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文明主义的共生交往特质

谢清果

摘要：中华文明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样态。相较西方霸道的文明主义扩张，中华文化追求仁道的新文明主义传播，换言之，中华文明以和谐传播为本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彰显出区别于西方“文明冲突”的“文明和谐”的崇高旨趣，洋溢着富有活力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文明沟通理念，即对话、中和、共生的交往理念，我们称之为“中华新文明主义”。当代中国在积极参与世界治理的情景下，这一历久弥新的交往理念对于指引中国再造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更具可沟通的品格，更能融铸世界其他文明形态，进而推动自我综合创新，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关键词：中华新文明主义；文明传播；文明和谐；文明冲突；共生交往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KG2.5mm]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1-0001-04

一、引言

中华文明传播是世界走向和平、合作、繁荣、和谐的重要思想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正是中华文明传播世界，影响世界的进程，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进行深度对话交融的历程。相对于西方自恃文明优势的论述，当代中国提出了世界文明和谐的主张，笔者将这种主张界定为“新文明主义”，其主题是中国基于中华文明智慧为世界如何共同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中国主张”，其核心意涵是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句话：“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新文明主义”与“新世界主义”遥相呼应，并成为新世界主义的理论内核。这种新文明主义，“它从人类文明整体性出发，以每种文明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人文历史等因素的不同，以人类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为价值取向，来促使世界文明的和谐共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1]

二、中华新文明主义是中华文明传播的主心骨[HS）]

“中华新文明主义“的基本理论来源是中国的天下体系观念，即老子的“以天下观天下”作为思维方式与精神境界[2]，并且注重从全世界，长时段，全范围地思考人类的现在与未来。为人类可以预见的未来锚定一个目标，形成一种共识，养成一种沟通范式，避免文明冲突带来的如同“一战”“二战”的灾难。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冯达旋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出去的一种方式，是中国寻求改变的一种道路，这条道路改变中国，也必将改变世界，从而使中国从地区的大国、强国走向全球的大国、强国。因此，这就需要中国要有“世界视野”，为此中华文明传播的精神内核中当具有“新世界主义”的情怀。所谓新世界主义，其核心意涵有：反对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反对地域保护主义；反对利己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3]。总之，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共赢不要独占；要平等不要干涉。由此看来，新世界主义需要新文明主义，要造就越来越多，坚持“新文明主义”的人，要营造“新文明主义”的舆论氛围。冯教授进而分析说，“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运动，深化了人与人的沟通，推动了自我实现，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让他们系统地对人类文化及人类自身有了深入理解。”是教育，使人类能够用创造性的方式去寻找人类面临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艺复兴”则造就一批有世界胸怀与眼光的人才，并基于“一带一路”的“超级大陆”的联系，缔造出一批思想家来解决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与隔阂，让各国能够心灵相通，民心相通。诚然，“一带一路”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中国如何在维持自身源远流长的文化的同时，深入了解其他文明、文化和生活方式。‘一带一路会改变全球的游戏规则，中国该如何实现自己的转型呢？只有坚持文化相通，一直达到人的心灵相通，才能真正实现‘一带一路的建设，把各个项目落到实处。”[4]

我们探讨中华文明传播，这里的“中华文明”是个有内核的概念，即有文明特质，有自己民族标识与徽记的存在，具有历久弥新的贯通感。这或许正如沟口雄三所说的是“基体展开论”，其内涵是“中国有中国固有的展开”，而这个“固有的展开，就是指以基体自身的内因为契机的辩证法式的展开。”[5]对此，沟口雄三还做过更明确的阐述：“所谓‘基体论，换言之即中国有中国独自的历史现实和历史展开，这体现于长期持续的种种现象在不同时代里的缓慢变化上，所以中国的近代应该从近代与前近代的关联来把握。”[5]其实，李约瑟就曾说，中国领导社会主义运动达两千年之久。这与沟口雄三所认为的“公”“均”“平”的思想这些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概念一开始就“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5]的见解一致。这便是中华文明的底基，也为自己的文明打上了胎记，奠定了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传播要讲究树立“文明自觉”，要鲜明地确认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坚守主体性。中华文明传播首先要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在不排斥西方文明特征的同时，突出中华文明的特征。正如加拿大前外交部长Ouellette所说：“一个自我封闭、不能将自己的文化特性和社会价值观念跨越国境向外拓展的国家，注定是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国际化的本质就是取得成功并具有竞争力。”陈来教授在比较中西文明价值观时，指出中华文明的价值观有其四大基本特点：其一，责任先于自由。此观念蕴含着先人后己的情怀。中华文明善于从关系来看自己，强调的是自己处于关系中的責任；而西方重个体，强调的是自己的自由。其二，义务先于权利。义务其实正是责任的落实，责任优先自然义务优先。有“我为人人”的前提，而后求“人人为我”之效。其三，群体高于个人。中国文化有集体主义取向，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因此保家卫国是天职，哪怕牺牲自我也在所不惜。其四是“和谐高于冲突”。中国人不否认冲突的存在，但是化解冲突，以达关系之和谐往往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因此，往往在冲突中讲究退让与宽容，追求“以和为贵”的精神[6]。其最高境界如《礼记·礼运》所言：“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这也可以视为“中华新文明主义”的深刻内涵。

“中华新文明主义”不是发中华古文明之幽情，而是基于中华古文明的精粹，立足中国近现代当代社会实践，融合世界文明成果，开创基于中华文明精神的全人类共存之道。因此，“新文明主义”本质上是再造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优秀基因的当代表达，既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也富有世界视野，世界胸怀，世界品格。中华文明的特质在于异中求同，同中存异，和谐共生。这种“新文明主义”的提出是源于中国，其目标却是服务世界，造福人类。

