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2019-02-11 13:07
共产党员·上 2019年11期
关键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毛泽东

在谈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之前,先来说说何谓“主义”。一般而言,“主义”代表理念或具有完整体系的思想和信念,也可视为实现不同目标的方法。如果用在政治理论中,冠以“主义”的后缀,往往具有“思想、理念、运动、准则、制度”等内涵。比如拜金主义是把追求金钱作为最高理想和基本原则,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金钱;极权主义是把追求权力的最大化作为最高准则;自由主义是把人的自由作为最高理想和准则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是把社会团体的价值和利益作为最高理想和准则的思想体系;马列主义就是把马列理论作为最高理想和行为原则;无政府主义就是把无政府状态作为最高理想和行为原则。

但是,日常所说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中的“主义”,并非系统思想、理论、制度体系的意思,而是表示党内存在的一种对待群众和工作不良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其实,无论是官僚主义还是形式主义,都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当然,最初“官僚”一词没有褒贬之分,后来才逐步演化成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尤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文献中,无论是官僚主义还是形式主义,都是十足的贬义词。它们意指只注重形式,脱离实际和群众,做官当老爷的官员。在传统社会,为民做主是官员的本分,但也不排除有些官员沉湎于所谓的“官威”这一“高高在上”的形式,把为民的职责抛在脑后。由此可见,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相互衍生、相互催化。

那么,到底什么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早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就曾首次使用“官僚主义者”一词。1930年10月,他在《兴国调查》中批评政府人员的弊端时,第一条就直指官僚主义,说它是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群众有人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呢,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1933年8月,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毛泽东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中就指出,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文牍主义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对“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和不顾群众死活的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多次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他极力反对并要求切实改变干群之间不平等的“猫鼠关系”。由此可见,官僚主义是人民的大敌、党的大敌,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主张,同他一贯的捍卫党和人民事业的思想是一致的。

毛泽东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像,他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九)坐不动,十分无用。

后来周恩来对官僚主义的表现也作过很好的概括。他说,官僚主义者有各种表现,总的特征是不把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而摆出一个官老爷的架子,不以平等待人,拒绝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具体说来,有这么二十种类型:第一种,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上脱离党的领导,下脱离群众,这是最严重的一种。)第二种,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第三种,无头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第四种,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第五种,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很恶劣的一种。)第六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第七种,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第八种,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第九种,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和前一种差不太多,都属于不作为混日子。)第十种,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則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第十一种,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第十二种,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第十三种,特殊化的官僚主义。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第十四种,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第十五种,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这种必然引起贪污、腐化、浪费。)第十六种,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第十七种,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当班长的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会民主集中,要领导起来,团结起来,要先责备自己。)第十八种,宗派性的官僚主义。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种的严重性,就是容易生长出更大的危险来。)第十九种,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严重得很了。)第二十种,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

这些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就其对待群众的态度和作风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表现,因而对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危害。毛泽东曾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很显然,官僚主义者实际上是以社会的主人自居,而把人民群众置于供其任意驱使的奴仆地位。如若听任这种反人民的作风滋生和蔓延,势必损害和破坏党和人民的事业,甚至严重到导致人亡政息。

在了解什么是官僚主义之后,现在再来简单谈谈什么是形式主义。作为官僚主义的衍生品,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其实,形式主义也是由来已久、隐蔽性强的一种坏作风,与我们党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明确使用“形式主义”一词,但已经对它的实质作了严厉的批判。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工人组织内部各派系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只顾着表面形式上的争论而忽视思想内容上的理解。对此,马克思严厉批评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这些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晚期的德国,不少大学生、著作家和没落的年轻资产者,也纷纷涌入共产党内,人人自我标榜为“在搞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借用德国诗人海涅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以此来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者”进行批评和讽刺。

在列宁的著作中,不乏对形式主义的揭露和批评。在1895年秋写的《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中,列宁指出,工厂工人罚款法规定:凡工作草率、旷工怠惰等就要受到罚款,从工资里扣除;无任何过失、勤勉认真的,可将罚款当作补助金“奖励”给工人。但工人每一次领取补助金时,则需要办理复杂烦琐的手续,都要到医生或警察局那里去搞证件。在医生那里,他多半会遭到粗暴的对待;在警察局那里,他如果不行贿的话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这些程序虽然在法律里一点也没有提到,却在大臣颁布的条例中做了明文规定。因此,列宁批评指出,这是“布下一个愚弄和腐蚀工人的毫无意义的官场形式主义罗网”。针对俄共党章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内容,列宁指出:“这正是过分玩弄辞藻或十足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即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文牍主义的条款。”显然,列宁在这里给形式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即形式主义就是玩弄一些好看而无用且千奇百怪的条规。

在领导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层次上严厉批判形式主义。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大力反对主观主义以及形式主義、官僚主义,从而使这一概念在党内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批评工作上的形式主义时指出,有些党员干部仅仅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接着进行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更是明确地指出,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克服“五多五少”,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由此不难看出,形式主义迎合、助长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捧出”“逼出”形式主义。二者如影相随,甚至可以说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一种,破除官僚主义就要反对工作上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党内的一种病症。把这个病特别提出来,是要去认识而不是漠视,反对而不是沾染,治疗而不是放任。为此,必须深挖它们产生的根源,或者说产生的土壤。就两者的表现来说,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观念根源、工作方法根源。

从历史根源来看,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我们是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重新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但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近一百多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对中国是有深远影响的,官僚主义是有它长期的传统势力的。同时,旧的习惯势力还相当大。尤其是这个习惯势力,是根深蒂固的,不是一下子就会拆垮的。正如毛泽东常比方的,我们这个屋子里头,即使换了空气,可是墙角里头的灰尘如果不扫,它还不会去掉,稍微一遇到风,就又吹起来了。中国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在我们不少干部的身上,还沾着,还没有去净,一遇到适宜的气候,就起来了。1932年12月,他在分析官僚主义侵入苏维埃政府的原因时,首先就提到由于中国半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之传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从思想根源来看,在中国既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又有封建阶级的家长制和农奴主思想作风。一部《红楼梦》就有一大堆的奴仆,被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所统治。此外,还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官老爷思想。这些陈旧落后的思想,归根结底就是脱离群众,欺压群众,高高在上。针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有些党员干部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真实情况,高高在上,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只图一时便宜,只想做官当老爷,最容易滑入官僚主义的深渊。而无论哪种官僚主义的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就是脱离群众。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从工作方法根源来看,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表现为上级对下级只交代工作任务,而不交代政策、不交代工作方法;只有一般性的布置工作,而无具体的指导工作和检查工作,这些统统都会导致官僚主义。毛泽东同志把在工作当中提出任务比作是“过河”,而把完成这项任务所用的工作方法比作是“架桥”或“划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不知道在工作中要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就不能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因而“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综合来看,在当今的中国,滋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土壤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相当肥沃的。正如列宁说过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还有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人们。因而,只有充分认识它们的本质及其危害,才能从源头上逐步加以解决和根除。

谢觉哉,党内尊敬的“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

1959年春,谢觉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他在参观当时尚未修复的革命遗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老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谢觉哉还同身边同志讨论:解放快十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有同志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他对这个回答显得很满意,进一步发挥说: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如此,有很厚的土壤。在这里,谢觉哉把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概括为“官国”的遗产,这是对长期封建社会传统的形象说明,是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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