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视野下汪曾祺小说的民俗性抒写

董婷婷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旅游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地域与民俗历来密不可分，民俗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地域不同而存在民俗上的差异。“地域性”既是自然地理范畴，也包含着社会文化的属性。“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因其生发的土壤的特殊性,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1]。苏中地区从地貌特质上，既包含秀美的江南水乡，也囊括朴质的北部平原和渔村。它自古就是吴文化的所在地，文化渊源流长、才子名士辈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精神浸润着吴地文化。吴文化历史底蕴深厚，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塑造出独具江南文化特点的湖光山色和才人辈出的灵秀之美。

以高邮为代表的“吴文化”，既体现于自然山水、语言行为等显性因素，又表现为风俗民情、文化礼仪等隐性内核。阅读汪曾祺的小说，首先展现的是鲜明的苏中地区特色，犹如一副鲜明的地域风景画。

1 地域风景之美

地域，既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性的概念。关于作家和地域的关系，阎连科曾经说过，没有这个文学地域的作家个人的“文学场域”，根本就没有艺术叙事与想象扎根的土地[2]。可以说小说中的民俗文化与人文风情构筑了汪曾祺的“艺术栖息地”。

汪曾祺的出生地江苏高邮，风光秀丽，京杭大运河从旁经流。高邮湖为江苏第三大湖，这里水网密布，湖泊、河滩错落有致。气候温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仓廪充实，是令汪曾祺魂牵梦绕的江南水乡。一般来说，成年人对家乡社会的认知在童年时期就获得了，由于作家从小在这里耳濡目染，他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此，因此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言一行皆为熟悉。

风景是最能体现地域性的特征之一，汪曾祺小说中风景的描写彰显了他对故土的眷恋之情。汪曾祺对于吴文化的风景之美显示出恬淡自然的风致和简约朴素的禅意，汪曾祺笔下的风景既有江南水乡的秀丽，又有看遍千帆之后而回归人生本相的禅意。在《受戒》中，“庵、岛、水”三个元素构成了人物活动的场域。这原本是普通的居住环境，但在作者的笔端却被描绘得如画如诗，似一方仙境，像桃源胜境般令人神往。既体现了作家对高邮风景的深刻记忆，也表明出对江南水乡的念念不忘。百姓安居于如此乐土，与世无争，自给自足，这正是汪曾祺的精神追求。《小学校的钟声》里“水面简直没有什么船。……岸上柳树枯干子里似乎已经预备了充分的绿。左手珠湖笼着轻雾。……黄墙上面是蓝天下的苍翠的柏树。冷冷的是宝塔檐角的铃声在风里摇”[3]。澈澄明、静谧柔美的江南水乡顿时跃然纸上。《鸡鸭名家》中“江南地暖，……天气微阴，空气里潮润润的。新麦、旧柳，抽了卷须的豌豆苗，散过了絮的蒲公英，全都欣然接受这点水气。” 《大淖记事》中“淖，是一片大水……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4]413。时间和季节迅速推进，语言质朴但却表述准确，读来有美感和色彩感。这得益于汪曾祺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他汲取苏中地区的风景并融入小说创作中，寓情于景，塑造小说独特的艺术效果。对此汪曾祺表示“作品的产生与写作的环境是分不开的”[5]195。汪曾祺对童年的故乡记忆深刻，因此江南具有代表性的小桥流水、青石深巷、雨烟染柳、鱼稻丝绸自然就成为他的描摹对象，形成汪曾祺独特的故乡“高邮系列”物象，勾勒出一幅色彩明晰、清新雅致的山水画卷。汪曾祺的风景描写不是着意于风景的明丽动人，而是善于化人生境界于风景之中，让风景回到风景本身，显示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枯禅境界。他善于以小见大地将景物之外的澄明之境关注到景物描写之中，类似日式庭院的“枯山水”，在他人容易忽视之处下功夫，汪曾祺的景物描写里有一个远景就是“庵”，这是苏北一带常见的建筑，既是他童年的记忆，也是汪曾祺景物描写的关键节点，成为带动全篇的点睛之笔。

2 民间风俗之美

如果说江南文化在汪曾祺笔下是一幅风景画，清新淡雅，如诗如画。那么纵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最响的炮仗》《鸡鸭名家》《故里三陈》《礼俗大全》等作品，则具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和地域风情，让读者感受美、感受真、感受爱。更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民间风俗画，彰显出独特的地域个性，具有记录民族历史的功用。

