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李世熊与康熙《宁化县志》的编撰

张凤英

李世熊（1602—1684年），字元仲，号寒支、愧庵，明诸生，福建汀州府宁化县泉上里人（今福建省宁化县泉上镇），文名盛于明清之际，著述甚富。历经明清鼎革后，李世熊见证南明隆武政权在福建的兴亡和清军平定闽西地方；他一度逃禅，晚年建土堡、组建地方军事武装以抵御流窜的散兵与流寇；重修祠墓、续修族谱，重建乡族和宗族的社会秩序。

在李世熊之前，宁化县有记录的修志共有六次。第一次据《文渊阁书目》所载，编修时间当在永乐至正统年间；第二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张洵编修；第三次为万历八年（1580年）金俸重修，黄鹏霄、钟荣纂；第四次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知县唐世济所修；第五次为崇祯年间裴汝申①曾曰瑛、李绂纂：《汀州府志》，卷33，《文苑》，第673页。“裴汝申，清流人。应章子。善诗文，与李本宁、曹学佺相唱和。崇祯末，挈家入南山。有《薜月轩文集》十卷行世。弟汝甲，亦能诗，方伯周亮工最加叹赏，有海内风流全暗淡，汀南词赋尔崚嶒之句。”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第4668页。林善庆：《清流县志》，福建地图出版社1989年，第455页。所撰；②金恩辉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福建省13—11。第六次是由崇祯年间宁化县令张士俊修，宁化举人阴维标纂，共十卷，现存清顺治修锓明崇祯八年（1635年）本；③金恩辉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第545页。第七次即是李志，由康熙年间宁化知县祝文郁修，志凡七卷，有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现存同治八年（1869年）重刻本；第八次民国修县志，为黎彩彰等修，黎景曾、黄宗宪纂，有民国十五年（1926年）铅印本。民国志以李世熊康熙年间刻本为母本，其中清初之前的资料几乎照搬李志而来。

一、康熙版《宁化县志》的编修过程

康熙十一年（1672年），大学士卫周祚（1611—1675年）上疏请修通志：“各省通志宜修，……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也。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康熙帝于次年下令各省编修通志。但因三藩之乱，修通志之事被暂时搁置。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修一统志之事又被重提：“从前用兵之际，各省所修通志稍觉迟延。今兵事既息，俟各省修完送到之日，应即行纂修一统志书。”①《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四月条。

李世熊的《宁化县志》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从私志变成官志。李世熊弟子、清朝官员黎士弘（1618—1697年）在康熙《宁化县志》序中称：“前宁化令何公束书载币，以邑志请先生，先生辞之再，数请乃可。书未就，而何公乃迁去。及书就，前令王公急欲梓行，又不果。今焕章祝使君……不数月而刻告成。”②黎士弘：《宁化县志序》，康熙《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可见，围绕县志编修一事，李世熊与三位清朝宁化县令何凤歧（1660年任，1670年迁）、王之佐（1677年任）、祝文郁（1681年任）③李世熊：康熙《宁化县志》，卷3，官师题名，第186页。前后周旋二十年。

1663年，在县令何凤岐任内，李世熊的族人李祥倚仗清朝势力将游荡少年组织为“天罡”，横行乡里。李世熊出面制止遭到李祥报复，李世熊长子被捕，此案最终李世熊与政府达成和解，但长子在结案押送途中“溺亡”；同时，李世熊带着幼子匆匆离开家乡前往江西，停留大半年后才回归故里。“天罡”事件是李世熊自1646年归乡隐居之后直面清朝地方政府的最严重政治危机，他诗文中对此事言辞甚密。在县令王之佐任内，游荡闽西的南明军队余党、流寇、地方武装基本被消灭，清朝统治进一步稳固；三藩之乱发生时，李世熊已将其视为叛乱。因此，李世熊接受了王之佐的修志邀请，他坦言修志之事是“以年登耄耋，群疑未艾。诸门人珍惜宿学，遂假佳题，欲其与当事销融痕迹。”④李世熊：《复黎楚友》，《寒支初集》，卷7，第260页。“诸门人”很可能是指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辞官还乡的黎士弘等，修志已经变成考验李世熊是否认可清朝政府的政治问题。

