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风景·文学
——从成都西园看文学景观的形成

米昊阳1，邓前程

(1.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2.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 610066)

宋代成都府附属园林名西园，园内有西楼、锦亭等建筑，曾名噪一时。所谓“争如蜀国西楼好，四序风光日日新”[1]第6册，4177，“从今胜绝西园夜，压尽锦官城里花”[2]234。翻检《成都文类》、《全蜀艺文志》、《全宋诗》和《全宋词》，西园的书写有诗39首，词2首，文5篇。宋祁、赵抃、吴中复、范纯仁、陆游、范成大等著名文人都在此留下他们的足迹和作品，足见西园有着丰富的文学内涵，可称之为文学景观。“一个文化景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景观，在于除了它的自然和人文属性，还有文学属性。”[3]233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相关史料与文学作品，还原宋代成都西园的面貌，探讨它的文学书写和文学景观的形成过程。

一 成都西园的创建与沿革

(一)西园的创建与园址

关于西园的创建时间，按张咏《重修益州公宇记》所述，始于其重修成都府署。张咏入蜀时，成都府署凋敝不堪，“危楼坏屋，比比相望，台殿余基，屹然并峙。”[4]78至道三年(997)，张咏遵照“平僭伪之迹，合州郡之制”的原则，以孟氏文明厅为设厅，王氏西楼为后楼，在前后蜀宫殿遗址基础上，按如下格局重建成都府署：

其东，因孟氏文明厅为设厅，廊有看楼。厅后起堂，中门立戟，通于大门。其中，以王氏西楼为后楼，楼前有堂；堂有掖室，室前回廊。……公库直室、客位食厅之列，马厩酒库，园果疏流之次，四面称宜，无不周尽。疏篁奇树，香草名花，所在有之，不可殚记。……改朝西门为衙西门，去三门为一门，平僭伪之迹，合州郡之制，允谓得中矣。[4]78

由上可知，成都府署重修时即打造园林，“园果疏流之次，四面称宜”[4]78。州府衙署修建附属园林，在宋代十分普遍。韩琦《定州众春园记》载：“天下郡县，无远弥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5]上册，693此种园林亦称郡圃，主要供地方官员偃休、雅集和游赏，并定期向民众开放，纵民游观。成都西园一般于寒食节开放，此俗始自北宋成都知府赵稹。费著《岁华纪丽谱》有载：“天禧三年(1019)，赵公稹尝开西楼亭榭，俾士庶游观。自是，每岁寒食开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庭游宴之盛。”[6]6西楼亭榭即是西园，田况有诗《成都遨乐诗·开西园》云：“春山寒食节，夜雨昼晴天。……槛外游人满，林间饮帐鲜。”[7]180这是最早称成都府附属园林为西园的记载。吴师孟《重修西楼记》亦可为证：“每春月花时，大帅置酒高于其下，五日纵民游观，宴嬉西园，以为岁事。”[7]524

关于成都府署和西园的位置，张咏《重修益州公宇记》只交代了府署所处大致方位：“今之官署，(隋)蜀王(杨)秀所筑之城中北也。”[4]78除此之外，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因孟氏文明厅为设厅，王氏西楼为后楼”。所以要弄清成都府署位于城中何处，还必须确定“孟氏文明厅”和“王氏西楼”所在。吕陶《成都新建备武堂记》曾记载吴中复于成都府门之右作备武堂：“龙图濮阳吴公之开府也，……乃度府门之右作备武堂，所以讲师律而训戎伍也。”[8]143李新《成都后溪记》则记载了文彦博曾开凿后溪，阅武堂和西楼均在附近：“太师鲁公(文彦博)曩镇全蜀，使治水者循大皂之源，得汇仁、濯锦二乡使余之水，自曹翁堰导小渠，承以木樽，环武库至西楼。……复凿水溪于阅武堂后，入诸部使者之肆。与凡帑藏所在，园无衡官，支分派决，均受漏泉之赐，逭前日桔槔抱瓮之苦。”[7]513有学者考证，备武堂即阅武堂，而且“西楼、阅武堂均与益州重修公宇记所言之西楼、武库兵营相合，尤其是后溪，由西北入城所经地带，证明府署位置在罗城西北，直至明清未改，清代所谓古天府之成都府署即在此处(在今正府街)”[9]105。

