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鱼

2019-03-13 08:24张爽
湖南文学 2019年2期
关键词:代课老师二舅小马

张爽

我有个同学叫小眨眼。他的眼睛总是不停地眨呀眨的。至于为什么会不停地眨,我们都说不清楚。

我这个同学,除了眼睛眨呀眨,别的条件都还不错。他四五年级时已经长得身量高大,又白又胖,口才极好,心高气傲,总是吹嘘他家的猪比别人家的猪养得大养得肥——他说他家的猪和我们四顷地别人家的猪都不一样,我们养的是普通肥猪,他们家养的猪是“千斤白”。

我们都认为小眨眼是在吹牛,因为我们二小队孩子家养的猪,从出栏到宰杀,从没超过四百斤的,据说整个大队养猪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到过五百斤的。小眨眼真是太能“白话”了。小眨眼姓白,为此我们给小眨眼起了个外号:“千斤白”。

小眨眼好像很早不念了,不是三年级就四年级。小眨眼的不念和我有关系。我听了小眨眼的“白话”,添油加醋写成了一篇小说《千斤白》,那个小说被四顷地小学校长刘红旗(也是我二舅)读到后,当成范文,把学校的每个年级每个班都读遍了,他让我们深刻吸取“千斤白”的经验教训,从小做个诚实守信的好孩子。因为那篇小说,很多人都知道了小眨眼就是千斤白,而千斤白就是撒谎成性的坏孩子。

小眨眼随后就不念了。不念之前,他找到我,非要拉我去他家,证明他家养的就是“千斤白”,他没有撒谎,并警告我这样编故事是昧良心的。我当时很害怕,一扭身子跑掉了。跑走之前,我看到小眨眼的眼睛还在不停地眨呀眨,眨着眨着眼睛就红了。

小眨眼辍学后,我们一点都不想念他。我有个外号叫“优良品种”的同学说:“我看小眨眼这回回去有活干了,他回去不是吹牛逼就是吹千斤白的猪逼去了,经过他这么一吹,说不定他家的千斤白年底会突破一万斤呢!”优良品种的话不雅,出语恶毒,可我们深以为然,不然,他那么小不念书又能干什么?

小眨眼不念后我很少看见他。我十七岁那年冬天,没考上高中,闲在家里半年,忽然成了代课老师。在成为代课老师时,小眨眼又出现了。

我能当上代课老师,和我二舅刘红旗有关系。他是我小学时的语文老师,在我读初一的时候,又成了四顷地小学的校长。

临近腊月的一天,刘红旗忽然到我家来,對我母亲说:“学校要招代课老师,名额有限,机会难得,棍子(我小名)毕业后也没事干,你问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

母亲问都没问我就说:“愿意愿意。一个连高中都考不中的,他有啥不愿意的,我正发愁给他找个啥事干干呢。”

学校只招两名民办老师,可四顷地小学办公室却一下子挤进了几十口人,有报名竞聘代课老师的,也有看热闹的。我虽然觉得当一个“孩子王”是件挺没出息的事,可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整天待在家不更没意思吗?何况,当老师也是份人生经历,所以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报名参加。

四顷地小学招考民办教师是件大事,报名那天把中心校曹校长也惊动来了。曹校长唇上留着小黑胡子,平时很严厉。他的办公地点就在我读初中的校园里,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严肃着一张面孔在我们面前走过,有时甚至在上厕所时也会碰见他,碰见他,我连尿都尿不利索。我觉得自己很怕他,说不清是怕他的严厉还是怕他中心校校长的职务,抑或仅仅怕他唇上的那两撇令人望而生畏的胡子?总之,我见他多看我几眼,就想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谁知身子往后躲来躲去,就躲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又高又大,又白又胖,看上去慈眉善目,眼睛眨呀眨的,不过,频率比他小时候慢多了。我脱口而出:小眨眼,你咋来了?

