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槐准与古代南洋研究*

熊展钊

韩槐准是民国时期古代南洋研究领域的专家，但学界前贤对于他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不能准确体现韩氏学术研究的价值。是故笔者拟对韩槐准的南洋研究，特别是古代南洋以及中国与南洋关系史的研究略作分析，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韩槐准及其著述

韩槐准(1892-1970)，字位三，又名愚趣斋主，海南文昌人，著名爱国归侨。于1915年远赴南洋谋生，曾从事橡胶园割胶工以及西药房店员等职。“1932年开始涉猎中国西洋关系史，得知古代我国外销南洋及西域之陶瓷甚多，即对陶瓷发生了浓厚兴趣。从1934年起广泛搜集收购古陶瓷，进行研究，陆续在新加坡《南洋学报》等数家报纸上发表关于我国古代外销陶瓷的论文多篇，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1)中央文史研究馆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28页。1962年，韩槐准回国，同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故宫博物院顾问。1970年，韩槐准在北京逝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开始关注韩槐准先生的学术成就，出现了一批关于研究韩槐准学术的学者，如王健华、陈耿、廖文辉等。他们对韩槐准学术的关注均集中于陶瓷方面，称他是“中国古外销瓷研究第一人”“贸易陶瓷专家”等。(2)关于韩槐准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王健华：《从韩槐准先生的捐献品看中国古陶瓷在南洋的外销》，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第76-81、90-99、102页；陈耿：《韩槐准——中国古外销瓷研究第一人》，载《海南日报》2008年5月12日，第15版；廖文辉：《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86页。上述成果对于今人系统认识韩槐准先生在陶瓷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具有重要价值，但却未能全面体现韩槐准的学术贡献。韩槐准的研究绝非仅限于陶瓷一项而已，详见表1。

表1 韩槐准著述情况表

瓷器魏神符陶壶《在国外发见之魏神符陶壶研究》军持《军持之研究》明代瓷器《旧柔佛出土之明代瓷器研究》中国古瓷《中国古瓷在婆罗洲》陶瓷《中国古代与南洋之陶瓷贸易》外销瓷《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外销瓷《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专著)其他南洋史地《旧柔佛之研究》石器《在海南搜得的石器》游记《雅加达纪行》种植《红毛丹种植谈》航路《中国古代之南洋航路》交通史《琼州南洋交通考》

从上表可见，韩槐准不仅着力进行古外销瓷的研究，撰写了专著《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以及相关论文。他还在其他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关于这一点，连士升先生曾评价道：

公余之暇，他就闭户读书，从植物学、化学，到史学、考古学、陶瓷学，他无不一一精研，积聚既多，他才下笔为文，字斟句酌，一丝不苟。(3)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序二》，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第3页。

连士升是新加坡近代著名报人、作家，他对韩槐准先生学术成就的把握是准确的。韩槐准先生绝不仅仅是陶瓷研究专家，他还在南洋史地、中国与南洋间物产以及中国南洋交通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是一位建树多多的学者。

二、韩槐准对古代南洋研究的探讨与推进

韩槐准先生积数十年，不遗余力地从事南洋以及中国南洋交通史研究，取得了卓绝的成就：一是研究南洋遗存的中国古外销瓷，开拓了相关研究；二是将中国、南洋名物考订作为关键点，更新了研究方法；三是以海南岛为视角的古代中国与南洋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一)探究南洋遗存的中国古外销瓷，开拓了相关研究

陶瓷研究，抑或说外销瓷研究，在韩槐准的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以来，韩槐准先后发表大量有关陶瓷的文章：《在国外发见之魏神符陶壶研究》(1941)、《军持之研究》(1950)、《旧柔佛出土之明代瓷器研究》(1954)、《中国古瓷在婆罗洲》(1955)、《中国古代与南洋之陶瓷贸易》(1955)。1960年，韩槐准将他二十年研究陶瓷的心得撰写为《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该书是韩槐准先生的代表作。1962年韩槐准回国后，还继续从事陶瓷研究，于1965年在《文物》上发表了《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一文。可以说，陶瓷研究是韩槐准学术研究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古外销瓷研究无疑又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纵观韩槐准先生关于瓷器研究的所有成果，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处：

