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域下的石门摩崖石刻

金 鑫，岳 奇

(1.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2.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 西安 710061)

石门摩崖石刻，位于陕西汉中古褒斜道隧洞石门内外，其主要以汉魏时期的摩崖石刻为主，亦包括两宋之后的题记和跋文。1960年代，由于修建水库，故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十三块摩崖石刻切割移至汉中博物馆，学术界将其称之为“石门十三品”。“石门十三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以下简称《开通褒斜道》)、汉《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以下简称《石门颂》)、汉《杨淮、杨弼表记摩崖》(以下简称《杨淮表》)、汉《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以下简称《石门铭》)，同时也包含汉隶大字《石门》《石虎》《玉盆》《衮雪》、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汉《李苞通阁道题名》、南宋晏袤《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南宋《山河堰落成记》等石刻。石门摩崖石刻在历代皆有影响，其主要体现在对石门摩崖石刻的文献记载及拓本的传播，亦包括对拓本的临摹和访碑等多个方面。文献记载自宋以来均有著述，拓本亦出自两宋而盛于明清。对于拓本的临摹，尤其是在近现代，更是推崇至一定高度。

一、石门摩崖石刻的传播

石门摩崖石刻的传播，自两宋以来，都是基于考察、拓制、考订、临摹、鉴藏等环节来体现。关于石门摩崖石刻的记载，宋欧阳修《集古录》收录《石门颂》《石门铭》两刻，并于《集古录目序》云：“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别为目录，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1]1。欧阳修所言石本，即拓本，笔者推测此应是对于石门摩崖石刻拓本的最早记载。另据南宋洪适所著《隶释·隶续》记载了《杨淮表》[2]397《石门颂》全文[2]459，而南宋娄机在《汉隶字源》一书中也对《开通褒斜道》有所记载。洪适和娄机等人对于石门摩崖石刻的文字全文记载有几种可能，其应是实地考察或对拓本的考订，亦或为他人记载而抄录入书。宋文同《丹渊集》中有诗《寄褒城宰》:“滟滟清波泻石门,茂林高巘夹烟昏。何当画舫载明月，共醉江心白玉盆。”(自注:江中有大白石穴,殻然如盆,可撼物五斗。润滑可爱，故诗云。)[3]63。也可看出时人对于褒斜道的考察和游纪在宋代已经有所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晏袤曾在绍熙年间任职于陕西褒城，之后于庆元年间出任南郑县令，主持重修山河堰时凿刻《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山河堰落成记》，于绍熙五年(1194)在褒谷发现石门摩崖石刻，并题写了诸多摩崖题记，因其在此地任职，以石门摩崖石刻拓本赠予金石学者也在情理之中。时至明清，有关石门摩崖石刻的记载散见于清代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著录之中[4]。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毕沅任陕西巡抚，将石门摩崖石刻碑拓编纂于《关中金石记》之中。特别是有三部清代中后期研究石门摩崖石刻的重要文献，即康熙年间郭友源《石门碑考》(见于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嘉庆年间王森文《石门碑醳》、同治十一年(1872)罗秀书等人《褒谷古迹辑略》，此三部重要文献是对研究石门摩崖石刻系统的梳理与考证，且为后世研究石门摩崖石刻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由于受乾嘉学派的影响，以及明清金石学的重兴，对于石门摩崖石刻已由单纯的访碑、考订、著录上升到对拓本的鉴藏与研究等层面，特别是对拓本的追求更加注重于精益求精。清代王森文《石门碑醳》载：“觅拓工，增其价值，令加工遍拓，共得若干页，因疏其颠末，以纪游观之获”[5]37。依此可知，当时收藏者对拓本的价值与好坏，与拓工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另外，吴大澂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到陕西出任陕甘学政，同治十三年(1874)至汉中褒城亲访石门汉魏摩崖石刻，著有《石门访碑记》。因吴大澂热衷于鉴藏金石文字拓本，故雇佣拓工拓制石门摩崖石刻，在其与王懿容的往来书信中，可知其对拓本及纸张的要求相当苛刻，在其书信中所言：“石门各刻向来拓工多用粗纸，因绵连纸太薄，摩崖凹凸不平，墨汁透纸，嵌入石理，竟揭不起，宣纸稍厚者尚可用……拓手本不佳，兄屡以厚值给之，又今至署中监拓他石，教以用墨之法，近来颇有长进。石门访碑甚苦甚乐”[6]151。故拓工的水平及纸张的选择，亦包括拓本的品相，已是时人所追求的收藏标准。当时陈介祺听闻吴大澂访石门，在其与王懿容书信中所言：“廉生世大兄左右，四月十四日、二十日惠书……兹又寄清卿新得二瓦拓，乞即至，并乞言《石门颂》《西狭颂》多求精拓五六分，额皆倍之，切企切企”[7]447-449。信中“清卿”，即为吴大澂。在这一时期对于石门摩崖石刻拓本的追捧已达到一定的审美高度，且石门摩崖石刻亦是得到诸多书家的推崇。另，清代何绍基也同样是热衷于石门摩崖石刻拓本，其诗文集中所载：“跋石门颂拓本。咸丰乙卯初秋，余已卸蜀学使事，即为峨眉之游。先至嘉定府，为李云生太守款留署斋者三日，论古谈诗，荷花满眼，至为酣洽。插架书帖甚富，浏览之馀，快为题记。见余心赏是拓，临别遂以持赠。遂携至峨眉，逮回洪雅县斋，将游瓦屋，太守令乃郎伯孟冒风雨来，执(挚)(赞)吾门，奉手盘桓者两日。余回成都后，旋自蜀入秦，书问不绝。丙辰入都小住即南游，闻云生作古人，此帖竟成遗念。每一展玩，不胜凄感。拓本甚旧，非百年毡蜡，余所藏《孟文颂》，此为第三本。同治癸亥”[8]868。据文集中所载，其与李云生太守交往甚多，且热衷于《石门颂》，藏本亦不止三本。何绍基在李云生太守处所见《石门颂》拓本，醉后作诗：“读书千载几东坡，又泛扁舟访薜萝。异样云山嫌入画，殢人风雨耐闻歌。石门翠墨苍寒甚，乐府新声激烈多。古抱今怀都放却，酒阑独步看明河”(后注：时见赠《石门颂碑》及自制传奇四种)[8]327。说明《石门颂》已成为其喜爱的拓本之一。同样，吴昌硕在《开通褒斜道》拓本跋文中云：“是拓精旧，乃康雍时毯蜡，近时贾所拓者，类皆漫漶”[9]。吴昌硕是海上代表性书家，从此跋文中可见其不仅对于石鼓文等先秦文字有所钟爱，对于石门摩崖石刻亦是有所关注。

