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濬颐《北行日记》中的三重文化视野

肖映雪，张洪海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江淮一代素有“淮诗、寿字、定文章”之称[1]，其中“定文章”即指定远方濬颐、方濬师、方濬益三兄弟文章流传天下，闻名遐迩，其中以方濬颐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

方濬颐(1815—1889)，字饮苕，号子箴，又号梦园，安徽定远炉桥人。道光二十四年考取进士，一生历经宦海浮沉，历任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各道御史，两广盐运使兼署广东布政使、两淮盐运使、四川按察使等职。晚年退出政界，在扬州开设书局，广揽四方贤才，校勘书籍，重修平山、谷林二堂。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又有“文章太守”之称。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有《二知轩诗钞》《忍斋诗略》《二知轩文存》《古香凹词》等。金松岑于《皖志列传稿》中称其“三年中得文三十有四卷，其敏与赡，古未尝有也”[2](P23)。民国《江都县续志》说他：“卢见曾以后一人而已。”[3](P49)其诗歌多为应酬唱和之作，散文创作成就远高于诗歌。

方濬颐作为清代中后期的高阶官员，曾辗转多地任职，足迹几半天下，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凡所观山水之奇、橘枳之异、柳雪之殊，都能使他大发文兴，一探究竟。《北行日记》是其于同治七年九月底到同治八年三月的半年时间内，由广东赴任扬州途中以日记形式记录沿途所见所感的日记体游记。方濬颐在游记中亦颇具仪式感地记录了启程的经过：“同治戊辰年七月十二日颐拜，量移两淮之命，八月二十二日部文到粤，九月初五交卸两广运司事，二十六日未刻登舟，申刻至花埭，属僚于紫洞艇公饯。”[4](P2)同治八年，方濬颐由两广盐运使迁两淮盐运使，他曾在《濬颐蒙恩移两淮，五弟濬师复拜琼遗道之命感恩恭纪二首》一诗中讲述了任职两淮盐运使时的喜悦心情：

弟来兄去雁分行，握手相期在豫章。君奉板与登粤桥，我停征骑拜泷冈。久居京城年华盛，重到邗沟鬓发苍。争羡吾家荆树茂，同舟还有冷曹郎[5](P1214)。

因此一路北行，方濬颐饶有兴趣地记录了沿途一带的人物风俗，云霞山水，好友许奉恩为其《北行日记》题跋称“分之固可与《徐霞客游记》角胜，合之亦足与孙文定公《南游记》抗衡”[4](P3)，此论虽有夸大之嫌，但其确实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展现清同治年间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一、描摹云霞山水之态

纵观全文，《北行日记》有别于普通舆地记、方志的一个突出之处，即在于其中保存的大量风景描写。方濬颐从广州到扬州，期间经过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四省，由南到北，观山水之态无所不奇。他在文中或以一两句点染，或以大段描摹，无不清丽自然，妍媸可爱。同治七年腊月初四，方濬颐乘船过泗溪，进入九江府德化县界(今江西省九江市区)，遥望庐山“峰峦积雪，晶莹似玉”[4](P5)，已然为之心醉神摇。待到腊月初八天气放晴，方濬颐受德化县令张光裕之邀，游赏甘棠湖烟水亭：

亭在湖中，左倚睥睨，面对匡庐。时则积雪未消，双剑五峰化为玉山一座。湖水不波，渔夫纷纷驾小舟，名榔撒网，宛然入画[4](P5)。

雪后初晴，作者同友人泛舟湖上，雪色辉映下的烟水亭傲然矗立，渔夫驾舟而出，撒网捕鱼，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使人观之如入画境。其静谧幽美之境，同张岱《湖心亭看雪》中“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6](P196)所构造的美学空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记录所见之景，方濬颐对周边亭台楼阁的修葺也颇感兴趣，如记载烟水亭前楹吕祖殿“于乙丑重修”[4](P6)，后楹五贤阁“闻明春可兴工，黄振成司马云尚须缭以粉垣”[4](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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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亭台楼阁的设计装饰亦另有心得，其《二知轩文存》中收录有关亭台楼阁的杂记24篇，展现出他在庭院设计方面独特的审美构思。对于五贤阁的墙壁装饰，方濬颐认为“不如编篱种花，饶有野趣。且湖四围宜栽桃柳，以点缀湖光山色”[7](P187)。在其《仪堇轩记》一文中也曾有云：“轩以外种桐桂桃杏之属各十余，树竹百竿。其尤胜者一松塔一槐龙，夭矫独异乎群木。而金丝柳摇曳其间，蘸雨笼烟，别有野趣。柳林之侧，红白梅十五株，花時烂漫可爱。”[7](P189)仪堇轩是方濬颐在扬州任职时所居之所，他不追求叠床架屋，垒山凿沼，极尽奢侈之能事，建造出的雕甍画栋，反而对自然点缀倾心至此，反映其崇尚简单淳朴，回归自然的美学追求。再如临近扬州时，正值春季，方濬颐记录出游所见之景：