三、对话、中和、共生的交往观念：中华新文明主义的理论特质[HS）]

中国三千年的“文明”观念与西方三百年“civilizations”观念，相比，不难发现，中国“文明”的理论不仅是时间上的悠久，而且在于内涵上的和谐指向。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新文明主义”？那就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充斥着西方“文明主义”霸权，也就是以西方文明为世界文明的样板，认同与融入者视为民主，相反者，贬为不民主，贴上专制政权和反文明的标签，因此，试图用一切手段加以扼制。近代以来“文明主义”成为西方干涉他国内政，发动侵略战略的借口，践踏着人类文明，其实质是排斥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谋求文明的单一标准，体现着话语霸权的本质。姜飞教授认为“在当代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作为文明新要素不断推展下，借鉴、超越西方的文化叙事，突破‘西方即发达即文明的文化神话框架，从逻辑上、思想上建构中国视角下的文化、文明的框架，为中国崛起找到思想文化出路，让文化归位，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找到方向，既是必须，也不无可能。”[7]

相对于德国民族崛起的“狂飘突进”，中国当代可以启动“中华文明复兴运动”，这是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必然要求，因为国际政治场域的自信，如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背后不仅是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更是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则需要“文明自觉”观念的支撑。这是因为当代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融铸而成的新文化，而这种文化立足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气质之上的，这也是为什么十九大强调“中华文化立场”的原因所在。

“文化”往往是地域的，民族的和生存样式的存在，而文化的“文明化”体现了将个别上升为一般，将具体上升为抽象的过程。一方面便于传播，一方面也易于绝对化，背离于文明所依拖的社会情境与民族心理。旧“文明主义”的本质是依托西方文明（主要是欧洲文明和北美文明）来抹杀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多样性，尤其是挤压了当代各种文化样态的自足性，逼迫其他文明熏陶下的文化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加以调整，从而使他者文明有断流的危险，他者文化有失语之虞。总而言之，旧文明主义本质上是霸权的，不文明的，亦即现代理性的过度张扬，甚至影响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从而走向了霸道，而不是人道与王道。旧文明主义往往把文明与文化割裂，造成以文化对抗文明，以文明排斥文化。《文明的进程》的作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就曾明言：“（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等。”而“新文明主义”，则强调文明是文化的积淀，也是不断演进的，同时文化需要文明的引领，是彼此促进的关系，而不是斗争的关系。“新文明主义”强调了文明的反身性，反思性，对话性、平等性、自主性，主体性。文明交流不是文明吞并，不是唯我独尊，而是以他者为镜，丰富与发展自我。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我们应当清晰地梳理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生成自身对文明与文化的理解，不随隐藏西方文明霸权的文明与文化冲突论共舞，而是能基于中国“以文化人”的文化观念以及“文明以止”的文明自觉来“摆脱现有的文化发展思路对文明的桎梏，为新文明的诞生及其基础上新知识的生产—新文化的生产开辟道路，是21世纪研究群体普遍要思考的问题。”[7]以此来突破西方将自身号称为“文明”，且通过“东方学”的方式，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阐释为“文化”，内含愚昧，落后，等待拯救。将东方的诗意文化视为待转化为西方理性文化的前现代文明。亦即使现代理性及其背后支撑的工业文明成为西方文明全球扩张的思想武器和奴役工具。东方，尤其是中国要摆脱西方思想的奴役，提升自己的话语性，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文明自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当代使命。

四、结语

中华新文明主义的理论特质可以表达为：对话、中和、共生的交往理念。当代中国在积极参与世界治理的情景下，必须再造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更具有可沟通的品格，能够融铸世界其他文明形态，综合创新，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也使他者文明能够以更少暴戾之氣，更多和平发展共享共建的方式，既使自身的文明能够永久发展，而且也能为他者文明永续发展，提供正能量，而不是破坏共同发展的势能，走向对抗，相互拆台。这是时代给中华文明提出的核心问题。幸运的是，中华民族有这个再造文明，重新成为世界中心的能力。因为“把五千年的文明记忆浓缩在活人的灵魂中，这种幸运只有中国人具有。”[8]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看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气质： “中国古典哲学本身首先就是一种克服危机的哲学。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称之为治乱哲学，因为它涉及的，或者说它实际指向的是重新建立已陷入危机的社会制度，或者说为这种社会制度赋予新的解释。它论证的题目就是社会道德、礼节和人性的伤逝；它批判的是统治权力方面的奢侈和腐败、道德沦丧和榜样作用的伤逝。……中国古典哲学力图从旧秩序的破裂、衰退和崩溃中寻找出路。这种哲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证明自己是有用的。”[9]治理是中国社会永恒的主题，从治身到治世，永远在路上；追求稳定与平衡确实是中国阴阳哲学的内在气质；和而不同讲究的就是多元共存。

参考文献：

[1]张艳珍.习近平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16：44.

[2]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邵培仁，王昀.《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传媒发展》[J].编辑之友，2017（1）.

[4]冯达旋.以“一带一路”助推“新文艺复兴”[N].社会科学报，2017-12-21（7）.

[5]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1：55+57+111.

[6]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51-57.

[7]姜飞.18世纪以降文化与文明的话语博弈[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8]蔡禹僧.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J].社会科学论坛，2010（21）.

[9]（德）迪特·森格哈斯.张文武等译.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1.

[责任编辑：艾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