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社会工作要聚焦公众财经素养提升

辛自强

最近二十年来，作为社会工作新兴分支的金融社会工作在国外蓬勃发展起来。金融社会工作旨在帮扶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提高其财经福祉，其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提升公众财经素养上，而非仅仅解决个体一时的经济困难。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金融社会工作对于我国精准扶贫事业以及公众适应金融社会的重要价值，明确其工作重点。

一、金融社会工作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金融社会工作在国内外，都还算是新生事物，但它正在展示出蓬勃的学术活力。这种学术活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学科交叉。“金融”和“社会工作”两个事物并列一起，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和表面的矛盾：一方面传统金融业的价值，来自于为有钱人服务，这是一种理性选择；社会工作则倡导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当然，矛盾或许是创新的动力和契机。在价值观上的这种表面的矛盾一旦被克服、被整合，就会产生全新的职业实践和价值。它可能让金融业更具有道德价值，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让金融成为包容性发展，促进所有人福祉的工具。它给社会工作带来的新发展空间是，可以更好地利用社会政策、金融政策、银行项目等帮助经济处境不利的人群。由此，社会工作者可以名正言顺地“谈钱”，更多注重个体的财经福祉，关注贫困与稀缺的不良影响，寻求问题解决的个体方案、市场渠道、制度路径。

这个领域的一些开创者和成功案例已经充分展示了学科交叉的巨大价值。例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作为孟加拉国的一位经济学家、银行家，正是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创办乡村银行，为底层人民提供小微金融服务，从而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认可，也值得我们的银行家学习。美国社会工作专家玛格丽特·谢若登（Margaret Sherraden），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领导帮助弱势群体与贫困家庭进行资产建设的金融服务项目，探索了一条反贫困，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工作模式和政策设计思路，并不断获得全球影响力，最终推动了金融社会工作这一新兴学科分支的形成。

在我国开展金融社会工作的研究和实践，恰逢其时，契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首先，这是实现全面小康及精准扶贫的要求。我国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其中的攻坚任务便是精准扶贫，确保在2020年前实现城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从学科起源来看，社会工作专业最初就发源自扶贫救济活动。社会工作者有辨识扶贫对象的专门技术，有资源链接、项目组织、人际协调的技能，有政策设计和执行的能力，他们可以为精准扶贫提供科学思路和工作方法。

其次，这是国家和银行业开展普惠金融的要求。“普惠金融”也称包容性金融，是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的一种理念和实践模式，旨在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服务于那些被传统金融所忽视的农村人口、城乡贫困群体、小微企业等。我国也高度重视普惠金融体系建设。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做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战略部署，并作了专项资金配置。例如，中央财政下达的2018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为100亿元，比2017年增加近30%。社会工作者应该与银行充分合作，参与到普惠金融产品设计和服务中去，学会运用金融手段，促进所有弱势群体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让他们公平分享经济成果，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与共同富裕。

最后，这是日益复杂的经济和金融社会的要求。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一个金融主宰的社会。经济体系、金融体系、科技体系三者存在复杂的关联，其交互作用造成的复杂性随着时间在不断迭代，然而，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对这种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知，甚至缺乏必要的常识。因此，公民必须掌握基本的金融素养，以及更广泛的财经素养。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时听闻各种因为财经素养缺乏带来的悲剧，如大学生债务缠身、老年人理财受骗、炒股失败者自杀身亡。金融社会工作就是要帮助人们通过后天的学习提升财经素养，更快地塑造自己的“经济脑”“金融脑”，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和金融体系。

二、提升公众财经素养是金融社会工作的关键

贫困诚然有各种制度性原因，但就个体因素而言，财经素养的匮乏则是问题的关键。扶贫重在“扶志”和“扶智”。“扶志”是要让个体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保持良好的志气（信心、效能感）和意志（对财经行为的控制能力）；“扶智”是要提升个体的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从而做出理智的财经决策，学会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财经方面的意志、智识，归根结底都属于财经素养的范畴。