杨柳依依，新绿如染。山坡野花缤纷，碎雪与绛桃相掩映，田中蚕豆既出，紫英大麦已抽芒吐穗，盖春气深矣[4](P35)。

碎雪未化，桃花已开，红白相映，映着亭亭袅娜的细细柳丝，尽显清新明媚。方濬颐并不刻意追求途中山水之奇，云雾之怪，反而是对寻常景物进行自觉且生动的描绘，如作者认为“江行以来，风景杜绝”[4](P5)之地并非游客如织的名胜古迹，而是行经小村落时偶然撞入眼帘的自然之景：

过彭屋村，绿树葱茏，间有二三株作绛色者。再一凝眸，则见山凹小坡之上有红树三株，鲜体夺目，几欲停桡登岸赏之。迨至麻子坳，绛树更多，复有全树皆绿，唯一枝如染丹砂者[4](P9)。

红绿相生，颇有野趣。通过爬梳文集，方濬颐对这种浑然天成，不假人工之景独有偏好，他在日记中盛赞槐花塘冈峦交错之势，认为其“绿树参天，间以丹枫黄叶”[4](P6)的景象，令人心目为之俱醉。其《蜀山草堂后记》中云：“生平喜嚼虬珠而与凌霜侯则无缘，解后闻之乡人曰：青女下降，其叶尽赤，以匹枫桕，兼擅七绝。予爱红叶，往往形诸歌咏，兹何幸两美之合并耶？”[7](P179)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方濬颐追慕纯真朴素，不加雕饰的自然之美，且注重色彩间的和谐搭配。

此类景物描写在《北行日记》中多呈碎片式分布，反映了他对“清幽自然”意境的追慕，内心世界与外在景物融为一体，以互化的方式直抒胸臆，由此足以看出晚明小品文风对清中后期文人散文的影响。

二、考察人物风俗之殊

方濬颐作为清代中后期典型的官员型学者，对于沿途所经之地的政事学问，人心风俗亦给予密切关注。他自广东至扬州，一路北行，按日纪程，因此《北行日记》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强烈的主体文化意识，具体表现为了解途径地区的风土人情、记录当地奇人奇事两方面。

(一)记录风土人情

方濬颐在途经儋州时，曾与儋州刺史常浙门探讨“浈水源头”一事。浈水是珠江水系北江干流的上游段，实际上是由翁源流入英德，所以英德连江口的山峡取名为“浈阳峡”。而唐人《元和郡县志》中则说浈水发源于南雄，“县志已误，遂沿讹踵谬至于今日”[4](P23)。方濬颐亦在文中称赞常浙门“留心于水道也”[4](P23)，并秉持着极为谦虚的态度，记载沿途所了解到的地方风土，达到以充俭腹的目的。

在到达江西乐化之前，以水路为主，沿途江景各异。从粤东各江的波澜不惊，平滑如镜，到江西境内的滩石毕露，河道曲折，方濬颐都在文中有所记录。如记载舟行至江西境内的濂潭庙时，凡下水船只都需请滩师把柁，其余人听其指挥，并记录了“赣江十八滩”的历史演变过程：

按《陈书·高祖纪》，南康赣石旧有二十四滩，高祖之发也。水暴起激数丈，三百里滩石皆没。宋邢坦齐引《庐陵志》，亦云二十四滩。惟《万安县志》则云赣州二百里，至岑县又一百里。至万安其间，滩有十八，旧皆属虔州。宋熙宁中割地立县，自赣下二十里曰储、曰氅、曰横弦、曰天柱、曰小湖、曰铜瀊、曰阴、曰阳、曰会神，九滩属赣。自青州下至梁口，乃万安县地。曰金、曰昆仑、曰晓、曰武朔、曰小蓼、曰大蓼、曰绵、曰漂神、曰黄公。盖十八摊尤为险也[4](P24)。

