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西藏通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吴会蓉

（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要求各地方政府“深入开展旧志整理工作”“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1]。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该意见的精神，做好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工作。《西藏通志》作为民国时期所编纂的唯一一部有关西藏地区的通志，较为系统地记载了近代西藏的社会风貌与自然地理，为藏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①。因此，重新考察《西藏通志》的编纂及其史学价值，是有效实施《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纲要（2015-2020）》，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陈观浔与《西藏通志》的编纂

陈观浔，1861年出生，字友生（一说“酉生”），四川成都人，1882年考中举人，1885年乙酉科四川乡试为拔贡。据《近代名人小传》载，陈观浔曾纳资为郎中，少为张之洞所拔，肄业于尊经书院。湘绮手题“通经术能文章”六字赠之。曾入刘秉璋幕府，后主讲于芙蓉书院。观浔家本富有，以好学，喜延纳文士，搜采图书，复不知出内，家遂中落，困顿以终。当在湘绮门下，治诗礼甚专，已而弃之，一志攻史，兼善赋及骈文[2]（P68）。

早在1916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联同内政部就曾諮文各地编纂地方志。继而在1920年，四川省省长杨沧白与四川督军熊克武经过会商，拟成立“重修四川通志局”，立案分县派款，聘请宋育仁、林山腴、骧成骧等著名乡贤，商榷重修四川通志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