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我的胎记

在乌鲁木齐，我是个不吃葡萄的人。我小心地，病态地，孩子气地，以一种看起来有些矫揉造作的方式，协调着我和出生地的关系：离开它，并想念它。一架葡萄曾覆盖我家小院的全部屋顶，葡萄葉片像旗帜，重叠悬挂，在阳光下，掌心纹路清晰。葡萄有卷曲的须，开的花密集，黄绿色，圆锥形，淡香。最初的葡萄粒并不是紫色的：啊，那是少女的乳。颜色，是慢慢发生改变的。紫色，是圆形谱系中最后的一圈，是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唯一目睹的颜色。这种颜色已经有了朦胧，甚至被打上猥亵的记号。之后，一双手将葡萄果实摘下，装入盘中，迎来它必然的死期，但它迷人的童年无人所识。当小花脱落，凸起颗粒，密麻麻如绿卵，随晨光和风逐渐丰盈，将鲜红、幽蓝、黄铜调进血脉。我有幸目睹这巨变，知晓它们的内部联系，它们的界限，它们的死亡。正午，当人们入睡时，它们面对光，嗡嗡嗡，将全部叶片尽力张开，以巨大的蛮力吸纳能量，将有限的管道，饱胀到出奇。当我住进没有葡萄藤的水泥单元房中时，不断想到葡萄：那些水晶的碎片，及光的幻觉。我把它们藏在心间，如影相随。我终于说出了那句昏聩之语：世界上所有的葡萄，都没我家的好吃。

一九九六年，我曾写过一首名为《午夜葡萄园》的诗（发在《诗歌月刊》上），但到二〇〇二年，我才写出一百首葡萄组诗。这组诗带着湿漉漉的泥土，逐渐长大并腐烂的叶片，穿过层层屏障倾斜三十度的光柱，遗漏在院子的泥地和小桌上的豹斑……皆喷涌而出。在那些铺张词语的夜晚，葡萄，像被施了魔法的珠宝，像灵魂出窍的心跳，像再次被拥入怀中的孩子……组成一个过于强大的王国，当我扯开一条门缝，大部队便攻城略地而至。一次又一次，我在黑暗中找寻葡萄之光，我的个人之光，当我和那个古怪的符号，嫉妒的小胚胎，天然的洞穴，疯狂的甜蜜相遇时，它将整个种群的感伤附加在我身上，让我化身为它们的一员，不仅体验到属于它们的痛苦与快乐，而且不得不承受一种额外的负担：我要将整个葡萄园全都端出来，并为之赋予光芒。

我家的院子，是东疆农人最常见的那种土坯小院，双扇原木门，坐北向南两个里套外屋子，最西头是放农具和煤的小屋，小屋对面是木栅栏围起的羊圈，小屋和羊圈间有个长梯架，能攀援到屋顶。夏日，我卷着席子在屋顶上午睡，一嘟噜一嘟噜葡萄串就在鼻子前。我不会将一串葡萄摘下来吃，而只选择底部最红的那颗。如果我看中了哪串葡萄，就用青草将它整个盖起来，等到初冬，葡萄要下架时，找过去，扒拉开草，坐在屋顶一个人品尝。

葡萄不仅是甜蜜的，微波荡漾的，还有阴影，熔铸了落日，倾听过微风，它内里的颜色不是涂抹上去的，而它最终的解脱，并非仅仅作为水果被吞食。葡萄有其特殊的脾性：它的身躯长达十至二十米，像蛇，需要冬眠。第一场秋风吹起时，母亲拿着麻绳攀上木架，将葡萄散漫的枝丫分成几股，捆缚起来，选个日子，请来能干的表哥们，和父亲一起，将已变成褐色，且依旧娇嫩，不能碰伤的藤蔓轻轻搀扶起来，从高处送下，再虚虚地盘进椭圆形大土坑，盖上层薄薄的泥土，到了冬日，白雪会加在那被子上，但是不怕，里面是虚空的，葡萄依旧可以稳稳地睡大觉。春天，雪早融化了，扒拉开那层虚土，腐烂而潮湿，沤了一冬的霉味，喷然勃发。依着原样，分几缕，再把它抬到架子上去：又是表哥们驾到，母亲烙葱油饼、炒鸡蛋。葡萄每年都要上架、下架两次，于农人，是额外的劳作，亦是不同寻常的节日。这侍弄葡萄的场景，如同一个图案，被我或清晰，或模糊地印刻在脑海中。

我和葡萄建立起一种隐秘的脐带关系，当我成年，突然回眸，在灰尘下发现它，我看到了童年的核。当我试图以诗歌的方式追忆往事时，不得不先将自己藏匿于那个俗世的水果：葡萄（在我的谱系中，它只是葡萄成熟的果实）中。我想从最日常，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入手，经过异变，在奇异与愕然中，让水果葡萄充满神秘性，敞开它的门，包容万物。水果看起来伸手可触，甚至携带着微微的震颤，但它已不再是一种玩物，一种食品，而具有了神性;它成为上帝之血，成为最惊骇，最脱俗的极端。它甚至同时是挣扎、呐喊和死亡。它将闪电浓缩于腹腔，将泪水吞咽进下颚。它是个好母亲，哀悼至冬天，白发苍苍。它飞身起来，成为一种陌生化的视角，带着我，不断质疑、追寻、不妥协。