1683年朝廷重提修一统志时，清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全国的政治气氛已彻底改变。“幸值今天子偃武修文，汇征海内新志，编为一统全书。乃宁志荒略，无可采撷，而功令限迫，不敢缓期，黾勉撮要录旧纪，解投志局，意殊不自慊”⑤祝文郁：《邑志引言》，康熙《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由于任务紧急而宁化旧志无可参考，宁化县令祝文郁征得李世熊同意，将其私修的宁化县志“增芟十之一二”⑥祝文郁：《邑志引言》，康熙《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交差。

黎士弘实际参与了康熙版《宁化县志》的校订工作。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李世熊写信给黎士弘：

“邑志一事，向年亦躬庵怂恿为之，当时逆料此书决不行世，率臆编纂，不知忌讳。书成以质躬庵，数日诒一札，云：‘先生久隐郁陶，随事发达，离骚孤愤时见笔端，哭世骂世交有之。世人不解其哭但憾其骂，虽救世苦心号痛喝，谁则亮之，袛以为怨耳。’其后书果不行，束之高阁，无道及者。旧年县索前书为通志底稿，独委幕客及礼房书役芟纂成册，径解省投大总裁。仆知而急购原稿，阅之为之短气，叹宁之鄙陋，终无洗刷时矣。……今见所纂之册，或用新志可节者不节，或用旧志宜存者不存，又有非新非旧竟用书办手笔，此岂但蝇？已乎？真令人笑哭不得耳。缘此，诸生纷纷乞梓新志致当事，以此请教于门下，当事谓弘隆年号及秉钧尽节事悉不得书，窃以天子在北，号令尚未到南土，在今日当事不知有明，不知四十年前此地臣民犹然未入版图也，今但以明季二字易去年号，似亦浑沦无迹，他如影响嫌疑。……祈门下拨半月之烦，其繁冗当裁者径裁之，拙朴当改者径改之。毋谓一日之长逊避隐忍，姑存为后人弹射，则非愚所望也。”⑦李世熊：《答黎媿曾甲子》，《寒支二集》，卷4，第479页。

李世熊曾将私修县志送请江西遗民、易堂九子之一的彭士望（字躬庵）审阅。李世熊坦言修志时“不知忌讳”。当私志要被收编为官志时，首当其冲需要处理的就是前朝名号。按照政府规定，南明隆武朝、为南明朝廷“尽节”者的事迹等一概不许出现。李世熊认为，忽视南明存在的做法与事实不符，无法准确描述明清鼎革之际处于南明统治的地区，于是决定将这一时期折中称为“明季”。1645至1646年，南明隆武朝实际控制了福建，其后，清军逐步征服福建。李世熊在清军进入宁化县城之前离开，回到泉上里逃禅隐居。关于他观望不出、意有所图、以不出仕沽名钓誉的舆论从未停止。

李世熊非常满意黎士弘的修改稿，认为“检阅所标摘志稿无不允当”①李世熊：《答黎媿曾·又》，《寒支二集》，卷4，第479页。。黎士弘希望继续延续师生合作模式，为汀州府修志：“《汀州府志》之缺，亦五十余载，郡伯王公鄢公，贤大夫也，雅意重修，将专车延请先生论定。”②黎士弘：《宁化县志序》，康熙《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又说，“老师人地既高，村居远僻，闭户订删，予夺进退，自行其是。膏烛不烦于有司，撰构不资于众力；而又为通邑信从无有一人敢起而议其渗漏者。”③黎士弘：《上李元仲先生书》，乾隆十年《汀州府志》，《艺文志》，卷43。但1686年李世熊去世，师生合编府志最终未果。

二、记录历史

在从私志转变为官志的过程中，遗民李世熊努力将其历史观潜藏于修订后的《宁化县志》中。

李世熊记南明之事用时间而不用年号，如隆武朝记为“乙丙间”④康熙《宁化县志》，卷3，名宦志“徐日隆”条，第203页。；直接记录清朝的条目甚少，如“大清兵入汀”⑤康熙《宁化县志》，卷3，名宦志“徐日隆”条，第203页。，“乙酉，江南平”⑥康熙《宁化县志》，卷3，名宦志“凌世韶”条，第203页。，但也有些条目透露出一点点作者的态度，如“雷峻”条中，“丙戌九月，大清师略宁地，举邑仓皇趋避空无人，峻（指传主雷峻）以母病故……足不出户……几忘身遭鼎革时也。”⑦康熙《宁化县志》，卷4，人物志，逸行“雷峻”条，第279页。