第一、梳理中国传统史籍中有关中国与南洋国家瓷器贸易的记载，兼涉相关外国史料，为世人呈现其基本概况。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书中的“南洋遗存宋元之瓷”一节，韩槐准首先提出宋代我国与南洋贸易尤为发达。然后大量引用《宋史》说明宋代中国以瓷器与诸蕃交易，并将瓷器作为奉贡赏赐品。而后又对赵汝适《诸蕃志》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以期说明南洋之博易，多以我国瓷器为货。最后，韩槐准总结，“读此，可证宋代我国陶瓷出口外销之胜”。(4)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第7-9页。而在同节论述元代陶瓷贸易时，韩槐准不仅分析了汪大渊《岛夷志略》、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还对《马可波罗行纪》多有叙述，进而认为“元代南输之瓷器或不少”。(5)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第10-11页。再如对神符陶壶的研究，也是如此。韩槐准大量参考了传统典籍，如《后汉书》《三国志》中对道教“符箓”“符水”的记载。其目的在于使读者知晓中国古代道教符箓的基本情况，进而认定神符陶壶即为“古代道教符箓之遗物”。(6)韩槐准：《在国外发见之魏神符陶壶研究》，载《东方杂志》第38卷第14号，1941年，第25-26页。可见，韩槐准先生对瓷器的研究多从相关史料入手，这样就为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可靠支撑。

第二、利用南洋地区遗存的外销瓷与史料相映证来说明某些问题。韩槐准通过对马来半岛柔佛河流域发现的波浪纹陶瓷碎片、婆罗洲发现的薄绿釉瓷龙勺以及他自己收集的两耳陶钵进行分析，认为这些瓷器是汉代时中国所出产。在此基础上韩槐准大胆假设：虽无史料记载汉代时中国已经与南洋间存在瓷器贸易，但通过南洋地区发现的瓷器基本可以推衍出这一结论。(7)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第4-5页。后来，这一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8)参见叶文程：《关于我国古外销瓷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编：《人类学论丛》第一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22页。在《旧柔佛出土之明代瓷器研究》一文中，韩槐准通过对大量旧柔佛地区出土明代瓷器进行分析，提出古代景德镇瓷器输往南洋的途径。他认为该输出路径有二：一为泉州商人从海道入扬子江，由景德镇运到泉州，以供应贩海者输来南洋；二为广州商人由景德镇运至广州，以供应贩海者输来南洋。(9)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主编：《韩槐准文存》，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年，第238-239页。此结论对于外销瓷研究同样也是有价值的。

曾有学者在评价《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时说道：“更又广泛地参证于文献，结果常发现独特的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却又不曾流于偏颇，更常于繁征博引、推论考证之中，挟带些政情民俗的掌故。”(10)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序三》，第6页。此种评价无疑是恰当的，揭示了韩槐准瓷器研究的丰富内涵。实际上，韩槐准在古外销瓷研究领域的贡献并非仅此而已，他还是最早从事古外销瓷研究的中国学者。

大约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国人已经发明了制陶技术并开始向南洋地区传播。至汉代，大量中国陶瓷进入东南亚诸国。然而，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则严重滞后。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此项研究。1888年，《古瓷——中国中古时期手工业与贸易的研究》在伦敦出版，该书被视作目前所见最早关于中国古外销瓷研究的专著。1912年，美国学者费-克拉珀·科尔(Fay-Cooper Cole)所著《菲律宾发现的中国陶瓷》正式出版。该书以大量的图片和丰富的史料，对菲律宾所见中国外销瓷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之后，西方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产生了大量成果。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古外销瓷的研究，中山平次郎、小山富士夫、滕冈了一等人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11)苌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至于中国学者，研究古代瓷器者虽不乏其人，但真正开始研究中国古外销瓷的学者当属韩槐准先生莫属，不少学者都将韩槐准视为“研究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第一人”。(12)叶文程：《关于我国古外销瓷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编：《人类学论丛》第一辑，1987年，第225-226页；刘淼、吴春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外销瓷研究历史回顾》，载《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第85页。