与此不同的是，明代人曹学佺却认为西楼在成都转运司公署内。其所著《蜀中名胜记》有：“转运司园亦称西园，园中有西楼，有锦亭，一名翠锦亭。”[10]50曹氏之说影响甚广，后人大多信以为真。当代出版的不少宋代诗文别集校笺、学术论文在论及西楼时多以此为据。然而，此说值得商榷。著名学者王文才先生即明确指出曹氏之说属误判：“西楼即孟蜀摩诃池北苑故楼，张咏《重修益州公宇记》云：……又《鸡肋编》上：‘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园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宋转运司亦有西园爽西楼，饶亭园之胜，位在北郭临江，与此异地。”[11]74鉴于其考证较略，本文在此试作进一步论证。

首先，成都府西园与转运司园园址不同。成都府署及西园是宋初在前后蜀宫殿基础上所建，除了张咏的自述，梁周翰《益州重修公署记后系》也可为证：“顾公府之故治，皆伪政之遗基。乃销大壮之宏规，俾循列郡之常式。”[12]第三册，237而转运司园，则是在后蜀权臣宅邸上重修而成。北宋后期，成都转运使章楶曾组织转运司园亭唱和，其所作《运司园亭十咏》的序明确指出：“成都转运司园亭，盖伪蜀时权臣故宅也。”[7]131另外参加了此次唱和活动的文人杨怡也写到：“池台密相望，曾是故侯宅。”[7]139吴师孟亦云：“十纪权臣第，修城外台宅。”[7]138成都府路转运使司治所在成都，至于其官署在城中何处，现有史料已无从知晓。根据章楶诗《运司园亭十咏》的记载来看，转运司园有翠锦亭、雪峰楼、海棠轩、玉溪堂、潺玉亭、茅庵、水阁、小亭等建筑，皆与曾知成都的吴中复《西园十咏》所列不同，所以此园应当不与成都府署在一处。

其次，西楼、锦亭不在转运司园内。根据北宋章楶《运司园亭十咏》和南宋李石《转运司爽西楼记》的记载可知，成都转运司园林有翠锦亭、爽西楼。从名称上看，转运司爽西楼确实易与成都府西楼混淆，然而它的建成和得名均晚于西楼，此楼初建于北宋嘉祐年间，赵抃在成都转运使任上建燕思堂时①。文同《成都府运判厅燕思堂记》载：

龙图阁直学士赵公，昔总外计，其已详此；今复杖节临镇，于是闻侯之议，志与侯协。乃规斥其地，墙为一圃，集材于羡，命工于隙，合诸意虑，授以程品。筑隆址，植巨厦，曾不累月，匠以成告。[13]806

至南宋乾道初，才得名爽西楼，李石《转运司爽西楼记》载：

先是有堂名“燕思”，层堂作楼而未名。大抵岁久，支撑檩檩若将压焉者。栋墨尘蚀，断碑卧草，读之则赵清献公之经始，而文湖州为之记审矣。……于是即旧图新，用力不烦，芟荒拨秽，程绩为多。因以“爽西”名楼，并绘清献、湖州二像于壁。[7]552

刘德秀《转运司绿云楼记》则记载了爽西楼淳熙十六年(1189)徙建，更名为绿云楼：

成都漕台之右，有楼屹然，榜曰“绿云”，今使者栝苍卢公所徙建也。楼之始，为堂于台治之前鹿园，而冠楼其上，堂曰“燕思”而楼未名，则治平中霍公交实为之。堂敝中葺，并楼以新，堂仍旧名，而楼曰“爽西”，则乾道初任公慥实为之。……楼之徙建以淳熙己酉……，后一岁记。[7]553

