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治理与当代社会

向 丽

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在《反叛者》中写道：“何谓反叛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这种拒绝并不意味着放弃：他也是一个在其反抗之初就说‘是’的人。一个奴隶，终其一生都听命于人，突然决定不再接受任何新的命令。那么，这‘不’字的含意是什么？”①Albert Camus，The Rebel，translated by Anthony Bower，Vintage，1991，p.13.

这“不”字，也许只是意味着，曾经存在着一种界限，以后仍有。

无可否认，当我们谈论治理时，也只是在这条界限上跳舞。在将“治理”与“统治”比照之余，我们会不自觉地过滤“治理”所可能裹挟的某种“意识形态凝视”之暴力，但仍需敢于面对其发端，才有可能继续前行。恰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开篇，就展示了历史上出现的两种有意味的惩罚模式：1757年3月2日，刺杀路易十五的达米安的血淋淋的行刑，以及80年后列昂·福歇制定的“巴黎少年犯监管所”规章。人类历史上的惩罚模式已悄然转变，即由一种血淋淋的对肉体的酷刑折磨，转向一种看似温和的对身体的精妙规训，这种广义上的规训抑或微观权力技术的兴起同时勾勒了治理的雏形。

尽管这是一种不那么令人愉悦的联系，但正是在光与影的边界，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我们或许能够被引领到可安歇的水边，仰望着最高的存在与智慧，除却僭妄与幻象，让“自由”开启“治理”新的向度。在当代世界，治理以超出我们想象的精密迹象出现在文化的诸多缝隙与连结处，它渗透于从国家到社会到个人、从机构到身体到心灵的各个领域，成为了人们不可规避的社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