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下沉”

摘 要：代议制民主是当今多数国家实行民主的基本形式，作为一种次优的民主，在实践过程中有天然的和衍生的缺陷。如何理解代议制民主的困境需要重回古典时代，从民主之初探索现代代议制民主丢失了什么。代议民主与古典民主的差异不仅在间接选举与直接选举，最重要的是在价值关怀上大相径庭。两种民主类型在价值上，即节制与放纵、灵魂差异与平等以及永恒价值等等方面的差异，与现代性危机密切相联。重谈代议制民主的困境并非回到古典民主，而是要为其找到“出路”—“自由教育”，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不仅仅瞄准了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同时对准了代议制民主困境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古典民主;代议制民主;问题;根源;自由教育

自熊彼特将选举从民主中抽离出来，选举民主就在现代西方民主理论中流行起来，成为与民主相对等的名词。将民主狭隘限定在选举民主理论上容易导致对民主的误解，实践上也在现实西方社会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为什么代议民主会遭遇诸多困境，我们有必要重回古典，从民主之初探索原因。

一、古典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变

（一）民主的界定

民主成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理念，被赋予了许多神圣意味，导致从传统的规范意义上或现代科学化的以多项量化指标对民主的内涵进行界定都不容易。根据目前已有研究，可以将对它的理解归为四种：作为人类理想的民主;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民主;作为国家形态和国家形式的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方法和制度安排的民主。文章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向度，将民主用以表示具有平等、自由性质和特征的状态和现象，更多地指的在制度之下的一种生活或理念。

（二）从古典民主转向现代民主

民主制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希腊与罗马时期，实现以城邦为单位的直接参与式的民主模式;第二阶段从民族国家的出现开始，国家领土与政治规模不断扩大，代议制民主成为在广阔的共同体范围内实现民主的更佳选择。

古典民主基本特征是公民是城邦的主人，更是城邦本身。城邦的最高权威由公民集体拥有，“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这种直接民主制度的两个支柱是公民大会和任期有限和集体任职制度，以此为支撑雅典和罗马共和国实现了国家强大。

在近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思考者们希望将古代国家强大的秘密挖掘出来应用于共和国的建设，“马基雅维利从罗马平民和贵族的冲突中看到了自由的维持以及人民的重要，圭昔亚狄尼发现混合政体中的民主因素造成了罗马的灭亡;博丹论证民主政治造成了国家分裂，强调主权不可分割，为后来的君主专制张目”。但古典民主所具有的弊病也使得古代的制度与思想只能是一种必须加以改造的模板。马基雅维利在设想共和国的国家结构时，将美德看作共和国强大的重要原因，但美德的归属不再是统治者，而在于人民，美德的色彩由此削弱了。17世纪英格兰建国时，一批为共和政治辩护的人意识到古代公民大会在民族国家不可能实现。到18世纪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就被完全抛弃，人民通过选举代表行使权力。

古典与现代民主的真正分水岭是在19世纪中期。熊彼特认为古典民主的人民意志和共同幸福不可能实现，集体合作精神也不可靠，民主应该是竞争的过程。如果说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民主内含的选举地位提高了，那么熊彼特则彻底颠覆了民主的原意：把选举代表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的决定权放在第二位。此后，竞争性的选举成为民主的最重要甚至唯一标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而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如此，以直接民主为特征的古典民主让步于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现代民主。当代西方社会以这样的民主架构为温床，出现了诸如民粹主义、政治冷漠、低效选举等等问题。

二、代议制民主的困境

代议制民主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发挥了支撑作用，但是作为一种次优民主在实践过程中遭遇了困境。

（一）民主实质的歪曲

代议制民主建立在选民将公共权力委托于代表使其充当代理人的基础上，因此选民是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并通过代表实现意志，民主政府就只需将人民当下的智慧、利益及需求综合起来采取行动，但选民意愿与代表意愿并非完全相符的“镜像”，由于“经济人”的自利性趋势，代理人存在着与委托人不一样的利益与诉求，其代表的往往是一些个人或特定集团。民主实质歪曲的产生在间接民主的机制下存在着必然性，意见传达所途径的环节越多，意见的本真性越大打折扣。

（二）选民的冷漠情绪

选举是当代西方民主实现的重要手段，但是近年来选举投票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1997―2005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家选民参与投票的比例平均下降8%。英国的选民投票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80%的投票率下降到本世纪初不到60%的投票率;美国则一直在60%以下徘徊”。选民的冷漠不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问题，在1960年以前，美国和瑞士已经出现着很多不参与选举的人，这样的困扰对于新型民主国家难以避免。普遍冷漠的选民情绪带来的不是体现大多数民众的意志而是为数不多选民中的大多数意志的选举结果，这两种意志并不总是一致，最终会造成民主实质的歪曲。