由此可见，爽西楼建于北宋中期，至南宋乾道(1165-1173)初才得名，很快又于淳熙十六年(1189)更名，而成都府西楼始自前蜀，在张咏重修成都府署时便已存在。所以，曹学佺应当是误把爽西楼与成都府的西楼相混淆了，爽西楼与西楼是两座不同的楼，转运司园与成都西园其实是两座不同的园林。至于翠锦亭，也并非成都西园之锦亭。赵抃诗《成都转运翠锦亭》，章楶等人《运司园亭十咏·翠锦亭》，均可证之。

(二)成都西园的建设沿革

自张咏重修成都官署至北宋嘉祐七年(1062)重修西楼，期间成都府署未有重大工程见于史籍。西楼是西园的标志建筑，至北宋中期，因年久失修，已无法登临其上。吴师孟《重修西楼记》载：

常以大木树十叉牙撑扶，行者疾趋，坐者寒栗。盖无记石可考其所建年代，访诸耆宿近百岁者，漫不省之。飞梯凝尘，人不复上者几二十载。更十余守，重于修完，非牵阴阳，则惮劳废。[7]524

关于西楼是否需要重修，时任官员的意见并不一致。一种方案是拆除西楼改建官舍。吕陶《重修成都西楼记》载：“然议者重于兴作，欲改竖厅舍。”[8]138嘉祐六年(1061)，吕公弼知成都，他力主重修西楼，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西楼名闻四方，是西园的标志建筑；一是此楼与地方秩序息息相关，它是官员与民同乐的重要场所。关于此，吴师孟《重修西楼记》载：

以成都总府，事体雄重，为天下藩镇之冠，兹楼之名，实闻四方，基构疏壮，复为成都台榭之冠，予平生所历郡国多矣，求之他处，无有也。……府署西楼，创建远矣，据藩瀚之峻势，宅园林之胜地。……斯楼之建，亦西州故事，一日乘毁辄易，民其谓何？[7]524

由此可见，吕公弼深知西楼在成都的重要性，如果拆除西楼，势必会引起民间的不解和舆论的反对。因此，他上任后，于次年极力推动了西楼的重修。重修后的西楼呈现出一番新气象：“巍构山立，重楹翚飞，上虚下广，内显外壮，穹窿奂丽，疑若天设。”[7]524从而吸引了文人墨客登楼题咏。

嘉祐八年(1063)，韩绛接替吕公弼知成都，他在西园增建了圆通庵。赵抃《西园圆通颂》载：“成都府西楼之西北隅，有庵曰圆通，中奉观音大士之像，乃治平初今史馆相韩公之所建也。”[7]948按照李焘《长编》的记载，赵抃于治平元年十二月任成都知府：“(治平元年十二月)癸丑，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赵抃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14]第十五册，4927那么韩绛修建圆通庵当在治平元年(1064)初。

治平元年(1064)，赵抃第二次知成都②。他于次年对圆通庵进行了修葺和维护，改变了编竹覆矛的建筑结构，以楩楠瓦甓翻新。其所作《西园圆通颂》曰：

予再守蜀之明年，以其庵庐编竹覆矛，岁凡一葺完，不能久，屡为风雨所挫，于是命工用楩楠瓦甓易而新之，又增饰其像而尊安之。作《圆通颂》六首，得和者一十八篇，因刻石于其右。[7]948

熙宁三年(1170)，吴中复知成都府，此时西园亭榭已具规模。按其复知成都时作《西园十咏》，可知此时的西园已有西楼、众熙亭、竹洞、方物亭、翠柏亭、圆通庵、琴坛、流杯亭、乔楠亭、锦亭十处优美景观。

