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应暂缓写史

2019-02-14 02:33张均
当代文坛 2019年1期
关键词:当代文学

张均

摘要:以目前而论,当代文学应暂缓写史,这不仅因为业已出版的教材过多、过于重复,更因为当代文学史面临着颇为棘手的三重难题。其一,“当代文学”概念的重新切割。“当代”既指“目前这个时代”,那么1950-70年代文学是划入“现代”还是自成一段(如“新中国文学”),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其二,源自“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启蒙文学史观对当代文学的宰制与遮蔽已久遭诟议,如何调校启蒙史观、有效兼容“人民文艺”,恐怕是需要20年才能切实解决的理论难题。其三,“有作品,无大家”的经典化问题,惟有时间是最终的解决者。由此观之,业已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注定了只能是“过渡本”。

关键词:当代文学;文学史观;经典化

提出“当代文学应暂缓写史”,并非要为当代文学学科发展“谋篇布局”,不过是心中久存此念、略陈一己之见而已。实际上,近10年来,笔者所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屡屡鼓励教师编写本科教材以弥补学科建设“短板”,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始终未能落实。原因颇为显然:目前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已经过多、过于重复。截至目前(2018年10月),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以“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共和国文学史”“新中国文学史”等名称出现的当代文学史教材为81种。其中,除洪子诚、陈思和等学者著(编)的三四部教材在全国高校得到广泛使用外,绝大多数教材都只能在编写者本人所在学校范围内有限使用。不过,提议“暂缓写史”主要原因还不在此。这涉及到当代文学史写作正在面临的日益突出却又非常棘手的三重问题。此三重问题倘不解决,那么所有已经写就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就注定了只能是“过渡本”。而这,恰也是当代文学学科的难堪之处。一般说来,文学史建构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但业已拥有81种文学史的当代文学学科却仍是中文学科内部认可度最低的“仍然年轻”的学科之一。这与当代文学史写作未能有效解决其三重问题有关。

那么,是哪三重问题制约着当代文学史写作呢?“当代文学”的重新切割是其中学理最明却又在短期内无望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指的是,从1949年至今(2018年),文学演变转眼就是70年了(不久还会达到80年、90年),再以“当代”名之显然名实不符。据《新华汉语词典》解释,“当代”指“目前这个时代”。①以此观之,三四十年以前的文事显然不再属于“目前”,而是逐渐隐入“历史深处”。故所谓“当代文学”必然是一个不断收缩又不断延伸的概念,以之涵指距此刻之前的三十年文学时间最为适宜。譬如眼下所论“当代文学”,可以1989年为起点,这三十年仍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急剧变动、社会转型与观念变迁都尚处于“未明”状态的整体,认识、理解、预判这三十年的文学与思想,对评论家的艺术判断力和思想识见都是极大挑战。比较起来,1980年代文学,尤其是“前三十年文学”,已基本进入历史范畴。当然,主张“当代文学”概念起点、终点同步向后推移,不仅由于名实不符,亦因于学科方法层面的争议。在中山大学最近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就出现“史料虚无主义”与“史料至上主义”(金宏宇语)的明显分歧,孟繁华明确表示自己不做史料,并委婉而坚定地怀疑史料考订的价值,“除非它能改变现有的重要的文学史结论”。②与此相应,近年郜元宝、姚晓雷等学者也刊文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实化倾向表示忧虑,认为以“外部研究”为代表的史实化倾向疏忽了对“作家和同时代大多数国民‘主观内面生活”的把握。③这类分歧,与其说是学术方法分歧所致,不如说是目前所谓“当代文学”内在分裂的结果。其实,例常所言“当代文学”已逐渐离析成为两个须以不同方法予以处理的“板块”,一是作为批评对象的当前文学,一是作为文学史对象的“新中国文学”(1949-1976)。“新中国文学”距今已六七十年,早已不再“当代”,以“史实化”方法(“史實化”仅指重视材料与历史语境而不可等同于“外部研究”)而不以批评为之并无争议,“当前文学”以批评为主而不必强调“史实化”也无争议。之所以屡起分歧,实在是“当代”概念统摄过多引起纷乱而已。故对“当代文学”概念予以切割,是文学史撰写之前势在必行之举。较宜之法是至少将1950-70年代文学划入“现代文学”,而“当代文学”则主要指近三四十年文学。这样,文学史编撰工作就主要是指现代文学史的扩容与修订,至于“当代文学”,则仍尊重“当代事,不成‘史”④之旧说,不必写史,而以“众声喧哗”的各类专题研修课程形式面对学生即可。不过目前看来,这一设想很难实行。一则,部分现代文学研究者挟“二周”、曹禺、沈从文、老舍等而自重,不愿被所谓“图解政策”的“反人性”的1950-70年代文学拉低“经典”高度,二则,在现行学科体系下,“当代文学”在各大学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如北京大学等校还专门设有“当代文学教研室”),当代文学研究者也未必愿将自己的研究“地盘”拱手让人。然而此种重新切割在二十年内势必进行。以此观之,“暂缓”编撰当代文学史甚为必要。

