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稷下学宫的特点和性质

赵志坚　陈晓明

摘要：作为战国时期学术中心与教育中心的稷下学宫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游学为主，来去自由;各家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自由辩论;相互吸收，融合发展。在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土壤中，稷下学宫集智囊机构、学术中心、教育中心于一体。稷下学宫的多重功能是有机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其政治功能是以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为基础实现的，而其学说功能又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通过教育的实践活动来传播和实现的。

关键词：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特点;性质

一、稷下学宫今安在？

稷下，本意为稷门之下。稷门，是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的城门之一。《史记集解》注引刘向《别录》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明确了稷下与稷门的关系。稷门为何城门呢？《太平寰宇记》卷十八“益都”下注引《别录》说：“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史记索引》注引《齐地记》说：“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址）往往存焉。”《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居处部三·堂》记载：“临淄城西门外，古有讲堂，基柱犹存，齐宣王修文学处也。”《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七《郡国志》也说：“齐桓公宫城西门外有讲堂。齐宣王立此学也，故称为稷下学。”由这些记载可知，稷门就是临淄城西城门，而“讲室”“讲堂”就是稷下学官。稷下学官就建筑在稷门之下、系水之侧。稷门是齐国都城郭城（大城）的一座著名的门道。该门道是联系城内外的一条交通干道，依城傍水，景色宜人。稷下学宫就设在这里，是知识分子聚集的理想场所。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淄水》中也这样认为：“系水傍城北流，迳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考古发现和文物普查证明，在当年的稷门附近、系水旁边，即今天的邵家圈村西南隅有一处规模相当可观的战国时期的建筑遗址。考察遗址可以看出，当年这里的建筑群规模宏大，很符合关于稷下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等文献记载。这一带建筑遗址就是稷下学宫所在地。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闵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衰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期。稷下学官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相始终，并随着田齐国势的强弱而兴衰。田齐政权以稷下学官为基地，招揽天下文学游说之士数百千人，其中有淳于髡、孟轲、邹衍、彭蒙、宋钘、慎到、田骈、儿说、王斗、环渊、接子、季真、尹文、田巴、邹爽、荀况、鲁仲连等著名学者，人称“稷下先生”。齐国统治者为稷下先生设置了“上大夫”之号，“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勉励他们著书立说，讲习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当时的儒、墨、道（黄老）、法、名、兵、农、阴阳、小说、纵横家等各派的著名人物，纷纷登上稷下学宫的讲坛，大力宣传和传播本学派的思想理论，驳难其他学派的观点，从而奏出了一曲百家争鸣的交响乐。这样，稷下学官成为诸子荟萃的学术园地和百家争鸣的场所。许多著名人物，如孟子、荀子、颜斶、李斯、韩非、公孙龙等，都曾来稷下学宫游说和游学。稷下学宫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因此，郭沫若先生说：“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

二、稷下学宫的特点

作为战国时期学术中心与教育中心的稷下学官，既发扬光大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

1.游学为主，来去自由

游学是来稷下学官的学者们及弟子们的主要活动形式。徐斡《中论·亡国》记载：“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则说：“齐威、宣王之时，孙卿（荀子）有秀才，年十五来游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亦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不论是孟轲之徒游说于齐，还是齐宣王招致的稷下先生多是文学游说之士，都说明游学是来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及其弟子们的主要活动形式。游学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既有如荀子的个人游学，也有如孟子之徒的集体游学。

齐国统治者对于来稷下学宫的天下游士，来者不拒，去者不止，还欢迎去而复返。如孟子曾两次进出稷下学宫，都受到齐国统治者的礼遇;荀子也曾两进两出稷下学宫，仍居稷下祭酒的显位;邹衍曾离齐去魏、赵、燕等国讲过学。稷下师生来去自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各国学术相互交流。