(二)将中国与南洋间物产的考订作为关键点，革新了研究方法

早在上世纪40代年初，韩槐准开始进行中国与南洋间物产考订的研究，他在《紫矿之研究》一文中说：

古代南洋与我国之文化关系甚深，倘在我国史籍上注意由南洋贡入，或输入之物品，或由我国赏赐，或输出之物品而研究之，在学术上必有极富之收获。最可恨者，我无脑力又无机会学习与研究此等学术有关之梵文、阿剌伯文及暹罗文。且此间除自备之书籍及与友人借贷外，又无一公共图书馆供给参考之图籍。(13)韩槐准：《紫矿之研究》，载《南洋学报》第1卷第1辑，1940年，第27页。

据此看来，韩槐准多选择“由南洋贡入或输入之物品”或“由我国赏赐或输出之物品”进行研究。在确定了这一领域之后，即便条件艰苦，他还是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到60年代初，韩槐准已陆续在《南洋杂志》《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相关论文十余篇，占他本人学术成果的绝大部分。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植物学、化学、考古学乃至民间信仰等各个方面，曾有学者称之为“名物考订研究”。对于此类研究，廖文辉先生评价说：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所采用的是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文章偏重于细碎繁琐考据，读来艰涩，令人难于卒读。在文献的使用方面，主要以中国的传统典籍文献为其研究素材，这也反映在研究内容上，较为侧重古史地名和名物考据。以上学术倾向，可以许云樵主编时期(1940-1958)的《南洋学报》为代表，即可见其端倪。(14)廖文辉：《马新南洋研究的渊源、范畴及其意义和定位》，载刘泽彭主编：《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03-504页。

此论主要针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南亚地区的南洋史地研究而言。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廖先生还列举了大量相关著述，其中韩槐准所著论文有多篇在列。正如上文所论，韩槐准在上世纪40至60年代，确实进行过南洋名物考订的研究。至于说韩槐准所采取的是“乾嘉考据方法”一说，则不敢苟同。韩槐准在研究南洋与中国之间物品时，是以小见大，从其独特的视角探讨古代中国与南洋的关系；同时，他还革新了中国与南洋间物产考订研究的方法。

首先，韩槐准名物考订研究的重心在于文化交流而非物品本身。

对于那些从南洋传入中国的物品，韩槐准往往会进行译名厘定的工作。例如椰子，韩槐准在认定此作物原产于马来群岛的前提下，对“椰”字进行考源。在考证“椰”字的过程中，他先梳理了中国历代典籍对于“椰”的称呼，然后利用语音学的常识，提出：“我国古代椰之一名，绝系盛产椰子之南洋土名之对音”。进而，他通过译名厘定而推测中国与南洋在史前既已存在交往，说道：“然此种南洋土产之译名，竟在二千年前记载于我国史籍，诚使治史者感觉兴趣甚浓。且可溯思史前我国已与南洋交通之可能性”。(15)韩槐准：《椰语》，载《南洋学报》第3卷第1辑，1946年，第36-37页。而在《琉璃珠及瓷珠之研究》一文中，韩槐准认为《汉书·地理志》所记“璧流离”一词乃译自梵文，而此物非印度原产，进而推演出中国、印度和埃及之间，在西汉时既已存在密切的经济往来。(16)韩槐准：《琉璃珠及瓷珠之研究》，载《南洋学报》第2卷第3辑，1941年，第47-48页。再比如韩槐准对“天后圣母”的研究，探寻其起源与神化过程只是基础，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借“天后圣母”来分析华侨的海外活动。(17)韩槐准：《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载《南洋学报》第2卷第2辑，1941年，第51-73页。