较之“当代文学”概念的重新切割与组合,文学史观的再调适无疑是棘手得多的问题。此一问题无论是继续编撰当代文学史还是将之分割、重组,皆无法绕过。这指的是,文学史家必然面对建构与排斥的两难困境,“他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发现少数意义重大的事实并把它们转变为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影响不大的事实当作非历史加以摈弃。”⑤而“意义”“影响”的界定,就取决于编撰者所持的文学史观。客观而言,作为史的对象,“当代文学”必然鲜活而芜杂、分散而缺乏明显“规律”,但文学史编撰必然含有戴燕所说的“历史主义的神话”的特征,它一定要用某种因果关系将此芜杂的文学事实定型、分类、编码,即“从因果联系的角度观察历史的逻辑”,“把各时代散漫的材料设法统率起来,在可能的范围内,要把各种文体,各种文派,作家及作品,寻出它们相互间的联络的线索出来,作为叙述的间架”,从而构造出一个“活的脉络一致的文学史”。⑥在此过程中,抛弃、遗忘、“强制阐释”必然发生。应该说,这种建构与排斥的结构性困境,在所有文学史编撰中都是存在的,但较之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编撰的问题更见突出。这既因为后者文学史观与当代利益重组、思想分化的复杂现实紧相纠缠,更因为当代文学史必须面对“社会主义文学”这一异质、陌生之物。以目前而论,多数文学史著作都以“重写文学史”之启蒙文学史观为底,如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虽对启蒙立场有所疏离,但究其根本,仍是立足于“人的文学”。这就导致两个问题:(1)启蒙文学史观是否适合描述、叙述当代文学史?(2)如不合适,其文学史观是否需要重新调适?对第一个问题,答案无疑是明确的。实则最近十几年来,启蒙文学史观及其所依托的更为广泛的思想潮流一直在遭受质疑。叶立文指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步兴盛,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旨的‘启蒙共同体,其成员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多倾向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观的启蒙诉求,80年代的文学史家在描述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时,往往以启蒙主义的激进风格展开论述,隐含其间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以及学术之外的思想追求,无疑会在涤荡文化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模糊、歪曲甚至篡改了当代文学的知识建构。”⑦南帆也认为,“尽管‘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提出了‘多元的文学史观念,但是,‘二元对立仍然成为多数批评家的基本策略——政治与审美的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派生出‘理性与感性、观念与体验、功利与艺术等一系列二元区分。这表明重写的二元对抗策略,不仅服务于一种论辩性,80年代一整套有关文学主体性、现代性的想象也得到了再度重申。迄今为止,一种钟摆式的文学史叙述惯性已经根深蒂固:要么审美,要么政治,要么自由主义,要么激进主义。二者的对立甚至将导致当代文学史的内在分裂。”⑧在“重写”的二元对抗策略下,《讲话》以后兴起的社会主义文学就不被承认为“文学”了。个别极端的史著甚至连《创业史》都不再提及,诸多发行数百万册的长篇小说的价值也被认为不及沈从文的一篇日记更具文学史意义。这种“任性”而强烈的排斥性,不但是以启蒙裁断革命、以现代文学裁断当代文学,同时也是以知识分子趣味“驱逐”其他种类的文学趣味。对于后者,解志熙有深刻的批评:“为什么努力表现工农兵群众的解放区——十七年文学,算不上‘人的文学?而只有那些把劳动人民写得非常愚昧落后、缺乏人性自觉的文学如鲁迅的小说,和致力于表现‘财主底儿女们如何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如巴金的小说、路翎的小说、曹禺的戏剧,以及把乡下人写成无不善良美丽风流的快活男女的沈从文小说,才是凸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和美学趣味。比如,把农民等下层群众写得愚昧落后不觉悟,不正恰好彰显了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先进性和重要性吗!追求个性解放的‘财主底儿女们之苦闷,不也是同样出身财主家的作家们及作为小资的学院批评家自身之‘苦闷吗!所以这‘苦闷也就被肯认为很有‘人的价值和 ‘人的文学之价值了。”⑨以此观之,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观念的偏失是明显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有必要或有可能寻找某种更可靠的文学史观呢?记得黄子平曾在私下场合设想过某种文学史:可从任何一处讲(读)起,可以从任何一处结束,多条线索相乎交叉、贯通,“进口”与“出口”可以互换。明显地,这种“叙事迷宫”式的后现代文学史观的确可以避免“主导叙述”的宰制,但却很难落实为具体的文学史编写实践。与此思路较为接近但兼具可操作性的,是由“再解读”衍生出来的谱系学思路,或曰“绝对历史化”方法。所谓“绝对历史化”,指的不是“还原历史情境”并最终“回到历史的真实”,而是“引入一种彻底的话语/权力逻辑,即不再追求那唯一的真实,而是着眼于对观念所承载的权力关系进行持续的、永不设限的分析,从而彻底地‘历史化。”⑩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即略有此意。不过这种谱系学方法最终呈现的更多是文本生产的现场,而难以构成可适用于本科课堂的文学史,“就其内容来说,由于它们所要证明的是我们用于连缀文学作品的历史叙述并不可靠,所以本身带有强烈的‘反历史色彩,即便我们将那些个案分析聚拢在一起,它们也不会自行构成历史,至少不会构成我们所熟悉的宏大的、完整的历史叙述。”11故从目前看,以一种后现代或别的什么史观取代启蒙史观是不现实的。而且,比较起来,“人的文学”所携带的价值判断与审美评价,仍是最不宜被否定、被颠覆的。对此,钱理群曾明确表示:“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而且,“是不是任何的叙述都是同等的?我们是否应质疑一切叙述?在一切叙述都有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我们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责任与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12这是落地有声的判断。现实地看,启蒙史观仍然是目前在现当代、古代、外国文学史撰写中认可度最高、可操作性最强的一种文学史观,当前当代文学史编写的主要问题不是颠覆启蒙史观,而是予以调校,缓解、补正它内在的排斥性,寻求其理论的开放与兼容。在此方面,孟繁华、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就可资借鉴。相较于或有“党同伐异”之嫌的启蒙史观,此著更为凸显“大历史观”与整体视野,在承认“人的文学”的前提下兼容了民族国家想象、“新人民性”等不同范畴的概念。虽然“人的文学”与“人民性”之间逻辑关系的清理仍是难点,但《发展史》无疑展示了启蒙文学史观调适的可能与方法。因此,最近罗岗提出并开展的“人民文艺”研究非常值得期待。不过“人民文艺”如何能够和“人的文学”形成对话与统一,实在是难度较大的理论工作。但乐观估计,二十年内,成功兼容“人民文艺”的启蒙史观将会在社会主义文学的“重新发现”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有此突破,当代文学史撰写才能跨过“成熟”的门槛。当然,这也意味着在对社会主义文学“重新发现”取得相当实绩之前,当代文学史编撰不会有实质性进展,所谓“新编不新”的痼疾正在此处。