元丰五年(1082)，吕大防知成都。他在西园又修筑了辨兰亭，并作文《辨兰亭记》和诗《西园辨兰亭》记之。

宣和五年(1123)，王复“以公事忤宰相王黼，降充龙图阁待制、移知成都府。”[15]42他在任上疏浚后溪，使之面貌一新。李新《成都后溪记》说：“今龙学王公下车布政，咨诹父老，不作新奇，尽循太师鲁公之治，数月而政成，浚开后溪故道，水行如昔。邦人惊喜，再还旧观。”[7]513

南宋乾道四年(1168)，四川制置使汪应辰在成都寻苏轼遗迹，得书法帖若干，刻《东坡书法帖》置西楼下。该帖末尾有题记：“右东坡苏公帖三十卷，每搜访所得，即以入石，不复铨次也。乾道四年三月一日，玉山汪应辰书。”[16]105陆游《跋东坡帖》亦云：“成都西楼下刻东坡法帖十卷。”[17]第3册，217

至南宋中后期，西园格局当沿袭北宋之旧。淳熙元年(1174)至四年(1177)，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时，曾与陆游多次在此交游唱和，陆游仍然歌咏“西楼遗迹尚豪雄”。南宋末年，成都被蒙古军队攻破，西园没于战火。明清两朝沿袭宋代之旧重修成都官署时，并未按宋代西园格局重建各亭台楼阁。

二 西园的书写与文学景观的形成

园林作为人文景观，要传之后世，还需要文人书写来彰显，所谓园以文传。作为官署园林，西园不仅为主政地方的官员提供了燕息之地和交游之所，其雅致的景观也为文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题材与素材，从而吸引了诗人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歌咏。纵观文人对西园的书写，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楼的题咏，一是对燕集唱和图景的展示。

(一)西楼的登览题咏

西园因成都特殊的地理形态而拥有独特的自然风景，西楼则是西园的最佳观景点。西园虽地处繁华鼎沸，却闹中取静。身在此处，可远睇层峦，近赏亭台楼榭、奇花美木。此美景为宋祁首先发现，《锦亭晚瞩》云：“山从云端现，日就林外隐。风来草树披，烟生井闾近。”[18]78如登临西楼，目接之景更显壮阔，吕陶《重修成都西楼记》曰：

登临阔视，可以极山川之秀景，燕闲高会，可以快风月之清意。岁之方春，物状尤异，红葩鲜妍，台榭交辉，绿树茂密，亭宇争荫。[8]138

吴师孟《重修西楼记》亦曰：

揖宾而上，凭栏寓目，气思飘飘，空阔川平，一瞬千里，江山草木，紫翠明润，宫刹台榭，四面环向，次第高下，如揖如侍。民居十万室，棋布目前，远近之物，容四时之风景，盖千态万状，不可得而状也。[7]524

吴中复《西园十咏·序》的描述更加精确：

成都西园，楼、榭、亭、池、庵、洞，最胜者凡十所，又于其间绝胜者，西楼赏皓月、眺岷山，众熙临清池，濯锦水，志殊土之产有方物，快荫樾之风有竹洞，杂花异卉，四时递开，翠干茂竹，蔽映轩户，足以会宾僚，资燕息。[7]126

西楼登览，既可仰望明月远山，亦可俯观锦江、城池、民居和亭台楼阁，景色由远及近，层次分明，这其中尤以远眺岷山为胜。岷山是成都西部的雄伟山脉，历来为文人关注歌咏。这山景究竟如何壮观呢？北宋张俞《望岷亭记》有精彩的描写：

其望伊何？春云始波，昆柔阆蔼，涵蔚瀛海，火宇无阴，万木交蒸，重岩沓嶂，倚云峨冰，秋空凝辉，秀卓天骨，朝阳夕月，异态殊色，寒日惨烈，时见城阙(青城、天阙各岷之一山耳)，三峰含光，隐射天末(昆有第一第二峰及大面，是为三峰)，此望岷之大概也。[7]834