（三） 幼稚思维能力的选民

古典民主对个人能力的预设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政治中的人性并不是理性的，公民在进入政治领域后会屈从于超理性或非理性的偏见和冲动，“他将在他的现实利益范围以内，以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幼稚的方法去進行评论和分析”，似乎竞争式民主是更可取的民主形式。实际上非理性行为在竞争式民主下仍然存在，间接选举使得选民无法直观感受到自己选票的重要性而随意投票。同时，还存在“浮动投票人”（Floating voter），“特指一部分不按规律投票或随时变动投票对象的投票人”。这些人投票行为完全是以追逐自己的某一具体目的和利益为最终目的，并不考虑整体利益是否受损。

代议民主所遭遇的困境在现有环境很难得到有效治理，有些问题甚至从它产生以来就遗留至今，并不是没有政治家设想制度机制以试图解决。关键在于古典民主向代议民主转化的过程中，某些内涵被弱化。

三、民主的“下沉”

（一）制度设计

代议制民主与古典民主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差异是直接与间接参与方式，前者推崇间接民主、议会民主，由此在权力关系格局、选民的自我管理以及公共空间互动性三个方面都存在差异。

（1）权力关系格局

古典民主政治时期，城邦公民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身份的重合，所以公民既是权力主体又是权力客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非差异决定对等权力关系格局的形成，这种局面下的决策是符合公民意志的;代议制民主下民众不直接参与涉及自身的各种公共事务，是完全被动的政治参与主体，在由代理人与委托者构成的权力框架内，本应作为人民公仆的代理人跃然居于委托者之上，权力关系不对等的局面就形成了。选民选出代表，再由这些代表或者作出决策，表面上看是民主的，但实际上决策并不一定就代表选民的意志。

（2）公民的自我管理

小国寡民的城邦状态，使古典政治时期能实现直接民主，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培养公民的政治素养，提高政治参与能力。公共生活以外的自我管理在家庭范围内又能实现，个人在家务管理的过程中培养节制等善德;代议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人们直接参与自我管理，公民锻炼的只有投票能力，在极度简约的民主参与过程中能感受到的自身政治参与分量被削弱，无法实现有效的自我管理，而当代私人领域的德性似乎也与公共领域的门槛相断裂，国家公职人员甚至国家领导者在家庭生活上的糟糕行径并不影响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

（3）公共空间互动性

“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并为人类共同体所必需的活动中，只有两种被看作是政治的并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生活，即行动与言说”，古典民主政治中公民只有被看见、被听见才算做真正参与了政治生活。为了参与政治生活，公民交往在公共空间中体现极大的互动性，为实现一种意见在城邦中接受审视;但是近代以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逐渐丧失，公民参与可以在完全私人的领域内实现。首先，公众的政治能力相异，参与能力较低的公众在缺乏互动性的空间内，做出的决定欠缺理性批判;其次，并非所有公众都具有公共精神，尤在私人领域缺乏其他人的监督，公众可以采取一种随意的政治参与。

（二）价值关怀

代议制民主与古典民主价值观念的异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出現的，这些差异的出现与现代性密切相关。

（1）节制与放纵

在古希腊语中，“中庸”是一种美德和行为规范，指的是人的品行与行为的适中。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哲学思想的发展，逐渐奠定了三段式中庸思想的范式：欲达和谐，必取中庸;欲取中庸，必须节制。节制是达成中庸的重要手段，要求在城邦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二元对峙面前，每个人要从城邦的利益出发，安分守己，各尽其职。“个人作用的衡量尺度是他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城邦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善需求，个人实际上被看作是城邦整体自足的优良生活得以实现和维持的功能性‘部件”;爆发于17-18世纪的反封反教思想文化运动，让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广泛传播，但是在这场启蒙运动也释放了人性肆无忌惮的解放与放纵。人的理智化使得欲望在政治领域得以正当化，“现代人的世界之所以是魔域世界，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张扬欲望、充满诱惑而膨胀的欲望又不能得到有效节制的世界”，在没有内心责任感与自我节制的公众身上展现的只有虚无。

（2）灵魂的差异与平等

柏拉图将人的灵魂分金银铜铁，“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及工商上加入了铁和铜”，公民各居其所，做自己分内之事，就是城邦的正义，如果每个人的品质在自身都发挥了作用，就是个人的正义，正义就是“一人一事原则”;代议制民主伴随着自由、平等的原则发展，公民不论智力、能力的差别都认为自己应平等享有一切，“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带来的是人对自己的现状的永不满意。

