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之间的博弈如何展开？
——《困境下的多重博弈》品藻

2019-02-22 13:25黄振南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9年6期

黄振南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 541001)

在企业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中，政企关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政企关系史的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新史料的开放，新方法的运用，新视角的拓展，都为政企关系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近日，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晓锴副教授以35.8万字的《困境下的多重博弈——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研究(1945—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展示世人。该书以抗战胜利以后5年间上海卷烟业为研究对象，以政企关系为切入点，别出心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读这部选题新颖、视角独特、资料丰富、逻辑严谨、论证清晰的著作，收获自然与众不同。

一、从博弈角度研究政企关系

政府之于企业，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称之为“看得见的手”，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所称市场是企业“看不见的手”双双构成著名的经济学理论。这两只手究竟哪一只更重要呢？战场上有“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之说，经济生活中则未必如此，在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的时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所起的作用尤不可忽视。

就像“看不见的手”无时无刻都在影响企业一样，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矛盾与冲突无时不在，合作与互动亦无处不有，向来是一个难以厘清的问题。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金瓯待拾、创伤待医的中国，这一关系更加纷乱繁复。选择这一时期上海卷烟行业与政府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无疑是个极具挑战的课题。作者不畏艰难，敢于挑战自我，令人敬佩。

博弈本指下棋、局戏，拓展开来，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生产活动中为了谋利而开展的竞争。博弈既有合作性的，也有非合作性的；既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既有零和博弈，也有非零和博弈，如此等等。对于博弈的结果(参与者的得失)来说，游戏规则十分重要。单从下棋的表象看，博弈是参与者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游戏，但在社会实践中却非如此，参与者之间除了互相拆台以外，相励相扶同样必不可少。卷烟业既然能给政府提供巨额税收，政府在掌控、强制卷烟业的同时，当然要为卷烟业的有序发展提供因势利导的服务，这样才能收缴更多的税额。沿着这一主旨，该书以上海卷烟业和政府为博弈参与者，将其放在抗战胜利后的重重困境之中，分析其多重博弈的种种表现，总结这种博弈的结果及其启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理顺纲目架构，是该书研究政企关系的具体做法。以书中第二章《卷烟税收中的政企博弈》为例，该章下分三节，在介绍抗战前后国家卷烟税收政策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卷烟企业、卷烟同业公会与政府三方的合作与矛盾，最后着重探讨政府对卷烟业的管制措施。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逻辑性很强的提纲，起到了提要钩玄的作用。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制定法律，利用强制手段，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分配方式。所以，马克思称“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1]。没有税收，政府就无法正常运转，更不能提供如文教科技等公共服务。但是，不能因此滥用政府强制力，也不应只管收税而对企业放任自流。那么，民国政府对上海卷烟业在收税之外还做了些什么事呢？该章第三节下所立三目：一是“进口卷烟管理”，二是“生产材料监管”，三是“卷烟缉私及商标管理”。这三目四项，提纲挈领，立收纲举目张之效。

既然政府在强制收税的同时监管企业，这就有了下文卷烟原料供应中的政企合作、卷烟工潮中的政企互动等内容。不同于一般论著的是，该书是通过论述政企矛盾、合作、互动来实现“政企关系”这个论题，既非通过政权兴衰过程的考察来旁及“政企关系”，亦非通过企业发展历程的叙述来揭示“政企关系”。这种写法，从历史的纵向和行业的横向展示政企、行业、劳资等博弈态势，是史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犹如清风拂面，读来别有一番韵味。

兹举一例。“年赏”(年终奖励)是业界的习惯做法，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业界，“年赏”各异，卷烟行业也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劳资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工潮此起彼伏。为调和劳资矛盾，同业公会和政府社会局出手干预，经多方协商，公布工人底薪标准，商讨“年赏”发放办法，共度危机。书中第四章用相当篇幅来论述卷烟业工潮与政企互动，并用列表方式举出有代表性的颐中烟草公司1946年3—12月间64起劳资纠纷的调解情况，一目了然，可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总览全书，政企关系作为一条主线，从税收中的政企博弈到原料供应中的政企合作，从行业工潮中的政企互动到国营与民营论争政企对弈，贯穿于全书的自始至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用《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重新建构》《上海卷烟业的行业自卫与诸方博弈》《特殊背景下卷烟业政企关系之审视》三节来回应“政企关系”这个主题，收束全部议题，结构严谨，綦组工整，切中窍要，引人注目。