稷下先生之所以来去匆匆，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因为当时有名望的学者在各诸侯国都受到尊重和礼遇，他们都不以物质待遇为念，他们所关心的是统治者能够采纳其道、接受其谏。他们皆以言行合则留，不合则去为原则;一旦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就立即离去。如孟子第一次来稷下时，未受到齐威王的重视，离去时威王以“兼（好）金一百”与之，孟子不仅没有接受，反而责备威王以货取君子。孟子第二次来稷下时，受到齐宣王的重视，位列客卿。齐伐燕取得胜利后，齐宣王未听从孟子的撤兵建议，结果燕人叛齐。齐宣王觉得愧对孟子。孟子觉得宣王对他虽“礼貌未衰，言弗行”，便决心再次离齐。齐宣王以“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的条件挽留孟子，孟子以不贪富贵拒绝了。

2.各家并立，平等共存

稷下学官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举凡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小说、兵、农等各種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各家学派，由于阶级、阶层、政治倾向、地域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论学说。

由于齐国统治者实行开放、宽松的思想文化政策，对各家学派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限制和框框。尽管各家学派政治主张不同，思想学说各异，齐国统治者却不以好恶而褒贬，这就保证了各家学派平等共存，自由发展。虽然齐国统治者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现实问题，对诸子之学的取舍、选择、利用有所不同和有所侧重，但是这并不影响各家学者在政治上具有平等地位，也不妨碍学者们自由探讨、开展争鸣的权利。如孟子的仁政学说，在齐威王时没有被重视;齐宣王时，起初颇受当权者的青睐，后因被人认为不切实用而束之高阁。然而，这并没有削弱孟子在稷下学宫的地位，齐王对其仍能优礼有加。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王宫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引起朝野上下的思想震动，一时间邹衍“重于齐”，齐地出现了“阴阳五行热”;后因其“不能行之”，当权者对其兴趣大减，但仍允许其广泛传播。黄老之学的道法思想，在齐国统治者那里得到了持久的重视，在稷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然而黄老者并没有获得高于其他学者的殊荣。综观稷下学宫发展的历史，儒、道、法、阴阳学派曾在不同时期取得相对优势，但都未能长久占据绝对优势。

总起来说，无论稷下诸子持何种学说，是否适合统治阶级的现实政治需要，都能在稷下存在、发展;当权者非但不加干预，还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他们各引一端，上说下教。各家学派在这种宽松的文化、社会环境中，共存并立，自由发展，共同促进了稷下学宫繁荣学术局面的形成。

3.百家争鸣，自由辩论

稷下学宫的前期，正值齐国封建制度刚刚确立，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成熟思想理论尚未出现。齐王急切地寻求适合其政治需要的上层建筑以巩固其统治，特别是齐威王、齐宣王和齐闵王的前期尚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因此，他们都鼓励稷下师生进行理论探讨。各家学派在学术上一律平等，实行没有明文规定的百家争鸣和自由辩论的原则。各家学派力求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为齐王所采纳，齐王则择善而用之。各派学者虽然谁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放弃其学说，但都希望以自己的理论说服对方，为齐王所采纳，为社会所公认。各家学派相互间展开了学术论争，使稷下学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稷下学者多为能言善辩之士。淳于髡人稱“炙毂过髡”，以“滑稽多辩”著称于世。孟子“好辩”，是当时著名的雄辩家。田骈人称“天口骈”，邹衍号“谈天衍”，邹爽被称为“雕龙奭”。儿说亦是“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田巴是“齐辩士”，“离坚白，合同异，一日而服千人”。宋钘、尹文“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不下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其他如王斗、颜周、荀子、鲁仲连等，也都善辩名析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稷下的“文学游说之士”没有不善辩的。如何看待稷下学者能言善辩？孟子回答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荀子更明确地提出：“其谁能以已之谯谯，受人之掝掝者哉。”又说：“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在这里，孟子和荀子道破了百家争鸣的机关所在一辩则兴，不辩则亡。