葡萄是个凸镜，让我看到了无比清晰的往事，甚至连小时候天窗漏雨，都被想起来。它进入我的体内，让这场观察变得缓慢而冗长。它看起来像个地域性色彩很强的符号，但对我，它是完美童年的和谐世界，是自然而然，是生命的张扬和爱的隐痛。它看起来很大方，被我随意抛掷和变形，但是，即便它到达最高处的天空，依旧能返回到那片紫色的火焰中。葡萄本身具有一定的自圆性，会在回归的曲线中自我修补。即便一开始，它会展现一种破损，然后，再展开精神修复之旅。

我像是服从了一种潜藏的召唤，被神秘之力推动向前。我不断地写，不断地写，逐渐被葡萄控制。它们来而复去，似乎想通过我这个介质，和我所在的世界达成某种协议。但从本质上讲，它还是它的国王，它自己的主人，它留给我的古怪空白那么多，当它将它那个世界的气息存放进我的头脑，让我在那一刻，如天才儿童般，开口说出自己都不甚了解的话语时，它通过我，将一个物种的隐性力量爆发了出来，这力量近乎神性，接近神迹。当我说着葡萄时，还有一种声音是沉默的，中性的，超然的，匿名的。它并不说话，而只是藏在我已表达的那些词语背后。如果我过于坦白，就像光天化日会破坏鼹鼠的家那般，我所选择的是双重语调：我说着葡萄时，也在说我自己;我说着自己时，也是在说着我所处的这个时间和地点，以及这之前，这之后，它和周围，和整个宇宙的关系。也就是：葡萄就是一切，我也是一切;是一切，隐藏在葡萄的阴影里。

在新疆的成长之路是一条摆脱之路，叛逆之路，颠覆之路。一九八八年，发表第一首诗《牧羊人的歌》时，我十七岁，是个外表纯净内心火热的高二女生。诗歌像一根梦中手指，突然压住我的嘴唇，使我噤声，而我会做出相反的举动，马上在横条本上，用笔将没有被惊醒之前的幻象记下来，以便让自己能将它认清，领受其中的神奇含义。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将用一生来做这个炼金人，烹饪词语大锅，将晶体从硕大、慌乱、杂芜的深处熬煮出来。我的早期诗作免不了沾染上那时正盛行的诗歌思潮，我也写过东天山、绿洲、冰川、戈壁上的星星……我的眼神还那么混沌，所看见所描述的，都是被更大的力量所肯定和赞誉的事物，而我只是一种附和、回声，为一场大风暴增加一片卷曲的落叶。成长多么困难：到处是僵死的意象，文化策略后的残余，浅薄的讴歌，粗暴的占有，平庸的论点……不是这些教会了我诗歌，而是诗歌本身，那些词语的神秘魔力，当它们在我身上生出奇异的激励作用时，像水里放入了盐或糖，你看不见它的变化，但它已远离自己的最初。

一九九九年，乌鲁木齐幸福路一间杂乱宿舍的门厅里，我写下《此时此刻的伊犁河》。当我站在那河边，场景让我瞠目结舌：河面被水草分割成几条破碎的带子，缓慢而巨大地流向远方，诡秘，寂寞。這是个立体的梦境，君临我的大脑，又镜像般，在这里反射出来。一切都包容在流水中：腐烂、淤泥、繁育、季节、冰雪……而唯独，没有人。如果我不来，或者我没有看见，这流动依旧兀自进行，它所服从的，是更大的场，而不是人设计的场。那个我根本无法设想的巨大能量场，正俯身，以云朵的姿势注视我，令我双腿战栗，拼命抓住护栏。我如果掉下去，只能是人类的耻辱，而与河流，及整个天地无关。这散漫如巫女长发的河水，像血在鸣叫，死亡在战栗。是这条河本身，引领着我，走到了我无法忍受的边缘之处。这条河正紧紧扼住我的脖子，它怎么可能被我驯服？我曾经接受的那些暗示（被男人们建立起来的纪念碑，以及那些基于拓荒、进取、创造的神话）瞬间坍塌。我发抖地啃咬着自己的手指，感觉到自身盲目而弱小。没有伟大，无法崇高，更耻于自豪，我只有将自己变得更低更低，甚至低于一条鱼，一条感知时间流逝和生命孤独的鱼时，才获得喘息。

从这首诗到二〇〇二年的葡萄诗，我还需要跌跌撞撞走四年。这艰难的四年：被一种莫名的力量完全孤立，茫然不知所措。我那时不知道，我所发出的这类声音，是一种冒犯、禁忌和掘墓。在西部这个崇尚大的气场里，到处是阳刚，肯定，赞誉，是对自我的迷恋和对现场的逃离，男性的强势风暴席卷了每一颗草，将它们牢牢打上雄性特征。在这里，几乎无法容纳女性;或者，几乎完全遮蔽了女性。他要成全“他”的神话，必要将“她”杀死。在这个空间里，只有天没有地，只有父亲没有母亲，只有丈夫没有妻子。这里业已形成一个雄性集团，建构起宏伟的神话传说，树立起阳具般的纪念碑。这股男权合力，掌控着话语权、运作权，对来自弱小、边缘、个体的生命体验，自然会采取轻蔑、排斥、嘲讽、诋毁的方式。