我来报名啊,这又不是你家,你来得难道我来不得?他眨了眨眼,抢白我。

我没想到小学都没毕业的小眨眼竟然也来报名要当代课老师,又想到他当年不念可能和我那篇小说有直接关系,立刻惭愧,并往后靠了靠,意思是让他上前面来。小眨眼当仁不让,用他壮实的身子把我挤到后面。我能从他的动作上感到他一腔莫名之气。想就此溜掉,曹校长却喊了我名字,并提示我站到前排。曹校长的话就像一道命令,小眨眼虽然挡住了我,可他旁边的人却自动给我让出一条通道。

“你是来考民办教师的吧?”曹校长问我,脸上还带了温和的笑意。

说真的,我过去和他接触不多,更少见他笑。同来报考的男女见中心校长点了我的名,纷纷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曹德江见我尴尬地点头,就收起笑容,对屋里的人说:“机会来了一定要学会珍惜,机会来之不易,我,还有刘红旗校长,都是四顷地小学做过民办老师的。四顷地是个出人才的地方。”

我二舅刘红旗点头赔笑,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据说,我二舅刘红旗和曹校长在四顷地小学代课,同时喜欢上了村支部书记高大全的女儿高君梅。高君梅有意于刘红旗,高大全因此推荐刘红旗先读了师范。后来高大全患脑血栓,大权旁落,刘红旗背信弃义,抛弃高君梅,娶了比高君梅漂亮的二舅母,高君梅才嫁了曹德江。

我至今还记得高君梅老师,她当过三年的义务兵,常穿一身没有领章的草绿色女兵服;人长得矮黑且胖,脸上有雀斑,脾气极好,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的音乐老师,会弹一手不错的风琴。她很喜欢我,常让我到前面去,手把手教我弹风琴。她一边教我弹风琴,一面摸我的头,好像我不是她学生,而是她的儿子。

后来,她和曹校长搬到了镇上,就住在我读中学的学校内,那时,高老师已经不教书,但每次见了我都打招呼,我在报上发表了作品,她总是第一个告诉我,夸我文笔漂亮,才华横溢。这样的老师,我当然很喜欢。觉得我二舅刘红旗始乱终弃是有眼无珠,曹德江才是慧眼识珠。

如今,他们曾经的恩怨已成了陈年旧事,可面对曹德江,刘红旗还是诚惶诚恐。按说,曹校长当了中心校长后,我二舅能在这里踏实教书就不错了,他根本没想到曹校长还能给他个校长当。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既微妙又有趣。

报名那么多人,竞争空前激烈,心想指不定要经历几次笔试,几次面试,谁知曹校长一来,一切都免。我直接被留下来,和我同时留下来的,还有一个胖乎乎的董姑娘。

面试结束,小眨眼在门外等我,他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当个代课老师,你也走后门。

我说:我没走后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眨眼说:没走后门,骗鬼去吧。你当年写作文说我是骗子,现在我才知道,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晚上,我二舅刘红旗得意洋洋地坐在我家的炕头上喝烧酒,越喝越高兴,他说想不到棍子出息了,曹校长没考试,直接点名留下,当了二年级的班主任。母亲直念阿弥陀佛,说这叫天无绝人之路,他没考上高中,当代课老师,过几年有了转正的名额,就是一辈子的铁饭碗。母亲让我拿酒敬我二舅。我敬了,烧酒像一团火焰沿着喉咙下去,辣出了我眼里的泪花花。

不知为什么,这时,我想到小眨眼,心里不仅没高兴,还有了一丝隐忧。

第二天刘红旗就领着我去学校报到了。那年,学校刚由五年制转为六年,六年级的学生统一由一个姓侯的老师领着在一个废弃的鞭炮厂上学。所以,四顷地小学还是一到五年级,一年级一个班。除此,还有个董老师带的幼儿班。这五个班的班主任分别是一年级的刘老师,二年级的我,三年级的小马老师,四年级的孙老师,和五年级的刘红旗。

这几个人中,我最熟悉的是小马老师,我小学毕业那年,他就是代课老师了。那年四顷地小学出了一件大事:一个学生写藏头诗“辱骂老师”,说他和一个五年级的女生搞对象,小马老师打过写诗的学生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个写诗的学生就是我。当年那个校长也是“藏头诗”主角之一,如今已经调走,不然,中心校曹校长多喜欢我,我二舅怎么推荐,我都不可能回来当代课老师。

当年那个“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小马老师摆出一副既往不咎的宽容心态,端着个茶缸子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我的心还是“突突”的,唯恐那个茶缸子突然砸我脑袋上。小马老师已经结婚,对象是邻村一个普通姑娘,根本不是当年同学间传得火热的女同学。他现在的身份和我一样,还是民办老师。

