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

邓郁

1986年底，刚在《收获》杂志上发完《青石与河流》的年轻作者苏童“老开心咯”。

他不擅长寒暄和感谢，但也终于提笔给《收获》编辑程永新写信，自我介绍是个“貌似平和俊秀，实则古怪”的人。彼时苏童正在写《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要把诸多可爱不可爱的亲人写进去，“也许因为太认真太紧张，竟然不能像写短篇那样顺，写起来真是痛苦得要发神经的样子，但也许真情流露只此一回，所以我揣着现有的两万字像揣着一个妖魔。”

几个月之后，“妖魔”到底在次年第四期的专号上释放出去，连同洪峰的《极地之侧》、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孙甘露的《信使之函》、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张献的话剧剧本《屋里的猫头鹰》，一道在文坛惊艳亮相。这些作品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爱用隐喻和象征，多描写梦境与虚无，充满意识流动，被称为“中国先锋文学的号角”。那号角的冲击波犹在，余音袅袅，高低曲折，尚无定论。

好编辑并不乏，程永新的幸运是身处大刊，踩在时代浪尖，和一群最富革新力的小说家一道创造了历史。而他性格当中的细腻又直接，严谨又包容，深情念旧，又让他成为人缘最佳的文学编辑。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半数以上都曾与之鸿雁往来，引为知己。难得的是，那些珍贵的手写信，他都细心地保管在办公室的铁皮柜里，妥帖如旧。每每翻开来，总忍不住笑，忍不住泪。

在友人的撺掇和出版社的鼓励下，他终于在2007年，把那些压箱底的通信、作家手稿、书评好好拾掇出来，整理成《一个人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