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与缅怀：明清之际江南私史纂修谫论

彭志

[摘要]明清易鼎之际，江南士人投注了大量精力编纂私史，以勉力争夺对故国信史的书写权。限定私史编纂者的籍贯为江南八府一州、纂修年代为明崇祯到清顺治间（1628-1661）、关涉明清易代史事、史书文本流传至今仍可见共四项条件之后，则可从中爬梳出符合考察范围的至少十二种私史。这些私史编纂者的身份多为抗清义士、故明遗民;史籍体例纷繁杂糅，有编年体、纪传体、日记体几类;所涉史事主要指向崇祯朝事、甲申巨变事、弘光朝事、鲁王监国事等;与官修正史也存在着很大不同。择选冯梦龙《甲申纪事》为例，观照江南文人借助修史活动所隐含的对故国旧君割舍不去的追念缅怀情结。

[关键词]明清之际;江南;私史;历史书写;缅怀故國

[作者简介]彭志（1990-），男，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29）。

肇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战国策》的编年、国别体例，以及《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传统中国逐渐建立起了极强的史学传统。在此语境下的史官角色也变得颇为鲜明，他们日益成为了可对既往情形拥有书写权的特殊群体。但已经发生了的史实，并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地还原，加之，纂修史书的史官会因知识体系、立场选择等各种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囿而尝试着去改变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且多是由胜利者书写，他们会采取趋利避害的方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利己观念灌注于史书行文的字里行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失败者的身份就会显得很尴尬，他们的言行会被增删、歪曲、遮蔽，乃至于被故意从历史上抹杀掉。换言之，谁能够编修史书，谁就掌握了对历史的书写与建构的权力，也就拥有了影响世世代代的后人接受剪裁之后史事的主动权。

对历史书写权的抢夺是颇为有趣的现象，改朝换代后的新朝，热衷于组织史官去编修前朝旧史，行文中往往会着意凸显出前朝的腐化不堪和本朝的英明神武之间的落差对比，并以此确立本朝取而代之的合法性，这是官方组织纂修正史的最核心出发点，为此，官方会极力防范、压制抱持不同立场的私史的出现。但前朝遗留下来的士人，或者坚守史书客观性的史官，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频频尝试在政策禁忌缝隙间的灰白地带游走，他们竭心尽力地编修私史，试图与官方意识形态对抗，在正史之外，建立起另外一种自认为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阐释体系。双方在历史书写权上的博弈，便构成了中国史学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两极，后人只有参照两端，才有可能发现藏在重重迷雾之后的真实面貌。

一、争夺历史书写权与明清之际修史热潮研究现状

上文所述士人对书写历史的焦灼紧迫感，在易代之际会变得更加明显，如果再附设牵涉两个不同民族间的替代此类前提，那么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将会赋予其更大的分析价值。明清之际便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被蔑称为北狄的满族，居然可以由寒冷蛮荒的关外长驱直人中原地带，将曾经大一统的明朝逼迫到江南、华南、西南、缅甸等狭窄一隅，并最终取而代之，这对在文明层次上自视甚高的江南士人无疑是个极大的冲击，也成为他们耿耿于怀之处。

清廷定鼎北京之后，在提高满族人地位的同时，也在有意地消解满汉两族之间文明程度上的差异。清廷帝王有着主导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强烈意愿，极致之处就是康熙十七、十八年间（1678-1679）广征遗书、组织纂修《明史》与乾隆三十年（1765）敕定编撰《四库全书》，通过这两次大规模的写史编书活动，基本上已经将清朝之前的华夏历史、文化框架推倒重建。动辄得咎、惩罚残酷的文字狱将汉族士人的锋利之处打磨得所剩无几，只能带着镣铐在划定好的狭窄圈子里亦步亦趋，或者将精力投注到较少政治风险的考据故实中去。但威吓、拘捕、斩杀之类的暴力手段，对敢于反抗、不惧生死的江南士人来说，实在不是很大的问题，相比于死亡的恐惧，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国史实的存留与发扬，显然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崇祯、弘光、鲁王监国、隆武、绍武、永历、台湾郑氏等各个政权的历史在有清一朝多属于禁忌范畴，“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虽然清廷极力禁毁相应史籍，但仍有着不下千家的史书记载明末、南明史事，出现了“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的炽盛情形，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可归为私人修史，经历过山河倾覆的江南士人有着强烈意愿和持续热情去记录亲身经历或近在咫尺处发生的易代之际的点滴过往。

关于明清之际的修史热潮，前哲时贤已有一定关注，并做出了一些成果。在史书基本文献搜采介绍上，导夫先路的主要是朱希祖和谢国桢两人。《明季史料题跋》是朱希祖的遗著，是书“共收书跋八十二篇，其中关于明季史籍的题跋六十八篇，其他书籍的题跋十四篇”，这些题跋对明清之际史料的基本情况有着较为详细的考订，循此可以见斑窥豹，实有按图索骥之助。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则分清初之档册、明时人对于清代之记载、清代官纂及近代追述纂辑之书、朝鲜及日本及其它国之记载四类来苋辑明初建州卫之设至清兵未人关前的历史资料。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则主要是“以明末清初人士所记当日时事，与通记有明一代史迹，兼及启祯南明者为主，辅以后人所搜辑之资料，有系统之撰述，可补史事之阙者，以次编人”。在三种关涉明季士人修史的基础资料汇编中，以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最为详尽，著录了各种体裁的史著多达一千余种，为后学研究此问题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在理论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阚红柳、李碹和陈永明三人。阚红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主要讨论了清初时私家修史的社会环境，士人群体的分化与史家群体的划分与研究，史家的地域分布及原因分析，私家修史的发展脉络及史学成就，私史创作走人低谷及其流风余韵等几个专题，基本上是属于史学范畴下的研究，对文学及文史可能的互动处较少关注。李碹《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寻求治乱之道：明史的修撰与政治制度反思”中分别记述崇祯一朝、甲申朝前后事、弘光朝事、隆武朝事、鲁王监国事、永历朝事、统记南明各朝事等，简述了各类较具代表性的私史，但并未展开进一步的细致解读。陈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从‘为故国存信史到‘为万世植纲常：清初的南明史书写”一节则主要讨论了南明史立意从史到礼的转变。以上的学林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推进提供了根基，在此文献基础和理论思考之上，还可展开相应话题研究的拓展深化。