何谓民间风俗？民俗是指那些在民众中自行传承或流传的程式化的不成文规定，一种流行的模式化的世态生活相，它是人类生活中普遍而特殊的社会存在[6]。江苏地区风俗历来淳厚，广大民众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类目繁多，包括思维方式、民间语言、衣食住行、婚庆丧葬、岁时习俗等。无论是小说情节的叙述、人物形象的描写、婚丧嫁娶的记载、语言艺术的传达等方面，都表现出汪曾祺对于生活的热爱。

汪曾祺小说中的民俗性与他的出生环境和成长经历不无关系。汪曾祺出生在家风开明的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是前清时期的举人，祖父是前清的拔贡，父亲精通乐器，擅长书画。汪曾祺受到这样一个传统、温和，带有儒道文化色彩的家庭氛围影响，滋养出他的仁爱之心和艺术灵气，自身具备丰厚的民俗积淀。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7]218。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由于民族、地域、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完全不同的，这也使得他的故事很有人间烟火气，人物性格十分贴地气，成为展现高邮社会风貌的一个缩影。

汪曾祺和其他的民俗事象写作有很大的不同，在于他善于游走在民间信仰和民间生活的边缘，不执着于一端，而且他很好地避免了民俗事象的琐碎和重复，用近似陶渊明的心态来欣赏现实生活的烟火气，同时又能保持或疏离、或恬静的心态，和现实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

2.1 人物身份上的民俗性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将社会底层(下层)的文化，称为“传承文化”是不无道理的。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和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十分贴近，并且具有延续性。汪曾祺相当一部分小说就是写他家乡的生活，平常的人和事，写百姓群众日常的习俗。他表示：“我不仅熟习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还对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也相当熟悉……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8]18。

《大淖记事》中的挑夫们“有年，也有节，逢年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就是聚在一起赌钱……”。[4]431靠肩膀吃苦力饭的挑夫们，一年到头不见得赚多少钱，倒是很会享受生活，懂得在清苦的生活中徒添一份乐趣。这些平日里常见的生活片段，在汪曾祺强烈的好奇心和敏锐的观察力之下，使得各色职业、林林总总的人都十分有趣。《王四海的黄昏》中街头卖艺的人，各种街头把戏是不同的：耍猴的、耍木头人戏的、耍把戏的、耍大把戏的；《云致秋行状》中梨园拜师学戏的规矩有三种；《桥边小说·茶干》中，酱菜样式、制作和销售油酱的场景；《戴车匠》中坚守着传统技艺，在劳动过程中展现出精彩绝伦的制作工艺；《鉴赏家》中果贩叶三卖果子的习惯；《大淖记事》中锡匠打制锡器的过程以及馄饨摊的器具、元宵灯的形式、药店的格局、米店的经营模式甚至酒家的吃食样式等，看似与情节发展联系并不密切，但却贯穿了工业、商业、餐饮、交通等等不同方面，显现出作者的细致入微，也彰显了苏中地区物质生产上的独特性。

2.2 饮食习惯上的民俗性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既包括人们日常的生活饮食，还包含地方特色和风味小食。众所周知，汪曾祺除了作家、散文家、戏剧家这些头衔外，还是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他很精于吃食也会制作，更善于把品尝美食的感受诉之笔端，不仅写出了日常滋味，还写尽了人间五味，堪称江苏对外宣传的“美食名片”，甚至汪曾祺所写的美食可入菜谱。他写美食的文字生动而形象，如《异秉》《鉴赏家》《安乐居》《晚饭花》《黄油烙饼》《端午的鸭蛋》《桥边小说·茶干》《如意楼和得意楼》……花样繁多的故乡美食贯穿着汪曾祺的作品系列，深深地刺激着读者的味蕾。炒米、焦屑、茶干、螺蛳、韭菜花、马齿苋、杨花萝卜、咸菜茨菇汤、端午的鸭蛋……都是平常易得的美食，除了食物本身的美妙滋味外，制作和享用的程序也很考究，展现出独特的风俗性。这里的人们清明是要吃螺蛳的，“买几斤螺蛳，入盐，少放一点五香大料，煮出一大盆”；这里的人们早上是要“上茶馆”“吃早茶”的，茶馆里“包子是肉馅的……那里的包子是不收口的。捏了褶子，留一个小圆洞，可以看到里面的馅；重阳节的时候，是要登高祛邪的，不出门登高的便在家以吃重阳糕作为替代；除夕时无论团圆饭多么丰盛，豌豆头炒百叶、水芹菜、烧鲢鱼、青菜烧豆腐是必不可少的。他在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时，没有直抒胸臆，而是淡淡地写道，“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我想念家乡的雪”。[9]24他在《大淖记事》中介绍江南水边的常见食物萎蒿时，说道“加肉炒食极清香”。[9]30在《异秉》中介绍王二制作熏烧的方法，“把板凳支好，长板放平，玻璃匣子排开。这些玻璃匣子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在《鉴赏家》中不仅叙述果贩叶三卖果子的习惯，也描写果子的出产源地、上市时节和形态特征，甚至对吃果、闻果、看果习俗做了详细介绍，唇齿之间的感受和精心烹饪的方法写得细致入微，可见汪曾祺对美食和烹饪的兴趣浓厚。如此讲究生活趣味，恐怕也只有对美食颇为挑剔的“美食家”汪曾祺才能品鉴出其中滋味。