就这样,我尴尬地当上了二年级的班主任,当然,得意也是有的,那么多人,曹校长一眼认准了我已经说明了问题。之前我一直当学生,现在一下成了老师,一时半会还不适应。因此,我下课很少回办公室,除非二舅刘红旗有事喊我。这样也避免了和小马老师過多接触,引起双方不堪的回忆。教幼儿班的董老师倒是和我年龄相仿,偏偏又是一女的,胖乎乎的,看上去那么严肃,始终不苟言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觉得,她是有点嫉妒我。因此,我们来往也很少,我尽量躲着她。

平时老师各忙各的,虽然都在一个学校,但实际接触不多。尤其是一年级的班主任刘老师和四年级的班主任孙老师,基本上连话都没怎么说过,见了面最多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当代课老师,大多时候刻板单调,最有意思的是一次集体活动,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二舅把所有的老师叫到一起,让他们提前给班里的孩子放了假,他则率领我们去了学校前面的一条大河套,憋了半天的鱼——我们分头行动,把一条河水分成两半,一边用石头和泥巴筑成堤坝,堵起来,让水走另一边,而另一边出口处早下好了鱼篓。我们卷起裤腿,脱掉鞋子,踏入早春冰凉的河水里,四肢联动,连摸带赶,让惊慌失措的鱼儿进入我们精心布置好的埋伏圈儿。

鱼篓里的鱼倒入洗脸盆,竟然收获了满满一大洗脸盆。我们都很高兴,晚上回来分头行动,有洗鱼、刺鱼的,有烧火做饭的,也有打酒买烟的,鱼洗好刺好,把拾掇好的鱼放进一大铁锅里烧火熬,我二舅刘红旗把他早晨就已买好的一块猪肉洗好放到面板上,想操刀为大伙再做一道他的拿手好菜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侯老师宿舍里什么都有,独独缺了把菜刀,于是就让无所事事的我赶紧回家,把家里多余的一把菜刀拿来了。

二舅刘红旗切肉做菜,大铁锅里的鱼已经炖好,董老师拿了碗来,先每人盛了一大碗的鲜鱼汤,包括系着围裙,满手油污没来得及洗手的刘红旗。刘红旗一端起碗,大家也把碗端起,纷纷喝汤吃鱼。鱼汤鲜美,场面十分温馨!

毕竟当了十来年的学生,受够了老师的管,现在反过来要管学生,小人得志的感觉还是有的。可时间长了烦恼也就来了:孩子并不那么好管。一道题,你翻来覆去地讲给他们,他们给出的答案却五花八门,让你哭笑不得。聪明的,一点就透,天资一般的,一点不透,再点,三点也透了。极个别的,你不能说他们不聪明,但就是脑瓜子缺了点什么,一点再点三点,怎么点他都不透。点不透的也没关系,关键是调皮捣蛋,你对着他们时,他们小身板挺得笔直,睁着一双大大的渴求的眼睛无辜地看着你;等你转过身,要用粉笔板书时,后面却来了出“五鼠闹东京”。更可恶的,居然有孩子用橡皮筋发射纸做的子弹打我后脑勺。

是可忍还是孰不可忍?我一时怒不可遏,又无可奈何。因为这些孩子非常善于伪装,你根本分不清究竟是谁在后面袭击了你——我想我也该有个教棍了,就叫上山放羊的老同学“优良品种”为我寻了根“六道木”——就是那种有六根楞只长到大拇指粗细的木头。那种木头坚硬、笔直,很适合老师做教棍用——用它在不听话的学生脑袋上,可敲出金属般的脆响。我真的那么做了。

体罚学生有个多米诺效应,惯性来了,你想停下来都难。体罚有快感,也有作用,课堂纪律有所改观,学生成绩有一定提高,但麻烦也很快来了。常有家长会找上门来,摸着自己儿子脑袋上的青包红包大紫包,不好意思地同我商量,下次下手时能不能打轻些。家长的口气委婉谦恭,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仿佛自己的儿子也确实该打,只是怕我打人经验不足,给孩子打傻了。有的则直截了当,说连他这个当爹的,也没这么狠打过自己的孩子。