在石门摩崖石刻拓本广为流传的同时，也有部分书家在其著录中对石门摩崖石刻的书法价值展开了探讨和研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载：“《杨孟文颂》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褒斜》《裴岑》《郙阁》，隶中之篆也”[10]26。康有为对石门摩崖石刻从字体、线条、章法等各方面进行阐述，充分肯定了其所具有的书法价值。又如吴昌硕在《开通褒斜道》拓本跋言：“褒斜道石刻字界篆之间，宋绍熙南郑令晏袤常跋。此刻笔法奇劲，古意有余。盖当时开通工记其事者，命工人饬诸崖石，信手刻錾，故无所谓分隶古篆也”[9]。吴昌硕站在历史角度对于褒斜道石刻的书体进行推定，特别是指出褒斜道石刻存在传拓过程中对于字口凿刻的伤害，以至于“无所谓分隶古篆”。清代张祖翼在《石门颂》拓本中跋言：“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11]。张祖翼的跋文充分体现其对于石门摩崖石刻的重视程度，亦感叹对于此石刻的学习者甚少，同时也道出《石门颂》无人学习的原因所在。清代杨守敬《评碑记》对《开通褒斜道》云：“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谓神品”[12]193。对《石门颂》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12]194。杨守敬对石门摩崖石刻的艺术价值进行推崇与肯定，对于石门摩崖石刻的传播更是功不可没。清光绪六年(1880)杨守敬作为驻日公使随员来到日本，日本近代书道之父日下部鸣鹤受杨守敬所带拓本影响，继承和传播杨守敬所带来的诸多拓本与碑帖，而且杨守敬也在与其对话过程中，对于《石门颂》的学习也提出了其个人的见解：“若《石门颂》《杨淮表颂》皆非初学所宜”[13]294。受杨守敬影响，清光绪十七年(1891)日下部鸣鹤来到中国，并与张祖翼、俞曲园、吴大澂、吴昌硕、杨建山、弘一法师等人有所交往，将中国的碑拓带回日本国内传播且影响颇深。在近现代，对于石门摩崖石刻的推崇与传播已达到空前，以至于影响整个日本的书道，正如1988年日本书法家种谷扇舟访问陕西汉中石门摩崖石刻时，写下“汉中石门，日本之师”之句。

