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度之行》马拉巴山洞的“物力量”

管建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文学院/跨学科叙事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420)

1.0 引言

作为E.M.福斯特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印度之行》的巨大成功确立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崇高地位。英国评论家约翰·马丁(John Martin)在评论福斯特的《印度之行》时，曾将其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进行过比较。他这样评价道，“像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托尔斯泰的小说不仅各个部分都有字面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了使人产生丰富联想的深刻寓意”①(福斯特,2003：370)。侯维瑞先生也盛赞这部小说是“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优美的抒情、含义深刻的象征和富于哲理的预见”，“它是福斯特作品中最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一部，也是运用象征主义技巧最多的一部”(168)。而来自印度的学者布帕·辛哈(Bhupal Singh)也推崇这部小说是“英印小说中的一片绿洲，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书”，“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典作品之一”(Bhupal,1934:221)。这部小说最大的魅力在于其巨大的不确定性。弗吉尼亚·沃尔夫认为福斯特小说中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就是小说中“令人迷惑的、躲闪的东西” (Woolf,1966: 342)，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也指出，福斯特小说的魅力就在于令人“难以捉摸的不确定性”(Trilling,1986:12)。这种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就是小说第二部分“山洞”中描述的马拉巴山洞。

关于马拉巴山洞，过往的评论大多从原型批评、后殖民主义、象征主义的角度去阐释其丰富的含义和意蕴。这些评论虽然都具有各自的合理性，但是他们赋予给马拉巴山洞的都只是静态的意义，即只强调了山洞在原型批评和后殖民语境中稳定的象征意义，而忽略了山洞作为施事能力的“物”在情节发展和变化中的动态意义，即它对于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层面不断变化的影响。西方21世纪哲学、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的一个焦点是关于“物”及其本体存在方式的研究。在这些领域一个频繁使用的术语是“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其代表人物有昆丁·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雷·布雷希亚(Ray Brassier)、伊恩·伯古斯特( Ian Bogost)、简·本尼特(Jane Bennett)、利维·布莱恩特(Levi R. Bryant)等等。尽管他们的理论存在差异，但都反对康德的“关联主义”(correlationism)，相信“物自体”的存在，并强调人可以通过想象来抵达它。人类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人类理性框架的局限，走进实在的‘物’本体世界”(唐伟胜，2017：28)。思辨实在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是“面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其代表人物哈曼认为，物具有一种更深的实在性，但它是无限隐退的(withdrawn)，无论人类还是其他物都无法穷尽这种实在性。他还指出，我们过去只是看到客体的性状或关系，而看不到这性状所附着的那个“实在之物”(Harman,2012:35)。的确，思辨实在论者所关注的就是 “实在之物”以及它更为复杂的本体存在方式。与之相对，其他一些思辨理论家则强调“物”的施事能力，譬如简·本尼特(Jane Bennett)就强调“物”具有的施事的力量，她主张“物”具有独立于人类主体的存在方式，可以“影响其他物体，提升或是削弱这些物质的力量”(Bennett,2010:3)。不消说，思辨实在论让我们对于物的认识产生了哲学层面上的深刻变化。

《印度之行》中的马拉巴山洞就是这样的“物”，从“思辨实在论”，尤其是从“面向物的本体论”来看，它就不是一个静态的、仅仅作为背景存在的山洞，而是不仅对人物心理和行动产生影响，也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决定了小说的叙事进程，从而呈现出一种有生气的存在，是有施事能力的“物”。本文主要关注马拉巴山洞这一贯穿《印度之行》各章节的“物”所具有的无限隐退性和施事能力,重点论述从两个方面论述马拉巴山洞的神秘的施事能力或曰“物”的力量，即山洞的回声造成了穆尔夫人的迷茫和昏厥，冲击了其基于理性的基督教信仰；山洞中的黑暗、炎热和回声侵扰了阿德拉小姐的心理平衡，让其陷入可怕的错乱状态，产生被阿齐兹强奸的幻觉。