二、选择上海的卷烟业研究政企博弈

卷烟业是个特殊行业，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高利行业，又是一个因危害民众健康而被广泛诟病的行业，正反两面的矛盾异常突出。就反面来说，1840年中英战争源于毒品鸦片(烟土)入华，鸿胪寺卿黄滋爵奏请对瘾君子“罪以死论”[2]、林则徐在广州严厉禁烟，妇孺皆知。鸦片由罂粟提炼而成，卷烟是烟草的加工品。烟草于明朝传入中国，晚于罂粟。初始，烟草是国人备受推崇的治病良药，但不久人们便发现它是鸩毒之物，有识之士发出了切莫吸烟的忠告。明末崇祯皇帝则绕个弯，因其祖上有“燕王”、京都为“燕京”(今北京)，“吃烟”与“吃燕”同音，有吃掉燕王、攻破燕京之嫌，下令禁止吃烟，“犯者论死”[3]。满人取代明朝前后，制定律例，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后因国势衰微而不果。到了清末，卷烟这个舶来品又登陆华夏，继之设厂制造，中国逐步演变成全球生产卷烟之首。烟土与烟草虽有区别，但其有害于健康则同辙。相较于鸦片被严禁，历届政府对烟草的态度暧昧得多。民国时期，蒋介石以自己不抽烟的行动做榜样，还发起“新生活运动”来抵制卷烟。然而，残酷的现实打压着正义的行动，“看得见的手”无力还击，税收与健康之间的矛盾无法化解，致使烟草迄今尚在种植，卷烟业至今还在发展。

卷烟业非因存在而合理，但其存在于不合理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唯其如此，学界对卷烟业的研究并不少见，成果也比较多，除了论文、专著，还有志书、工具书，使许多领域望尘莫及。这些成果，大多以上海的卷烟业为研究对象，是有原因的。

上海扼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之咽喉，自185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广州之后，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在这里，艨艟浩浩荡荡，商舸川流不息，舶贾络绎不绝，白帆红帜，交相辉映；各色人等，纷至沓来，熙熙攘攘，蔚为壮观。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早期开埠的基础累叠，到20世纪前中期，上海成为中国工业的翘楚，未有望其右者。中国的卷烟业诞生于上海，研究卷烟业，怎能撇开上海？

正因为上海与中国近代卷烟业关系如此密切，政企关系在这里自然非同一般，各种博弈在这里当然交错纷呈，以税收纷争为例，即可见诸一斑。

蒋介石政府之所以禁烟不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它需要钱来打内战。抗战胜利以后，国共矛盾日显，导致了全面内战的爆发。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国民政府债台高筑，1947年财政赤字29万亿元，翌年攀升至435万亿元，这是多么可怕的升幅！如何填补窟窿？“看得见的手”唯有借助政权的力量搜刮。烟卷既非生活必需品，政府便以所谓“奢侈品”的名义，在“寓禁于征”思路指导下大肆提高税率，使之成为货物税中最高的税种，征收总额超过货物税的半数。上海卷烟行业要上缴多少税金呢？1946年为1734亿元，1947年便升至1.3万亿元。重税之下，烟厂纷纷倒闭。

到底要杀鸡取卵还是要培植税源？论争随之而起。为了生存，卷烟企业、行业公会与政府之间展开“博”无法避免“弈”，从该书第109—110页用表格归纳1946年4月至1947年12月间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向政府“反映情况”来看，这种博弈异常激烈。如1946年9月24日该公会就沪市卷烟业濒临破产向上海货物税局和行政院请愿，提出将调整税额周期由3个月改为6个月等要求；1947年1月4日，因工人怠工、罢工向上海货物税局提出延交税款的要求；1947年1月24日，因烟税调整影响成本而推举代表晋京请愿等，都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政府矛盾、摩擦的表现。