可以说,文学史观的调校是目前当代文学史写作最为棘手的问题。棘手之处不仅在于理论难度,更在于相当数量的文学史编写者不仅对启蒙史观缺乏必要反省意识,甚至还将垄断了“人”的位置的知识分子的伤痛经验转换为道德优势,用以执著地“消灭”不同意见者。故相对而言,“作家缺席”及经典化倒是当代文学史编写难度较小的问题。不过,此一方面却恰恰招诟最多、最猛烈。许子东批评说:“为什么在文学史的体例、布局与章节铺排上,近20年各种当代文学史在重读历史语境和恢复‘现场感时,都主要突出题材、思潮、论争和现象,而不是以代表作家、經典作品为主线?”“在其他各种文学史中,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一向是文学史的结构主线。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全书十九章有十二章的标题是作家,分别是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吴组缃、张爱玲、钱锺书、师陀”,“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虽然结构上也先划时代(以十年为一编,共三编),再分思潮与文类,但全书二十九章中也有十章是作家专论”,“在古代文学史书写中,以作家、作品作为章节题目的体例也颇为常见。”13陈剑晖则对影响最大的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经典的缺席”尤感遗憾,“洪著虽然挖掘出一些过往被掩蔽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但在这本文学史著中见不到经典与大家也是一个事实”,“甚至连‘精品都踪影难寻。即使韩少功、阿城、史铁生、张炜、张承志五位作家,也仅仅单列一节,共享‘几位小说家创作的‘殊荣,每人名下只有900字左右的述评。至于莫言,只给600多字,贾平凹800多字。这与现代文学史中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地位,相差何止一万八千里。”14在批评者看来,这其实是当代文学史家“史识”不足的问题:“造成‘经典缺失自然有诸多原因。但一方面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一方面面对优秀作家作品时又过分谨慎、权衡与犹豫,不敢大胆地行使文学史家的权利,为当代文学经典命名认定,恐怕是更为主要的原因。”15尤其是与现代文学史家相比,这种“史识”欠缺的问题更见“刺眼”:“当然,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距离太近,人们不容易看清眼前或许已经存在的‘经典和‘大家。作家不断变化,新作不停地‘华丽转身,文学史有时确实较难处理太‘新鲜的材料。但反过来想,王瑶、唐弢、夏志清写现代文学史时,距离鲁迅、沈从文、张爱玲也只有十几、二十年的距离。为什么现代文学史一开始就能以一些代表人物为主线而建构?”16

