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

王 睿

(浙江省团校，杭州 310012)

一、前言

(一)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偶像和偶像崇拜方式。从自然物到神灵，从神灵到人本身，从英雄人物到普通大众，从抽象到具体，从虚拟到现实，都成为了不同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偶像崇拜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的痕迹。

偶像一词从古至今经历了丰富的演变。最初偶像的本义是人像、神像，是盲目崇拜的对象。宗教中引申用来指权威、模式及束缚人的思想、习俗、制度等的教条。到了当代社会，偶像一词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更加广泛，涵义也变得宽泛而模糊，甚至词性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偶像变得具体化、人格化，现在多用来形容在某一领域有杰出贡献、出类拔萃的人物，被公众所崇拜的对象。

正如偶像一词一样，崇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涵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最初的崇拜对象是自然物，如动植物、山川湖海等，后来出现了图腾、鬼神、祖先、英雄、宗教偶像崇拜；到了现代，人们崇拜杰出人物、高精尖人才、媒体公众人物、明星等等。崇拜对象从物到人，由虚拟到现实，由抽象到具体。从崇拜的本义来看，第一个层面是景仰、敬佩灵物或杰出人物，第二个层面是祭祀、礼拜等宗教或类似宗教的仪式。崇拜一词在中国过去的语境中常常带有贬义，常与盲目、愚昧、迷信联系在一起使用，而且含蓄的中国人是不轻易言崇拜的。但今天的青少年所说的崇拜已经与宗教仪式、政治狂热等大相径庭，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已经成为一种娱乐行为。

偶像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随着社会文化历史的变迁，不仅反映出了人们的思想行为变化，也显示出时代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偶像崇拜即指宗教中对神佛的崇拜，具体行为为烧香、磕头、迎神、敬神等行为。偶像只是神的象征符号，是人心理的投射，不是一种实质性存在。这种现象是偶像崇拜的最初涵义，实际上是一种崇拜礼仪，是人们对神灵的畏惧和敬仰，以期能够保佑身体康健、心想事成。在偶像崇拜实质性意义基础上，偶像崇拜范围进一步扩大。人们对孔子、老子等儒家、道家文化代表人物的崇拜是一种圣人崇拜，有对秦始皇、汉武帝等统治者的政治崇拜，也有对岳飞、戚继光等有着丰功伟绩的将领的英雄崇拜，还有对李白、苏东坡等大文学家的文化崇拜。这是对伟人的思想、学识、道德、成就等修养所产生的权威的崇拜，其中不乏带有盲目崇拜甚至迷信的成分。

从五四运动开始，自然力逐渐被理性力量征服，人的能力被进一步得到证实，宗教崇拜和圣人英雄式的崇拜被质疑被打破，中国思想界开始崇尚民主与科学。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认识的发展，偶像崇拜发展到了对人本身的崇拜。偶像崇拜概念外延，运用广泛，所指泛化。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电影的发明和发展，中国诞生了当时被称为“影坛四大金刚”的胡蝶、阮玲玉、陈玉梅和黎明晖这样的一批电影明星，随之产生了第一批影迷。“影迷疯、明星红，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流行风气。”[1]对电影明星的追捧和热爱的行为也被称为偶像崇拜。于是，偶像崇拜发展成了明星崇拜。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历史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政治化、组织化的社会运行机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鉴于建设新中国的时代特征，偶像崇拜的对象主要是这一时期各行各业的优秀建设者、杰出人物、英雄模范，如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还有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号召，作为政治宣传的对象。但是当时人们很少使用偶像一词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而是使用“榜样”、“英雄”、“先进”、“模范”、“标兵”等词语，话语方式的改变，折射出一个时代文化的巨大变迁，这一时期的偶像崇拜可称之为榜样崇拜或英雄崇拜。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开放程度一度使偶像崇拜陷入真空期，但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的是，改革开放思想冲淡了政府对偶像崇拜的引导，偶像崇拜进入自由化。港台流行歌曲、西方影视进入大陆，引起巨大反响，随之产生了一批“追星族”，影视歌明星成为青少年追捧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继续深化，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青少年崇拜对象变得非常广泛。偶像崇拜这一概念的侧重点，从崇拜的具体对象转变为崇拜的泛化方式，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表达方式。

本文所指的偶像崇拜是“特定个体或群体对自我认同的形象化的人格符号所表现出来的极度钦佩、尊敬、欣赏、喜欢、向往等心理和情感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种种行为表现。”[2]本文选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做研究，是基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交流日益频繁，相互之间的渗透作用也日趋明显，青少年处于新旧文化、中西文化交融的环境下，偶像崇拜的行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凸显，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