若将《宁化县志》与李世熊所著的其他文献进行对读，可以找到更多线索。李氏《宁化县志》中有《寇变志》一篇，它脱胎于李世熊的私人笔记《寇变纪》（以下简称为《志》与《纪》）。笔者所见《寇变纪》版本有三，其一为谢国桢钞本⑧李世熊：《寇变纪（后纪、寨堡纪、堡城纪附）》，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7—63页。；其二为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其三为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的1922年宁化县李氏族谱本。三种版本略有不同，以宁化李氏族谱本最为准确完备。

县志中《寇变志》的时间起点是唐光启元年黄连峒（宁化古名）寇围汀州，被王审知之兄王潮率兵剿灭。继而略述了宋绍定三年晏头陀起事，元延祐二年（1315年）赣州蔡五九攻陷宁化事、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陈有定剿灭宁化土贼曹柳顺之事。之后，《志》详细记录了从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间发生的寇变。《寇变纪》则分为《寇变纪》和《寇变后纪》（以下简称《后纪》）。《纪》的时间是嘉靖辛酉壬戌癸亥（1561—1563年）之间至清顺治九年（1652年）；《后纪》的记录开始于顺治八年（1651年），终止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

从内容比较，《志》增补了宁化在正统之前（亦即李世熊《纪》的起点）的寇乱记载；《纪》和《后纪》的关注点在于李世熊的家乡泉上里，且文中多出现“吾乡”“吾族”等词，在《志》中则略去了这些词汇。《纪》是李世熊从1650年代开始记录的文献，与最终成书于1683年的《志》之间存在着近三十年的时间差。《纪》的记录更真实地反映出李世熊的历史态度。

在记录明藩王江西永宁王的儿媳彭妃在宁化起事一事时，《纪》中称：“彭妃起义于延祥”，称彭妃所领军为“义军”，称同时举兵的明宗室新建王、德化王等人的举兵为“起义兵”①以上出自1922年泉上《李氏族谱》《寇变纪》，泉上李氏族人李振文提供原件照片。。《志》中则称“永宁王妃彭氏据九龙寨，纠无赖数百人攻归化”，称泉上延祥村跟随彭妃者为“诸乡之起兵者”。虽如此，李世熊在《志》中以小字注解的办法，埋下他对彭妃的真实态度：“妃死日，责数郡邑官，词义慷慨，毫无惧色”②李世熊：《寇变志》，康熙《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5页。。

在记录三藩之乱时，在《纪》中称：“康熙壬子九月，吴平西叛于滇。甲寅三月十五，耿藩叛于闽，发札募兵，深山穷谷各舍耒而操矛，总副游守遍地。”③1922年泉上《李氏族谱》《寇变纪》，由泉上李氏族人李振文提供原件照片。在《志》中称，“甲寅春，闽藩叛变，盗贼蜂起。”④李世熊：《寇变志》，康熙《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9页。在《志》和《纪》中的用词已趋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志》从1664年至1674年之间的记录空白。李世熊晚年最大政治危机的天罡事件，正是发生在1664年。李世熊及其幼子共同编写的《李寒支先生岁纪》中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宁化县令章华国拜访李世熊，李世熊重新恢复与地方政府的来往。1676年之后，《寇变后纪》记录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1676年秋天，官兵入关，闽地尽复，被乡贼宁文龙余党掳去妻女的宁化和建宁的难民要求官府帮助寻回难妇，但因为宁文龙向追捕官行贿，追捕官员受贿后放弃追究，最后以“查无此人”回复上官。此事发生时间非常接近李世熊编修宁化县志之时，且与清朝地方官有涉，故而在《志》中隐去不谈。第二件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宁化县王之佐打击宁化县地方武装黄通之侄黄机禾之事。此事与地方官员剿灭乡贼的功绩直接相关，因此在《志》中也隐去不提。

