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 体 的 突 围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女性身体观念的变迁 *

邱 明 婷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长期以来，身体在人类的心理认知和文化定别上一直处于被贬斥的地位。而与此同时，在性别视域下，遭否定的身体又往往与女性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一度所处的附属地位、压制境况与受身心二元论贬抑的身体的遭遇极为相似，可以说“女人就是身体，承受着与身体一样的历史”[1]81。自20世纪以来，女性及其身体不但仍未摆脱父权制的压制，还在现代工业文明影响下遭受到客体化、工具化的威胁。然而随着现代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涌现，女性身体观也在建构、颠覆与重建等活动的交替中发生着迁移变化，日益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发展态势。劳伦斯在其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多有关于女性身体形象的叙述；然而这些女性身体形象往往不全是静态单一的，而是丰富、变化着的，从中既显现出工业文明与男权制社会下女性身体所遭受的不同层面上的困境，也折射出女性身体观念的发展、变迁状况。

一、身体的历史与困顿处境

追溯历史，身体的处境往往处于困顿之中。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自身体与灵魂划分界限后，身体就不但与灵魂逐渐对立，而且还被归于灵魂之下，受到贬斥。尽管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批判下，身体因作为灵魂依存的形式和质料而具有了一定的重要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可以发现，身体在亚里士多德的等级结构排列中依旧位列灵魂之下。时至中世纪，思想家们对于身体的思考本质上仍延续了古典时期的肉身低贱而灵魂崇高的观念，即使一部分中世纪思想家试图取消这种二元对立关系而赋予二者以统一性，但由于身体在实际构成中只是作为灵魂的最低层次，其存在的直接目的仅是为服务于灵魂的运作，因而身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像工具之于主体活动那般被动。随之而来的人文主义思潮虽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身体的欲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体的处境有所好转，这只不过意味着身体不再一味地遭受信仰的束缚而得以有喘息的机会。而18世纪掀起的启蒙思想运动则使得理性取代了上帝和逻各斯而成为了人们重新确证自身的方式。然而在各思想家强调理性概念的同时，关于身体的言说却逐渐走向了沉默。身体在理性思潮中逐渐成为缺席的状态，最多不过只是“以感觉的名义偶尔地探出头颅”[1]110。

身体与性别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父权社会下，男女两性关系往往与传统的身心二元论相呼应：女性一再被界定在身体范畴中，而男性则与具有理性和智慧的思想相等同。古希腊哲学家曾就男女两性的差异比较得出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相关观念的形成，以至于17世纪以来的哲学家们在谈及女性时不但将女性与男性相对立，且视女性为被动的客体。可以说，在对身体的认识与理解发生转向之前，在西方传统思想与父权制的二元对立观中，身体“与自我相分离，由女性所承载”[2]50；女性身体由此或受贬低，或遭压制，甚至一度陷入了失语的境遇，背负着历史的种种偏见踽踽而行。

二、女性身体的异化

女性身体的历史是不断受压制的历史，直至现代工业文明兴起，身体仍未能走出这一困顿的境遇，反而还遭受到“异化”的威胁，更深一步地被支配、规训。这里的“异化”主要意指在工业文明与父权社会的双重作用下，女性活生生的身体被物化为某种可生产、可利用的有效工具，既需要有实用价值，又需要能符合男性需求。劳伦斯在其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所塑造的几个女性人物形象都面临着身体遭受异化的困境，透过她们可以看到，女性身体在被异化后呈现出的不同状态：或无力自救，或走向驯服，抑或被剥夺话语。

1.康妮：无力挣脱的工具性存在

在工业文明对工具理性的高扬中，身体逐渐成了可计算、可规定和可生产的机器式存在。而身体的这种新的定位一旦与女性相结合，女性则将再次遭受其自然身体与具有社会价值的工具性身体的痛苦二分。主人公康妮原本充满活力，在嫁给克利福德后，二人最初度过了一段甜蜜美满的生活。然而不久，克利福德因作战负伤而落下了终生残疾。起初，康妮全身心地支持、照料着丈夫，使克利福德得以激发写作的热情并从中感受到了其生命存在的意义。但克利福德本性却是冷漠无情的。正如康妮所感受到的那样，克利福德“身上根本就没有可触及的东西；他只是一个对人类交往的否定罢了”[3]16。受工业文明所引发的工具理性思维的影响，克利福德认为女性身体只是一种可以“提供效用和创造价值的工具”[3]69，周围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可以为他所据有、操控的物品，他无需加以关照，即使是作为妻子的康妮也不例外。由于瘫痪，克利福德失去了生育能力，但为了传续他所看重的那份古老的家族地产，他不惜提议让康妮借种生子，要求康妮将性事只当作身体的一次机械式行为。而康妮内心对于爱与性的生命情感体验到底如何，在克利福德看来那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认定“肉身是个多余的累赘”，并且“女人是无法享受精神生活的最高乐趣的”[3]292。在小说中，克利福德与康妮就生育孩子的问题进行过三次讨论，每一次，克利福德都依仗其权威向康妮表明他的立场和要求而无视康妮个人的思想情感。在克利福德一味的算计和寄生下，康妮的身体“已经开始松懈，一种近乎衰萎的松垮消瘦，没真正生活就已经老了”[3]85。然而面对这副日趋病态的身体，康妮自身却陷入了不知如何进行自我解救的迷茫状态。无疑，康妮的身体在克利福德的控制下逐渐能量透支，变为一个受动的工具性存在，只能在单调的生活中陷于空虚和孤独的泥沼。