南宋李石《转运司爽西楼记》亦曰：

岷为蜀山之杰，俯瞰井络于天西维者，皆平川也。环山四麓，凡府寺州廨、丘里之室，郊遂之居，得以审势高下，随方广狭。敞楼观，凿户牖，延空光，揖秀色，如植如负，如飞如鹜。熙而阳，肃而阴，四时朝暮，开阖晦明者，皆岷山云气往来，日月吞吐也。成都官治多胜处，端倚此山向背。[7]552

岷山山势连绵巍峨，主峰常年积雪，光彩绚烂，是成都平原一大盛景，官署园林多以此作为构景的重要元素。由于其海拔很高，与成都平原形成鲜明对比，风景自然十分壮阔。而且古代城市民居建筑普遍低矮，不可能超过官署，所以登上西楼，目接之景毫无遮拦，江山秀景尽收眼底。正如唐代杜甫《登楼》诗所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19]520虽然当时杜甫心境是忧郁的，但此句依然是对眼前实景的绝佳描绘。

西楼的登览之妙，吸引了文人进行书写。首唱西楼之景的是赵抃《成都西楼》一诗，写出了西楼看山之雄伟和诗人登临之快意：“多暇朱栏倚望频，远云开即见峨岷。昔贤初尽经营力，今我独为优幸人。胜阁帘高帷掩雨，老台民乐只登春。争如蜀国西楼好，四序风光日日新。”[1]第6册，4177赵抃是北宋名宦兼诗人，治理成都颇有名声。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就称赞他：“公为人，和易温厚，周旋曲密，谨绳墨，蹈规矩，与人言，如恐伤之。平生不蓄声伎，晚岁习为养气安心之术，悠然有高举意。公为吏，诚心爱人，所至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治虔成都，尤为世所称道。”[20]523赵抃儒者仁心、温润敦厚，为政宽仁爱民，其诗亦如其人，描写江山秀景、物阜民丰，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气象。另一位名宦吴中复则侧重描写西楼俯仰之景的层次分明，令人神清气爽的特点。《西园十咏·西楼》诗云：“清风破大暑，明月转高秋。朝暮岷山秀，东西锦水流。”[7]126面对如此美景，作者不由得感叹“宾朋逢好景，把酒为迟留”。北宋后期，巴蜀诗人李新登上西楼，面对江山壮丽不禁感叹：“锦水背人朝暮去，雪山随我久长寒。”[1]第21册，14235南宋中期，范成大在雪夜登西楼，所见之景更为壮观。其《十二月二十四日西楼观雪》云：“一夜珠帘不下钩，彻明随雪上西楼。瑶池万顷昆仑近，玉垒千峰滴博收。”[2]232此诗写景意境胜于前人处在于，诗人不仅描写了眼前可见的玉垒、滴博等山峰，更想象了昆仑山之“瑶池万顷”的宏大虚景。一“近”一“收”，虚实相生，从而达到以象传境的效果，充分调动了欣赏者的想象力。

西楼的书写不仅有自然风景的呈现，也因登楼人的心态变迁而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如果说北宋诗人的西楼书写反映了治虔情怀和太平气象，那么南宋诗人则更多地抒发了个人的忧郁情感。如范成大《西楼夜坐》一诗道出了诗人心中的凄苦：“岩桂无香秋遂晚，江鲈有约岁将寒。文书散乱嘲痴绝，灯火凄清语夜阑。”[2]237《西楼秋晚》则表达了劳形于案牍之疲态：“残暑已随梁燕去，小春应为海棠来。客愁天远诗无托，吏案山横睡有媒。”[2]240按照陆游所述，四川制置使的工作十分繁忙：“以是幕府率穹日夜力，理文书，应期会，而故时巨公大人，抑或不得少休。”[17]第一册，142诗人如此勤于政事却心气消磨，其根源在于国仇未报、故土未复，登高望远则更加剧了诗人的这种心理。如上文所提之《十二月二十四日西楼观雪》在描写雪夜登楼美景后笔锋一转：“已报春回南亩润，从教寒勒北枝愁。”[2]232通过“南亩润”和“北枝愁”的巧妙对仗，蕴含了北望中原的国愁。诗人登高所见，山河波澜壮阔，而国家却只能偏安半壁，如何不叫人感到心中郁结？另一位大诗人陆游登上西楼也抒发了郁闷和无奈。《宴西楼》一诗云：“西楼遗迹尚豪雄，锦绣笙箫在半空。万里因循成久客，一年容易又秋风。”[21]432陆游在蜀为官，满怀一腔热血，力图为国从戎，收复中原，建功立业。然而北伐无望，朝廷日益安于现状，既不能上前线报效国家，又要劳心于公务琐事。西楼宴集虽然歌舞繁华，“烛光低映珠帘丽，酒晕徐添玉颊红”[21]432，但诗人登楼望远，想到故土未复，自身理想不能实现，怎能不感到怅然？！

