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艳
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批评比较音乐学及柏林学派研究的局限性,比较研究也遭到非难和回避,致使人们都认为比较音乐学是过时了的旧东西。曹本冶先生提出:“由于北美音乐人类学的学术倾向和影响,使得国内很多人以为比较音乐学只是二战之前欧洲的一个‘过时’的东西。事实却是,比较音乐学并不是已经被音乐人类学取代了的学科,它仍然存在于欧洲和其他很多国家(包括日本)的大学和研究单位。”①根据曹本冶先生访谈整理,2016年9月27日。比较音乐学学者运用的音乐分析方法(如五声、七声、八声音阶等)及乐器分类法(如霍—萨分类体系)至今被学者广为运用②Timothy Rice.Ethnomusicolog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6-20.。本文认为:在历史文化背景中认识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对于厘清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进而把握学科目的和属性的动态变化有着重要意义,其记谱与分析的方法对于中国当下音乐人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比较音乐学”这一概念是由奥地利历史学家、音乐学家阿德勒(Guido Adler)1885年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Umfang,Method und Ziel der Musikwissenschaft)一文中界定的。文中将音乐学划分为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比较音乐学属于体系音乐学的下属分支,当时表述为“音乐学”,并详细指出是“根据民族志和民俗志进行的比较研究”,附属学科涉及音响学、数学、生理学、心理学、逻辑学、韵律学、诗学、教育学、美学等。阿德勒在文章中这样定义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作品,尤其是民族志记录下的不同群体的民间歌曲,并根据不同风格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