2.3 节庆仪式上的民俗性

在汪曾祺的故乡高邮，民间风俗质朴淳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清明节要“抹柳球、种荷秧、吃螺蛳”；端午节“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放黄烟子、午饭要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神赛会”“赛城隍”“都土地”等出巡仪式时，舞龙、舞狮、燃香烛、挂宫灯、花担子、跑旱船、站高肩、踩高跷；过寿、修屋建房甚至婚丧嫁娶都不同，充满浓郁苏中地区风俗特色。在《大淖记事》中不难发现“这里的人……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道德伦理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4]431至于如何不同，作者会不吝笔墨，将这些细节交代得清清楚楚。

汪曾祺尤为擅长描写民间的各种仪式和节庆典礼，他表示这些民俗“对维系民族感情的作用不可估量”。如《大淖记事》中的民间戏曲“香火戏”；《受戒》中和尚杂耍时吟唱的酸曲儿；《珠子灯》中元宵节前娘家为祈求多子进行的“送灯”；《受戒》中的和尚放焰口时飞铙杂耍；《戴车匠》里关于清明节吃螺蛳的描写；《岁寒三友》中的放焰火；《礼俗大全》有做寿、娶亲、出殡场景等……类目繁多，无所不包。汪曾祺对这些场景的传神描写，在此没有迷信蒙昧的意味，反而透露出高邮节庆仪式浓厚的风俗传统，显示出小说独特的民俗之美。比如《故里三陈》中对于“神赛会”“赛城隍”“都土地”出巡的情景，就与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绍兴赛会不相同。打头的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拜香”，后面是“挂香”的都是壮汉，还有各种有趣的技艺：打锣鼓吹笙箫，挑茶担花担，舞龙舞狮子，跑旱船跑小车，站高肩踩高跷，跳地判跳抬判，最后才是城隍老爷的八抬大轿……按照时间顺序，汪曾祺对高邮的“迎会”民俗进行了细致解读，使得小说多了民间乡土的气息，更是显现出他对于故乡社会生活的兴致和一份平和、淡雅的心境。《故乡的元宵》中，描写高邮的农历正月十五民俗味儿特别重：送麒麟，吹糖人，捏面人，抖空竹，逛庙会，烧香放花，看灯看围屏……[10]126。这原本是作者记忆中的童年故乡，却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由此可见汪曾祺观察是很细致，表述也很准确。

2.4 婚恋观念上的民俗性

这方水土对人是宽容平和的，民间的古老风俗规范人们的爱情观、婚姻观，规范人们的言语行为，使人们和谐相处，在百姓心里的震慑力远大于法律和道德。《受戒》里小英子纯洁热情大方开朗，初次见面就主动搭话：“你叫什么？……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这个活泼天真的少女遇见明子这个懵懂温顺的少年，乡间小儿女纯真而美好的爱情与现代都市人婚恋观大相径庭。《大淖记事》中的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这于传统观念而言罪莫大焉。然而她却没有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惩罚自己，乡民也对此事态度豁达。为了替十一子和巧云寻求正义，锡匠们采用古老的“顶香请愿”的方法，向官府示威，赶走凶手。“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4]413这是超越世俗功利的爱情观，双方在一起的前提就是“你情我愿”。《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卖豆腐的女孩儿，虽然穷卖身挣钱但她依然憧憬着爱情，深深爱着一个男人。传统观念中，这两段清白的爱情都被蒙上了“污点”，但这里的女人还是有资格去追求爱情的，淳朴善良的民风让这些受尽磨难的人获得自尊和自由。