（3）永恒价值的舍弃

永恒价值的存在使人拥有方向感，一元论的古典观念相信人类能够找到最终价值是什么。古典时期人始终都在思考善、爱之类的永恒性问题，诸多哲学家为追求永恒不懈努力，希望实现心中理想的政治图景。但永恒问题在近代被打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冲击了哲学解释世界的地位，精神需求在二元选择中被抛弃。同时消费主义盛行，在大量一瞬即逝的信息冲击下，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关心被挤在时空的角落，娱乐生活丰富了起来，但内心却空无一物。体现在挑选政党候选人的过程中，无论其言论恰当与否，私行是否正义，只要“有趣”，就会给予支持。

四、自由教育的出路

讨论代议制民主遭遇的困境以及它在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上的欠缺并非提倡退回古典民主时期，“全民公投”所带来的风险不需强调，现代国家形态也不支持直接民主。文章仅试图寻找化解代议民主困境的方向。这一点，施特劳斯提供了良方——“自由教育”。

代议制民主是一种大众民主。大众民主体制下，每个人都争取成为“技艺人”，实用与功利的被看重使得自然科学在哲学面前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充斥社会，作为“一种被没有任何智识和道德努力，并因此极为廉价的最平庸的能力所占据的文化”，哲学又被大众文化挤占了生存空间。过去哲学被认为开启美好生活的钥匙，现在却被认为是大白话。最重要的是，哲学被看作是对精英的教育，而当代主流价值是平等，与主流价值相对，强调的教养和品性的培养的哲学不得不被技术教育取代。

大众民主给自由教育带来了威胁，自由教育的衰弱同样带来大众民主困境，因此代议制民主的出路在于自由教育。自由教育的目的是唤醒一个人自身的卓越与伟大气质，古代自由教育培养出的人就是自由教育要培养的人。古代自由教育等同于贤人教育，培养的是适合城邦统治的公民，同时培养人的高贵气质;自由教育的最高目的则是培养哲人，哲人不仅仅拥有智慧，同时追求自然正当的生活。它实施方法在于阅读经典著作，“自由教育就在于以特有的小心，阅读那些最伟大的心灵留下的伟大的书”。经典著作是对于整全事物的探讨，追问的是整全真理，而且要注重阅读最伟大的书。古典政治哲人往往会采取两种写作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传递两种教导——“显白教导”与“隐秘教导”。显白教导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它是每个人在简单的文本阅读中都容易悟到的，而隐秘教导是与政治相冲突不能够直接表白的教导，阅读大书必须经过字里行间的深度阅读，实现与作者的对话，深入作者的语境，尽量避免现代术语，而阅读的重点就在于悟到隐秘教导。在这种阅读的过程中实现与过去的哲人心灵与心灵间的交谈，培养德性与智慧兼具的人，重新寻回代议民主忽视的价值理念。

五、结语

代议制民主困境与现代性危机紧密相连，主要体现在过度放纵，一味强调平等与放弃对永恒价值的追求。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不仅瞄准了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同时对准了代议制民主困境的解决之道。通过阅读伟大心灵所著之书，与过去的哲人心灵与心灵间的交谈，重新使公民认识到节制精神之价值、平等观念之真谛以及永恒价值之追求。施特劳斯自由教育理念所内涵的道德关切的维度是推行代议制民主的今天有必要重新重视的，但仅仅给予重视还不够，如何推动自由教育的实现将是今后重点。

参考文献

[1] 阿伦特.人的境况[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7.

[2] 柏拉图.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6.

[3] 陈敬豹.浅析新时期农村“浮动投票人”群体的产生及其影响[J].今日南国旬刊，2008（10）：164-165.

[4] 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A].一行译，魏朝勇校.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5] 林奇富，董存胜.反思古典民主的局限性——以古雅典的城邦民主为分析对象[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12）：23-25.

[6] 宋雄伟.西方国家的“选举冷漠”现象透视[J].现代人才，2013（01）：59-61.

[7]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商务印书馆，1960：130.

[8] 晏绍祥.古典民主传统的近代命运[J].光明日报.2014（15）.

[9] 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5-396.

[10] 张宇飞.代议制民主的逻辑困境[J].河套学院论坛，2009（01）：72-75.

作者简介：邓文辰（1994- ），女，汉族，江西抚州人，硕士研究生，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