综上，西楼登览因为独特的自然风景进入了诗人的审美视野，而诗人的书写也将其所见所感呈现在文本上。明代钟惺《蜀中名胜记·序》说：“山水者，有待而名胜者也，曰事，曰诗，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22]243因为有了诗人的活动与题咏，西楼之景得以长存于文本，纵使我们已无法登楼，仍能通过文学书写去想象当时的登览盛景，甚至是陶醉其中。正如陈从周先生所说：“风景之美，有很大因素需要文人渲染出来，因为湖山洵美，本是客观存在，而只有通过文人，将他描绘出来，更加亲切有味，引人入胜。”[23]277

(二)文人的燕集唱和

根据张咏《重修益州公宇记》和吴中复《西园十咏》的记载，西园植佳华，艺美木，有清流翠荫，萧寥傲睨之适，有助文人酬唱之风雅。吴中复《西园十咏·众熙亭》诗云：“亭枕方塘上，轩开四照新。花涵清露晓，风卷绿波春。日暖眠汀鹭，荷翻跃锦鳞。”[7]126范成大《蜀花以状元红为第一金陵东御园紫绣毬为最》一诗认为西园花木可与金陵东御园相提并论：“西楼第一红多叶，东苑无双紫压枝。”[2]330西园还植有海棠，苏泂《雨中海棠花放简冯元咨》回忆道：“天涯万里春风晚，曾上西楼看此花。今日东南无处觅，矮筇来问蜀人家。”[1]第54册，33917有宋一代，官员士人有着积极入世的情怀，他们既出入官场料理世俗事务，也向往山林之隐而自我封闭，驰骋江湖之思，体味人生哲理。西园的亭台草木，则给这看似矛盾的生活状态，营造了一个恰当的空间，使其间的生活既富有世俗气息，又显得高雅清新。如蒋堂卸任成都知府回京时，便在西园宴乐，邀乐伎助兴，乐伎陈凤仪作词表达了自己的依恋之情：“蜀江春色浓如雾。拥双旌归去。海棠也似别君难，一点点、啼红雨。此去马蹄何处？沙堤新路。禁林赐宴赏花时，还忆着、西楼否？”[24]第1册，168吴中复则十分享受西园雅集唱和的氛围，《流杯亭》诗云：“结客乘公暇，流觞逐浩歌。乱峰晴倒影，曲水宛回波。小海逢元巳，兰亭记永和。西州行乐事，应比晋贤多。”[7]128

西园雅集的主题主要是赏海棠。海棠是蜀地名花，沈立《海棠记序》说：“蜀花称美者，有海棠焉……足与牡丹抗衡，而可独步于西州。”[12]第30册，116陆游《海棠》诗云：“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21]643蜀地海棠晚唐时开始进入诗人的视野，及至北宋，成都海棠之盛名声远播，逐步为不少大诗人和文人所歌咏。晏殊《海棠四首》回忆道：“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1]第3册，1947黄庭坚《送高士敦赴成都钤辖二首》赞叹之：“烧烛海棠夜，香衣药市秋。”[25]第4册，1355可见北宋时期，成都海棠就已相当有名，即使是那些并未到过此地的诗人，也对它的美交口称赞。以海棠为题有两次唱和颇为著名，分别是吴中复与范纯仁、范成大与陆游之间的唱和。