博弈不是单方的事，作为政府一方，对企业的诉求、请愿当然要回应，特别是在工人罢工、工厂倒闭的关键时刻，任其自为有违收税的初衷。所以，政府面对企业的诉求是无法回避的，尽管企业的要求大多达不到目的，或者不完全达到目的，但在一定范围内改善处境是有可能的。例如，1948年12月，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致函上海货物税局要求降税，该局局长时寿彰亲自赴京与财政部长、税务署长洽商，终于核减了税额(见该书第115页)，尽管核减后烟厂纳税仍重，但毕竟它是博弈的结果。这样的事例，书中还有不少。

由此可见，以上海卷烟业作为研究政企博弈的对象，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具有典型意义，是正确的选择。

三、拔取抗战胜利后的5年研究政企博弈

选择上海卷烟业作为政企博弈研究的对象之后，为什么要将研究时段框定在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5年？作者在《绪论》中首先说明这5年 “是一个承先启后、去旧迎新的时代”。不错，这个为期不长、炮火连天的时段，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汪朝光先生称这5年“在后人眼中或许不过是惊鸿一瞥的瞬间，却以其历史演进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波及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影响到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从而在个体生活改变的同时，更在集体意义上改变了中国的走向，实可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演进的关键性年代”[4]。在和平年代回首那段不平凡的历史，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莎翁那句“Nothing is so common as the wish to be remarkable”(没有什么比希望不平凡而更平凡的了)的名言，或许能够说明作者的写作心态。

那么，人们是怎样看待1945—1949年这段峥嵘岁月的呢？作者引用法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玛丽-格莱尔·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夫人为其弟子王菊出版的博士论文《近代上海棉纺业的最后辉煌(1945—1949)》所写的序言中说的话：1945年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个学术界了解得不够深刻的时期，因为这段历史曾被普遍地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研究和思考，从而使历史本身受到了先验论的干扰。的确，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有偏颇，国内如此，国外亦然。在中国，单从国共双方对这段历史的称谓便可看出其政治倾向：国民党称之为“动员戡乱时期”，共产党则称之为“解放战争时期”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何谓“戡乱”？1947年7月4日举行的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蒋介石交议的《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即一目了然；共产党的称呼针锋相对，“解放”“革命”之名同样一点也不含糊。全面内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等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武装力量从1946年9月中旬起开始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产党控制的区域被称为“解放区”(抗战时期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根据地曾用此称)，与国民党控制的“国统区”相对而立。1969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胡素珊(Suzanne Pepper)以这段历史作为博士论文，旨在回答“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取得政权的”[5]。所有这些，足以说明这段历史政治特点的鲜明。而意识形态的差别，研究者或先入为主，先下结论再去寻找史料来说明这个结论；或将这段历史视为雷区，唯恐避之不及。所以，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总体上是薄弱的。

上海既是史学研究的富矿区，也是史学研究重镇，人才济济，硕果累累，世所公认。但检视1945—1949年上海历史研究的成果便可发现，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相当薄弱，至于专门研究1945—1949年间上海卷烟行业历史的成果，竟是空白。都说学术贵在创新，创新包括许多方面，开启一个前人没有研究触及的科研领域，其创新自不待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选取抗战胜利后5年上海卷烟业的政企博弈作为研究对象，是既新颖又有挑战性的课题，其学术价值就不难判断了。

四、用丰富的史料研究政企博弈

政企关系错综复杂，选择一个特殊行业、一个较短时段、一个典型地区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个定位无疑是准确的，也是可行的。当然，基于这个题目的指向，需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展开，研究工作方能取得成效。而作为史学工作者，首先看重的就是史料的搜集了，诚如梁任公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6]该书史料之丰富，使“史之组织细胞”特别健壮、发达。

该书使用的史料，主要包括档案、民国时期的报刊和后人整理而成的史料汇编3大类。作者在书末开列的“参考文献”中，“史料汇编”共有37项，剔除其中的工具书、志书、专史等既非“史料”、亦非“史料汇编”者，与该书有直接关联的不多，称之为“参考”相当恰当。相反，“著作类”的“民国著作”项下，却有一些真正的“史料汇编”，如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秘书处1945年12月编印的《上海区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章则汇编》、昌明书屋1946年编印的《收复区特种法令汇编》等等，是作者分类不清之故，并不影响对这些史料的运用。