二、石门摩崖石刻的临习

石门摩崖石刻在历代基本以拓本方式进行传播，而对拓本的临习则是传播的其中一种方式。有关石门摩崖石刻的临习，自明清金石学的影响下，不少书家均有临本存世，如陈鸿寿、何绍基、徐三庚、赵之谦、陆维钊、萧娴、龚望等。陈鸿寿隶书风格师法汉碑，其字率真自然、运笔酣畅、气势宽宏且古拙出新，离不开对《开通褒斜道》的学习，对陈鸿寿临摹的记载，方朔《枕经堂题跋》中云：“《开通褒斜道石刻》曼生司马心摹手追，几乎得其神骏，惜少完白山人之千钩腕力耳”[14]19。赵之谦亦是“偶临《石门铭》”[15]7，感悟汉魏书风。而何绍基则对《石门颂》“张松屏藏宋拓《石门颂》，俱欲借勾”[8]481。现代书家陆伟钊亦云：“余书自以为尤得力于《石门颂》《石门铭》《天发神》《三阙》诸碑”[16]201。时至今日，石门摩崖石刻传世临摹作品中以《石门颂》《石门铭》等临本居多，本文就目前所见的临本与跋文做一简要梳理。

对《石门颂》的临摹，清人何绍基临本较多，民国十三年版《何子贞临石门颂真迹》一册便是其临本之一，此本为何绍基居山东时所临，其临本既忠实于原碑，又凸显出由笔底渗透出来的金石之气。此册流传有序，且多有名人跋文。如李辅耀在此临本跋文中云：“东洲先生所临张公方、石门、礼器诸碑，无虑数十百通”[17]。由李氏所言方知，何绍基临本张迁碑、石门、礼器碑等有“数十百通”。何绍基的学生汪伟斋亦跋：“吾师书名驰海内，寸缣尺素人争宝之，闻晚年所临汉碑惟石门颂及张公方碑二种，种各数十通”[17]。汪氏所言便知何绍基晚年时对于《石门颂》的临习较多。谭延闿在跋文中又云：“蝯叟临汉碑，余所见不下百通，以张迁为最多，石门次之，最初为使蜀时临本，其定为日课，则在居山东时此本其一也”[17]。谭延闿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以其所居高位，对于何绍基如此般肯定与推崇，可见何绍基的书法在民国初年的影响。就何绍基临摹的技法而言，唐赞衮跋云：“籕颉笔势豪宕奇崛，奄有汉魏风骨，合于规矩而不缚于规矩，所谓锋藏笔中，意在笔先也，石门摩崖旧拓超逸绝伦，近来时革极力摹仿卒不能得其仿佛，蝯翁背临不下数百通，此为第三篇，已为杰构，每日披览，古香溢于豪縏，寝馈于前人，笔意深矣”[17]。唐赞衮曾为清同治癸酉(1873)举人，担任过台南知府，其跋文中指出何绍基不仅临摹石门摩崖旧拓，且背临亦不下百通。曾熙在跋文又云：“此道州居山东时所临，其时临礼器多，此临石门故杂出礼器笔法，道州分书以辛酉壬戌两年为恰到好处，前此韵胜而力有不及，后此力过而奔放太甚，然皆非伊、邓所能及也”[17]。曾熙是以碑学传统为尚的书家，其提到何绍基隶书的成熟时期在“辛酉、壬戌”两年，同时也对其在不同时期的隶书加以评判，特别是提到的伊、邓二人，“伊”应指伊秉绶，“邓”则指邓石如。章炳麟云：“蝯叟篆隶皆以草行世，小篆如兰叶当风，披靡四书，隶稍严整，石门执本，奇宕故得其意耶，谓舞女氐腰，仙人啸树者庶其似人”[17]。章炳麟以技法运用对何绍基书法的评价意义深刻。就何绍基临《石门颂》而言，其临摹传本不仅影响着自身书法的涵养，更影响着其学生、同好及后世，中华书局能够在民国初刊印此册，足以见何绍基及《石门颂》在当时被重视的程度与影响以及传播意义。