其四，从江南士人编纂的私史与清廷官修正史的关系来看，两者存在着明显不同。正史由官方征召、组织士人修纂，史书的编修体例、内容取舍、观点政治正确与否都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基本上来说，正史修撰过程中，每成一卷，便需要呈献给帝王审阅把关，因此，可以说编修正史是戴着镣铐跳舞，且士人需要对规则要有精准把握，以避免拂动龙须而遭遇祸患。私史纂修则自由度极大，士人可以择选各种史料，采用灵活体例，而不用去过多考虑史书是否有违碍之处。基于此，在某种程度上，私史因较少有其它因素的介人和干扰，可能更接近于历史原貌。具体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准备对前朝历史作一番系统的整理，在此之前，提请编修《明史》的奏疏便多次出现。而在《明史》九十多年的编修过程中，参考了众多的史籍，如果将其和谈迁《国榷》展开对比，便可发现同样是记叙有明一朝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史书，私史和正史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举其要者，诸如后金南下烧杀抢掠、对袁崇焕的评价、南明弘光朝事等，乃至于在“蛮夷”等具有蔑称其他民族的词汇字眼上都会有明显不同。

四、冯梦龙《甲申纪事》及其对故国的缅怀

在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修史之风中，还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文人修史。虽说在古代士人思维里未必会有明确的文学、史学的学科分类，但以身份角度衡量之，文人与史官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文人写诗与史官写诗，文人修史与史官修史会因各自知识背景的不同而存在着较大差异。

冯梦龙一直以来留给人的印象可归属于文人范畴，以三言、民歌、戏曲的创作与整理著称，此外，他在讲史类话本小说上也颇有造诣，如《东周列国志》之类。身处明清易鼎巨变的冯梦龙也曾参加过抗清斗争，《甲申纪事》便是在这期间编纂而成。在冯梦龙自撰的《甲申纪事叙》中，交代了编修目的：“甲申之变，天崩地裂，悲愤莫喻，不忍纪亦不忍不纪。余既博采北来耳目，草《纪事》一卷，忠、逆诸臣，别为《绅志略》，私备遗忘，敢云传信……至于倡义讨逆诸檄，总见薄海臣庶之同心;奏疏书议诸篇，多关国家经济之大略，并加采拾，以供观览。”为故国存信史的意愿很是强烈，并说明了史料来源与分类情况。

《甲申纪事》前十二卷基本上都是南明弘光朝诸位大臣谕旨、塘报、奏疏、议论、日记的汇编，如《兵部右侍郎徐人龙檄》《移京省公讨逆闯告文》《臣工共图实著疏》《中兴制寇策》等等，此种史学杂著的体例，从这些历史参与者的文章里可以见出当时政治情形的风云突变。《甲申纪事》比较具有特色的是卷十三，汇辑了大量同题追悼诗文，韵文大量进入史籍，颇具特色。

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殉国后，普天之下的士人写了大量的诗文去怀思这位虽有壮志，却身逢乱世而难有作为的可怜帝王。在《甲申纪事》中搜采的江南士人创制的悼念崇祯帝的诗篇中便有长洲人沈颢、太倉人周西臣、锡山人顾谦等撰写的同题《哭大行皇帝》。举长洲人尤侗的二首为例，其一日：“恨满京华几日销，东风啼血下江潮。汉家陵阙铜驼哭，周室山川离黍谣。望帝归魂思杜宇，湘妃埋泪怨琼箫。龙楼钟鼓今安在？惟有乌雅早晚朝。”其二曰：“新亭风景又何云，野老深山哭旧君。无计攀龙留帝御，何年系马拜尧坟？秦廷七日孤臣泪，江上六千君子军。独有书生无一用，犹能草檄复譬文。”对崇祯帝壮烈殉国的追悼，或者上溯至漫漫历史上有同样悲惨亡国遭际的帝王，或者极尽笔墨刻绘臣子对帝王罹难的创痛巨深，江南士人对先帝自经归去的长歌当哭之情可见一斑。

虽然文人修史，因其不具有系统的史学训练，编修出来的史书往往不符合既有形成的体例，呈现出杂糅纷呈状，但正是这些历史现场的第一手资料，不仅丰富了史书的体例，而且未经过史官的汰选和加工，某种程度上，应更接近于客观和真实。他们都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殚精竭虑地在书写着易代之际的国史，也同样在塑造着国难之下的士人心史。“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能无遗憾耶？”“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明清之际的江南士人正是在为故国存信史和总结亡国教训中，接续编修当代史。存史、存明、存己，在这个逻辑层次之中，修史成为了这些虽身体搁置在新朝，精神却依然游荡在故国的江南士人安放分裂身心的寄托之一了。在前赴后继地纂修故国史书的过程中，明清之际的江南士人终于在上穷碧落下黄泉之后找寻到了继续在新朝活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