让家长找上门,自然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在吸取了经验教训之后,我不再用六道木打他们脑袋,担心真把他们打傻了。我向其他老师又学了新手段,用手掌掴他们的脸或用脚踢他们屁股。我发现打人是上瘾的,我教的那个班二十六个学生,有一多半被我打过,再有学生家长找来,我还振振有词:这孩子太不听话了,不行你就领回家去吧。小马老师在旁边替我帮腔,这样的孩子你不打他两下他根本改不过来!弄得家长最后好没意思,好像他家的孩子该打而他不让打一样。这样我打得就更加有恃无恐起来。直到后来发生了那件事。

那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胳肢窝夹着书,嘴里哼着小曲来上课,教室里孤零零地只有七八个学生。上课铃打了十多分钟了,人还是那么几个。我问怎么回事,他们都低头不说话。我暴跳如雷,大声问其中一个最听话的女学生:“你说,你给我说,他们呢,他们为什么不来上课!”她当时眼睛就红了,怯怯地站起来对我说:“老师,你把他们都打跑了……”

“跑哪去了?”

“出沟。”

“出沟……”我脑袋一大,“出沟干什么?”

“找原来班主任李老师去了。”女孩说,“他们想把李老师找回来教我们。”

他们原来班主任李老师现在在北营房小学教书,离沟口还有十几里,这么多的孩子,万一半路上出点什么事……我再也不敢想下去了,直接冲向学校前面的大队部,拿起那个黑把子的电话乱摇一气。我想到了食品厂,那里有我一个要好同学的姐姐,食品厂紧临公路,她的办公室正对着马路,我常看到她面对着马路发呆,二十来个学生集体出走,她不可能看不到。电话接通了,我告诉她,如果看见那些孩子,一定帮我拦下来。那个同学的姐姐说,她的确看到了十几个孩子,但这些孩子早就过去了。我扔下电话,跳上车子就出了沟。

路上,我才真正感到了后悔,害怕,发誓找到孩子们,要先拿六道木狠敲自己的脑袋,用手狠扇自己的嘴巴,用脚狠踹自己的屁股……二十分钟后,在临近沟口的地方,我的眼前出现了孩子们的身影,他们正秩序井然地排着小队往回走。有个胖乎乎的姑娘推着车正走在孩子们的后面。是董老师。

孩子们低着头从我身边走过去。我转回身推着车走在董老师身边。

董老师说:“早晨到学校就听你班孩子集体出沟了……没顾上找你,我就直接追来了。还好,追上了……这么多孩子,要是出事……想想都后怕。”

“谢谢……董老师。”

“哎,”董老师轻叹了声,“他们是找原来的老师去了。你别以为他们小,和他们,也要学会处好关系呢。”

自从出现了学生集体出走的事件后,我就很少体罚学生了。因为体罚的结果是学生也会生气,而且生气的后果很严重。

这件事打击了我的自大心。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努力改变自己的“大灰狼”形象。我尝试着一点点修补和他们的关系,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一个梳了两条羊角辫的小姑娘特别认真地教我唱会了一首歌:“记得那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

天气越来越暖,下午,我一有空就带他们出去,让他们接近大自然,让他们在河边戏水,在树荫下背书,或上山采摘盛开的金达莱。有一天,那个曾经参与组织出走的小姑娘,把一大束盛开的金达莱插在瓶中,悄悄放到我教案前面的时候,我居然像个娇气的小姑娘,流下了幸福感动的眼泪。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这些孩子。有一次六小队的一个女生接连两天没来,我就派和她同村的一个男生去问。男生回来对我说,她家不让她念了。我一听就急了,当即让那个男生带路,走了六七里的山路才到女生家。女生家很穷,院里乱得一塌糊涂。我去时,她正领着个比她矮半个头的小孩子,一手提着桶泔水准备喂猪圈里的猪。我看她趔趄着身子,小脸上全是汗,就忙把泔水接过来替她倒进了猪食槽里。

近午的时候,她父母下山回来,见到我有点吃惊,理都不理我就进了屋。我在院子里愣了会,还是硬着头皮进了屋。我说:“您家孩子已经两天没来上课了,我过来看看……”她妈用笤帚呼呼地扫着炕说:“上什么课,不上了,丫头片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女孩子一下哭了,我感到亲妹妹挨了欺负似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她妈还在教训女孩子:“哭什么哭,眼皮子那么薄,还当着老师面,不许哭!”我忍着眼泪说:“您这是啥态度?孩子想上学,您不能把孩子的前程给断了,您现在不让她读书,将来孩子埋怨您,您会后悔的。”听我这样说,她妈的语气缓和多了:“她老师啊,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和她爸天天要出去干活,她妹妹小,家里的杂事又多,家里这两口猪,和这群鸡鸭都要人管……”

她妈妈说时,她爸爸就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不说话。

我不知说什么好,愣了一会,才问女生:“你,你和老师说句实话,还想不想上学?”

