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贫富差距的治理之策

申建林

【摘要】多年来，美国在治理贫富差距上采取了多项举措，如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政策缓解市场内生的贫富差距，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实施现代公益慈善等。无疑，这些贫富差距的治理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措施或者作用有限，或者面临着继续推行的压力，或者导致某些负面影响。总体看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分化和经济不平等程度更高，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

【关键词】美国 贫富差距 治理 【中图分类号】F13/17 【文献标识码】A

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问题，作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和欧洲也无法摆脱该问题的困绕，毕竟，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是市场经济所内生的，而经济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又扩大了这一差距。当然，欧洲和美国在社会经济体制上存在着重大差别，欧洲倾向于推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推崇的则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使得欧洲的贫富差距得到了缓解，而在美国贫富差距变得更为突出。历史上美国曾经采取了哪些缓解措施？其效果如何？这些问题是值得探讨和借鉴的。

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政策缓解市场内生的贫富差距

贫富分化程度与税收制度最具有直接相关性，税收政策是调节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杠杆。自1980年，美国之所以贫富分化加剧，主要是因为里根总统推行一系列市场自由化的“里根革命”，1982年里根将个人所得税率由以前的70%调到50%，1988年又调到28%。公司所得税由49%降为35%，而股票投资等资本收益税则由28%降为15%。这些税收政策的变化放任和加剧了经济不平等。

而美国历史上，凡贫富差距得到有效抑制的，首先运用的也是税收杠杆。1910年之后，美国逐渐提高收入累进税。1933年罗斯福将最高所得税税率大幅提高到63%，而1942年到1960年代中期，最高所得税税率达到90%。美国的超额累进税制度又与多种扣除、免税、退税制度相结合，使高收入者多交税，低收入者享受免税和退税待遇，从而促进财富均衡分配，缩小了贫富分化。此外，美国还实施高额遗产税政策，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对最高遗产征收70%～80%的高税率，这极大地削弱了财产在代际之间流转和积累，发挥了扶贫抑富的作用。

实施反贫困对策，建立社会福利体系

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贫困难题，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面临贫困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只要存在着经济不平等和财富占有的分化，就存在着贫困，但“美国的贫困是一种相对的贫困：40%的贫困家庭都有自己的房产;70%的贫困家庭都有车，27%的贫困家庭拥有两辆以上的车;97%的贫困家庭有彩色电视机”，这种相对贫困概念是根据低收入者与他人的收入差距而定义的，通常将5%的最低收入者或把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作为贫困人口。

美国贫困发生的特征不同于中国，它主要是基于特定社会身份和特定类型的人群，如老年人、失业者、妇女儿童、单亲家庭、黑人和拉丁族裔、低学历群体，而中国的贫困更多地基于地域，相对于沿海地区的内陆、相对于城市的乡村、相对于平原的山区往往成为贫困之地。美国根据自身的贫困特征而实施了针对特定贫困人口的反贫困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14个反贫困计划，如负所得税计划、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住房援助计划、补充保障收入计划，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等，这些反贫困计划的支出额度较大，2015年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19%。

同时，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实施法定社会保障的国家，1935年，罗斯福新政时，就制定了《社会保障法》，使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成为社会保障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此后的每届美国政府通过修订《社会保障法》而不断地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从而使弱者和市场竞争的挫败者获得了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从大多数美国低收入者的反映看来，反贫困的福利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由富豪捐赠推动的现代公益慈善

资本在追求自身增值的同时，也存在着财富集中后的散财精神，在美国尤其如此。美国堪称慈善基金会数量最多、拥有资金最多的国家。“钢铁大亨”卡内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开启了美国的“慈善革命”，使以富有家庭慈善和教会慈善的传统阶段跨入了大财团的慈善基金会的现代阶段。美国的一些亿万富豪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慈善家，如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等富豪每年都捐数亿美元的财产给慈善会、基金会，当2010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发起一场“捐赠承诺”行动时，美国40位最富有的个人或家族许下承诺，将在有生之年或去世后，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捐给慈善事业，有的甚至明确表达，死后将95%，甚至99%的财产捐给社会。美国慈善事业资金雄厚，理性运作，经营有道，不仅减轻了社会底层的生活贫困，而且较大地缓解了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紧张。

无疑，以上贫富差距的治理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种措施或者作用有限，或者面临着继续推行的压力，或者导致某些负面影响。高额累进所得税极大地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但在经济全球化中，它受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最近，美国最高税率又在大幅下调，这将重新加剧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反贫困计划与社会福利政策减少了大量贫困人口，但因一部分人有意选择贫困以享受相关福利，结果导致对劳动供给的明显抑制，甚至对婚姻也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因为保持单身或单亲家庭会获得政府提供的多种福利。富人的慈善公益行为受到道德尊重的同时，也招致严厉质疑，有组织的慈善行為被指责为以爱心和道义的形式实施了对社会的最终控制。

美国人为何能够忍受贫富差距的社会恶果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分化和经济不平等程度更高，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根据我们的朴素观念和抽象的公平原则，美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似乎更为严重。但让我们费解的是，美国的贫富差距并未引起美国的政治不稳和社会危机。不少调查表明，美国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还高于高福利的欧洲国家。当我们将美国的贫富差距视为必须根除的社会恶果时，美国人似乎还能够忍受，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相关：

一是崇尚机会均等和尊重个人成功的美国精神。在美国人的精神中，公平并不意味着财富分配的平衡，而是获取财富的机会平等，只要在平等竞争中靠个人努力而成功和富有的人理应受到尊重。

二是维持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需要。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助于保持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并增强国际竞争力。国力的强盛则有助于保持并传播自己的政治与社会价值，美国宁肯付出重大代价也不放弃通过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那些政治封闭的国家和它无法认同的行为施压。

三是美国贫富分化中的贫困并不是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绝对贫困。在美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不平等的加深，中低收入贫困者的生活水平还是在不断提高，温饱和住房不断改善。如果通过对富人的高税收手段直接缩小经济不平等，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导致失业率上升，最终也可能对贫困者产生不利影响。

总之，贫富差别和经济不平等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问题，当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是人为安排和强力控制的结果时，比较容易形成道德反抗的共识。但是，如果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经济不平等是公平竞争规则和均等机会的结果，那么，它反映的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之间的内在价值冲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条件下的贫富差别和经济不平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容忍？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调整？如何调整？则需要根据本国民众的道德认知和自由而公开表达的普遍意志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