可见方濬颐每过一地，辙取当地县志一观，且对特殊的地理景观形成原因、历代变迁都格外留心，或是向当地百姓、官员咨询，或是自己查阅典籍，力求准确客观，对与县志记载不符之处亦加以指正，可补方志之不足。

(二)记录奇人奇事

方濬颐始作《北行日记》时为同治七年，这一年历时18年之久的捻军起义以失败落幕，加上之前长达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动摇清政府统治的同时，亦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方濬颐所到之处多为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之地，如其途径凌江时，特意拜访了十余年来不惜千金倡捐团练，以捍卫枌榆的岭南名士叶德全，并称“岭南如封翁者，诚不可多得之人”[4](P27)。过江西南安(今江西赣州大余县)时，亦记载南安太守黄鸣珂豁免钱粮，用民兵解除太平军围城之难事迹。到达扬州之后，他仍查阅地方县志，并向当地官吏询问守城殉难之事，如当年六合县令温绍原于咸丰八年与太平军作战，守城而死。方濬颐特意为其作传记《温令君传》，详细记录了当日温绍原守城殉难之事：

时扬州先于初三日失守，和春命总统张国梁由扬州援六合，以致久不至。俞承恩请溃围出奔，绍原大集将士告之曰：贼众援绝，城中数万性命，恃我等为存亡，舍之去如老弱何定？曰：贼众我寡，出必不免。请誓死以待援。国梁于十五日克扬州，十六日复仪征，十七日与贼战于陈板桥，日已晡止焉。四眼狗闻国梁至，急攻西北门，三掘地道。绍原三应之，贼乃于小东门濠外掘堑穿濠，搘木板沈竹筏上施牛皮儿火药两亲入地道。十八日寅刻，药作，贼蚁附上，绍原巡警至东城闻变，投水死[7](P289)。

除了这些为守卫一城百姓安危鞠躬尽瘁，舍生忘死的人物，方濬颐也揭露了当时一些骇人听闻的社会丑态。晚清社会风雨如晦，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使广大百姓长期在水深火热的逼仄空间中艰难生存，现实的严酷促使百姓将精神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仙祥瑞。如《北行日记》中记载的有关羊城观音山寺僧假托菩萨开库，向善男信女骗取钱财之事：

例于每岁正月初五至初十日宣言菩萨开库，听善男信女，借作资本用。纸封制钱五文为一分，或借一分，或借数分，借数十分皆可。众男女纷纷至寺向菩萨顶礼称贷。每借一分先给和尚香资钱八十文，复书缘簿。利息以五百文为率，期至明年正月，归还本利携所借之[4](P7)。

神佛菩萨本为人心安稳的精神寄托，却被无良寺僧作为欺诈钱财的幌子，方濬颐在日记中感慨“粤民何愚若是！粤僧又何巧若是耶！”[4](P8)由于其所处的时代与阶级局限，将此种荒谬之事的发生简单归咎于粤地人民的愚巧与否，未能看出这实际上是晚清畸形社会发展下的病态产物。

三、体察悲欢离合之思

方濬颐自广东至扬州，在一路北行的过程中，其心绪发生了较大转变。在进入安徽之前，作者于赶路间隙不误游赏：广东境内同马仪清、朱启仁、齐世熙等人共游大通寺，观五水松、达岸禅师肉身，更“倚云门”为“环翠门”；携荠塘、退齐二弟登峡山寺，心醉于万绿丛中数点红叶之景；江西境内游赏甘棠湖之水波不兴，庐山之巍峨险峻，并与刘养素、胡寿春、曾秋帆、孙雪筠、陈简斋等好友举杯畅谈，方濬颐感慨道：“此大快事，羊城无此乐也。”[4](P10)这一阶段作者的心情总体来说较为舒适愉悦，即使偶遇风大难行之事，也能坦然面对。而进入安徽境内之后，其心态由愉悦转为沉重，文中多次使用“观之刺目”“黯然神伤”“不忍闻”等词语，所记之事亦由赏玩山水、招邀亲友，转为记录萧条现实，感慨悲欢离合。发生此种转变的原因有三点：

