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49—1965）》读后

杜小天 邵华

摘要：由李巧宁、陈海儒合著的《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49—1965）》一书从“边缘”和“下层”取材， 恢复“失语者”的历史位置，见微知著，描绘了幅员辽阔的 20 世纪中国土地上所经历的多样形态和基层事实的 多层次面相。[1] 尤其是从与我们日常相关的人物群体和事件出发，以区域、边缘、基层的视角观察现当代时段的 历史进程，通过地方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呈现，奠定了其成为现当代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可贵力作的地位。

关键词：《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49—1965）》;现当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力作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1-0126-03

一

《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49—1965）》选取 陕西省作为研究的场域，意在“试图去触摸建立新秩序 的‘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展 示 1949—1965 年间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包括生存 的外部环境如何、日常生活的内容有哪些、妇女们是怎 样承担这些生活内容的、这样的承担对妇女们的身心产 生了怎样的影响等。”[2]4 作者之所以将写作时段选定为 1949—1965 年，是因为 1949 年之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 前“十七年”，是建立社会新秩序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 的妇女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呈现出鲜明的变化，研 究这个时期农村妇女群体的生活状态，有助于认识新秩 序在农村建立的历史过程，又可以理解 1949 年之后新中 国妇女的解放之路。

作者之所以以陕西农村妇女群体为考察对象，一则 是由于学界目前的相关研究廖若星辰，对于农村女性的 关注“基本缺席”。[2]4   二则因陕西区域环境、社会习俗、地理人文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差 异。陕北、关中、陕南区域内农村妇女的生活方式、性别 意识等方面亦多有不同，而且新中国的妇女政策所产生 的冲击与影响也不同。由此相异历史面貌的展演，为我 们管窥 1949—1965 年陕西农村妇女群体的生存境遇提 供了可资挖掘的素材。

全书共分八个章节，除第一章导论和第八章结语外， 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对农村妇女的婚姻状况、生育状况、 生产劳动、家务、基本生活状况、文化学习五个方面进行 了详实的论述。具体言之，第二章分为 1949—1953 年、1954—1958 年、1959—1965 年三个时段，对陕西农村妇 女婚姻观念的变迁做了详实的描绘。新婚姻法在建国以 后开始实施，男女平等的思想渗入到婚姻关系之间，陕西 农村妇女有过短暂的离婚潮，传统包办择偶观念逐渐被 打破，出现集体食堂办婚礼的方式。在夫妻关系趋向平 等的同时，婆媳之间的尊卑关系有所松动。在物质利益 的驱使下，买卖婚姻、早婚的观念依然存在，外省流入妇女增多。第三章论述 1949—1965 年间陕西农村妇女生 育观念变化、生育特点、生育状况等。第四章叙述了陕西 农村妇女的劳动内容、强度、特点等基本情况。第五章关 注妇女群体日常的家庭事务劳作，特别是照顾子女、一日 三餐、针线活及分担庄稼活的营生，这是其劳作的基本内 容。第六章叙述了陕西农村妇女物质生活标准的改善境 况和生存境遇。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农村妇女群体在 扫盲活动中的基本表现和其教育情况是第七章的基本内 容。第八章的“余论”部分主要对陕西农村妇女的着装、 娱乐休闲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补充罗列，兼及总括 1949—1965 年间陕西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总体历史面相。

二

严耕望在谈及史学论题选择之时认为，要选好一个 题目，应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最好多做具体问题， 少讲抽象问题。”[3]53 要小题大做，“考虑到自己的能力 范围，与关涉此一问题的材料情况。”[3]61 该书的选题充 分体现了以上的主张。作者意在从大处着眼观察 1949 年建国以后农村妇女群体生活境遇的历史变迁，为了研 究此一宏大主题，作者从小处着手选取了陕西农村妇女 群体日常生活这一具体问题为考察对象，以自己作为女 性特有的视角切入到对农村妇女群体日常生活细节的观 察，通过宏观透视和微观个案相结合，实际走访调查和查 阅基层原始档案，获取大量与此问题相关的史料，从而使 选题的视角颇具现实关怀感，框架内容的呈现亦凸显出 相当的学术深度。