结婚意味着一个女子将融入新家庭，开始一段全新生活，这里的人们对于婚姻大事则秉持着神圣的态度。《候银匠》中候银匠的女儿为了使自己嫁过去显得不过于寒酸，自己动手改装了一顶花轿。“这顶轿子是紫檀木做的，轿顶绣了丹凤朝阳，轿顶下一圈鹅黄丝线流苏走水……纳的是两条金龙，金龙的眼珠是用桂圆核剪破了钉上去的……”精湛的手工工艺和慎重的民间婚恋观已植根人心。在当地送亲也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必须要女方的全福女性长辈撑红伞伴着新娘走。那么何谓全福女性呢？在《礼俗大全》中这样写道：“‘全福太太’即上有公婆父母，下有儿女的那么一个胖乎乎的半大老太太”。[11]206人物形象立即跃然纸上，由此可见苏中地区的婚恋风俗在历史和时代上，闪现出独特的光芒。

3 小说语言之美

1950年汪曾祺担任《说说唱唱》杂志的编辑，与时任杂志主编“农民作家”赵树理结识，受到他的影响，调整自己的创作语言，较多使用口语化、生活化的民间谚语和歌谣，抒写普通农民的生活和情感。汪曾祺说：“学习群众语言不在吸收一些词汇，首先在学会群众的‘叙述方式’”。[12]245究竟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群众的叙述方式呢？他们和知识分子的必然不一样，应给更接地气，更实用且有幽默感的。

汪曾祺对民间文学研究颇多，汲取的营养也较多，大胆借鉴民间文学的有益养分，经过自己的沉淀升华，进而形成具有汪氏语言特色，这种风格体现在叙述语言上的“民俗性”，语言是朴素、简洁，明快且准确的，这与他反对“语言工具”论不无关联。汪曾祺认为“语言和内容是同时依存的，不可剥离的，不能把作品的语言和它所要表现的内容撕开”。[13]他主张写作应“贴着人物写”，因此常常汲取民间日常的语言融入小说创作中，大量使用民间歌谣和俗语。同时善于将叠音词精心排列，使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赵大伯是一棵摇钱树，赵大娘就是个聚宝盆。大娘精神的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的滑滴滴的，身上的衣服都是格挣挣的。”这“格挣挣的”听起来就很有质地。再看母亲和女儿在娘娘庙求子的场景，“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嘎嘎地笑着哪”。语言简洁，富有韵律。《大淖记事》里的女挑夫们，“她们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子咧！’……”。[4]421用“不忌生冷”来形容人的说话风格，也许能算上是汪曾祺的独创之举，带有明显的民间色彩，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这些双声叠韵词，都是对生活细致观察得来，既耳熟能详又通俗顺口的江苏俚语。来看《仓老鼠和老鹰借粮》一文中，“天长啦，夜短啦，耗子大爷起晚啦！耗子大爷干嘛哪？耗子大爷穿套裤哪！”这些民间方言既能快速推动时节的发展，又能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音韵美，并且形象生动，具有幽默感、画面感，读起来有强烈的喜剧色彩。

汪曾祺小说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语言风格恬淡冲和，富有玄言之美，融佛道于一炉，语言的地域特色明显，有着吴语的轻柔之美。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具有穿透力，写的都是日常小事，却用言外之意揭示人生的滋味，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可以看作诗化小说语言的代表。

4 结 语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凭借着对故乡人、事、物、景独到的观察力和感悟力，用浓墨重彩的民间语言抒写地域民俗、乡音乡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他对故土的乡思乡恋，在继承乡土文学的风格下呈现独树一帜的文化内蕴，散发出勃勃生机，成就了当代文坛的经典。故乡江苏高邮独特的地域性和民俗性给予汪曾祺文化滋养，他的小说中裹挟着对故土和亲人的深刻记忆，把一代文人的精神品格融入创作中，这种远离宏大政治主题的生活方式，是吴文化对世俗文化的抗争，也是他恬淡超脱的思维观念对生活趣味、人生价值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