2.博尔顿太太：被驯服的对象

女性身体的异化还表现为客体化、工具化的身体形象被内化于女性意识之中，女性内在地接受了社会与文化权力对其身体进行的规整与调配而成为被驯服的对象。博尔顿太太本是教区的一名护士，在看护矿工的那几年里她本人总是显得自信满满，指挥自如，那些受护理的矿工们“常常使她觉得自己是那么高贵，她超人般地实施着管理”[3]99。然而这种境况在她被聘请到拉格比做克利福德的私人护理后却完全改变了——“她那种指挥别人的自信神态不见了，变得神经兮兮。在克利福德面前，她是腼腆的，几乎是害怕的，寡言少语”[3]98。拉格比周围所萦绕的工业文明气息与克利福德所代表的男性权威力量对博尔顿太太生存的设限，不但使她曾经保持的自信力与信念感淡化了，更是让她“把自己当成动作的客体而非动作的发动者”[4]62，逐渐自觉地接受了现处的客体化境况。小说末尾部分中，当克利福德得知康妮向他提出离婚请求的消息而倍感情绪失落时，博尔顿太太的身体竟成了他心安理得地获取的抚慰情绪的对象——“他常常握着她的手，把头偎在她怀里……‘吻我吧！’于是她轻轻吻他身体，哪儿都吻，半嘲弄地轻吻”[3]368。可以说，在博尔顿太太这里，身体之所以陷入窘迫的处境不仅仅是由于外界的操纵，更是由于其内在地接受了男性的意愿与工具性的思维，将他者的身份意识自觉地加以认同，从而失去了自主的感受力与行动力。

3.伯莎·库茨：受驱除的怪物

不同于康妮与博尔顿太太，梅勒斯的妻子伯莎·库茨本人在小说中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只是在其他故事人物的叙述、对话或书信之中才被提及。在这里，身体可以说被彻底地夺去了自我真实的体验而被抽象化、他者化，并被男性以物的性质、作用来加以评判。

伯莎在其他人物的叙述中大都被描绘为一个粗俗蛮横的悍妇。梅勒斯因为对肉欲的需要而娶了伯莎，婚后，二人最初都沉湎于肉欲的欢愉之中；然而由于性格矛盾、价值分歧等问题，梅勒斯开始与伯莎展开了身体间的对抗——他们相互扭打，又相互拒绝发生性关系以惩罚对方的肉体，直到伯莎生下了孩子为止。但梅勒斯只是将伯莎当作其发泄肉欲和情绪的工具，当他厌烦了伯莎及其身体时，他便采取了一种置之不理的态度，随后趁着战争爆发，决然抛下伯莎和孩子而参了军。在康妮与梅勒斯的一次对话中，康妮用其女性所特有的情感体验对伯莎表示了同情，认为伯莎的一些狂乱行为实际上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希望得到丈夫的关注，因而她从某种程度上对伯莎的遭遇表示了同情。而梅勒斯是否对伯莎倾注过真正的爱，在故事中似乎没有确证，但梅勒斯对伯莎身体的憎恨感却是显得十分明显。他曾愤怒地指出“她是个丧门星，披着一张人皮！……”[3]351-352从某种程度上说，伯莎的身体在梅勒斯的审视下不但被贬斥为人生发展的障碍物，更是被异化为一个已与人性情感抽离的怪物。而伯莎，在与梅勒斯分离的数年后，曾企图用其肉身唤起梅勒斯对她的回心转意，然而她却发现丈夫早已移情他人。伯莎试图再次进行抗争，但是这一行动只能被他者所描述与定性，其结果不但只能归于无效，反而更加深了伯莎形象的恶化。在工具理性思维与男权思维的冲击下，伯莎的下场只能是被当作怪异无用之物而丢弃、驱逐。可见，劳伦斯所塑造的伯莎这一女性形象，既缺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却又无法言说与表述自我，暗含了女性身体最为困乏而又凄凉可悲的局面。