(二)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意义

青少年是一个时代思想最活跃的一群人，他们对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极高的敏感性，往往能够对各种公众人物如影视明星、社会精英、榜样人物，甚至是草根平民表现出欣赏、喜爱、崇敬、敬佩之情。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方式多样化，有理性和非理性、具体和抽象、表象和实质……当前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与宗教偶像崇拜、传统偶像崇拜有很大的区别，它是在现代大众传媒背景下，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相互作用下的一种新偶像崇拜，但本质上都是对理想人格符号的崇拜，所以它们又有一致性。

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社会认同与心理依恋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个体出生后，其社会化就开始了，“人格的社会化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人格偶像崇拜阶段，第二人格偶像阶段以及独立人格阶段。”[3]可见偶像崇拜并不是一种偶然，是在人成长的不同阶段、社会发展各个时期都存在的，同时发挥着相应的功能。就青少年而言，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塑造自我的重要手段，也是青少年走向社会的一种人生准备，他们从杰出人物、领域精英甚至平民草根中明确自己的人生道路，以此为目标，促进人格的社会化形成。偶像崇拜对青少年进入成人角色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历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到现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社会形态的改变都带来了价值观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大力提倡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逐渐从对政治生活的关注转向对经济生活的向往，依托信息科技的生产和传播，文化产业通过影视、音响、电子读物、游戏等充斥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深刻影响着青少年对偶像的选择。本文着重从我国社会变革最为活跃的改革开放至今40年，对中国青少年偶像崇拜变迁进行梳理，概括其变迁历程，分析其变迁特征，以期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未来趋势得出些许启示。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时期，社会生产还没有恢复，新中国建设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百废待兴。从旧世界到新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发生了质的改变，国家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矛盾和困难。这个时候国家需要一个以领袖、英模、军工精英为偶像，来号召广大青少年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偶像崇拜的对象主要是各行各业的建设者，突出他们牺牲小我、献身国家、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这个时期的偶像形象非常单一、相似，青少年的崇拜对象集中在一两个目标上，“他们都具有禁欲性、世俗性的特点，并且被强大的政治宣传精英化”。[4]一方面是青少年单向接受的国家政治宣传，一方面是受到民国时期砸烂偶像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不论是意识上还是行为上都处于相对幼稚的低水平层次。

“文革”十年，可以说整个社会是一种退行化变化。这种退行化造成偶像崇拜不仅单一化还脆弱化，偶像崇拜常常需要依赖于个人崇拜，一旦个人崇拜出现重大问题，对偶像的质疑也就随之而来。“文革”时期，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非常单一，通常是以政治宣传为途径，这就容易出现偶像崇拜集中于少数的政治精英，广大知识青年领袖崇拜，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偶像崇拜是低水平发展背景下的倒退。

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的青少年偶像崇拜信息的单一性，以及信息接收的被动性和单向性，当时的青少年的主动崇拜意识还未觉醒。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两种经济体制更迭下的社会文化深刻影响着青少年。从集体利益、服从、合作、安定的计划经济价值取向，到个人利益、契约、竞争、冒险市场经济价值取向，两种价值的交融、碰撞，既给青少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为他们的偶像崇拜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一)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意识觉醒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一场巨变、一场传奇应运而生，蕴藏着理论创新、社会进步与全面发展的时代到来了，仿佛一夜之间，万木复苏蓬勃生长。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在刚刚走出十年“文革”浩劫的70年代末，国家高度集中的偶像崇拜宣传引导被弱化，一时间偶像崇拜陷入真空期，但是“解放思想”的方针，给偶像崇拜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初步自由化，人们的主动崇拜意识逐渐觉醒。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和国门的逐渐打开，我国开始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体制的改变自然地引发了社会文化的变革，社会文化由同质化单一性向异质化多样性转变，社会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从注重集体利益向关注个体利益转变、从强调严肃纪律向认同活泼自由转变、从宣扬吃苦奉献到尊重享受为己转变的深刻变化。这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使得青少年对偶像的选择也更加多元化，由过去的被动接受向主动追求转变。

