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文化视角下玺印色彩取向研究

贾伟朝

【摘要】 印章艺术传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皇帝的印章被称为玺印或宝玺，完整的宝玺包含玺石、印绶、印泥三部分，皇帝玺印在色彩选择上往往崇尚白玉且有着很鲜明的礼节制度，这与儒家学派提倡的玉德说和中庸之道以及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 玺印;色彩;玉石文化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一、关注玉石文化视角下玺印的中国性

粱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提出“中国文化个性殊强”的观点[1]8，指出中国文化不同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等文化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外族文化影响而发展至今，而中国文化自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伊始直至清王朝的覆灭历时七八千余年，是独创自发、缓慢积累形成的，更不同于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历时数千年没有出现文化断层，至今岿然独存。中国文化同样具有伟大的同化力，善于包容吸收外邦民族文化，并且不动摇其根源，最终形成大中华民族区。在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中，中国人很早就建立起了偏爱玉石的民族情结，有“化干戈为玉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等表现玉器弥足珍贵的词句，最终形成了一种中华民族独有的玉石文化，这种玉石文化深深根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甚至直接推动了印文化的形成。中华民族有着八千年的用玉历史，玉石从普通的石器发展成为玉器之后，便不再是普通的工具、它被注入了一种更高级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2]这是先秦时期玉器与色彩观和巫术祭祀的一种结合。

印章又称印信，是表信用的器物，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自秦始皇之后，规定皇帝的印章独称玺，又常以玉器制成称玉玺，《史记·秦始皇本纪》：“今子婴斋，当庙见，受玉玺。”[3]秦始皇确立了传国玺的玺印制度，并下令刻制“受命于天即寿永昌”的八字玺印及皇帝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要求后世历代传承，历代皇帝如不持有此玺，就不能被称为“真龙天子”也不能代表自身的地位“受命于天”，据《明清帝后宝玺》载：“宝玺，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

二、历代玺印石材色彩取向缘由

（一）历代玺印色彩取向

1.秦代——确立玺印规范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一统六国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割据，秦始皇首先开创并确立了玺印制度，规定皇帝的印章独称“玺”，大臣与地方官吏皆称“印”。据卫宏《汉旧仪》卷上载：“秦以前，民皆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由此可见，秦王也把玉石作为皇帝的独享之物并为后世玺印所沿用。虽然秦朝仅存在短短四十余年，但可以说自秦代后，印章藝术便在统一规范中发展。其中《录异记》中载：“岁月之星，坠于荆山，化而为玉，侧面而视之色碧，正面而视之色白。卞和得之献楚王，后入赵献秦，始皇一统，琢为受命玺，李斯小篆其文，历世传之，以为传国玺。”[4]始皇帝令丞相李斯着手刻制一方“受命于天即寿永昌”八字玺印，并称之为“中华第一玺”令后世传承，其印石材料为卞和献给楚王的珍贵宝玉——和氏璧。除此一方宝玺外，利用和氏璧的边角料制作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和“皇帝之玺”“皇帝信玺”“皇帝之玺”等六方小玺以供日常使用。“中华第一玺”及六方小玺皆由和氏璧镌刻而成，据《录异记》记载和氏璧“正面而视之色白，侧面而视之色碧”。可知，此七方玺印皆为以白玉为主、青碧色为辅，可以说秦始皇在开创宝玺制度的同时，也确立了帝王玺印材料追求白玉的特征。

2.两汉——汉承秦制，玺印艺术走向成熟

刘邦攻入秦都咸阳城后，受降子婴且获得了秦朝全部宝玺，并且严格遵守秦朝确立下来的宝玺制度。据《后汉书·光武纪》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5]由此可知，皇帝六玺皆为白玉质地。象征权力的玉玺不仅皇上独有，1968年在陕西咸阳出土了距今两千余年前的一方“皇后之玺”，这方玺印被学界公认为是汉高祖吕后的玺印，为白玉质、螭虎方形玺，由此可见在两汉时期皇帝玺印与帝后玺印都沿袭秦宝玺制度并在玉石颜色上崇尚白玉，经过两汉四百余年的发展，玺印艺术在此时期走向成熟。