三、女性身体的突围之径

然而身体毕竟不是一种纯粹的物质性存在或静态的符号，它内在地含有对于生命的体验以及与思想意识的互动性，并且也蕴藏着与外在世界建立关联的可能性。这种潜在的质性无疑为女性身体的突围创造了机会。

“主体间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突显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本质上可意指人作为主体在对象化的活动方式中与另一主体之间的关联性。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将主体间性思想化用到了他的身体研究，提出了“身体—主体”的观点。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并不是像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某种被动的工具或一般的客观对象，相反，身体本身“具有一种意向性的功能，它能够在自己的周围筹划出一定的生存空间或环境”[5]74。也即身体本身就是一个能动自如的知觉主体，即“身体—主体”。此外，自我的“身体—主体”与他人的“身体—主体”以及世界之间也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各自具有自主性的同时又始终处于一种交流互动的关联之中，可以彼此开放、拥抱理解、和谐共存。可以说，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观点既使身体在理论层面上成为了本体概念，也为身体摆脱被对象化和工具化的束缚提供了可能。

尽管尚未有资料表明劳伦斯接受了主体间性思想理论的影响，但从劳伦斯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以及他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对于身体、人际关系等等的书写中可以看到主体间性的潜在蕴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含了劳伦斯对于主体间性观念的亲和。

1.身体—主体的建立

身体的主体间性关系的建立离不开身体主体性的生发，身体主体性的发现可以说是对于身体的一种重新体认。梅洛-庞蒂曾经指出，身体首先不应是对象世界的组成部分，而是本身就是一个能够自主筹划自身所需的生存空间和环境的主体。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认识到，对于女性来说，身体不再是那个被时时贬抑、客体化的工具或物品，通过肯定和激发其内在所蕴涵的主体性，女性身体本身具有了一种挣脱困境的可能性。

小说中，康妮正是通过逐步树立起身体的主体性而迎来了其身体解围的新希望。如前所述，康妮曾经遭受过身体被异化的煎熬，身体的异化不但使康妮丧失了其主体性，还令其陷入到巨大的痛苦感和孤独感之中。然而与梅勒斯的初次相遇却使康妮突然意识到身体本身所能透出的生命存在意义：“是一种闪光，是热度，是个体生命的白色火焰，以可以触摸的轮廓显现出自己：肉体！”[3]79。可以说，这种对身体与生命意义的领悟像是一股新鲜涌出的清泉流贯了康妮干涸的生命。文中描述了康妮在告别梅勒斯后返回家中的卧室做了一件她很久以来都没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在镜子前凝视着自己的身体。通过对自己身体的凝视，康妮发现了她生命力的严重缺失，同时激发起了她对现状的深深不满，使她在内心中逐渐升腾起一种反叛情绪。而这无一不体现出了身体主体性的觉醒。

博尔顿太太对身体的认识发生转变主要体现在其对康妮的反抗行动、自主选择逐渐产生了认同感。博尔顿太太在与康妮的几次接触中开始察觉到，康妮在逃离男主人克利福德的束缚的过程之中，不仅不再显得憔悴、力不从心，反而变得充满活力与自信。康妮的身体与精神状况的变化让博尔顿太太意识到，康妮的行为事实上是存有着一定合理性的，因为它恰恰确证、促发了女性自我的尊严感、能力感与意义感，因而她最终是赞同康妮的出走的。同时，博尔顿太太也对她的主人克利福德的行为予以了反观。她意识到，克利福德实际上更接近于一个无用之物，因为他既缺乏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身体，他身上的虚伪、自私与冷酷也让他不可能具备超越性的精神。可以说，博尔顿太太对她的两位主人的亲近感的变化以及她自身认识度的提升体现出了其身体主体意识的苏醒。

然而主体性的建立虽然表明身体有了向其生命本质回归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意味着身体存在有偏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建构起保卫自身而疏离他者的外壳，使自身成为围困自我的恶因。在小说中，康妮的姐姐希尔达即为如此。希尔达在小说中被刻画为一个始终保持有强烈自我主体意识的人物。希尔达一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体不应当附属或听任于任何人，尤其是男性，对此她还曾明确表示：“我不想当任何男人的小甜甜，也不想当泄欲器”[3]316。因而希尔达时常表现出对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护卫而对周围男性的漠视或对抗，她与克利福德的论理、与丈夫的不合和与梅勒斯的争执等等即为她的这一强烈主体意识的表现。希尔达守护着她的那方净土，为自己的身体搭建起一个个坚不可破的堡垒，虽然这看似成为了自己身体的主管人，但从另一层面来看又未尝不是在以隔离他人和围困自己来作为代价呢？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身体主体性的建立确实是对身体本身的尊重与重视，但真正要使身体得以突围仍需更进一步地向主体间性迈进。