2.0 影响穆尔夫人基督教信仰的马拉巴山洞

马拉巴山洞在整个小说中是一个时隐时现的存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清真寺”第一章中，福斯特在描述昌德拉普尔效外的景色时，马拉巴山洞就成了地平线上的景物，“一簇拳头和手指伸出地面，中断了大地无边无际的延伸。那些拳头和手指便是马拉巴山，山里又许多奇特的山洞”(5)。不仅如此，在该章的叙述中，阿德拉在参加英印人举办的网球聚会期间，也远远地眺望过马拉巴山，在她的描述中，“那山峦突然间变得何等秀丽啊！然而她却无法靠近它”(48)。显而易见，这里的马拉巴山洞是作为印度地域的突出景观。但是到了第二章“山洞”中，不仅发生了阿德拉指控阿齐兹强奸的马拉巴山洞事件，而且叙述了该指控所带来的法庭审判以及此事引发的英印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冲突和骚乱。细察文本，马拉巴山洞就不仅仅一个被动、静止的背景，而是成为了对于人与事件具有施事能力的存在，也即具有了其作为“物”的力量。

据考证，《印度之行》里的故事发生地昌德拉普尔是现代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的翻版，而马拉巴山洞的原型是巴特那外四十英里的巴拉巴(Barbar)山上(尹锡南，2008： 80)。福斯特在第二章一开篇对马拉巴山洞的描述中就突出了其古老、奇特和神秘，具有一种语言无法言述、无法理喻的性质。这首先体现在马拉巴山洞所处的德拉维迪亚高原的地质年代的历史记述上：“在史前海洋时期，印度半岛的南半部分就已经存在，德拉维迪亚高原自从地球上陆地出现之前就一直是块陆地，它亲眼看见了连接高原和非洲的那块大陆在它旁边沉入大海，也亲眼目睹了喜马拉雅山在另一边从海里隆起” (135)，“太阳依旧可以认出，地球离开自己怀抱之前，其形体是属于太阳的。要是想要什么地方触及一下从太阳的机体上分离出来的骨肉，那就只能在这些极其古老的山峦之中”(同上)。这将德拉维迪亚高原的历史和地处其中的马拉巴山洞的历史，一直远溯至地球从太阳的火球中分离出来的时代，这就大大超出了人类认知的范围，甚至超出了人类历史中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诞生的范围，无疑突出了山洞的古老。不仅如此，山洞的神秘在于“用语言简直难以描述。那石头好像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和任何事物都毫无共同之处，看它们一眼就会使你惊讶得屏住呼吸”，这些山洞“突然平地拔起，错乱无序，并已经完全失去了别处最原始的山岭所保持的那种协调，它们跟任何看见的或梦见的东西都毫无关系”(136)。在另外的章节，福斯特在描述马拉巴山洞时则强调了它的原始性。“渐渐高起来的岩石光秃秃的，平淡无奇，岩石连接着的天空也是那么单调乏味，令人腻烦。……但人类出现之前，地球这颗行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同上：162)。在这里，福斯特着重强调马拉巴山洞存在于人类出现之前，而且超越人类的认知和语言表达，从而突显了马拉巴山洞独立于人类的实在性和神秘不可知性。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福斯特的叙述中，马拉巴山洞作为“物”的存在对进入它山洞的人也产生了非常神秘的影响，具备了一定的施事能力。本尼特认为，“物”绝非被动的客体，“物”不仅具有促进或阻碍人类计划的能力，而且自身也是施事者，有自己的运动轨迹和天性，她用“物的力量”(thing-power)一词来概括“物”的这种施事能力，并指出：“人与非人在相互反应中相互塑造彼此的形体；二者都发挥了相互塑造的力量，二者都提供了可被作用的物质”(Bennett,2010:vii)。哈曼也肯定了“物”具有生气或活力，对此他这样表述：“我这里所称的……物质的活力不是一种精神的补充……我的物质活力的概念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活力论，我将这种活力等同于物质的本性，而非将其假定为一种独立的、可以进入或者给其他物体带来生气的力量”(Harman,2012:xi)。马拉巴山洞作为古老，奇特和原始的“物”也具备这种“物”的力量，也可以具有影响或施事能力，也可以产生一种力场。这首先体现在山洞对于穆尔夫人基督教的信仰意义世界的冲击和摧毁上。