李世熊特别记录了一些明遗民。他将自己的密友雷羽上（1614—1655年）安排在人物志的“先宪”条⑤李世熊：康熙《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卷4，人物志，第269—270页。。雷羽上字扶九，崇祯壬午（1642年）举人，未出仕。李世熊将他列为“先宪”，显然不合适。李世熊与雷羽上交情甚笃。明亡后，清军攻入宁化之前，两人结伴逃到泉上里阳迟山，逃禅为僧。县志中的“雷羽上”条的文字出自李世熊《雷孝廉墓表》。县志隐去的部分包括了对清兵的记录。《墓表》中称“八月清师入闽关，隆武弃延平走汀州，清人以四百骑摄驾，垂及矣，君慨然太息曰：三百年礼文豢武求一丁斐凌统无有也，岂不哀哉？”在县志中还被隐去的部分是，顺治壬辰（1652年）间，朝廷诏令举人不参加会试者以叛乱论处，雷羽上只能应诏，但最后以疾病不能成篇罢归，他在归途中的所见所闻：“所过败营降垒頺关圯堞，莫不仰天心摧俯地足蹐，如失群之鸟反廵故鄕，翔回鸣号而继以蹢瞩也。”县志中也隐去了雷羽上对明亡之后的人物评价：“每论当世人品，必曰：见危致命者，上也；历险从主死生无二者，次也。屏家室遯穷荒聊明素志者，又次也。若浮沉闤闠，豢饲血躯，去屈辱从时者一间耳。”

除了雷羽上，李世熊还记录了“弃诸生而高蹈者”五人：伍日望、伊勋、伍行、黄戴玄、雷骏鸣。其中伊勋也曾逃禅，“已弃诸生，断荤糵，入鼓山，谒永觉禅师”⑥李世熊：康熙《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卷4，人物志，第276页。。雷羽上与诸生五人，是明清之际宁化县的士人之中最接近遗民者。雷羽上的事迹与李世熊的有高度重叠之处，在记录中李世熊的影子呼之欲出。

三、体例与传播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称，“是志与正德十四年康海《武功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鼎足而立，夙称名志”①王云五主持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第7册，2370页。金恩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2—13—11左。。

一般而言，中国历代方志主要有四种体例：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和三门体（又称三宝体）②王德恒：《中国方志学》，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48—52页。四种。明清方志多采用纲目体，即将志书内容分为几大门类为纲，在各大类中细分小目。李世熊所作志为三宝体，即“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百里亦诸侯也。今以三者为纲，各类为目。如：封域疆界之类从土地，学校礼仪之类从政事，官师题名之类从人民。”③李世熊：《凡例》，康熙《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页。

在三部之下，李世熊将全书分为七卷五十二目，其中“土地部”分为建邑、分野、气候、风俗、山川、城池、公署、疆界、田亩、津梁、水利、邮置、坊表、楼阁亭馆、古迹、寺观、丘墓、土产十八志；“人民部”分为官师、名宦、户口、选举、人物五志；“政事部”分为职员、岁役、度支、礼仪、庙学、学田、文庙崇祀、诸儒崇祀、先师世系、孔门弟子、唐礼乐、书院、坛壝庙祠、民兵、惠政、匠班、寺租、灾异、寇变十九志。

李世熊不希望县志只是对地方史料的简单描述，“志例创自汉人，如地理、食货、沟洫等志，皆是一篇文字。中间条理井然，此故须手笔耳。若如今人书某事，则是记簿帐、胥吏儿童皆能之，又何以志为哉？”④李世熊：《复黎楚友》，《寒支初集》，卷7，第260页。在《宁化县志》中，李世熊将每篇“志”都做成了一篇文章。过多个人评论，是部分学者对李志的批评。如民国《福建通志》总纂、福州人陈衍（1856—1937年）称，“宁化旧志成于李元仲先生，在县志中直匹康对山之《武功志》，赫然名于著录。然《武功志》近于太简，元仲先生则胜国遗老，悲情所寄，一发挥于志，故往往议论多于事实，盖一元仲先生之史也。”⑤陈衍：《序》，民国《宁化县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陈衍认为李志鲜明的个人特色与李世熊的明遗老身份密不可分。

自李志编成后，近两百年宁化无新志。同治八年（1869年）知县蒋泽沅重刻康熙版《宁化县志》；民国《宁化县志》大部分内容照搬李志而来，“于旧事录用旧志外，类能采访翔实，加以贯串，议论时复繁而不杀，盖犹守李志成规也。”⑥陈衍：《序》，民国《宁化县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连其主修者黎景曾都认为：“长此以往，后无寒支其人者将如之何？后有寒支其人者亦将如之何？矧奉今修辑不能以不才而废厥职！”显见李志之影响力。《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价：“此编发凡起例、独具匠心”。⑦转引自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编《闽志谈概》，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1987年，第174页。