熙宁四年(1071)，吴中复“作诗《江左谓海棠为川红》，范纯仁与之唱和”[26]338。吴诗《江左谓海棠为川红》(《方舆胜览》作《赏尧夫学士西园海棠》)感叹海棠之美冠绝天下，却偏于西蜀少人识之：“却恨韶华偏蜀土，更无颜色似川红。子美诗才犹阁笔，至今寂寞锦城中。”[1]第7册，4708范纯仁和诗《和吴仲庶龙图西园海棠》则写雨后海棠引人入胜之处：“濯雨正疑宫锦烂，媚晴先夺晓霞红。芳菲剑外从来胜，欢赏天涯为尔同。却想乡关足尘土，只应能见画图中。”[1]第11册，7428他不仅赞赏西园海棠的美，也惋惜以后只能在画图中见，足证西园海棠之特别。范纯仁在蜀期间与吴中复多有诗文交往，也是一段文坛佳话，如《同成都尹吴仲庶运判韩持正会饮》、《和吴仲庶游碑楼大慈二寺》、《以眉州绿荔枝寄吴仲庶有诗次韵》、《和仲庶江渎避暑》、《将出蜀次仲庶送行诗韵叙别》等。

最为著名的则是范成大对西园的书写以及他与陆游以海棠为题的诗歌唱和。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陆游为参议官。在成都时，范成大常与陆游以诗文为交，传为文坛佳话。《宋史》载：“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27]12057黄升《花庵词选》说：“范致能为蜀帅，务观在幕府，主宾唱酬，短篇大章，人争传诵之。”[28]204范成大对西园的书写，除了前文所引《十二月二十四日西楼观雪》、《西楼夜坐》、《西楼秋晚》外，《锦亭然烛观海棠》一诗还有对西园之景的“颁奖词”：“银烛光中万绮霞，醉红堆上缺蟾斜。从今胜绝西园夜，压尽锦官城里花。”[2]234此诗极写夜晚游宴观海棠之享受，可谓字字珠矶，极大地引起人们对西园的想象与倾慕。范成大曾邀陆游至西园夜赏海棠，陆游《锦亭》诗云：

乐哉今从石湖公，大度不计聋承聋。夜宴新亭海棠底，红云倒吸玻璃钟。

琵琶弦繁腰鼓急，盘凤舞衫香雾湿。春醪凸盏烛光摇，素月中天花影立。

游人如云环玉帐，诗未落纸先传唱。此邦句律方一新，凤阁舍人今有样。[21]548

此次锦亭夜观海棠唱和的盛况广为传播。虽然范成大蜀中诗在当代学界的评价不如使金诗高，但在当时却名气很大，所谓“游人如云环玉帐，诗未落纸先传唱”。陆游《范待制诗集序》曰：“公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围扇，更相赠遗，盖自蜀置帅守以来未有也。”[17]第1册，142其影响力传播甚广，也不仅限于蜀中。南宋后期，东南文士刘宰在《书石湖诗卷后》便提及：“蜀之俗大抵好文，其后生往往知敬先达，先达之所是亦是之。范公以文鸣，其毫端之朱玉，纸山之云烟，蜀士大夫争读之。”[12]第300册，33诗人刘克庄写作《海棠》组诗亦云：“范公蜀西曲，陆老剑南诗。”[29]第1册，844可见当时文人心里，海棠已经与陆范的蜀中风雅紧密相联，成为一个文学掌故。

