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保密战线上的故事

孟兰英

“保守机密，慎之又慎。”“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这是毛泽东两次为保密工作所作的题词。“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命，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翻开党的保密战线历史，革命先辈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演绎了多少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

“打进去”与“拉出来”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就任中央军事部长。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周恩来认识到，斗争方式必须更加隐蔽。他建议并亲自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分设特务、情报等4股，以情报工作为主。11月，中共中央改组特务工作处，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继续由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设立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4个科，任务包括：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其中，行动科又称“红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铲除叛徒。

当时，“特科获取情报的主要方式有两种：‘打进去和‘拉出来。前者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方重要部门;后者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中央特科成立后，时值陈立夫的党务调查科为扩充特务人员，开办无线电培训班，周恩来便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并陆续在“中统”内部取得要职，三人后被称为我党秘密战线的“龙潭三杰”（亦称“前三杰”）。

中共特科“拉出来”的第一个人是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特务鲍君甫。鲍君甫是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好友，他一边想帮着共产党做事，一边又想搞点共产党的消息去取信国民党。周恩来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有投机的两面性，但对我党的地下工作有一定的帮助，应该取其可用之处，便批准由陈养山与他单线联系，对他加强思想教育，为我所用。后来，在清除叛徒白鑫和营救彭湃、任弼时的行动中，鲍君甫提供的情报起到了一定作用。

杨度也是被选中“拉出来”的对象。杨度早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与袁世凯私交颇深，袁世凯称其“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后来，杨度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世界观开始转变。1929年，潘汉年请示周恩来，打算介绍杨度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考虑到杨度的知名度很高，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这样一个与各界都有广泛联系的人士，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于是批准了54岁的杨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据在周恩来身边长大的周秉德回忆，“杨度还出庭为被捕的恽代英辩护。恽代英很硬气，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恽代英，而是坚称自己的化名，国民党也被弄糊涂了。可惜，就在恽代英快要被提前释放时，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捕了，生活日渐腐化的他当晚就叛变了，还把恽代英出卖了，恽代英没过几天就被蒋介石的刽子手处决”。

关于中央特科如何处置叛徒顾顺章的事，周秉德回忆说，“顾顺章认识全部特科人员，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他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不过，顾顺章说要见到蒋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报。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急着邀功请赏，先向党务调查科报告了顾顺章已叛变的消息。”之后，武汉方面向南京连发6封紧急电报。“当时正好是周末，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儿去了，武汉来的电报全部落入钱壮飞手中。钱壮飞立刻让女婿刘杞夫到上海向李克农报告。李克农顾不得安置家属，就向上级汇报。”当年参与组织撤退工作的聂荣臻回忆说，“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4月28日，当得知情报的陈立夫、徐恩曾派张冲等人赶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时，早已人去楼空。陈立夫生气地问旁边的特务：“刚才见到什么人？”对方答道：“进入弄堂时与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擦肩而过。”顾顺章后来得知后，拍着大腿说：“那女子是周恩来，那老头是陈赓。”陈立夫悔恨地说：“抓住周恩来，只差5分钟。”

情报工作的“三勤”“三化”

1941年9月，中央情报部成立。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及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继续部署、领导党的情报工作。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情报工作的“三勤” （勤学、勤业、勤交友） 与“三化” （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原则，核心是职业化。他要求每个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人员都要以固定职业作掩护，一切言论、行动、服饰都要同本身的职业地位相称。“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而且必须具备并利用过硬的专业技术。红色特工沈安娜，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就是其中典型的范例。

1935年，沈安娜凭借高超的速记技能，卓尔不群，考入浙江省國民政府，后来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重要会议，都要沈安娜参与记录。沈安娜凭借这个特殊身份，为党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但是，身在敌营的沈安娜十分厌恶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腐败黑暗。1938年冬，她向党中央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周恩来对她说：“你已经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接触机密文件。为了情报，要甘当无名英雄。”沈安娜听从了周恩来的指示，继续潜伏在国民党高层，成为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人员。此后，沈安娜每每出席国民党高层会议时，都会集中精神，应对突发的一切。蒋介石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知道接下来的话是绝密的部分，于是就默默地把蒋介石说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待到会议休息间隙，偷偷写下来，然后通过交通员传递给党组织。就这样，沈安娜将获得的国民党高层大量重要情报源源不断上报给党中央，为党做出各种重要的应对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49年4月，身份从未暴露的沈安娜悄悄离开国民党，安全地回到上海。得知沈安娜真实身份后的张治中，曾感慨地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中共秘密电台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谷，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斗争处于秘密状态。在此情况下，我党能否迅速建立秘密电讯部门，保持内外联系，成为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1928年10月，领导中央特科的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他决定选派一批优秀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建立电台。为此，他分别约李强 （在党内被称为“能人奇才”）、张沈川 （《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之一） 谈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并在中央特科下设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四科），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