李志成为清代地方修志的一个典范，其他地方志多有借鉴李志体例或直接引用李志内容。较早的如周钟瑄（1671—1763年）主修《诸罗县志》。《诸罗县志》的编纂是在周钟瑄任台湾诸罗县知县之后，时间上大致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之后。周称“诸罗坛壝，皆破荒为之；而城隍襄事于阮参戎，厉坛继成于游守戎，有同舟共济之义焉。若夫邑有名宦、乡贤，古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者也、乡先生没而祭于社者也。”⑧周钟瑄：《诸罗县志》（台湾银行1962年），卷4，《祀典志》。连横《台湾通史》（台湾银行1962年）载：周钟瑄，字宣子，贵州贵筑人。康熙三十五年，举于乡。五十三年，知诸罗县事。《祀典志》直接引用了李世熊的《礼仪志》的部分内容并指明作者：“宁化李元仲曰：古祀社稷于西郊，西、阴之成也；……今于二仲上已，从社稷也。祀无祀于清明、中元、孟冬，雨露既濡、霜露既降，必有怵惕凄怆之心也。”从生卒年看，李世熊与周钟瑄不可能直接接触。周钟瑄借用李世熊《礼仪志》内容，应当是直接从在康熙年间已经出版的《宁化县志》摘录而来。

《兴国县志》二十六卷首一卷清乾隆十五年刊本①徐家汇藏书楼藏，存卷五至卷二十六、清孔兴浙修，孔衍倬纂。兴浙字晴江，浙江钱塘县人，贡生，乾隆庚午任兴国知县，调靖安。此书非完帙，北京图书馆藏有全书。，据同治《兴国县志》序谓：“此志袭用张尚瑗（1701年前后在世）《潋水志林》体例，以志地、志人、志政、志事、志言为总纲，细目庞杂。按本志官师篇，有《张尚瑗传》记尚瑗辑前乘，仿宁化李世熊体勒成一篇，命曰《志林》，多借邑之山水以写其沉抱也。”②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齐鲁书社1987年，卷9。

乾隆间长汀知县陈朝羲在《长汀县志》序中称：“西蜀《武功志》修自康对山（注：即康海，1475—1540年），闽之《宁化志》修自李元仲，海内俱称善。修志必如二公，此志之所以不易修也。”③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八月护理汀州同知兼署长汀县知县、建阳县知县陈朝羲所作《长汀县志序》。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三联书社1993年。谢金銮（1757—1820年）在《续修台湾县志》的《凡例》中也称：“朝邑、武功二志，均分七门。又前明无名氏《无锡县志》，以邑里、山川、事物、词章作四大部，而分三十三子目；吾闽李元仲《宁化县志》，以土地、人民、政事分三大部。虽义例各有短长，要皆纲维在握，语不外散。”④谢金銮：《凡例》，《续修台湾县志》，成文出版社1990年。郑元桢（1879—1936年）称，“上足以供輶轩之采，下足以垂惩劝之资。此程篁墩（注：即程敏政，1446—1499年）之《新安文献》、李元仲之《宁化志》所以推独步也。”⑤郑元桢（1879—1936年）：《序》，民国《南平县志》，卷24。他对李志评价极高，认为李志在保存地方史志资料外，还可以为当政者提供参考以及教化百姓。郭柏苍（1815—1890年）称，“凡修志乘，多以退宦主之，其精神已竭于致君泽民，视此区区者为无关政体，任采访不任探讨。李元仲《宁化县志》，陶篁村《延平府志》，高雨农续修《光泽县志》皆精核可读，他志非牵引即遗亡。”⑥郭柏苍：《乌石山志》（故宫珍品丛刊），海口出版社2001年，卷3。至民国，藏书家郭白阳（1901—1956年，郭柏苍之曾孙）沿用了其祖郭柏苍的观点，称：“闽志之佳者：李元仲《宁化县志》、陶篁村（陶元藻，1716—1801年）《延平府志》、高雨农（高澍然，1815年前后在世）《续修光泽县志》，皆精核可读。”⑦郭白阳：《竹间续话》，海风出版社2001年，卷4。章学诚（1739—1801年）关注《宁化县志》并作出评价。林则徐（1785—1850年）赞李世熊《宁化县志》的体例“详瞻，有裨于政”。他对与李志并称的武功、朝邑则不以为然：“自明代武功、朝邑二志以简洁称，嗣是载笔之儒，竟尚体要，沿习日久，文省而事不增，其弊也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