这些批评中,“作家缺席”之说是准确的,但另有两点却颇可商榷:(1)“经典缺席”。其实,目前已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除洪著有意绕开“作家作品论”之文学史套路而纳入大量“外部分析”外,其多数都很重视作家作品分析。陈思和版《教程》自不用说,於可训版《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中“作家作品论”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以上。(2)“史识”问题。批评者抱怨当代文学史家“今不如古”,其实也不尽然。古人对陶渊明、杜甫、曹雪芹等的认识并非在“十几、二十年的距离”内确定下来的,而被批评者目为典范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其实也“看不到经典作家”,并不曾“以一些代表人物为主线而建构”。不知批评者所见《中国新文学史稿》版本与我所见是否完全不同,我所见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中国新文学史稿》“作家缺席”的现象十分严重:除鲁迅名字见之于目录(“鲁迅领导的方向”)外,其他各章节标题明显属于“思潮”“流派”建构,但其临时性、不确定性颇为明显,如“成长中的小说”“收获丰富的散文”“前夜的歌”“多样的小说”之类。至于此后“鲁郭茅、巴老曹”经典化秩序的形成,恐怕也是广孚众望的新政权急迫进行的“合法化工程”的一部分,文学史家“史识”的作用其实有限。比较起来,夏志清确有超拔之识,但也并非没有盲区。他力推张爱玲居于鲁迅之上,其实极少被人认可。而对萧红和《呼兰河传》的价值的误判,也实在令人遗憾。由以上两点可见,目前当代文学史写作整体上呈现为“有作品,无大家”之局面。究其原因,却并非当代史家“史识”的短缺。实则不同时代史家的判断力的差距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巨大,主要还是与“当代事,不成‘史”的通则有关。当代文学史编写者当然可以“大胆”地行使历史叙述的权利以七八位文学“大家”为线索构成文学史,但这种“好看”且合乎常例的文学史是否能被同时代人广泛接受,显然是一个问题。譬如,陈剑晖大胆示范,提出了他心目中的“时代经典”(如《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等)和可能的“永恒经典”(如散文《我与地坛》《秦腔》《山南水北》《这里真安静》等,小说《受戒》《棋王》《爸爸爸》《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17他仅是略略一列,便已有14位作家14部作品,倘若计入诗歌、戏剧等文类,计入“文革”、新世纪,这个数字肯定会达到20以上。既如此,陈剑晖版“当代文学史”恐怕也难摆脱“有作品,无大家”的尴尬。何况,要在文学史中论证以上作品比《白洋淀纪事》《干校六记》《古船》《尘埃落定》《黑骏马》《黄金时代》《活着》《玉米》等更具“经典性”,也必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这样说,并非在比较史家“识见”的优劣,而是说“经典”与“大家”的形成,一定是诸种审美意识形态长期竞争、妥协与互动的结果,必然经历布满复杂的“政治的变迁和历史的屠场”18的过程。而使这一过程宣告大致结束者,只能是时间,而不会是哪一位智力超凡的研究者。在此意义上,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说法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由以上经典化、文学史观调校、“当代文学”概念的重新切割等三层问题看,当代文学史写作远未到可以“成熟”的时候。在此情形下,我个人更倾向于停止当代文学史写作,并兼以不断修订“现代文学史”,以使之不断接纳不再“当代”的1950-70年代文学、1980年代文学。不过,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考虑,不但81种已出版教材可能继续修订、再版,而且也会不断有更年轻的研究者出于学术表达的冲动而投身其中。尤其是,“文学史所承担的教育责任,早已使它变成了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直接倒向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成立”19,有意“占领”大学课堂、传播“正确”思想的学者更愿执著于此。不过即便如此,我仍深信,对于这一時段文学(尤其1950-70年代文学)比较成熟、可靠的文学史叙述应在二十年后才有可能出现。而且,其中半数更为合适出现的地方,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非“中国当代文学史”。

注释:

①《新华汉语词典》(最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95页。

②2018年9月17日“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发言记录。

③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④施蛰存:《当代事,不成“史”》,《文汇报》1985 年12 月 2 日。

⑤[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7页。

⑥19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69 页,第161—162页。

⑦叶立文、杜娟:《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知识共同体”与“文学谱系学”》,《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⑧南帆:《当代文学史写作:共时的结构》,《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⑨解志熙:《一卷难忘唯此书——<创业史>第一部叙事的真善美问题》,《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⑩11汤拥华:《走出“福柯的迷宫”——从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论争谈起》,《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12钱理群:《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1316许子东:《当代文学史的结构问题》,《复旦学报》2010年第2期。

141517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18[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2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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