小说中的穆尔夫人是一位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的理性主义者，她没有种族偏见和歧视，拥有博爱的人文主义关怀情结。不消说，她是一位信奉基督教核心价值的人道主义者。她在和儿子朗尼谈话中，就强调了她的信仰：“上帝让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让我们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人—上帝无所不在，当然印度也不例外”(67)。她去印度除了看望儿子朗尼以外，还想去了解“真正的印度”。然而她越深入接触印度文化，就越感到印度的神秘和混乱。马拉巴山洞中奇异的形状、气味以及可怕的回声让她进入到一种迷茫、晕厥的精神状态，其固有理性的精神信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穆尔夫人一进入马拉巴山洞，就感到不适。她抱怨道：“[山洞]真是个令人讨厌、令人闷气的地方”；“马拉巴山洞是很可怕的，因为她几乎晕倒在里面。她一走到洞外的空间，就想说出这种感觉。”(162)。另外，“山洞里实在太拥挤。村民和仆人拥挤不堪，那圆形洞室充满了令人作呕的气味”。她在和阿德拉和阿齐兹在黑暗中走散，感到“不知是谁触及了她一下”，“一种赤裸裸的令人厌恶的东西，像动物的肉趾，打了她的脸又堵在她的嘴上”(163)。这些让人很分明地感觉到，穆尔夫人进入的是一种原始野蛮的氛围，让其失去了理智的控制。不仅如此，山洞里的回声也强烈地冲击了她基于理性的基督教信仰的意义世界。穆尔夫人对此是这样描述的：

马拉巴山洞的回声和上面所说的回声全然不同，它是一种非常单调而毫无差别的回声。不管说什么，回答的都是同样单调的声音，声音来回震动着墙壁，一直到被洞顶吸收为止。‘睡—奥-斗嗨’是一种声音，用人类的声音可以将它表达为“bou-boum”或者“ou-boum”的形式，听起来极其单调。充满希望的呼喊，文雅的交谈，擤鼻子的声音，皮鞋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响，都会产生这种单调的“boum”的声音。(163)

按照尹锡南的考证，小说中的“boum”被很多学者视为印度古代起到密咒的“a”字诀(Aum)的简写，是对”a”字诀的艺术改写。该字诀被印度人视为一切真言中最为神圣、最具魔力的一种(90)。福斯特通过改写将这印度教中最具意义的口诀化为空洞无意义的“boum”，本身就是一种彻底否定。如果山洞对于印度教的基本教义，即人类的基本本质并不局限于身体或心灵外，还有灵魂中神的精神或火花，后者高于前者的层级关系构成侵蚀的话，那么这些回声对于穆尔夫人的基督教的精神信仰的意义世界同样也产生了摧毁性的影响。她在昏厥中，似乎感觉到回声低声告诉她：“同情，怜悯，忠诚，勇气，它们存在，但是都相同，信仰也如此。一切都存在，但是毫无意义”(165)。基督教在道德层面一直强调“善”与“恶”的区分，“同情，怜悯，忠诚，勇气”这些源于基督教“善”的价值”，而与这些价值相对的是“冷漠”“残忍”“背叛”和“胆怯”，都是源于“恶” 的价值。但是在这比人类历史还要久远的神秘山洞里，任何呼喊，任何价值的诉求都会化为那种被弥平差异、空洞无意义的“boum”，正像马丁所说的那样，“山洞或曰山洞的回声带着它所有的混乱和无序，只能是象征了物质世界的混乱无序的性质”(352)，而正是这种混乱无序击败了穆尔夫人试图给原有的人类世界赋以基督教宗教意义的努力，但是山洞作为超越人类语言和认知的存在，显然不仅对于印度教,而且对于基督教赋予世界以意义层级的努力构成了削平解构的作用。