(一)战后荒景，触目惊心

自进入安徽境内之后，方濬颐途径宿松、太湖、潜山、怀宁、安庆、桐城、舒城、合肥、店埠、梁县(今肥东县梁园镇)、张桥、炉桥、永康、全椒、滁州等地，亲眼看见安徽历经战乱之后的破败残状。如进入太湖县界时，“四围皆沙河，背枕冈峦，面山远峙，城如荷叶浮于水面，形势绝佳，故官职科名二百年来号称极盛，与桐城埒。城中为贼所毁，空有瓦砾”[4](P23)。太湖清朝时属安庆府，咸丰十年至十一年间，太平军为了阻击湘军东进，解救安庆之围，在安庆及其周边县镇与清军进行了一系列战争。两年之内，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之地尽成瓦砾场，今昔对比，触目惊心，简直就是姜夔《扬州慢》中“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的异代再现[8](P35)。与太湖同遭战争摧残的地方，还有舒城首镇陶城“遭乱荒凉”[4](P24)。自合肥入定远县界，一路田亩荒芜，萧条破败。待方濬颐进入家乡炉桥镇(安徽定远县西北)，所见之景更是令他唏嘘不已：

朱门华屋皆成瓦砾场，居民临街编茆，不过一两楹。所谓鸠占鹊巢，殆即类是。观之黯然神伤[4](P24)。

而炉桥邻镇永康所遭受的破坏程度亦是不堪入目：

镇西有庙，仅存四壁。神像露处，盖是铜铸者，钟委于地。池东亦有庙，墙壁皆圮，两钟在地，两菩萨对坐，其身半入土中[4](P24)。

安徽是方濬颐成长的家乡，亦是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最大的地区，因此触目皆是瓦砾废墟，空村荒田，自然触发其伤感之情。

(二)回乡展墓，思念故亲

方濬颐作《北行日记》时已年过五旬，其父方士淦、嫡母杨氏、生母王氏、妻周氏、妾谢氏、次女皆已过世。北行至安徽庐州时，方濬颐先回炉桥祭扫先茔，再至庐州万善寺祭扫先妣杨太夫人墓、先妣王太夫人墓及先父通奉公墓，次至邱家冈展先曾祖考妣墓，且其亡姬谢氏棺柩亦于此时安葬于庐州西郭外骆家庙之北。方濬颐四岁丧母，由其嫡母杨氏抚养成人，他在《之字河西阡表》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这位嫡母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疼爱，全文多次使用“呜呼痛哉”[7](P179)四字，道尽作者未能见母亲临终一面的遗憾与愧疚。且作者在迁为两淮盐运使前一年，姬妾谢氏亦因病离世。谢氏为人贤淑聪慧，又好文史，生前两人常互相吟哦，感情甚笃。方濬颐曾在《亡姬谢淑人事略》中写道：“三年之中，予叠遭变故，生趣索然。”[7](P190)咸丰六年，其长媳章氏病逝，七年其妻周氏病逝，八年次女病逝，三年内亲人接连离世的伤痛心情，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沉郁悲怆的风貌。

北行至庐州所进行的一系列祭扫活动，无不勾起作者对故去亲人的深切思念，他曾在《之字河西阡表》中感慨：“濬颐遂长，为无父无母之人矣。”[7](P180)方濬颐一生仕宦，常年奔波在外，深感未尽孝于父母，且又逢战后再回家乡，所见唯有累累青冢，自然肝肠寸断，心绪凄迷。

(三)天气恶劣，畏寒独居

方濬颐于1868年12月12日进入安徽境内，离开时为1869年二月初七，期间暂居安庆迎接新年。可以说北行以来，在安徽度过了一年中最为寒冷的时段，且这一段时间不是阴雨连绵，就是风狂如虎，作者畏寒不出，全无和友人唱和联句的雅兴。此时期除了外出祭扫，便是独居书阁，睹物怀人。因此，此时期他在《北行日记》中呈现的心态一扫之前的酣畅轻松，代之以惆怅郁闷，低沉落寞的深深愁绪。

四、总结

纵观《北行日记》全书，正如方濬颐本人在序中所说：“详列其道理之远近、蹊径之险易、今昔之沿革与夫人心风俗之得失。勾元提要足为志，乘取资又复旁及友朋之聚散，考证书画之真赝。身之所接，纂叙靡遗，多不厌繁。”[4](P1)此书按日纪程，有关所经之地的自然风景、人事悲欢均有涉及，从中可管窥清同治年间上层文人创作之风貌，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普通百姓生存之实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