女生颤着声说:“我想上,老师……我做梦都在想上学呢。”女生说完,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提高了嗓門说:“您家孩子学习特别好,是我们班上的学习尖子,您不让她念书太可惜了……”我想起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自己因病住进医院,眼看就要考试了,班主任老师刘红旗也就是我二舅来看我,对我娘说的也是类似的一句话:“他是我们班的学习尖子,我还指望着他给我们班往上拉分呢。”我拉肚子都快拉死了,浑身软得像团棉花,可听到二舅这句话还是很受鼓舞,我母亲也为我骄傲,连护士都对病房其他人说,看看人家的孩子,多出息。

我不怎么会说话,说完这句话就看着女生妈,她妈的眼圈也红了,嘴里说着:“一个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又心疼地给闺女擦眼泪。孩子爸也停下了吧嗒烟的动作,长舒了一口气。

我最后故意说,班里眼看就要考试了,我还指望着她给我们班往上拉分呢。

第二天一早,女生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地来上学了。她头发上新系的那条火红的蝴蝶结,也一动一动,像团移动的小火苗。

好事总是接踵而至。不久县里成立青年诗人协会,我竟当选为理事,又不久,县里举办“桃花笔会”,我作为乡里的唯一代表受邀参加。消息传到四顷地小学,我二舅刘红旗两眼放光,好像我为他挣足了面子。

一次课间,小马老师端着个茶缸子过来和我聊天,说了不起啊,你现在是名人了,市里的报纸都登了你的名字呢。

小马老师已不复打我耳光时的英武。他整天抱着个特大号的茶缸子,缸子里沏得满满的是黑色的浓茶。他的脸本来不白,现在完全成了茶色,他每天刷牙,可牙齿却越来越黑。他在没课时总会龇着一口黑牙过来到我教室的外面,蹲下来和我说话。

“报纸上说,你们的笔会开得很成功。”

“一般般吧。”

“不少名人参加吧,听说书记县长都参加了。”

“一般般。不过,那些领导倒是都参加了。”

“了不得,了不得。” 他嘴里啧啧有声,说他读书时也喜欢写诗,也向外投稿。我就不能再用“一般般”敷衍他了。我说:“那好啊,以后发表出来一定拜读。”

他说:“从没发表过呢,不过你这一出了名,带动得我手都痒了。”

“好啊,那就写出来,也给我拜读拜读。”

他说:“好好,到时一定请张老师指教!”

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他班上的学生也会跟过来。其中有个学生看上去很有意思,眼睛总是眨呀眨的,让我想到了小眨眼。我悄悄问小马老师,这个眨眼睛的孩子,叫什么。小马老师笑着说:“他叫白晓东。是你同学弟弟。”我故意问:“我同学,我哪个同学?”小马老师说:“你能有几个眨眼睛的同学?外号叫千斤白的小眨眼啊。是他亲弟弟。”

他们长得可真像,几乎是同一个模版:皮肤白白的,胖胖的,脸上星星点点地撒着些雀斑,一双又大又圆的眼,跟他哥一样,也是那样不停眨呀眨。小马老师说话的时候,他也用眼一眨一眨好奇地看着我。因为距离近,看得仔细,我才发现这个小眨眼,其实和他哥哥还是有区别的。

我小声对小马老师说:“这孩子的眼跟他哥不一样,他哥是黑眼珠,他是白眼珠。”

小马老师没回答我,却回头呵斥那帮学生:“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都给我回教室背书去。”

一帮孩子哄地散了。有几个一边跑一边回头冲小眨眼喊:“小眨眼,翻白眼,老师瞪眼他眨眼。”

我对小马老师说:“您这班孩子还是挺有诗歌天赋的。”

小马老师说:“狗屁天赋。要说天赋,你是他们的祖师爷。”

我脸红了,知道他借此揶揄我写藏头诗的事,就没话找话:“马老师以后写诗,可以先给我,我可以帮投给县文化馆小报,那里影响大,还有稿费……”