这似乎和中国的庄子提倡的“万物齐一”有着异曲同工的一致性。庄子发展了老子的“玄同”思想，他认为在大千世界中，万物表面上具有千差万别，实际上却并无区别，“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骞，何少何多，是谓谢施”(庄子，1997：5)。人的言论和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既然世界上的万物在实质上并无区别，那么一切是非之争也是毫无意义的。小说中的印度教授戈德波尔也说：“善与恶像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是不相同的，但是以我之拙见，两者实际上是上帝的两幅面容，一副是显现的，另一副是隐蔽的”(198)，但是他又说“隐蔽暗含着显现”(199)，二者的差异和矛盾性又融合在统一性中。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逻辑，就可以认为善恶仅仅是名，各自不具有内在永恒的价值。这也就否定了差异之间的不同价值判断的合理性，也能隐含了福斯特借助山洞的“物力”对于基督教的某种程度的批判。福斯特出生于英国伦敦，父亲均是福音派教徒，但是家庭中浓厚的宗教氛围，却并没有使得福斯特成为虔诚笃信的基督徒，相反他对基督教始终表现出怀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早年就读的汤桥公学借基督教的名义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和独创性，这使他“对基督教极为反感”(侯维瑞，1996：164)。马拉巴山洞释放的“物力”所造成了穆尔夫人信仰世界的消解，即她在回声之后感到“在她思想的边缘，宗教出现了—可怜的饶舌的小基督教”，但是她却顿悟到“从‘要有光’到‘完成了’为止，其中所有的圣言不过是‘嘭’然一声”(164)，这从某种程度可以视为福斯特对于基督教批判和怀疑给出了另一种印证或论据。

马拉巴山洞的回声让穆尔夫人在其信仰意义世界所坚持的“同情、怜悯，忠诚和勇气”的价值观念彻底失去了意义，她在她的信仰意义世界中看到了意义的虚无。这一影响非常巨大。穆尔夫人离开山洞之后，她内心的基督教信仰的意义世界似乎已经坍塌，这从她的心理独白可以得到证实：“突然间，她想到了宗教，就是那沉默寡言的基督教，她知道‘从那儿得到光明’到‘光明消失’，这宗教的一切神圣言辞全部合起来仅仅相当于一声“boum”(166)，后来她那恐惧的心理变得“比往常更加严重，在理智上她无法理解的这个世界没有使她的灵魂得到安宁”(166)。这种影响的机制正像马丁所说的那样，就在于“这些山洞奇异的特征也具有特殊的力量可以让穆尔夫人袒露自己的内心，和他们没有认识到的宇宙”，而“山洞消弭一切的回声让穆尔夫人进入她隐秘的内心世界—一种对于世界中种种关系的削减的关注和一种对于上帝日益增长的模糊不清的态度”(381)。易言之，跨越绵邈时空的、古老永恒的马拉巴山洞体现着空无，而山洞的回声似乎具备了弥平不同差异的力量。马拉巴山洞绝非如其显现的那样，是一种静止被动的、构成背景的存在，它们具有神秘的“物”的活力，或者借用哈曼的说法，它们具有“影响人类的意志，习惯和思想的能力”(Harman,2012:48)。

3.0 侵扰阿德拉心理结构平衡的马拉巴山洞

马拉巴山洞和洞内扑朔迷离的阿齐兹对于阿德拉的性侵害在整个小说的叙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这位英国小姐对于穆斯林医生的指控导致了印度法官对于该案的审判，也导致了英国人和印度人的民族冲突。因此，马拉巴山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否真的发生了阿齐兹对阿德拉小姐的“性侵案”，就一直成为读者存疑的地方。福斯特曾经坦率地说，“当我开始创作《印度之行》时，我意识到马拉巴山洞里将要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这将在小说中占据核心位置，但我不知道究竟将发生什么事情”(Shahane,1975:12)。当洛威斯、狄金森两位采访者问到马拉巴山洞究竟发生了什么时，福斯特保持沉默，他的这一沉默被解读为“山洞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Viswanatham,1971:113)。另外，在叙述马拉巴的洞内游览的经历时，福斯特也主要选用了阿齐兹的有限视角，小说中反而没有来自阿德拉视角的叙述。再者，阿德拉最后也在法庭上撤除法了诉讼。因此维西瓦那萨姆认为，“山洞里没有什么发生，它们也不代表邪恶，真正的邪恶是阿德拉小姐的疾病，以及那使得每一个健康人神智昏迷的酷热。”(Viswanatham,1971:114)如果山洞内阿德拉被阿齐兹性侵害的事实得不到确认，那么她出现幻觉的原因就需要做出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正是由于马拉巴山洞侵扰了阿德拉的心理结构的平衡，让其在山洞的黑暗，炎热和回声氛围中产生心理变化，从而产生被阿齐兹强奸的幻觉。