在稷下学官，学术辩论之风盛行。淳于髡与孟轲争论何者为“礼”，孟轲与宋钘说“义”谈“利”，儿说与稷下学人辩论“白马非马”，田巴与稷下学士辩析“性善”论，批判宋钘的“情欲寡浅”说，攻击嗔到、田骈的“道法”论，揭露诸子之学的理论缺陷;邹衍批驳儒家的“中国即天下”思想，揭露诡辩家们的逻辑错误。稷下先生还和齐国的当权者辩。淳于髡曾两次与齐威王辩论，与宰相邹忌也有一次辩论，这三次辩论对齐国的政局有良好的影响。孟子经常同齐宣王辩论，有时使宣王无话可说，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上述论争驳难，既有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又有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理论纷争;既有同辈学者之间的理论探讨，又有稷下先生与稷下学子之间的对话、批评;既有学者之间的学术研讨，又有先生与齐王、宰相之间的论辩;既有面对面的切磋、沟通，又有书面文字上的论说、争鸣;既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悉心求证的学术研讨，又有各抒己见、据理力争、咄咄逼人的思想交锋。论辩中，学者们或是“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或是“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自是而非人”;或是“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这一系列的“相辩”反映了稷下学宫活跃的学术气氛。

通过“相辩”，解决了一些列重要问题，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之辩，揭开了古代人性研究的序幕。最典型的论辩要算是鲁仲连和田巴之辩。稷下先生田巴“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徐劫的学生鲁仲连年且十二，人称“千里驹”。鲁仲连认为田巴是夸夸其谈，不切实际，面对齐国的危境提不出办法来，于是登台与田巴辩论：“堂上之粪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者？急不暇缓也。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这一席话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抽象的理论问题转移到现实问题上来，从而折服了田巴。从此以后，田巴终身不谈，后弃文从武，为齐将。田巴是先生，是名家;鲁仲连是学生，是儒家。他们之间的辩论，既是学生和先生之辩，又是儒家与名家之辩。

历代齐王不独尊一家，而任诸子百家自由论争，但各派在稷下学宫的地位常常时起时伏。一般而言，在一段时间内，哪个学派首领的学术水平高、威望大，哪个学派就居于首要地位，但也不能独踞讲坛。黄老学派人多势众，有名望的学者众多（如接子、环渊、宋钘、尹文、季真、彭蒙等），他们在稷下常常处于显要地位。从齐桓公田午到齐威王时期，淳于髡学识渊博，地位显赫，又有弟子三千人，这时稷下学宫受他的思想影响较大。齐宣王时，孟子第二次来稷下学官，位居三卿。在七年多的时间中，孟子同宣王频繁接触，无所不谈，仅《孟子》中就记载了十七处。孟子有徒数百人，在稷下宣扬仁政学说，抨击杨墨，这时的稷下学宫则是儒家思想占显要地位。齐襄王时，荀子再次来稷下，一直呆了十四年左右，“最为老师”，并“三为祭酒”，这时的稷下学宫自然是儒家思想占据显要地位。从鲁仲连与田巴之辩中可以看出，襄王末年名家曾一度占了上风，后被鲁仲连压下去而代之以儒家。鲁仲连为稷下先生时，已是稷下学宫的末期了。

4.相互吸收，融合发展

激烈的学术论争、思想交锋，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知识，振奋了人们的精神，锻炼、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在辩论中，诸子百家之学的理论优势充分展示出来，同时各自的理论缺陷亦逐渐暴露。如田巴名家学说的形而上学、不切实际在争鸣驳难中暴露出来就是一典型例证。这就迫使人们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研究新问题，吸收新思想，更新旧观念，克服自身的理论缺陷，在论战中不断修正、完善、发展自己的学说。

激烈的学术论辩加速了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渗透、融合。如孟子的性善说，保赤子之心，养浩然正气，清心寡欲的思想，就吸收了道家的一部分思想。又如淳于髡学无所主，思想比较博杂，礼、法兼重。当然，这时的相承还不是主流，而相非才是主流。到了战国末期，各国相继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全国统一的条件已成熟，出现了人心思治和学术求一的新形势。诸子百家经过长期的争鸣逐渐认识到，只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独树一帜，为社会所接受。这样，新形势下的诸子百家的论辩不再以相非为主流的百家争鸣的面目出现，而代之以相承为主流的融合发展的方式出现。这种转变，既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在思想界的反映，又是学术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稷下的哪一学派，从其学术思想中都可以看到其他学派的思想踪影。各家各派注意融合其他学派的思想，形成了“融合发展”的学风。在稷下学官末期，出现了两个综合家的思想体系：一是因道合法，兼采儒墨之善，撮名、法、阴阳五行之要，而自成体系的黄老学派;一是以儒家为主体，集诸子各家之大成的荀子。尤其是荀子，从儒家学派出发，扬弃诸子各家之说，汇通百家之学，刻意求新创造，建立起一个庞大、完整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对百家争鸣的批判性总结。