萧娴是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康有为、宋庆龄、于右任对其皆有肯定与赞赏。萧娴临《石门颂》同样受到诸多书家关注，林散之在其《石门颂》临本后跋曰：“能从笔法近刀法，圆转自如出性灵；我亦喜临汉隶字，未能如此见精神。肖娴老人临石门颂，圆健可爱，因题二十八字”[18]57-63。此二十八字充分概括了萧娴将《石门颂》笔意与“刻”意结合，尤其是注重于碑刻金石之气的体悟与运用。高二适对临本则是作诗两首：“稚秋大家以临本石门颂属题，为赋两绝报之：忆昔周遭独石桥，闻将大字郁岹嶢。卅年老笔纷披在，真见摩崖汉隶超。临本堪称奋雪霜，扫除蛇蛭稼苗良。高亭未比褒斜道，不得同君榜蜀冈。”[18]武中奇亦赞称：“汉隶摩崖石门颂，虽称晚出，然用笔奇恣纵逸，殊为佳构。肖娴同志平生致力于斯，研习精勤，尤能自见，风格可谓善书者。”[18]陈大羽在跋文中亦云：“每观肖娴同志篆隶书联，深慕其笔力苍劲，老而弥健，叹为当代书家不可多得。今见其昔年石门颂临本，方悟其书艺造诣之深，渊源有自。谚云:‘天道酬勤，功在不舍’，堪为后学典范，因书数语誌佩。”[18]陈大羽从笔法上称其“老而弥健”，书法学习上又言其“天道酬勤”[18]。金石学家丁吉甫言“萧老书法数十年如一日，其石门颂临本，用笔舒朗挺秀，以篆为隶，深得汉人真髓也”[18]。对于《石门颂》的理解方面，萧娴曾言：“《石门颂》如武士挥戈，开张恣肆，气势逼人，前人题跋云：‘胆小者不敢为，力弱者不能为。’我之所以敢为，是受了先父萧铁珊的影响，先父书法，论者以为‘溶《石门颂》与《郑文公》与一炉’。”[19]25除《石门颂》外，萧娴亦有《石门铭》临本行于世，就其对于临摹而言，萧娴在跋文中对《石门铭》的认知与体悟也颇深，其云：“此铭源出《石门颂》，题名为王远所书。结体飘逸奇宕，如少女起舞，武士挥戈，实魏碑中所罕见者。予爱之而不肖之，病起勉临一通，运思挥毫，意气常在画中，不滞于手，不凝于心，左顾右盼中求自然，是否能如意耶？”[20]萧娴从出处、作者、书体等多方面对《石门铭》进行称赞，同时自己在病中临摹拓本，实属不易。萧娴《石门颂》《石门铭》的临本对其自身的影响巨大，在其临本中不难看出包含古朴、率真的意趣，结构亦端庄稳重，章法疏阔，充满浩然之气。

现代著名书法家、文物鉴藏家龚望，其《石门颂》临本亦是精彩。其临摹《石门颂》以新奇、劲挺为依托，形成了笔画瘦硬、结构大开大合的隶书风格，加之晚年一心礼佛，其隶书充满禅境。张学武在临本前言中云“此卷石门颂临本，为其天命之年而作”，又云“先生得知此卷临本将要出版发行，特意嘱我向后学说明‘如学石门颂，汉石拓本具在，石印本亦好，不必以此为范本，取法古人，融会百家，自出新意，唯此为学书正确途径也’”[21]。龚望所临《石门颂》能够得法入碑，且又能破法出碑，融合篆、隶之法，自成一格，字体、结构、笔法等多方面行止有度。同时又告诫后学者，应当以石印本为宗，师法古人，融汇百家之长。

综所上述，石门摩崖石刻历史悠久，其内涵丰富、风格多变且自成体系。作为汉魏以来的代表作品，自宋以来影响颇深，是名副其实的书法艺术宝库。无论是自宋以来的拓本流传，还是明清书家的临摹作品，都体现着对于石门摩崖石刻的传播与发扬。正如日本学者牛丸好一所言:“受石门摩崖的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作品中的书家除陈鸿寿外不大有，但可以从保存的著录、题跋、作品中看出，几乎所有的书法家，收藏了石门摩崖的拓片，并将其古意融为自己风格的作品之中。”[22]107说明对石门摩崖石刻的崇尚是在乾嘉时期，之后已是极为普遍之举，且大多数书家都集中在江苏、浙江一带，通过拓本的传播和对拓本的临摹，对石门摩崖石刻的传播在当时起到了积极广泛的作用。时至今日，摄影与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见到各种石门摩崖石刻的书籍版本和影像资料，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石门摩崖石刻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