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中人格的三重结构学说，我们的人格是内在的分裂的，包括了三个部分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一团混沌，云集了各种沸腾的兴奋”(朱刚，2015：156)。本我受本能的驱使，遵循“快乐原则”，尽最大的努力使得原始欲望和冲动获得满足。自我处于本我和感官意识之间，用理性和审慎来保护本我，“承担起代表外部世界并因此保护本我的任务”(同上：157)，使得本我既接受本能的冲动，又因为时时担心而把这种冲动限制在理性所允许的范畴之内，使之遵循“现实原则”，以换取本我的保护和安全。超我则是外部世界在人内心的反映，表现为人人都必须遵循社会道德这样一个意识，也就是所说的良心，超我是本我的压制者，依靠的是“道德原则”。在弗洛依德的这个精神结构中，自我的处境最为艰难：它既要承受本我的欲望冲击，又要满足本我的欲望冲动，又要使得这种冲动符合超我所要求的行为准则，所以深受三重力量(本我，超我，外部世界的规范)的压迫和钳制，举步维艰。在正常的情况下，人格是内在地包含了这三个部分且相互平衡，正像弗洛伊德在解释俄底浦斯情结时所指出的那样，一位男性若是已经成为被文明社会接受的人，他就必须在自我和超我的作用下，将自己的“弑父娶母”的乱伦欲望压制在无意识中，从而形成他在文明社会中的人格。小说中的阿德拉在进入山洞之前是一个无论在英国殖民者和印度被殖民者当中都是人格三重结构平衡的人，但是进入山洞之后却在山洞神秘存在的影响下，却产生了幻觉并指控阿齐兹性侵，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山洞的环境搅扰了其心理人格结构的平衡。

小说中的阿德拉陪伴穆尔夫人来印度，其目的是为了到英殖民地看看未婚夫朗尼，通过这次印度之旅来加深对他的了解，以决定是否和他结婚。马丁对于其心理特征是这样描述得，阿德拉“庄重，好奇，性欲受到了压抑，三者融为一体，使得她陷入了十分严重的糊涂状态之中”(372)。这里她受压抑的性欲值得关注,小说中她迢迢千里从英国来到印度并和朗尼订婚，但是她其实并没有对他倾心相爱，隐含她的肉体和精神仍然处在分离的状态。她渴望灵与肉融合的真正爱情，但是朗尼严重的种族主义思想，和他生活的那种与印度人完全隔绝的社会环境却不能满足她这一愿望，于是她人格中本能的性欲和自我中的理性以及种族主义产生的道德超我处于不断冲突的状态，这也解释了她心烦意乱，压抑郁闷的原因。但是，阿德拉在进入马拉巴山洞之前并无疯狂的行为，其人格三重结构尚未冲突至瓦解。