如此看来，与同时期考订名物的南洋学者相比，韩槐准的研究多能于考证之外进而探讨古代中国与南洋的关系，是对研究方法的重要创新。

其次，韩槐准考订名物的方法多与“二重证据法”相符合。1934年，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进行概括：“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8)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47页。纵观韩槐准有关“中国南洋交通史”的著述，其研究方法多与“二重证据法”相合。

在《琉璃珠及瓷珠之研究》中，韩槐准将他在南洋地区所见琉璃珠实物与中国史籍相结合进行研究。这种方法正与“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一条相符。“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可以从《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等论著中得到充分表现。在《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中，韩槐准参考了大量国外文献，如《新嘉坡天福宫宗祀》等，并认为这些国外文献记载的内容，与“我国古代航海者所祀者大略相同”，将其与中国传统文献相结合。至于“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一条，则在韩槐准著述中体现得不甚明显。

尽管如此，韩槐准学术研究的方法仍可视作对“二重证据法”的重要实践。“二重证据法”导源于乾嘉考据学和西方实证论的方法论，是不同于传统史学的近代治学方法。(19)吴泽主编，桂遵义、袁英光：《中国近代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22页。王国维先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代表性人物，而他对中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即在“二重证据法”。(2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3-74页。因此，韩槐准进行名物考订研究的方法绝非“乾嘉考据方法”，而是对“二重证据法”的重要实践，革新了民国时期南洋地区中国与南洋间名物考订研究的“陈旧方法”。

(三)以海南岛为视角的古代中国与南洋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韩槐准先生在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外销瓷和中国、南洋间物产考订的同时，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南洋交通史的研究。1947年，南洋琼州会馆开始发行《琼州会馆联合会会报》，创刊号刊载了韩槐准所著《琼州南洋交通考》一文。此文是韩槐准生平著述中最早也是唯一一篇从整体上探讨“中国南洋交通史”的成果，详细阐述了他在该领域的精辟见解。关于此书，韩先生曾自述道：

我国与南洋交通之著作，年来屡见于各种刊物，尤以冯承钧著之《中国南洋交通史》，颇称綦详且不紊。但关于吾琼与南洋交通，毫无述及。琼崖与南洋最称密迩，故海忠介云：“琼独居一海中，外通闽广，接诸番。”(21)韩槐准：《琼州南洋交通考》，载《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会报》第1卷第1期，1947年，第7页。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再加上冯河清先生的鼓励，韩槐准最终写成了《琼州南洋交通考》一文。是文虽仅数千字，但梳理了史前直至明清时期，海南与南洋诸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史实。1956年，韩槐准又发表了《中国古代之南洋航路》一文，从航行路线角度对“中国南洋交通史”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毫无疑问，上述二篇文章是韩槐准研究“中国南洋交通史”的重要成果。从中可以发现韩槐准研究中国南洋交通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重视从海南岛的视角研究古代中国与南洋交通史。

第一、韩槐准认定海南是古代中国与南洋诸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前哨。他将中国与南洋国家的交往约略分为四个时期，即：汉代以前、汉晋、唐宋至明初、明中期以来。在其中的每一个时期，海南基本上都属于中西经济、文化交往，特别是中国与南洋诸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前哨。

韩槐准认为，在汉以前，乃至史前时期，海南已经与南海周边国家出现交往。史籍中并无关于这一时期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交往的相关记载，韩氏主要以陶瓷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遗存为证据，最终提出：史前琼崖似已与南洋交通，同时或有吴越民族之移殖。(22)韩槐准：《琼州南洋交通考》，第7页。至于汉晋时期，韩槐准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黄支国民族与琼崖相类”等语，参考各类史籍，断定南洋航海者“必以琼崖为舶舟樵汲之所”，甚至有冒险性之琼人，“往来南洋”。(23)韩槐准：《琼州南洋交通考》，第7页。凸显海南作为南海航行中转站的重要地位。

