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法定职权的监察谈话：政治属性与法治路径*

曾 哲，丁俊文

(西南政法大学监察法学院，重庆 401120)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标志着以“集中统一、权威高效”为主要建构目标的监察体制改革已步入全面深化阶段。在此背景下，传统的“纪委谈话”得以通过监察法定化上升为“监察谈话”(1)纵观纪检监察机关进行谈话工作的具体实践，可窥见“纪委谈话”存在诸如任职谈话、廉政谈话、谈心谈话、调查谈话、审查谈话、诫勉谈话等类型。出于讨论的便宜，本文所称监察谈话，仅指监察机关基于现行《监察法》第19条、第45条之规定而进行的法定谈话。。伴随着纪委谈话在合署办公模式下的存续，监察谈话得以与纪委谈话“并驾齐驱”，反腐领域的谈话体系由此形成“纪律监督-法律监督”的二维共治格局。不过，由于当前《监察法》对监察谈话作出的规定较为粗略，关于监察谈话的基础理论研究基本处于空白(2)就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就监察谈话的部分制度设计展开少数探讨，例如，有学者基于谈话提醒相关制度的历史沿革，明确《监察法》中“谈话提醒”的适用条件，指出将提醒谈话、谈话提醒以及诫勉谈话等制度进行适度区分。亦有学者基于监察谈话的法定化，指出其是一项贯穿于监察活动始终的制度，兼具监督、调查和处置功能。参见董开星.浅议监察法中“谈话提醒”的理解与适用[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02-13(8)；金成波，张航.“谈话”制度的三个监察功能[N].学习时报，2018-08-20(3).，不能完整解答有关监察谈话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