史料为构建历史知识的基石，审查本书史料的使用 情况就显得必不可少。总体来看，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使 用了大量陕西省各市、县（区）的基层档案史料，征引了 不少的报刊史料、地方志史料。作者通过深度访谈口述 史料的加入，为扁平化的历史细节叙述增添了不少鲜活 生动的气息。需要注意的是，在口述史料的印证过程中， 书中个别地方未注明访谈时间和访谈人。如第 85—86页间征引商南县的访谈对象李翠英的口述史料，第 258页征引佳县郭子珍的口述材料，未见访谈人和访谈时间。 蒙文通论及组织及运用史料表述之时言道：“要注意材料的摆法：第一，是不是说明论点;第二，要有层次，要 在一个证据之上再论证一个证据;第三。總结性材料是 不是用在总结地方。”[4]50 若以此三点来衡量的话，该书 充分体现了作者据史料以言事的能力。作者在组织及运 用史料表述之时，很注重当时历史语境的再现，通过繁复 的史料重构当时的历史细节，注重让当事人来“发言”， 在层层的缜密论证过程中，逐步揭示其要表述的最终结论。材料运用很有层次感，尤其是总结性材料的运用，颇 具特色。例：第三章在论述陕西农村妇女的生育问题时， 首先摆出了要说明的基本论点—聚焦陕西农村妇女群体 的生育环境、妇女群体对生育卫生常识的认知及其应对 等方面，以渭南市合阳县农妇赵菊兰的个人生育史为考 察对象，层层论证赵菊兰生儿育女到绝育的曲折过程，最 后引用当地的快板小调作为史料旁证来做结，可谓恰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妇女史研究日益受到 学界的重视，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呈现出多学科交融的 景象，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视野 与方法汇流于妇女史的研究中，涌现出新意迭出的诸多 论著。方法和思路的创新，往往能为论著增色不少。《陕 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49—1965）》一书的作者在 研究过程中借鉴了人类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思路，从 精英史、大事件的历史叙述中走出，转向关注基层社会的 妇女群体生活，大量采用田野调查访谈是本书写作的方 法特色。作者用了三年多时间，走遍陕南、陕北和关中区 域内的主要市、县（区），在查阅大量原始档案的基础上， 倾听过数十位农村妇女的口述回忆，阅读了数百份的访 谈记录，进行了艰辛的学术劳作，非身历甘苦者不能体 会。查阅论著中访谈史料的运用，可以发现，该书作者对 调查材料的筛选择取，不求其多，以事实为依据，秉持客 观性原则，以个案调查和专题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 点调查的不断深入，丰富了陕西各个区域内的史料来源， 参与观察到的口述细节深描使论著的现场感、历史鲜活 感大为增强。

一本好的史学论著，不仅应在选题上有其特色，新史 料运用方面有所扩充，示来者以轨辙方法，更应呈现出深 层次的人文关怀。作者虽自谦在书中“述而不作”“少 评论”“避免做过多评价”（第 7 页），其实在行文论述的 过程中，处处可见其对陕西农村妇女群体命运和生活处 境的忧虑之思，“备感心酸”（第  192 页）、“歔欷不已”（第194 页）等屡次见诸书间的字词可为佐证。三年多的田 野走访，使作者发出了陕西农村妇女“在极度贫困和没 日没夜的劳作面前所体现出来的坚韧是不可用常规思维 来想象的”[2]272  的生活慨叹。

三

通读全书，掩卷之余，带给我们需要进一步深思的两 个理论性问题。

首先，是对于口述史料性质的思考。近些年，在中国 现当代史的研究领域，史家眼光下移，运用社会学、人类 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回到历史现场，在搜集大量原始档案、民间文献的基础上，广辟史料来源，重视对口述访谈 史料的应用。保尔·汤普逊认为，当事人的口述回忆是最 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在重建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氛围之 时，尤其是“在文献资料不充分的事务上是非常具有启 发性的”[5]165，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的一些基本史事的主 体形貌。口述史料的价值不仅仅是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呈 现出返回历史现场的文字陈述，作为当事人对当时当地 亲历事件的表述，口述材料使我们理解了当事人是如何 诠释当时当地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如何看待已逝往昔的 点滴回忆与变迁，“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感同身受的 体验有助于减少研究中‘隔靴搔痒的弊端。”[2]6