唐宋以来，随着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海南作为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往前哨的意义也超出了经济范畴。韩槐准通过爬梳史料，认为唐代时已经有海南岛居民依靠劫掠西域、南海船只为生，而宋代南海周边国家居民已开始错居海南。至明代以来，更是有海南岛居民移民、暹化的史实。这些现象，在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区十分少见。海南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海南岛居民在与南海周边国家的交往中，往往是先人一步，而海南也成为了古代中国与南洋诸国交往的前沿阵地。

第二、提出了“三角贸易”的概念，将海南视作三角贸易中的关键地位。中国古代与南海周边国家“交通”的方式是多样的，而贸易往来无疑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韩槐准依据相关史料的记载，提出了中国与南海、西域国家“三角贸易”的概念。韩氏将这种贸易往来的出现时间确定在了唐宋时期，具体而言，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于“三角贸易”的主要内容，他曾做过详细的描述：

迨唐宋而至初明，除我国贾舶已沿南洋群岛至西域之航海设易外，同时古称西域之大食、波斯等回教番舶亦湧到我国，以我国之丝货瓷器等特产输出。复将西域及南洋之海药与香料等输入我国，其航道多经吾琼，同时且将琼崖特产之沈香、槟榔等输往闽广及中州。(24)韩槐准：《琼州南洋交通考》，第7页。

此段材料所透露的内容十分丰富，在韩槐准看来，此时的中国与南海、西域国家贸易往来存在三方四地的“三角贸易”。所谓三方，即中国、南海周边国家以及西域国家；而四地则是中国内地、海南岛、南海周边国家和西域国家。在韩氏所揭示的“三角贸易”中，海南岛处于关键地位。一方面，海南是西域、南海国家对华贸易的航道必经之处；另一方面，海南岛又是西域、南海国家补充货源的重要地域。

总之，韩槐准独出新意地以海南与南洋的交往史实为研究重点，揭示了海南在“中国南洋交通史”领域中的独特价值与重要地位，进而推进了民国时期“中国南洋交通史”的研究深度。

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新中国成立，南洋研究，包括“中国南洋交通史”的研究，在中国以及中南半岛均取得了长足进步，诞生了一大批重要成果。纵观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论性的著作，如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二是专题性的著述，或关注中国与某个具体国家的交往，如陈序经《暹罗与中国》；或落脚某个具体专题，如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或研究南洋史地，如姚楠《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等。至于从中国地方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南洋交通史”的著述则十分稀见，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仅有韩槐准《琼州南洋交通考》、李长傅《台湾与南洋——读史札记》而已。

其中，韩槐准的《琼州南洋交通考》成文更早，而且论述非常有体系。至于李长傅《台湾与南洋——读史札记》一文，主要将台湾与南洋交往的史料分为“毗舍那国与台湾”“三保在台湾的史话”等若干专题进行分析。(25)李长傅：《台湾与南洋——读史札记》，载《南洋学报》第5卷第1辑，1948年，第55-58页。是文类似于读史札记而非研究成果，也没有提出观点。由此看来，韩槐准在《琼州南洋交通考》中的论述，推进了民国时期“中国南洋交通史”研究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韩槐准先生对中国南洋交通史的研究不仅是视角上的创新，还针对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虽然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非常热门，但“中国南洋交通史”作为其中的一部分，直到30年代，“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26)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即便在冯承钧先生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出版之后，依旧有不少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答。例如中国与南洋交通始于何时这一问题，冯承钧在《中国南洋交通史》中曾提出：

