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出书不宜“档案原则”

沈栖

名家出书，印量大，读者众，自然给出版商带来颇为丰厚的收益。因此，各出版社围绕名家出书竟相追逐，捷足先登。季羡林的《病床札记》尚未杀青时，已有30多家出版商争要此稿，他对媒体“超前”炒作此书的做法极为不满：“哪有未降生而夸奖婴儿的事？”

倘若出版商为名家出书，编得上乘，质量优良，从而能与名家一起留名后世，也应该算是為文坛做了一桩善事。问题在于，某些出版商急于出名，却欠于功力，又不认真从事，其效果实难恭维。时下，为名家出书最常见的方式有三：一是“化零为整”，即按编年体出文集或全集;二是“化整为零”，即按不同体裁出专集;三是“拼盘”展示，即按专题将各路俊彦的相关文章荟萃于一册。名家出书的三种方式，编辑当有轩轾，质量难免径庭，市场和读者自会作出评判。笔者感到纳闷的是，有的出版商对名家的追捧和迷信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凡名家之手写过的文字，即便只是一张几无价值的便条、书单，或者是商议出版事宜的流水账的信件，或是年节的小卡片，全在地毯式的搜索之后归档出版。有这个必要么？张爱玲的遗作《少年同学都不贱》被发掘，俨然如稀世文物出土，在“张学”领域轰动不已。其实，这是一部十分平庸的作品，除满足张迷“收集”的癖好，以及“张学”研究员“研究”的需求外，很难说能给张爱玲一生所营造的艺术整体增添光彩。

熟悉卡夫卡生平的人都知道，布罗德没有遵照卡夫卡的嘱咐，将其遗稿全部烧毁，相反，他悉数保存了卡夫卡的全部手稿，还从抽屉中搜罗出所有卡夫卡写过的文字，包括私人信件和日记，一律付梓。昆德拉将卡夫卡自编的短篇小说集与布罗德只字不漏以编年方式出版的《卡夫卡全集》作了比较，认为前者“处处闪烁着艺术家处心积虑的美感诉求”，后者则是“偶像崇拜地抓住作者每一字句的奴性编纂”。昆德拉在2006年出版的《帘幕》一书中对名家出书提出了“精要原则”（即“必须尽心删除属于次要者以保存最精要者”），而竭力反对布罗德式的“档案原则”，因为它“以数量上的整体，侵蚀着质量与艺术上的完整”。

时下，我国某些出版商替名家（有的还是年富力强者）出全集，信奉的正是布罗德式的“档案原则”。皇皇全集，包罗万象，但凡个人作品包括未刊稿、私人书信、日记、便笺，一并搜求集纳，巨细无遗，纤毫毕现，“全”则全矣，但不免掺杂浅薄、乏味、平庸之篇什。名家全集林立，这已成了当前书肆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我所知，近年出版的名家全集就有数十种，少则四五卷，多则十几卷。大师稀有的时代，何必偏要炒出那么多的“全集”？这一现象折射出文坛的浮躁！钱锺书生前对诸多出版商以印行“全集”相请，一概坚辞，他在致一家出版社的函中称：“愚夫妇‘全集之举，亦有穗、沪、宁共四五出版社建议，弟等差有自知之明，不愿灾梨祸枣，亦皆婉谢。不识抬举，辜负盛情，既疚且感。”如此“不识抬举”，正体现了这位文坛宿将的高风亮节。

从图书销量上看，近几年“80后”作家异军突起。某些出版商效仿布罗德，将这些新生代作家抽屉里的少作、习作，甚或“半成品”拼凑起来出“文集”。试问：文学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如此“文集”完全不能支撑起作家灵魂的内在超越，他们书写的目标只能是基础价值，即市场和版税，而不可能是终极价值。这样的文集是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和经不起历史的评价的。

以《白鹿原》声震文坛的陈忠实生前婉拒某出版商按照“档案原则”替他出版全集，他以“保持一种基本的清醒”的态度，认真“筛选自己作品”，编就了一本《自选集》。我希望当今文坛有更多的陈忠实，有更多的名家经“筛选自己作品”后的《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