在远离文明的荒野山峦中，马拉巴山洞作为“物”侵扰了人格三重结构的平衡。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山洞”，印度已经到了炎热季节，山洞昏暗而滞闷，山洞的空间“好像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浴室，热水源源不断地流进来，温度越来越高”(167)。这些外在因素开始不断地削弱她的自我控制作用，并影响到她理智判断外界事物的地步。在前往山洞的途中，她就将一节枯萎的黑色棕榈树枝误以为是眼镜蛇，其过度惊恐的心理已经流露出她对于环境的过度敏感，逐渐失去了自我对于环境的控制。之后在进山洞之前，她与阿齐兹无意中谈起了男女之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烦躁感，实际上是她“那长期被闭锁的人性和一个成熟性意识的觉醒”(399)，这使得她精神难以承受。此时自我的控制作用减弱，且远离昌德拉普尔英印人充满种族歧视的、可以产生超我的道德环境，于是无意识的本我就成为主宰整个心灵的力量。当山洞内阿齐兹就在她身前时，她被压抑的欲望就投射到这位穆斯林身上。这种投射其实在进入山洞之前的二人谈话中就稍显端倪,那就是她来印度访问时初与阿齐兹相见，内心就曾坦白：“他是一位多么漂亮的小个子东方人啊！毫无疑问，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一定长得很美……她猜想他可能由于相貌和职位而吸引了不少女性”(169)。山洞让其压抑的沉入无意识的本我，突然冲破超我的抑制，正像金光兰所说的那样，“‘山洞’本身就在两种意义上代表无意识—个人生活中被压抑的部分和现代人身上的那种史前的，人类出现以前的残存物，那些弗洛伊德称之为“本我”的因素”(金光兰，2000：148)。山洞神秘的黑暗和炎热的天气让阿德拉在幻觉中与阿齐兹发生了性爱。虽然她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其自我和超我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因为她在法庭上向法官陈述时说道，“我走进了那个可恶的山洞，我记得用指甲划了一下洞壁，就听到了平常的那种回声，然后，我正在说话时，有一个影子，或者说是影子一样的东西，从山洞入口闯了出来，使得我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217)，虽然她之后回忆，“我用望远镜打他，他抓住望远镜背带把我拉得在洞里打转，背带断了，我就逃跑了”( 218)，但是“黯淡的阳光”把巨大的阴影“画在了山峦的褶皱之上”而带来的山洞愈来愈浓重的黑暗成为了“侵袭听觉，更严重的是侵袭理智”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她才意识到人影这可能给她带来的身体侵害，于是阿齐兹在这里成了邪恶的人物，化为了黑影。循此推断，她在望远镜的背带被拉断后与黑影的扭打就是自我对可能面临的耻辱的一种抗拒。另外洞内的回声也激发影响到了她的超我，让其将阿齐兹视为恶魔，就像她在法庭上陈述的那样，“稍后听到回声又响了起来，像她听觉器官的一根神经一样在急骤地上下跳动”(217)，她感觉到“阿齐兹一直跟着她……她逃跑的时候，那声音跟在她后边连续不断地响着，像一条大河逐渐淹没了整个平原”,最后恶魔被放开了，她“甚至能够听到这恶魔正在闯入其他人的生活之中”( 218)。尽管阿德拉曾经生活的英帝国环境依然让其产生了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并在其道德超我的作用下瞬间评价当时情境时，产生了一种受到东方人穆斯林强奸的羞耻感，尽管后面的章节中阿德拉在参加庭审之前和庭审的前半部分，她对于黑暗中受到了阿齐兹的性侵害的陈述并不确定，但是山洞内的黑暗、炎热和幽闭给其施予的“物力量”还是消解了这些自我和超我的作用，让其将幻觉中发生的内容当作了真实发生的事件，并最终向警方指控阿齐兹。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马拉巴山洞在黑暗中释放的“物”力，已经侵扰了阿德拉的心理结构，让本我成为影响其人格的主导因素。

阿德拉在山洞中产生被阿齐兹强奸的幻觉表面上看似源于她自身的心理结构的变化，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山洞的黑暗，炎热和地穴一般的构造对其心理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被表述为山洞侵扰了她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平衡。这也许能印证马拉巴山洞这一“物”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人与山洞之间神秘的相互作用或曰物与人互渗的影响让阿德拉的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马拉巴山洞不是被动，隐性和毫无意义的存在，而是构成了足以影响人的心理环境的“物”。在山洞的施事能力被凸显的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从阿德拉指控阿齐兹强奸到之后法庭审判一直到阿德拉撤诉的整个序列的叙事，马拉巴山洞作为“物”都起到了暗中推手的作用，参与了叙事的进程。

4.0 结语

《印度之行》中的马拉巴山洞证明了它作为“物”并非被动消极，是与人的思想，心理和行动毫无关联的存在，而是一种具有生气或活力，具有施事能力的存在。这些“物”的力量表现为，山洞释放的神秘力量造成了穆尔夫人的迷茫和昏厥，冲击了其基于理性的基督教信仰；山洞中的黑暗，炎热让阿德拉小姐陷入可怕的错乱状态，产生被阿齐兹强奸的幻觉。在福斯特叙事中的两个关键行动中，我们都可看到马拉巴山洞绝非只是背景，而是具有改变人物心理并推动叙事进程的力量。毋庸置疑，关注叙事中的物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叙事的机制，还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物”的存在方式、意义、功能和力量，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重新评价和审视“物”这一在以前的文学批评中被忽视的对象，这一点正像本尼特说强调的那样，“死气沉沉的、工具化的物的形象只能是助长了人类的傲慢和我们在征服和消费方面足以可以摧毁地球的狂想。这样的做法阻止了我们去观察(凝视，聆听，嗅闻，品尝和感觉)物的力量或非人的力量，这些力量就运行在我们的周围，可以产生促进，摧毁，丰富和中止的力量”(Bennett,2012:128)。

注释：

① 以下引自《印度之行》的引文均以页码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