中国与南海之交通为时应甚古，然载籍之文可征引者，只能上溯至《汉书·地理志》(27)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

在该书的《序例》中，冯先生则将这个时间点定之于“有史之初”。(28)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第2页。可是，冯承钧虽认为中国与南洋国家关系史的开端在“有史之初”，但并不能确定具体时间，是故将中国与南洋国家关系起源时间确定为西汉。数年之后，陈序经先生在《南洋与中国》一书中的说法则略有不同，他提出：

在秦以前，中国之于南洋的陆道交通，既只限于越南方面。自汉以后，中国与南洋的交通，主要是由于海道，连了所谓伏波、楼船征伐越南，也是靠了海道。所以汉代以后，中国与南洋的其他各处，才正式发生了关系。(29)陈序经：《南洋与中国》，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8年，第12页。

这段表述中，陈序经提出了“阶段论”。认为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建立于秦以前，而南海各国与中国建立关系则迟至汉代以后，其认识较前人更加细化。上述二位先生的论述可谓略有差异，但他们对于中国与南洋国家关系建立的时间基本上都认定在汉代，却无法给出确切时间和证据。韩槐准通过多年的研究，从海南地方和物品交流的角度着眼，将中国与南洋诸国关系建立的时间确定在史前时期。

1941年3月，《南洋学报》第2卷第1辑刊载了韩槐准所撰《龙脑香考》一文。韩氏认为，《史记》《汉书》所记“果布”二字，是马来语龙脑香“Barus”的音译。进而提出，秦汉以前，南洋特产之龙脑香，辗转而输入我国，本属可能。这一时期南洋与中国的联系“当沿马来半岛及中南半岛之海岸线而转送推进”。(30)韩槐准：《龙脑香考》，载《南洋学报》第2卷第1辑，1941年，第7页。此文是目前所见韩槐准著述中，最早讨论中国与南洋诸国关系建立时间的成果，但主要还是推论而无实际证据。同年9月发表的《琉璃珠及瓷珠之研究》则提出了确实的证据：第一、柔佛河上出土了大量中国秦汉以前有回纹的陶器碎片；第二、海南临高县遗存的毗耶神坛，以及海南民间崇拜石狗公，是印度教的习惯。而公元前数世纪，南洋属于印度的殖民地。(31)韩槐准：《琉璃珠及瓷珠之研究》，载《南洋学报》第2卷第3辑，1941年，第47页。至1947年，韩槐准又在《琼州南洋交通考》中重复了这一观点，他在文章开头即说道：史前我国已与南洋交通。并论证道：第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来亚半岛南端的柔佛河流域出土了大量与中国吴越文化同系的陶瓷碎片；第二、海南临高县遗存的毗耶神坛，以及海南民间崇拜石狗公，黎人尚垂耳、系琉璃珠等习俗，均属于印度教的习惯。(32)韩槐准：《琼州南洋交通考》，第6-7页。较1941年的论述，其论证更加严密、论据更加充分。

结 语

韩槐准先生是民国时期古代南洋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依据充实的文献和大量出土实物，落脚于历史文化，在中国古外销瓷、南洋史地以及中国南洋交通史等方面撰写了大量成果。韩槐准是华人学者中研究中国古外销瓷的第一人，为后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搭建了基本框架。他在中国与南洋间物产考订研究上另辟蹊径，革新了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方法。他还独出新意的从海南岛角度研究中国南洋交通史，提出了新的观点。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韩槐准先生的古代南洋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他对古外销瓷的研究虽在中国史学界具有拓荒意义，却比西方学者滞后了数十年，而且西方的研究也更加全面具体。在中国与南洋间物产考订和中国南洋交通史方面，也有不少结论有待商榷。

当前学术界对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给予了较多关注，然对前辈学者在该领域成果的学术史梳理则相对不足。笔者认为，要想进一步促进中国海交史的研究，对韩槐准等一大批学者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研究与总结，无疑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