我和小马老师有一搭没一搭说话,偶尔一转身,发现远处有双眨呀眨的眼睛在仇视地盯着我。我当时还想,他那么看我干什么,我又没给他编顺口溜,我只不过是给他哥编过一个小说而已,不过都是老黄历了。

我和小马老师两个班上课时间和自由活动是互相错开的。那个叫白晓东的小眨眼开始利用这个间隙给我捣乱,在窗前一窜一跳,要不就趴上窗台冲我翻白眼。我撵过几次,我出去了他跑走,可我刚一进教室,他就会猴子一样扒上窗台,故意冲我翻白眼或敲窗子。

终于有一次,我抓住了他,问他干吗捣乱,让他给我认错。结果,他不但不认错,还冲我更厉害地翻起了白眼。

“你有毛病吧,翻什么翻?”我说。

他还翻。

“再闹,我就找你们马老师,让他管管你。”

他仍然翻。

“不许翻了!”

他翻得更频繁了,仿佛那不是他的眼睛,而是鼓风机上下乱翻的叶片。他翻的时候,身子扭着,头呈昂扬状,一种不服不忿的样子,比他哥哥小眨眼可厉害多了。

我拉着他去找小马老师。他挣扎着不走,突然倒在地上大哭不止。他一哭,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的眼在哭着时原来是不眨的。这和他哥有明显区别,他哥即使哭着,眼睛也是眨个不停的。

我笑了,说了句:“你和你哥不一样,你哥哭着时也眨眼的。”

他从地上爬起来说:“你哥才眨眼。”

我说:“你哥是我同学,他哭时真的眨眼。”

他说:“你哭时才眨眼!”

然后,他又哭开了。他一边哭一边往学校门口走,呜呜呜的,说要回去找他哥哥去,让他哥哥来揍我。

我觉得好笑,心想,你哥小眨眼是我同学,他不会揍我,只会揍你这个调皮捣蛋的小眨眼。

我同学小眨眼在他的弟弟带领下找来时,我正给孩子们朗诵课文。我的朗诵抑扬顿挫,声音饱满。学生们和我悄然搞好了关系,就连那些最反对我的学生,现在都有点崇拜我的意思了。

现在想想,那天确实有点不可思议。我记得我給学生朗读课文的时候,天还晴着,可我的同学小眨眼一出现在操场上,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已铺上了一层厚厚的云朵。小眨眼在操场上高声喊我的外号:“张小棍,你出来。”“张小棍”还是小学时的外号,已经很多年没人喊过了,当时我心情不错,听到这个外号,居然有了点亲近感,于是我放下教材,微笑着从教室走出来。我现在还记得雨点是在我从教室里走出来的第一步时突然掉下的。当时,一颗硕大的雨点正好砸到了我额头。

我跳下教室外的高台,向操场上的小眨眼伸出手:“你好啊,小眨眼。”

小眨眼没有和我握手,他等着我走近,低声骂了声:好你妈。然后挥拳把我击倒。

现在想来,我被击倒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从拳击的规则上说,我和他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对手。何况,我没有一点准备,就算我真的有准备又能怎样呢?

我已经被小眨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倒在地了。

雨突然大了起来。雨点密集地敲击在操场上,溅起的泥点子近距离地亲上我的脚掌,我的裤腿,我的新裤子,我雪白的白衬衫,我光洁明亮的额头和我一张姑娘一般团团的圆脸上。我感觉鼻子那里湿乎乎、黏糊糊、热辣辣的,一抹,一手血。

那一刻,班里的孩子们肯定在教室里扒着窗户往外看着我。真是斯文扫地,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会不会因此面目全非?

我心乱如麻,摇摇晃晃站起来。面对小眨眼,我究竟应该说点什么,还是做点什么?是跳过去打他一拳,还是飞起来踹他一脚?我小时候也练过连环腿。时隔多年,我的那两条腿是不是还能飞起来,我一点把握没有。

“我想打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听到小眨眼在向我低吼!