三、稷下学宫的性质

对于稷下学宫的性质，前人多有论及，众说纷纷：有的认为稷下学官具有研究院性质，有的认为稷下学宫是“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有的认为稷下学官是齐国的议事、咨询机构。其实，稷下学宫是当时特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条件下的产物，其性质是多重的，详述如下：

1.稷下学宫是齐国的智囊机构

田齐政权创办稷下学官的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天下贤士的聪明才智，为巩固田氏统治进而实现统一服务的，用齐王的话语说就是“有智为寡人用之”。为了用其“智”，齐王不仅给稷下先生以禄位，提供优厚的待遇，而且做到了礼贤下士，经常虚心听取和征询他们的各种意见;稷下先生也可以随时进谏齐王，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

稷下学宫吸引的对象是战国时代十分活跃的“士者流”，即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稷下学宫进行研讨、争辩、讲学、集会等各种活动，大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新序·杂事》记载：“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记载：“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都是说稷下先生的议论、著书立说与政治紧密相联。稷下先生淳于髡曾用隐语谏齐威王，使其戒“长夜之欢”，从消沉中振作起来;他又以“微言”说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战国策·齐三策》》还记載淳于髡在“齐欲伐魏”的关键时刻，及时向齐王分析了形势：“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成其后”，从而阻止了齐王的一次错误行动。淳于髡还直面批评齐宣王“好马”“好味”“好色”，而独不知“好士”，迫使齐宣王“嘿然无以应”。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仅《孟子》一书就有17处之多，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在《梁惠王》上、下两章里，齐宣王向孟子咨询的问题就有“齐桓、晋文之事”“齐王之囿”“交邻国有道乎”“齐人伐燕，取与勿取”“诸侯多谋伐齐，何以待之”“贤者之乐”“明堂可毁诸”“王政可得闻与”“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等9处。而孟子主动向齐宣王进说的内容还有“四境不治，如之何”“国君进贤……可不慎与”“幼而学，壮而行，不可舍其所学而从我”等多处。此外，齐宣王向尹文请教“人君之事何如”;齐闵王与尹文论“士”;田骈以“道术”说齐王。稷下先生的思想理论，明显地影响着田齐政权的内外政策，对齐国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另外，还有一些稷下先生奉齐王之命，肩负外交重任，出使别国。例如，邹衍曾出使赵国;淳于髡曾“为齐使于荆”，并在“楚大发兵加齐”时受齐王之命“之赵请救”。

上述材料说明，在列国纷争、兼并激烈的形势下，为稷下所吸引、招徕的稷下学士，并不是醉心于学术争鸣而逃避现实的隐者之流，而是热衷于社会现实的风云人物。正是这些风云人物，使稷下学官成为田齐政权的智囊机构。

2.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

稷下学宫虽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它不是政治的附庸，稷下先生也不同于依附于诸侯的一般政客。稷下先生们有知识，见闻广，长于思辩。他们除了议政之外，还相互议论，著书言事。他们的议论、著述，尽管针对着目前的现实，但往往旁征博引，曲尽事理，具有很高的理论性和学术性。例如荀况，“序列著数万言”，讲“正名”，述“王制”，论“解蔽”，明“天论”，倡“恶性”，以致激烈地“非十二子”，这不同于一般政治家发表见解，而是带有一定的理论抽象和较多的学术成分。