3.唐代——玺印制度转型变换期

唐朝是非常注重宝玺的朝代，除传国玺和受命玺外，唐朝不止一次地重新刻制了天子六玺。武则天即位时，因顾及“玺”的发音与“死”类似，便改天子六玺为天子六宝，至唐中宗即位后，又改回玺的称呼，随即重新刻制天子六玺，唐开元六年再次改玺为宝，自此之后，后世多称玺为宝。据《中华宝玺史》载：“唐朝天子六玺皆为白玉为之，二寸见方，高二寸、交龙钮。”《唐史》载：“初，太宗刻受命玄玺，以白玉为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综合得知，在唐代虽宝玺制度不断更替，但在玺印上仍以崇尚白玉为主，可以说唐代是玺印制度的转型期，首次打破了秦朝确立的玺印制度，同时也是对玺印内容形式的多样化探索。

4.两宋——动荡时期的玺印艺术

宋徽宗赵佶登基后，开始沿用前朝旧玺，大观五年（1107年）得良玉，用元丰中良玉琢“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六方皆叠篆，又以得自绍圣间的传国玉玺取其文而黜其玺自作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琢以白玉，篆以虫鱼。政和七年（1117年）从于阗国得大玉，逾二尺，色如截肪，琢制一大宝，赤螭纽，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篆以鱼虫。可知，“受命宝”为白玉制成，“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6]93。玺色如截肪，是指颜色好似刚刚割开的肥羊脂肪肉，也有白如截肪的叫法，因此类颜色玉晶莹洁白且细腻滋润而少瑕疵，便被称为“羊脂玉”在和田玉中十分稀有。

5.元代——玺印色彩继承前朝

《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元年（1264年）七月，定用御宝制：凡宣命一品、二品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金，其文曰‘皇帝行宝者，即位时所铸，唯用之诏诰;别铸宣命金宝行之。”“元顺帝作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命杨禹篆文，洪禧璞纯白，而龟钮黑色。”[7]

6.明代——玺印色彩逐渐丰富

《太祖洪武实录·卷四十五》载：“洪武二年九月庚子，造御宝六，白玉三，青玉三。文曰‘天子行宝‘天子之宝‘天子信宝‘皇帝行宝‘皇帝之宝‘皇帝信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五月庚寅，诏吏部自今诰命丹符，许用‘敕命之宝。”可见，明朝时期的宝玺白玉和青玉皆有。

7.清代——玺印艺术的高峰

玺印制度自秦代伊始，创立了六玺加一方传国玺共七玺制，到清朝时期国土面积及国事机关都有大量增加，玺印数量也随之增加，据《清史稿舆服志》载：“清初设御宝于交泰殿，立尚宝司，其后以内监典守，当用则内阁请而用之。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考定宝谱，藏之交泰殿者二十有五。”[8]交泰殿是专门用来存放皇帝御宝宫殿，殿内共存放宝玺二十五方之多。据《交泰殿宝谱》载：“大清受命之宝，白玉，方四寸四分，厚一寸，盘龙钮，以章皇序之用。”“大清受命之宝”在交泰殿二十五方宝玺中排在首位，为清朝的传国玺，白玉为之，用来彰显大清皇帝受命于天的正统身份。清朝较前朝玺印色彩更为丰富，有青玉、碧玉、墨玉制成的玺印。

（二）历代玺印色彩取向原因

1.以玉比德追求温润色彩

自先秦时期开始，立德是君子追求道德品行的最高等级，拥有良好德行的人会倍受他人尊敬，而古人会把玉看作是君子德行的参照物，同时是中华“礼”文化的物质载体。孔子在《礼记》中深刻剖析了玉的十一种特质并且把玉人格化，赋予玉道德的内容，阐述了玉代表的十一种德行。孔子认为玉有十一德：“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廉而不刿，义也;垂而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贯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不贵者，道也。”[9]随着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文化逐渐在中国封建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儒家学派创立了玉德说的观点，玉文化从此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交融。同一时期也有许多的思想家提出玉德的观点，《管子》中管仲提出玉有九德，《荀子法行篇》中荀子提出玉的七德，《说文解字》中许慎提出玉的五德。受玉德说的影响，在玺印材料的选取上，玉的地位甚至高于黄金，其追求玉的温润而泽广被社会推崇。玉德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独特文化形态。

2.儒学中庸之道

汉武帝大力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儒学成为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的正统思想，其中的中庸的观点也影响了社会对玉石颜色的认知，其中白玉光泽溫润，细腻滋润少瑕疵，不彰显锋芒且含而不露，最能体现中庸之道的观点且得到古代社会认可，其中如截肪的净白色更是衍生出和田玉中的上品——羊脂玉，吸引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清代萧雄曾作诗：“玉拟羊脂温且腴，昆冈气脉本来殊。六城人拥双河畔，入水非求径寸珠。”