这一时期的偶像迅速出现并来自各行各业。与以往相比，80年代的“偶像崇拜”概念开始变得宽泛，不再是单一的圣人英雄、政治精英、模范榜样这类带有强烈国家政治色彩的人物崇拜，而是扩大到各行各业，特别是通过影视歌制造出的娱乐明星，青少年对明星的崇拜除了学习、敬仰还多了消费的概念。偶像崇拜的途径、形式、对象突然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他们不再像过去有一呼百应、全民效仿的效果，而是有了鲜明的个人行为特征。

偶像崇拜的地域、对象限制也越来越模糊。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邓丽君、李小龙、梅艳芳、张国荣、小虎队、四大天王为代表的港台影视歌明星和以施瓦辛格、史泰龙、迈克尔杰克逊为代表的好莱坞明星和摇滚巨星迅速进入国内市场，而国内出现了两大偶像崇拜类型，一种是传统励志人物，如“中国保尔”张海迪，获得“五连冠”的中国女排；一种是对时代进行呐喊的文学诗人，如顾城、舒婷、北岛等。他们成为青少年早期的崇拜对象。

80年代的青少年偶像崇拜已经从单一走向多元化、从国家层面走向个人层面、从国内走向国外、从英雄榜样走向个人爱好。

(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多元选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俗文化、大众文化逐渐取代了严肃文化、精英文化，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多元。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下，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大众文化有了适宜的发展环境，在满足了物质生活需求后，“追星”这一现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悄然兴起。娱乐性偶像崇拜在青少年中形成了巨大风潮。这一时期的偶像崇拜主要是“三星”，即歌星、影星、体坛明星，他们组成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核心。

90年代初期，社会文化的叛逆者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以罗大佑、崔健为代表的“愤怒青年”用歌声表达着对社会飞速发展的顾虑和对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丑陋现象的批判。吸引了一大批正值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追随崇拜，甚至成为他们的人生导师。

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由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新旧交替中体制的不完善，使诸如官倒、腐败等阴暗面日益暴露，旧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日益显出虚伪和过时。同时，西方第一世界的各种价值观念也蜂拥而入，成为左右人们生活趣味的重要参照系。中国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颠覆精英，消解一切深度和意义的“无厘头”时代，这是商品经济社会特有的产物。在这个时代，消费文化盛行，周星驰、王朔等叛逆的英雄，他们用调侃、叛逆的语言和态度消解权威，成为了青少年崇拜的新偶像。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很多个体户、企业家，他们穿着时髦，骑摩托、开小车，进出酒吧，令当时的很多年轻人心生羡慕。在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消费主义文化入侵，一种讲求实用，追逐实利的风气迅速在国民中滋生，价值失落了，理想主义成为滑稽可笑的代名词。青少年对于成功、财富的向往使一大批杰出人物，比如企业家成为了青少年的新偶像。

90年代的青少年偶像崇拜更多地体现出社会经济对崇拜对象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偶像激进、大胆，在各种文化冲击下显示出了思想的复杂性和叛逆性，对于乐见新鲜事物、颠覆成人世界的青少年而言，这些偶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三)进入21世纪至今：趋于成熟

进入2000年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迅速扩展，为青少年提供了强有力的崇拜基础。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web2.0技术的引入，给中国互联网带来颠覆性变革的同时，也对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产生了巨大影响。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的出现，加速了以商品化、日常化、娱乐化为特点的大众文化的传播，整个文化的发展彻底打破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向，向更发散的模式改变。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需求层次和自主意识也随之上升，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偶像崇拜越来越成为青少年自我意识的产物。

这一时期的偶像已经与上一代青少年的选择发生了巨大变化，偶像崇拜趋于泛化。“平民偶像”在大众文化中成为青少年偶像。2005年夏天席卷全国的“超级女声”电视歌手选秀节目将平民偶像崇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超级女声”凭着“想唱就唱，唱得响亮”的口号，无门槛的条件，吸引了大批普通平民参与海选，在青少年甚至中老年群体中迅速蹿红。“超级女声”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种符号，代表着普通大众的明星梦，也成为青少年的崇拜对象。

在网络上兴起的还有一批“草根明星”。芙蓉姐姐、网络小胖、后舍男孩、罗玉凤等成为这类偶像的代表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渴望一夜成名，于是借助互联网的平民草根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让偶像的诞生变得更频繁、更可能。

在网络造星的时代，其他类型的偶像崇拜也有所发展。“三星”偶像依然是青少年热衷的主体；互联网造就的如张朝阳、李彦宏、马云等IT精英，企业家王石、潘石屹、柳传志等也成为青少年追逐的对象，刺激着无数青少年追求财富成功；科学家、大学教授等技术文化精英也走入青少年的视野，如袁隆平、屠呦呦、于丹、易中天等一度受到追捧。