2.两性主体间性关系的建立

在身体的主体间性关系中，自我的身体—主体与他人的身体—主体既要存有各自的主体性，同时也始终处于一种交流互动的关联状态之中；而正是基于此，他者与我才得以彼此开放，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关情。劳伦斯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主要借康妮与梅勒斯二人之间的交往表达了其对于两性及身体关系的认识，而这一认识也与主体间性思想有着一定的契合。

两性主体间性关系成立的可能性在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中得到过一定的阐释。法国女性主义者露西·依利格瑞批判地接受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观点，从而建立了自己的身体理论，即提倡一种具有互为主体性的、和谐的而又理想的两性关系的“二人同行”说。在“二人同行”说中，依利格瑞主张女性要获得其主体性必须要真正拥有其身体以及自我的意识和对他人的意识，并且还要在相互的意识中与男性共同分享主体性；而只有男性与女性互相存在于对方的意识之中，平等的身体关系和两性关系才有建立的可能。英国新女性主义学者的主张也蕴含了两性的主体间关系的思想，她们认为，男女之间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抑或超越，而是要在相互尊重对方的身体的基础上，彼此补充、相互包容，从而构成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劳伦斯与女性主义学者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他在对两性关系的思考与书写过程中也明显蕴含了主体交互的思想。从他借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人物伯金之口所提出的关于两性双方关系的“双星平衡”观可以看到，劳伦斯既不赞同女性臣服于男性的观点，亦不认同女性至上的主张，而是希望男性与女性可以保持各自的独特性与主体性，进而共同走向主体间平等和谐的交往。在他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与梅勒斯就充分体现了两性间相互包容与相互关情的联系。

康妮与梅勒斯之间的交往尽管在最初只是为了相互获得情欲上的满足，但随着两人关系的走近，他们分别察觉到了自身生命的孤独状态与不完整，开始萌生出想要完善自身的想法。同时，他们也希望自身能够为对方所尊重与信任，而不是仅仅被当成满足情欲的工具。在彼此敞开心扉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了对方生命与自身生命的相适与互补，进而相互欣赏，彼此包容。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康妮与梅勒斯的对话：

“不，”她说，“我喜欢你的身体。”

“真的？”他答道，哈哈大笑。“啊，那么你我扯平了，因为我也喜欢你的身体。”[3]211

在这里，康妮与梅勒斯所要表达的不再是对于肉欲的渴求，他们彼此间也并未视对方身体如一个可以随意处置、压制或者超越的对象。在他们各自看来，他或她就是一个健康的、独立存在的人，可以相互珍爱，从而实现肉身与精神两个层面上的相互亲和。

梅勒斯曾对康妮坦言过：“我想从女人身上得到自己的快乐和满足，我却从没有得到过，因为如果女人不是同时也从我这儿得到她们的快乐和满足，我是绝不可能得到我的快乐和满足的。这种事从未发生过。这需要两个人都进入角色”[3]258。可以看到，梅勒斯是追求着人与人特别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灵肉的和谐同一的，而这种两性间的灵肉合一只有当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主体性并与对方达成相互理解、相互关切的关系时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而康妮与梅勒斯正是在他们的一次次交往中逐步走向了主体间相互关情的状态，进而实现了灵与肉的和谐统一。结尾处叙写到康妮怀上了梅勒斯的孩子，两人均表现出了对于他们爱情结晶的共同期盼与守护，这也体现出了劳伦斯对身体在两性彼此尊重、和谐共处的关系中获得新生的期待与肯定。

四、结 语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对于女性身体的叙述透露出女性身体观念的变迁。可以看到，在劳伦斯的笔下，女性身体从最初被视为不能自由言说与行动的工具性存在中逐渐得到唤醒，开始意识到生命活力、身体独立等对于个体生命的重要性，进而构建起了自身的主体意识。而与此同时，身体既是自主完整的但又是与他者息息相关的。女性既要认识自己、拥有自己的身体，同时也应与男性相互交流、构成关联，在不同维度的交织作用下达成两性情感、精神的自由和谐与友爱尊重。劳伦斯用文学的诗意书写了现代社会中女性身体的遭遇，并充分展现了一个作家对于人本身、生命本身的深刻关注与不断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