3.翡翠玉的发掘

可以说在明代以前，中华民族一直有着崇尚白玉为美的色彩观。在明朝之后，帝王玺印的材料中碧色、青绿色逐渐增多，主要由于明朝洪武年间的三次西征，给高黎贡山地区带来大量玉文化知识，并且成功地发掘了翡翠玉的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大受王公贵族喜爱。嘉靖时的归安士人姚翼曾感叹：“余尝观世之贵游公子，往往驰心于金玉珠玑、珊瑚翡翠之好，而竭其力以致之。”加上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玉器也随之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转而进入世俗化的阶段，如借用费孝通先生总结中华玉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神玉—礼玉—民玉”[10]的观点，在明清时期中华玉文化正式进入“民玉”的发展阶段。

三、封泥与印泥色彩取向分析

（一）封泥色彩分析之武都紫泥

封泥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由于造纸术还未被发明出来，此时期的文字多书写在竹简上，当皇帝或官员发布诏书时，将文本写在简牍之上，用细绳将竹简捆束后再用封泥封盖在细绳上将诏书加密，收信人在收信时检验封泥完好则证明此信未被开启，而封泥上的印文则代表了书信的来源和凭信。封盖和加密文书是封泥最早的用途，除此之外也会应用在封坛罐、囊箱、门关，其意图也是起到密封、保护、凭信的作用。封泥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流行到南北朝时期，至魏晋以后，随着纸张的普及，封泥也渐之作废。

据东汉卫宏《汉旧仪》的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皆以武都紫泥封。”武都紫泥中的“紫”在古文中表示赤红色，武都紫泥在西汉时期倍受重视，甚至被钦命为御用封泥专配皇帝六玺，其原因多为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典故，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3]此为史记中对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记载，主要讲刘邦半路斩杀白蛇，后遇到老妇人在路旁哭泣，老妇人答：我的儿子白帝被赤帝（即刘邦）刺杀了。由于秦汉时期巫术风靡，这种带有迷信神学色彩的说法很快得到民众认可，自此之后刘邦多以赤帝自称，因此两汉也多有炎汉的称谓。据三国魏曹植《徙封雍邱王朝京师上疏》载：“笃生我皇，奕世载聪……受禅炎汉，临君万邦。”据南朝梁萧统《文选序》载：“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李周翰注：“汉火德，故称炎。”[11]自此以后，赤色就与西汉皇室的权威身份绑定在一起，武都紫泥由此便作为西汉时期的皇室御用封泥。

（二）印泥色彩取向分析之朱砂色

1.五行五色色彩观念

先秦时期社会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色彩观念即五行五色观念，从此色彩也被纳入礼制当中。五行五色观将色彩划分为五正色与五间色，并且以正色为“尊”间色为“卑”，正色指“青”“赤”“黄”“白”“黑”五色，而间色则为除正色之外的色彩，正色被规定应用在严肃正式的礼仪场合。据《礼记·玉藻》载：“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贰采。衣正色，裳间色。”《荀子·正论》载：“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印泥作为一种代表身份的凭信，颜色上自然要遵循五正色规范。在秦代五行五色中的正色选色标准以野鸡的毛色作为参考，上好的朱砂色呈深红色与正色赤色相符合。[12]所以，赤色作为正色被应用到印泥中是符合礼制及色彩观念的。

2.传承封泥色彩

魏晋以后，使用纸张书写的做法普及开来，使用竹简书写的方式逐渐被纸张替代，但是纸张书写仍然需要传达书信来源及承载凭信的作用，于是封泥与印泥這两种传达印章艺术的媒介便被一同看待，于是印泥便从封泥中继承赤色发展开来。

3.丹书传统

丹书即朱笔书写的文字或诏书，据汉荀悦《汉纪·昭帝纪》：“汉使至匈奴，常惠数私见使，教之曰：‘陛下亲射上林中，得白雁，足有繫帛丹书，言武等在荒泽中。”丹书也可代表古时以朱笔记载犯人罪状的文书，杜预注：“盖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由此可见，古代社会已经形成了选用朱砂色书写重要典籍的传统，和书写丹书的行为习惯一致，朱砂色作为印泥的色彩便被确立下来。[12]

4.易获得和易加工

朱砂留印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书画作品的点睛之笔，其迅速得到认可和推广的原因之一是原材料的容易获取和容易加工，朱砂在中国四川、湖南、贵州等地均有广泛分布，且其化学性质稳定易保存。其次朱砂制印泥只需研磨即可得到，很好地适应了先秦时期的生产水平。

