对话能给双方带来实在的利益。”

就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为了两国关系的前途进行小范围谈判之际，离他们不远的另一间大厅内，中美两国的新闻官也在为如何公正地安排大范围会谈的拍摄工作进行紧锣密鼓的“谈判”。按照美方的设计，中美双方的摄影师只能站在会议厅的一角拍摄从对面侧门进入的两国领导人。这样，当双方人员在会谈桌前对面落座时，中美记者摄入的是美国领导人的面孔和中国领导人的后脑勺。在场的我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摄影师认为这样做太不公平，因而坚持要求站在面对会谈桌的中间位置拍摄，以便能将双方人员的面孔都纳入画面。我代表团新闻官杨秀平女士据理力争，终于说服她的美国谈判对手米歇尔小姐接受了中方建议。

中美首脑小范围会晤原定半个小时，结果延长到一个半小时。大范围会谈又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美方重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各项原则中的承诺，双方拟在环境、重大国际问题、经贸合作、军事交往、恢复对话等领域加强对话和磋商。

当天晚间，双方发言人都称，这次会晤是“坦率的、友好的、积极的、有益的”，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与指挥下进行的。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外交部为中国重返联合国，一直坚持不懈地斗争了20余年，将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阵线予以逐渐突破与瓦解，终使支持中国的票数从1950年的10票上升到1971年的76票。可谓“铁杵磨成针”。当然，中国外交的这种突破除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正确运用外，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日益重要、影响的日益扩大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正义、反对霸权。这就是“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的道理。

从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那天起，我国就充分利用联合国舞台展开更为广泛而积极的外交活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伴随着国力的日益增长而扩大。江泽民1995年的联合国总部之行，正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发展的一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