西园的景观也因范成大、陆游的不断回忆和书写而成为城市意象，蕴含了诗人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意识。范成大离蜀时曾作《题锦亭》表达自己的不舍：“手开花径锦成窠，浩荡春风载酒过。来岁游人应解笑，甘棠终少海棠多。”[2]246陆游在送范成大东归时也作《新津小宴之明日欲游修觉寺以雨不果呈范舍人二首·其一》怀念曾经的共同生活：“风雨长亭话别离，忍看清泪湿燕脂。酒光摇荡歌云暖，不似西楼夜宴时。”[21]649对于诗人来说，西楼、锦亭不只是一个具体建筑，它承载了城市共同生活的记忆，从而成为诗人表达情感的寄托。如陆游东归之后，即通过描写西园的西楼、海棠来抒发对蜀中生活的回忆与眷恋。如《海棠》诗云：“尚想锦官城，花时乐事稠。金鞭过南市，红烛宴西楼。千林夸盛丽，一枝赏纤柔。狂吟恨未工，烂醉死即休。”[21]1127《暮春二首·其一》云：“难续西楼梦，空存北陌身。海棠应似旧，惆怅又成尘。”[21]2318正如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所说：“每一个人都会与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某一部分联系密切，对城市的印象必然沉浸于回忆中，意味深长。”[30]1

“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31]146西园固然因独特的自然风景和园林景观成为蜀中名胜，但若是没有文人墨客的雅集和书写，特别是大文豪为其延誉，则容易埋没一时一地，不为后人所知。范成大、陆游都是当时的大文豪，正是他们的不断书写和赞美，使西园真正成为一座文学景观，即使亭台楼榭不在，园名仍能长存于心，不断激发后人的历史与地理想象。如晚清胡薇元入蜀为官时作词《天香·怀顾子远丈》云：“张禄过秦，陆机入洛，名贤别有声价。几绽乌皮，堂开背郭，老客成都官舍。蜀桐清越，任谱遍西园亭榭。小墨池边雪霁，养云窠外霜夜。”[32]33抗战时，唐圭璋先生客居成都，曾作《浣溪沙·成都和友人(指沈祖棻)》一词：“浩浩烟波忆旧游。何时重访北湖鸥。飘零宋玉自悲秋。云雨空嗟翻覆手。深杯难遣古今愁。玉箫声里倚西楼。”[33]77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在其所著《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景观一章说：“文学作品不能简单的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34]44正是文学家的活动和书写，使得西园在建筑景观消亡后，后人仍能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回想当时现场，仿佛亲临其境，从而激起心中澎湃情感，而这也是文学景观的价值所在。

三 结语

入蜀文人不仅构建了西园的人文景观，亦用纸笔书写了西园，使其成为一座文学景观。田况、赵抃、吴中复、范纯仁、范成大、陆游等入蜀文人，或为政坛名宦，或为文坛领袖，他们在西园休憩、雅集、游宴、遥望雪山、观赏海棠、诗酒风流，写下了目之所见和心之所感。他们用充沛的感情和凝练的诗句，将西园的美封存在纸上，也赋予了西园另一种存在。即使南宋末成都城市被毁，现实里西园无迹可寻，我们仍然可以从文学中探寻当时的盛况，品味它独特的美景。所以，精巧的人文景观、独特的自然风景、文人墨客的诗酒风流和文学书写是西园成为文学景观的重要元素。

文学书写固然是文学景观形成的重要元素，但细究之，其对于景观形成的作用机制却有不同。成都西园作为文学景观的形成，历经入蜀诗人们的书写，在南宋时由范成大与陆游所奠定，我们可以称为渐进充实型。但有些文学景观的形成却并非如此，如安徽敬亭山，本是黄山一普通支脉，“宣城谢守一首诗，遂使声名齐五岳”[35]第一册，760，经过南朝著名诗人谢朓的题咏，立刻成为了闻名天下的景观，此类型可称之一鸣惊人型。又如扬州平山堂，本无甚可观之处，因为北宋欧阳修的构建与书写，成为著名的文学景观，所谓“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36]483，则可称为初期奠定型。可见，文学书写对文学景观形成的作用机制是多样的，文学景观形成机制的类型，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