一个瘦小的女人突然冲向操场,连拖带抱把小眨眼拖走了。这个女人又黑又瘦,奇怪她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人是小眨眼的母亲。

这时候,听到动静的刘红旗和一年级班主任刘老师已经从办公室冲了出来。小眨眼兄弟和他们的母亲已消失在雨幕中。

我像做了一場梦,终于清醒过来。面对二舅刘红旗和老师们的诧异和不解,我晃晃荡荡冲进上次吃鱼那个小屋,找到那把已生锈的菜刀,不顾一切冲了出去。

那天的雨真是太大了,大得简直有点虚幻的味道。不过,手中的菜刀却是真实的。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追上他们,追上他们又能怎样。我很迷茫。

雨更大了。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我追着追着就跑不动了。鞋子里灌满了泥水。小眨眼他们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像化在这雨水里一样,这让我挥着菜刀的手顿感无力。

我看了下菜刀,菜刀上面的锈迹被雨水冲刷得一道一道的。

我哭了。

孩子们却追上来了。那天,我的学生们再一次自发地集体出发,冒雨出来追我。他们边追边喊“张老师,回来……”

“回来啊,张老师……”

说也奇怪,在我停下来的时候,那天下午的雨居然也停了。可我的眼泪却一直停不下来。心里的委屈,愤怒,迟到的感动,都让我想哭。

我几乎成了个泪人,回到教室还在哭。我哭着给学生们上完了一堂语文课,结果把学生也招惹得全哭起来。教室里哭声一片,吸引了很多其他年级学生过来看热闹。他们像一群排列整齐的麻雀,扒着窗台看我边哭边给学生上课。这群孩子又引来了刘红旗和其他老师。他们轰走围观的孩子,自己却站下不动了……

我哭着把课讲完,孩子们也哭着把课听完了。不管后来怎样,反正,我觉得那是我上得最成功的一堂课。那堂课后,我发现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看我的眼神集体变得怪怪的。

我二舅刘红旗见了我几次欲言又止,好像我是个不同于常人的另类。

中心校校长曹德江来学校视察,我二舅刘红旗亲自操刀下厨,宴请曹校长,他用的还是我家那把菜刀。全校老师一起作陪,纷纷向曹校长敬酒,就连沉默寡言的董老师也站起来敬了曹德江一杯。只有我落落寡欢,一动不动,像个傻子。二舅刘红旗几次暗示我起身敬酒,我都毫无反应。倒是曹德江大人大量,站起来敬了我一杯酒,说小张老师,看来你在新的环境还有些不大适应啊。

当时,我二舅的杯子差点没掉地上。

事后,刘红旗来我家,喝着高粱烧,就着我娘用小眨眼他妈事后送来的为她儿子赔罪的“千斤白”猪肉下酒,指点我行为古怪,不会来事。

“你当代课老师还不是人家曹校长一句话。”

我觉得千斤白的猪肉和自己家的猪肉炒出的菜没什么区别。区别还在我和小眨眼。在他母亲带着他上门负荆请罪之后不久,小眨眼居然——居然参军走了。

看了那封信,我不但不恨小眨眼,还有点羡慕嫉妒这个家伙了。

“你不当代课老师也是人家一句话!”我二舅刘红旗还在耿耿于怀。

我娘说:“他二舅啊,你看这孩子不当老师能干啥,还不是和别的孩子一样去煤窑下苦力?”

我说:“就是下煤窑,我也不当代课老师了。”

我娘问:“为什么?”

刘红旗问:“那你想干什么?”

我说:“我想……反正就是不想当代课老师!”

气得刘红旗啪的一声把筷子摔在桌上,抬脚下炕就走。我娘抄起笤帚疙瘩朝我打,说就你这样的还能干个啥?还不给你二舅赔礼道歉去。我抱着头和她犟嘴:“我不,我不,你打吧,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想当老师了。”

曹德江没想到我会找他主动辞职,说你不是干得挺好吗,这次考试,你那个班考了全中心校第一。曹德江还说,当老师也要个过程的,之前你是有不对的地方,比如体罚学生,可哪个老师没体罚过学生?我和你二舅刘红旗也这么干过。知错就改,改过就好。

曹德江一再挽留我,说代课老师虽然工资少点,但以后可以通过考学或推荐转正。他还说,你能当上代课老师,其实是高君梅老师推荐的结果,她多次向我夸你,说文章写得好,你要不当老师,都对不起她的推荐。

我才知道我能当代课老师,其实和高君梅老师举荐有直接关系。我就觉得高老师是我的知音,曹校长也是我知音。为此,我差一点又一次掉了泪。

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辞职不干老师的念头。

我总觉得小眨眼正穿了身崭新的军装在不远处眨着眼睛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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