真正用来论述该书命题的史料，档案和民国时期的报刊最值得称道。报刊包括民国时期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还有行业性的《烟业日报》《烟草月刊》《英美烟公司月报》等，其出版地以上海、南京居多，还有天津、武汉、南昌、广州、沈阳等城，其内容涉及商业、金融、经济、银行、烟草、物流、进出口贸易、国货产销、农业、劳工、青年与妇女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如果说以上报刊读者还比较熟悉的话，那些不太常见的报刊被征引，则令人眼前一亮了。例如，关于上海卷烟业临时工使用的规定，书中引用《新闻报》1947年12月18日第4版刊登《劳资评断委员会第十五次大会报道》为证据(见该书第265页)；在回顾晚清上海老晋隆洋行引进美国的“品海”“小美女”等卷烟品牌后迅速销遍全国的史料，征引自1934年1月出版的《国光》杂志第2卷第1期(见该书第25页)；抗战胜利后中华烟草公司修改日本人“全禄”牌香烟商标被称为“香烟史上光荣的记录”，引自1946年3月23日出版的《快活林》杂志第8期(见该书第283页)；如此等等。可见作者对史料的发掘，是相当用功的。

尤其感人的是，作者对档案史料的搜集，达到不遗余力的程度，其五赴上海的经历即可说明。在沪上，上海档案馆关于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工人福利会、上海市参议会、上海商会、上海市工业会、永泰和烟草公司、财政部上海货物税局、中华烟草公司的11种档案被作者翻了个遍，上海社会科学院关于英美烟公司抄档以及1930—1950年代初期经济类剪报资料、企业史和行业史资料也被作者逐项查阅。

我们知道，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将大量宝贵的文物、资料运到了台湾，这就是现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里那些珍贵档案的来历。作者利用赴台半个多月时间，复印了实业部、农林部、经济部的相关档案，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国华成烟草公司、中华烟草公司、颐中公司等上海烟草企业的资料，这是在大陆所无法看到的档案，弥足珍贵。

近水楼台先得月。作者在南京求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自然不会放过。而2010年该馆《民国时期烟草行业档案选编》的数字化，为利用这些档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批档案与卷烟有关的2000多个条目，涉及行政院、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国税署、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海关总署等20多个卷宗，实在是太丰富了。

该书以“有史料的地方，便是史学工作者的天堂”发凡，再往下看，是史料给了作者用武之地，像在太空遨游，像在天堂寻觅，是众多的史料给作者研究政企博弈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五、用生动的文字研究政企博弈

学术研究有自己的规律，其成果的呈现无法像文学作品那样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但拗口饶舌、佶屈难读往往是人们对学术著作(尤其是史学著作)的鞭挞。捧读该书，文句朴质，不加雕饰，通顺畅达，清新自然，完全没有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艰涩隐晦、诘屈聱牙的表达方式，大大增强了学术著作的可读性。

学术专著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字浅显并不意味着就能打动读者的心，善于分析，深入浅出是制胜法宝之一。该书第259页对工潮起因的剖判，有理有据，使人信服，便是例证。第41页巧妙地运用史料描述诸名人嗜烟如命的众生相，栩栩如生，令人忍俊不禁，欲罢不能，同样是书中的看点。

图文并茂是该书的又一个特色。在这本370多页的著作中，共有插图20幅(不包括多幅未命名者)、表格42个，使其版面多姿多彩。插图有自绘的，有翻拍的；有曲线图，有线段对比图；有组织系统图，有圆形比例图。表格不但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有比率表，有比较表；有数量统计表，有原因分析表；有仅一两行的表，有长达数页的表。这些图表，或浓缩大量的文字，或保持资料的原貌，简洁明了，直观性强，使密密麻麻的页面变得生动活泼，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收到良好的效果。如第49页翻拍《申报》关于中华烟草公司即将开工的报道，既再现了一代名报的新闻风格，又替代了书中的行文，可谓一举两得。第53页所载抗战前后卷烟制造程序与部门比较表，撷取3种文献史料的精华制成，高度概括，一目了然，既节约了大量的篇幅，又使阅读变得更加轻松，实在可圈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