四、玺绶色彩取向分析

1.秦时期五色玺绶

玺绶是指玺印上所系的彩色丝带，也可指代玺印，在古代只有有官职的人才可佩绶，一旦“解印绶而去”，其身份便与常人无异。秦时期确立了通过印信材质和印绶颜色结合来区分官级的制度，在秦时期中华第一玺“受命于天即寿永昌”刻制完成后搭配金银及五色锦丝编织成玺绶和锦带以方便装置玺印，秦始皇选用五色玺绶涵盖五正色表达自身天子独尊和一统江山的地位。其次在秦时期已经形成成熟的五行五色观念，选用五色玺绶也符合当时的用色礼仪规范。

2.汉承秦制玺绶颜色划分等级

到了汉代玺绶颜色等级基本继承秦朝的规定。据《汉书·百官公卿》所记：“诸侯王金盭（绿色）绶，自丞相以下官名、职掌及所用印章，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绶”，“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由上至下依次为绿、紫、青、黑、黄，令人意外的是在印绶颜色等级方面秦汉并没有遵循五行五色观念。

诸侯王金盭绿绶，通常来说，在秦时期绿色作为间色并不能应用在正式礼仪场合。绿色主要作为草木的颜色出现在古文献中，据《说文·系部》：“绿，帛青黄色也。”《诗·小雅·采绿》：“终朝采绿，不盈一菊。”郑玄笺：“绿，王翁也，易得之菜也。”据《礼记》载：“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这表明当绿色织物在底层民众中广泛流通，甚至统治者要颁布法律来制止间色在市面上的流通。绿色作为卑贱之色却应用在诸侯王的绶带中，此处可设想为秦始皇想要表达自身相对于诸侯国优越的地位，同时也是对自己皇权至上的巩固。

丞相太尉金印紫绶，是指黄金印章搭配紫色绶带，汉蔡邕《陈太丘碑文》：“何可入践常伯，超补三事。纡佩金紫，光国垂勋。”至后世简称“金紫”来代指高官显爵。紫色在五色观中也做间色，孔子有“恶紫以夺朱的说法，据《论语·阳货》中载：“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但紫色虽为间色却倍受古代王室欢迎，据《左传·哀公十七年》载：“良夫乘衷甸，两牡，紫衣狐裘。”春秋战国时期的君王衣着紫色，以齐桓公为代表，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13]可见，在当时五匹生绢也购不得一匹紫布，紫色背后象征的高贵气质逐渐被用来指代高官，南北朝时期创立了五等官服制度就保留了这个传统，分别为朱、紫、绯、绿、青。紫色也指代古代皇室建筑，杜甫《咏怀古迹》之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塚向黄昏”中的“紫台”在这里指代皇宫，以至于今天故宫也仍被称之为“紫禁城”。皇帝出行的车马装饰也常应用紫色，据南朝梁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载：“陪龙驾于伊洛，侍紫盖于咸阳。”于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紫色虽为间色，但却和皇室、富贵、祥瑞等气质联系在一起。

俸禄两千石以上银印青绶，据许慎《说文解字》载：“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月一青之信言象然”，青色属东方之色，并且在五行五色观念中为正色，但在官职色彩等级方面一直没有排在前列，魏晋南北朝时的五等官服制度中青色排在最后一位，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被贬后的官员会着青衣。

俸禄六百石以上铜印黑绶，据《说文·黑部》载：“黑，火所熏之色也。”《管子·四称》：“政令不善，墨墨若夜。”黑色在五行五色观念中也属五正色之一，并且占据很崇高的地位，据《礼记·月令》载：“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天子住在黑色的厅堂内，走在黑色的马路上，插黑色的旗子，穿黑色的衣服，佩黑色的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秦朝乘水德以黑色为尊，并且被应用在玺绶色彩等级之中。

俸禄二百石以上铜印黄绶，据《说文·黄部》：“黄，地之色也，从田，从荧，荧亦声，荧，古文光。”据《易经·坤卦》：“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古人崇拜天地，随之崇尚天地之色，天玄地黄指出天空为玄色，大地为黄色。据《易经·坤卦》：“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黄色为吉祥之色，衣着黄色衣物也是吉祥的象征，黄色在五色观中为正色之一，被应用在秦汉玺绶色彩等级之中。

隋唐时期的绶带应用并没有沿袭秦汉以绶色来区分等级，而是对印形及其大小来区别官吏级别。由此，通过绶带颜色及印章材质结合区分官吏等级的体系慢慢淡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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