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人事，都是历史演变之结局， 其中的人事勾连，环环相扣，转瞬即逝，我们所历的只是 偶然之间的片刻，留下的是许多残片陈迹。历史学的工 作，就是直接跨过现实生活，到史料“碎片”背后去分析 它。对于口述史料的采择，年代久远形成的记忆模糊出 错，当事人的情感态度、价值立场偏见等，使我们必须加 以审慎的甄别考订。但更值得深究的是：当事人的回忆 增添了什么，删减了什么，失忆变形了什么，主观歪曲了 什么，他们是基于何种目的而如此言说，是否遮蔽了其他 细节的表述。对于当事人的采访过程，其实就是参与他 们的话语“制作”，顺延他们的时空脉络回忆过去，在口 述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应在史料搜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问：这些口述材料所呈现的事件信息对访谈对象和他所 论及的时代和人物到底有何影响？所经历的事件是否改 变了他们的思考和生活的态度、方式？是否使他们的表 述策略和“话语”呈现方式发生变形？

其次，作者认为“1949 年—1965 年的陕西农村妇女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对它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观察这 一时期农村妇女生活状况与思考中国式妇女解放道路的 重要切入口。”[2]4 毋庸置疑，这些我们所能感知到的“地 方性知识”的生动历史细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丰富和 深化我们对时代整体性的认知。但值得继续追问的是： 历史学微观的理解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深入对整体性 的理解？它的微观限度在哪里？

区域性的社会史研究是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 中国社会结构的普遍性的认知，是史家较为关心的话题。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曾对费孝通《江村经济》中的社会调 查言道：“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 能否概括中国国情？”[6]  其实 ， 近些年中国社会史研究 领域中争议很大的“碎片化”现象，就是上述问题的直 观概括。

所谓“碎片化”主要言说的对象是学界区域社会史 研究中的选题缺失整体关怀，缺乏将“小地方”与“大 历史”贯通起来的问题意识。显然，这就要求我们对于“碎 片化”问题的理解，尤其不可将“区域”和“整体”的 概念截然对立二分，两者之间是相融共生的关系。王笛 认为，微观区域个案的研究，“能够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 到一个更广义的层次而提供个案分析，其不仅能够丰富 我们对地方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7]16 由此来看，区域个案研究是理解“总体史”的基础，是对 “总体史”内容的深化和细化，“总体史”诠释范式和框 架，通过区域史个案典型结论得以修正、补充。进一步言 之，通过“总体史”宏大的问题意识统摄，区域史的研究 的深描“意义”才能得以体现。

走向基层的社会史研究并不在对于“区域”范围定 义的大与小，它必须走出就区域论区域，通过整体的现实 关怀，将零散、片段的区域史料连缀起来，经过细致入微 的细节呈现，做到以小见大。其中的关节点在于如何从 区域的视角发现具有可值得研究的选材，提出问题的深 度和贯穿其中的“追寻历史脉络的学术自觉”[8] 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克服“碎片化”的最好办法 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思路，通过揭示研究的“地域、社会 群体与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9]179，在互相对话的过程中， 完成“对碎片化的补救。”[9]178

参考文献：

[1] 行龙 .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当代史 [J]. 社会科学 ，2013（6）. [2] 李巧宁 ， 陈海儒 . 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49—1965）[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3] 严耕望 . 治史三书 [M]. 沈阳 ：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 [4] 蒙文通 . 蒙文通学记 [M]. 北京 ： 三联书店 ，2006.

[5]（ 英 ） 保爾·汤普逊 . 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M]. 覃方明灯译 . 沈 阳 ：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6] 费孝通 . 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 [J]. 读书 ，1990（10）. [7] 王笛 .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 [M].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8] 陈春生 . 走向历史现场 [J]. 读书 ，2006（9）.

[9]（ 英 ） 帕拉蕾丝—伯克 .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 [M]. 彭刚译 . 北 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