稷下学官时代，思想文化领域没有公认的圭臬和定于一尊的权威，众多的学者积极探求现实社会的出路。由于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有异，因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不同。他们极力宣传自己的学说和主张，驳难、批判其他人的学说和主张，从而形成了学术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大量的文字材料表明，稷下先生们经常展开学术讨论，同时也举行定期的集会。刘向《别录》记载：“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期会，即约定时间集会。这就是说，稷下学士们在约定的时间内，聚会于稷下学官，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在稷下学官，不同学派的稷下学者们大都热衷于“作书刺世”，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汉书·艺文志》记录了一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和篇数：荀子的《孙卿子》三十三篇，环渊的《蜎（环）子》十三篇，田骈的《田子》二十五篇，接子的《捷子》二篇，邹衍的《邹子》四十九篇、《邹子始终》五十六篇，邹爽的《邹爽子》十二篇，慎到的《慎子》四十二篇，尹文的《尹文子》一篇，宋钘的《宋子》十八篇。就思想倾向而言，班固将《孙卿子》归为儒家，《娟（环）子》《田子》《捷子》归为道家，《邹子》《邹子始终》《邹奭子》归为阴阳家，《慎子》归为法家，《尹文子》归为名家，《宋子》归为小说家。仅就班固所见，稷下先生的著述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其思想内容是丰富而复杂的。此外，孟轲的《孟子》、鲁仲连的《鲁仲连子》以及《管子》的部分文章，大体上也是在稷下酝酿编写而成的。这么一大批著作的涌现，对于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稷下先生们研究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逻辑、法学、天文、地理、医学等学科，探讨天人、心物、知行、阴阳、动静、道气、道法、礼法、义利、名实、王霸、法先王与法后王、人性的善恶、形神等问题。他们既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又反思人类的历史，还描绘未来的社会蓝图。稷下学官作为如此众多著名学者的聚集之地和如此众多学术著作产生的园地，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中心。

3.稷下学宫是培育人才的教育中心

稷下先生在“论国事”“干世主”“成文典”的同时，还广收门徒，授业解惑，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在稷下学官，有各种形式的讲学活动，还举行定期的集会。通过这些教育活动和集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因此，稷下学官又具有培育人才、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性质，是一所较高层次的教育机构。

稷下学官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首先，稷下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其次，稷下学宫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田骈本是彭蒙的学生，成为稷下先生后又“赀养千种，徒百人”。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其中著名的弟子有公孙丑、万章、公都子、陈臻等十几人。宋钘在稷下“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率其群徒，辩其谈说”，可见其弟子不少，影响也很大。其他如儿说、慎到、接子、荀况等，均有众多门徒。据《史记·田齐世家》记载，齐宣王时，整个稷下学官的师生人数多达“数百千人”。这些说明，稷下学宫是一个传播文化知识、培养和造就人才的教育中心。

稷下学官还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第一，游学是其教育方式之一。学生可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自由地在稷下招生讲学。可以个人来游学，如荀子;也可以如孟子一样，数百从者—起来，有人称其为团体游学。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使学生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学识，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第二，理论联系实际。齐国的统治者创办稷下学官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一是吸引和培养人才，以便为国家选贤任能;二是利用稷下的讲坛，为巩固其统治、实现统一霸业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探讨。“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都充分说明稷下的讲坛是以议论、讲授与政治有关的内容为主的。理论联系实际是稷下先生教育活动的鲜明特点。第三，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稷下先生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大力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整理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著作。正因为稷下学宫在教育方面所具有的诸多鲜明特点，所以才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

稷下学官集智囊机构、学术中心、教育中心于一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土壤之中，稷下学官的多重功能是有机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其政治功能是以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为基础实现的，而其学说功能又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通过教育的实践活动来传播和实现的。

稷下学宫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学校，它虽由齐国统治者创办，但其基本细胞是私学。各家来去自由，齐王不仅不阻拦，还采取来者不拒、去者赠送路费的政策。因此，稷下学官是一个官办之下有私学、私学之上是官学的自由联合体。正由于此，英国的李约瑟教授称稷下学官为“稷下书院”。他说：“在中国，书院的创始可追溯到这个很早的时期。其中最有名的是齐国首都的稷下书院。”这段话道出了稷下学官官私合办、自由讲学的性质。稷下学官可谓后世书院之渊源。同时，稷下学官还是由西周官学、春秋私学到汉代太学的过渡形态。把握住稷下学官，就找到了由西周官学到汉代太学的中间缺失环节，从而把整个官学发展史连贯起来。因此，稷下学宫既有官学性质，又具有私学性质。具有二重性的稷下学宫，实是由私学向官学过渡的形态，这是由战国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