2010年以来，在青少年中还出现了一种虚拟偶像。这是一种手绘的2D形象或3D形象，甚至未必是人类形象，虚拟形象、动漫角色、虚拟歌手等这些都可以是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的出现，开启了虚拟偶像的全新模式，虚拟动画人物通过电脑音源在巴黎唱歌剧，在演唱会当嘉宾，甚至在多个国家举行演唱会。在全息投影技术的支持下，国内虚拟偶像领域，最受青少年追捧和关注的是洛天依。2017年6月，“出道”5年的洛天依在上海举办第一场线下演唱会，演唱会首批500张SVIP的内场票在3分钟内售罄，其火热程度丝毫不输于真人偶像的演唱会。虚拟偶像基于成功的动漫、手绘，在强大的现代技术支撑下，成为青少年的新偶像。

从人物到事物，从现实到虚拟，从明星到民星，进入21世纪的偶像崇拜已经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缘于在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消费社会语境中，偶像的力量得到了突出展示，他们成为大众消费时代青少年娱乐、集体狂欢的一种集中表现。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特征

青少年偶像崇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在大众传媒的承载上展开的大众文化活动，它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迥异的特征。社会文化的变迁深刻折射在了青少年偶像崇拜变迁上。

(一)从单一到多元的偶像崇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的繁荣为多元文化提供了强大支持，为青少年提供了多元的生活、多元的价值观、多元的兴趣、多元的审美。流行的翻新，促进了偶像的千变万化，尤其是移动互联的飞速发展，为青少年打开了认识更多偶像的一扇门。从精英到草根，从真实人类到虚拟现实，从商品到文化，多元崇拜现象已经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粉”，是对美国苹果公司的数码产品产生狂热爱好的人们。他们除了对产品本身表现出强烈兴趣外，对苹果品牌文化的认同也成为“果粉”凝聚在品牌周围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对苹果品牌创始人史蒂芬·乔布斯的崇拜加注到电子产品上。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消费社会语境的变化，偶像崇拜的力量得到突出展示，单一的偶像崇拜逐渐被多元的偶像崇拜所取代。

(二)从推崇西方价值观到独立价值观的确立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使相对封闭的中国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一时间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政治思潮及其宣扬的西方政治价值观涌进中国。对于长期被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一味抵制西方思想文化的青少年来说，港澳台与西方的文化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美国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一经上映就在国内引起青少年的高度讨论和追捧，并对中国影视无法利用好中国资源拍出优秀动画片而批驳。但随着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建立和输出，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青少年的视野再一次关注到国内，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近年来《画江湖之不良人》《秦时明月》《斗罗大陆》等国产动漫异军突起，在青少年群体中形成了国漫偶像风潮。随着移动互联的普及，青少年对中西文化的理解也变得深刻、理性，逐渐建立起独立的价值观。

(三)从仰望到共生的偶像崇拜

在传统的偶像崇拜关系中，偶像被公司、媒体整合包装宣传，在偶像与崇拜者之间筑起一道高墙，他们之间的交流渠道被把控。自媒体如微博的产生，打破了偶像信息被严密把控的旧局面，青少年可以通过广阔的渠道获得偶像丰富的信息，并更多地与偶像直接产生互动。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网红”成为了一种新兴偶像，送礼物、发红包的粉丝行为与“网红”偶像的收入直接挂钩，他们的生存与粉丝的互动息息相关，偶像与崇拜者之间成为了共生关系。甚至在当今社会，众多偶像群体是通过青少年粉丝“养成”的，即“养成系偶像”。如国内偶像团体SNH48、nine percent、火箭少女，均是通过崇拜者或应援或投票出道的，崇拜者又以青少年居多。青少年与偶像的距离越来越近，已经从仰望成为了共生状态。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加速向现代社会转型，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巨变。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时期的普遍心理，他们受到媒介传播的影响，体现出很强的时代性。因此，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群体的价值导向，进而看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变化，甚至把握社会未来发展走向。在人生经验和理性分析能力不足的青少年时期，偶像为青少年选择人生方向提供了有效的参照坐标，帮助青少年确立最初的生活指向。尽管一些学者对青少年偶像崇拜持有怀疑、担忧的态度，但我们不妨以乐观的态度看待这一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个日趋稳定和理性的偶像崇拜模式会给青少年带来一个健康的偶像崇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