当年，李强正在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他原来是学土木工程的，此前从未接触过无线电技术。入党以后，他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如今，接受党的指派重头学习电台机务知识，可想而知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然后躲在赫德路 （今常德路） 的一所房子里，照着 《无线电杂志》 上的线路图样试制收发报机。经过日夜苦战，收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张沈川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学习报务，他坚决服从安排，并化名“张燕铭”，顺利考入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学习勤奋刻苦，张沈川仅学习了六七个月左右，就可以上机操作。他还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国民党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了党组织。

学习了无线电技术的张沈川、李强等人后来为党培养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先后帮助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王子纲、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人学习报务。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地组装出了第一部电台。这台机器虽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是我党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这个电台的第一本密码，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的。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要使一座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当时，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担任秘密电台工作的同志收发报都在深夜进行，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同社会的联系。

为了开通同中共南方局的无线电通讯联系，1929年12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随着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红色政权已经遍布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省。为加强对革命的指导，党中央又在苏区建立电台，保持同各根据地的联系。从1930年起，我党不仅在苏区建立了秘密电台，而且在敌后也开设了秘密电台，使党中央对全国的情况全局掌控。

解放战争时期，使用电台、电报是这时中央与各部队各地方进行联系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具，因此电台、电报的安全显得尤为突出。为了加强电台的保密工作，中央把党政军三大系统的电台按涉密的程度分为三类：一类为特定的，实行“一事一密制”，由首长控制使用;二类为半秘密电台，即党内经常使用的党内事务性电台;三类为公开性电台。

1939年春，年仅16岁的董健民和两个姐姐一起在叔父的引领下，从河北老家静海县 （今属天津市） 辗转来到延安。1940年，姐妹三人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董健民被调往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从此与机要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这里，她还遇见了他的丈夫—— 共产党员钟琪。1942年，在延安枣园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两名机要员结为连理。婚礼是朴素的，誓言却庄严：“为了千百万人能够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绝不泄漏党的机密，誓与密码共存亡！”1946年，夫妇俩带着刚刚两岁的儿子，携带秘密文件离开延安并由海路经大连奔赴东北。当船驶入渤海海域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舰的拦截，炮弹击中了他们乘坐的商船，孩子也不幸被弹片击伤。国民党军警要登船检查，搜捕共产党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夫妇俩冷静地作出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决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他们把所携带的密件紧紧贴在胸前，又把孩子揽入怀中，一家三口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后来，有人将夫妻俩的事迹写成一首诗：“夫妻幼子海忠魂，保密捐躯党所尊。真爱无分生与死，心存真理万年春！”

一生为党的“潜伏者”

我党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解放战争后期，对傅作义的成功策反可以说是我党谍报史上的得意之笔，而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在我党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包括他的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以为他不过是傅作义起义的追随者而已。然而在他经过了近50年默默无聞的岁月、差点被湮灭的时候，历史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他真实版的“潜伏”经历。

阎又文，山西荣河县 （今万荣县） 人，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后，刚毕业不久的阎又文和众多热血青年一道毅然奔赴延安。阎又文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 （简称“边保”） 安排他进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任职。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王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 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近7年。在启程寻找阎又文之前，保安处领导特意嘱咐王玉：只与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了解军事动态，掌握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别的情报暂不需要，以降低暴露身份的风险。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领导。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是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 （社会部一室主任）、李克农 （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几个人，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王玉找到阎又文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下发。这期间，阎又文与王玉先后交谈了多次，他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向王玉作了详细的汇报。阎又文还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有可能近期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因返回延安的路途太遥远，王玉就决定把情报就近汇报给我绥东部队。然而此部队领导听后摇头说：“这个信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此时，王玉既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后来，他向李克农汇报了此事。李克农说：“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应该懂得这一点的。”果然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绥东战役爆发，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后来，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说：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我们对情报重视的不够。若干年后，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此时已晋升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职，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层。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此时，又是阎又文冒著生命危险，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订的战略计划告知中共中央。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情绪极不稳定。傅作义有个习惯，在作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阎又文。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阎又文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 《北平和平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阎又文一生深藏不露，不仅生前少有人知道其真实身份，在其逝世后，仍不为人知30多年。要不是后来因为机缘所致，王玉和罗青长揭开谜底，阎又文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

（选自《党史纵横》2018年第7期/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