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埋入时光废墟里的面影

沈栖

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后在不流血的情形下建立起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三十八年的民国，是一个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异族入侵的乱世，但这个时代由于中央集权空虚动荡，时局混乱，因而还有较为充沛的个人空间，风云际会，上演了我国历史上一幕幕山谷崩摧却又千回百转的活剧。在那个色彩斑斓的时代，名人如潮，大师辈出，宛如浩瀚夜空中闪烁的璀璨群星！百年来，研究民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眼下，写民国的书更是汗牛充栋。杂文家刘诚龙新著《民国风流》（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从不同的角度与不同的侧面知人论世，打捞出埋入时光废墟里的面影，写出了不一样的“民国风流”，值得一读。

诚如该书“前言”所说：“作者笔下所写的都是历史，心中所装的全是现实，在对历史的感悟中包含着对现实的忧患、关怀、思索，富有激情却不偏激，匡时救弊，富有正能量。”刘诚龙将史料钩沉、阐述、解读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使得看似平实的文章里，潜滋暗长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如《校长握过你的手吗》，通过司徒雷登当年任燕京大学校长时每年举行“校长见面会”等史料，提出了“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灵魂”的不刊之论；《里通外国而里恨外国者》列举了近代辜鸿铭、刘文典、陈寅恪等喝过洋墨水的人，却不媚洋，甚至恨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祖国这边站队”的民族气节；《袁世凯出书》，直斥了民国有之、于今为烈的“官者以学者为荣，学者以官者为耀”的流弊。这些篇什没有“掉书袋”的繁杂和僵硬，也没有“学问家”的炫耀和卖弄，而是以视野的广度和纵深感巧妙地针砭时事世风。

多年来，我们习惯于从政治或道德的视角来简单地臧否人物，往往轻忽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尤其是“反面人物”的评价更是“脸谱化”。《民国风流》一书的文章虽说篇幅短小，但恰恰重视从不同的层面去发掘新的史料，秉持客观的态度梳理之，展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让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血肉丰满，从而加深了读者对历史和人物的认识与理解。刘诚龙为文大致做到了“平心之论”，即：不因对某人的崇拜而饰其短，也不因对某人的异见而掩其长。如《一样婚配三样情》，以鲁迅、胡适和茅盾三人的婚姻史考证，推断出“都是在爱情的围城里左冲右突，都没有真正从围城里冲出来”的史论；《保皇派保底人性》在剖析梁鼎芬忠于保皇的同时，还列举其“以经费资助黄兴”，“保住了做人最低的人性底线”的史实；《水浒英雄傅斯年》别出心裁地分析了傅斯年的“造反精神”只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被蒋介石“招安”去了台湾。作者敢于对定见挑战，彰显出一种学者弥足可贵的“独立思考”品格。

刘诚龙对民国人物的研究倾向于个性人格，具體剖析其个人生活、探讨其个人生活所形成的特点以及对历史进程的潜在影响。民国时期各路人物闪亮登场，潜龙腾渊，鳞爪飞扬，每个人各擅胜场，怎么才能写得推陈出新、别具风味？这完全需要靠作者从史籍中爬罗剔抉，获得新材料，形成新见识。《画家带剑黄宾虹》堪为范典。该文条分缕析地陈述了黄宾虹早年结识谭嗣同、参与民初革命的经历，断言：这位山水画大师“也算是民国胜利的有功之臣”。

刘诚龙于历史细节重拾失落的文化记忆，让那些已逝的民国人物再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无疑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注脚。其实，即使是那些广为人知的名人，又有“多少往事”没被湮没？刘诚龙正是在阅读爬梳散存于海内外的大量日记、书信、报章、回忆录等的基础上，拂去蒙在这些历史名人身上的尘埃，再现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从而让其由扁平的、单一的变成了立体的、多维的了。如《文青季羡林》以解读季羡林就读清华大学的日记，展露了这位国学大师当年文学创作的窘况；《胡适老章演反串》则以当年章士钊赠胡适现代诗、胡回赠章文言律诗，论证了两者“是论敌状态，不是敌对状态”而相反相成的史实。

刘诚龙所评述的民国时期诸多知识人的风采和精神，内容是严肃的，笔调却是嬉皮的，语言风格显得庄谐互出，貌似戏说，实为妙说。限于篇幅，兹不一一胪列和赘述。

很多历史文化就是文化名人的生命痕迹，由于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崇仰和追随，他们的足迹也不断地被放大，形成了一处处精神宝库，它们不止是文化的标高，更是思想情怀的标高。——我认为，这也许就是《民国风流》一书蕴含的值得充分肯定的意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