实际上，不仅贫困人群存在财经素养不足的问题，整个公民群体的财经素养都有待提升。如上文所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凭借单纯的天赋和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基础教育，来掌握足够的财经知识、财经能力，以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经济和金融社会。例如，今天的每个成年人都不可能预先准备好有关互联网金融的知识和技能，因为它之前并不存在。可见，我们要通过持续终生的财经素养教育，才能解决复杂度不断提升的经济金融体系与个体薄弱的财经素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正是金融社会工作赖以发展的现实基础，是推动其大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于金融社会工作者而言，去帮助个体解决一时的经济困境，或许是必要的；但根本的工作目标应该是切实提升每个公民，尤其是经济处境不利人群的财经素养。当今社会每个人都比以往更多地参与各类经济活动，面临着更多的财经风险，从抵押贷款到退休储蓄，从日常消费到股票投资，需要做出的财经决策越来越多。财经知识、理财技能、财富观念、风险态度，这些都是财经素养的重要成分，它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生活幸福有重要影响。不仅如此，公民的财经素养还关乎宏观经济运行，甚至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在分析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时，美国财经素养咨询委员会主席曾指出：“虽然金融危机有许多原因，但国民财经素养低是根源之一，太多美国人不具备财务预算知识，也不理解信贷、投资工具或者银行相关业务的真实风险。”因此，当前各国政府、学术界和公众，都逐渐认识到财经素养的重要性，将财经素养视作青年人“为生活做好准备”的必备技能，视作公民日常生活的必备技能。

财经素养研究以及财经素养教育在国外的历史比较长了，国内只是最近十年才引起关注。我自己也很关注财经素养，我2017年开始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就是探讨公民财经素养评估及其提升问题。目前，我们课题组在《心理技术与应用》2018年第8期发表专题系列文章（4篇），对财经素养研究文献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史梳理，整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人性观，对财经素养的内涵作了界定，提出了财经素养的“三元”结构：财经素养是财经知识、财经能力、财经价值观三者的综合体。

我们认为，一个人有良好的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是确保其足够理性的条件，这样才“有能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保证一生“不为钱所困”。财经知识是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财经概念和原理，包含日常收支、财富管理、风险防范和财经视野四个方面的知识内容；财经能力的核心是理性决策能力，以及作为支撑因素的各种外周能力，如财经文本的信息加工、数字的信息加工、风险管理与自我控制等方面的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定义财经素养，不能只强调个体要有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确保自己能获得金钱和财富，而且还要强调个体必须能有所“超越”，不应以金钱和财富占有定义人生成功和终极价值，即人生“不为钱所累”。一个有财经素养的人不应沉迷于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不应违背财经活动伦理。财经价值观就是指个体要有对待金钱、财富的正确价值观，要重视理财，但又不为财物所困，对钱财要“取之有道”，“用之有德”（符合道德伦理规范）。

总之，在财经素养的“三元”结构中，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确保个体理性地选择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财经价值观代表了经济选择的价值取向和方向。在社会认可的财经价值观指引下，个体才不会陷入完全自利中，而是兼顾社会利益，这样，社会才能和谐运转。

我们提出财经素养的“三元”结构，是建立在对人性多元本质理解基础上的。综合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我们可以超越每个学科单一人性假定的局限，而是强调多元人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认识到人类既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也是“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人类同时是自利导向和社会规范导向的行动者。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是人类作为“经济人”（也称为“理性人”）的理智条件，而财经价值观则是人类作为社会人必须秉持的行动指南。

关于财经素养的“三元”结构观，可以作为今后财经素养教育或金融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之一。无论是对公民开展教育还是社会工作，必须有合理的目标导向，要明确提升公民什么样的财经素养。举例来说，很多由财经领域、金融领域的专家和实践者发起的财经素养教育项目，往往沿袭了他们习惯的“经济人假设”，单就“理财”能力层面来定义财经素养，只把财经素养定义为获取、使用财富的知识或能力，而完全忽视了财经价值观的重要性。基于财经素养“三元”结构观，我们可以为公民财经素养教育设定一个更全面而合理的目标导向。

在目标确定后，金融社会工作者要准确辨识出潜在的服务对象，开发合适的服务项目，做好项目的实施和评估。无论是服务对象的测定，还是项目质量评估，都需要一套科学的财经素养测验，但现有的一些测验往往缺乏完善的理论基础和严格的测量学指标。因此，测验的开发是推动当前学术和实践工作的关键。目前我们正基于财经素养“三元”结构观，编制标准化的财经素养测验，以准确量度人们的财经素养水平。该测验将来可以为金融社会工作目标人群的识别、干预项目的效果和质量评估提供科学工具。财经素养是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不同学科关注的话题，今后我们应该加强跨学科合作，将财经素养的基础研究与金融社会工作实务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