我变得坚强起来：一九九九年之后。感谢那些暗中的嘤嗡，嫉妒的火焰，想举起带钉的皮靴，朝幼苗跺上几脚后，再集中全力用脚尖左右蹍两下，将它扼死在摇篮中的力量：你们助我成长，将我安全送至寻找葡萄的道路上。二〇〇二年，我是一列火车，轰隆隆驶入葡萄长廊。那些刚刚张开，比手掌还小的叶片，最初，只是在黄铜中加了点绛红。啊，叶片和果实一样，每一秒都在变换颜色和形状，并非如旅行家镜头中定格的那般：墨绿色的葡萄叶。这个判断句真是太愚蠢了：葡萄叶开始亮出的是一个微小的黄红盾牌，之后，慢慢将绿色吸进，红色吐出，逐秒发生改变，最终呈现出一种黄绿，达到极致要衰老时，才是墨绿。这之后，因丧失水分而边缘卷曲，绿色慢慢被抽离掉，整个叶片缩小，枯萎，变成浓重的褐色，母亲衰老的乳头。多么神秘：葡萄和乳头。

葡萄让我发现我的骄傲如此愚蠢，让我为自己的优越感到羞愧。关于动植物低于人类一等的理论，是被人无耻地策划出来的，当我面对葡萄完整的四季时，这个谎言被拆穿。我看到葡萄恋爱，受粉，怀孕，结出绿珠小果，哺育它，让它逐渐变黄，再掺进血色浓浆。这把开启天堂的钥匙，它完全按照一种人类无法理解的精密图纸，一步步完成：如大雁南飞，没有GPS般。人类全部的科学，面对一颗葡萄的诞生，都会遭遇坍塌。那些指头肚大小的颗粒，长成一颗颗眼睛后，人的手摘取下它们，将它们放入盘中，送入白色的牙齿，它们的汁液被吮吸，果肉被吞噬，乳白色像水滴般的小籽粒被吐出（每一颗葡萄的子宫内，都存放着三五颗小胚胎），最终，它们被倒入垃圾桶，汇入大海深处。啊，葡萄，人类占有了这个词，占有了那个瞬间，那个咀嚼的瞬间，就以为是葡萄的主人。雄性的，霸权的，蛮横的，愚蠢的人类。我的成长和葡萄紧密相连：我先是发现了小和低，之后，发现了属于我自己的葡萄。

我的命运就是葡萄的命运：注定接受被单独割裂，咀嚼和抛弃，而无法呈现完整的自我。当葡萄这个词被其凸起的果实替代时，我也被女诗人所替代。葡萄是大众给予果实的称呼，而女诗人，是他们给予我的荆棘王冠。当女诗人和她的葡萄变成公众话题时，似乎，同时暴露着阴性，似乎，只有阴性才能找到阴性，而这种解读，是对我和葡萄的谋杀。但是，这个阴谋并不被他们承认，因为，话语权、命名权和执行权，一直掌控在他们手中。他们抛出女诗人这个词，让那个微弱发声的裸体盖上片叶子，让她同时体味到羞辱。我们从来不说他是男诗人，而不断强调说，她是女诗人，是凹陷，是洞穴，更弱的一类。在更高级的智力活动，譬如诗歌创作，他们对女诗人的欣赏同时携带着残忍：他们在内心里深刻地排斥着她们，并设置各种规范和道德的桎梏，为的是，让她们顺从，具有女奴的灵魂。

当我沉湎于创作时，我是中性的，透明的，一丝不挂的，没有性器，哪怕我的葡萄被定性为“阴性”，这种归纳，与事实无关。当我进入葡萄的内部世界后，发现每一株葡萄都有翅膀，会飞，能携我一起越过藩篱，打破闭塞，进入自由之境。我所明白的道理，早在童年时，就已知晓。当我通过梯架，爬上房顶，躺在席子上乘凉，摘下那颗正对着鼻子尖的葡萄粒时，我已明白，有一种更大的神秘能量，是它们改变着葡萄的内部，让一滴滴流水被包裹透明的皮肤，慢慢硕大，有了颜色，从酸变甜。是一双怎样的手在调和，配置，摆弄这场盛宴？

这强烈的慨叹，在我第一眼看到从自己子宫孕育出的孩子时，再次席卷而来。那胚胎，它确实存在于我的腹中，我能摸到它，感受到它，知道它已有了听力，间歇时会玩蹬腿游戏，但我怎能知晓整个生命被孕育的全部秘密？即便我是孕妇。我不过是个通道，是个旁观者，是个混沌的盲人。那胎儿让我口干，让我焦躁，据说是因为它正在长头发。它的头发是如何一根根勃发的？而有时，我的某根肠子会产生被扯拽的疼痛。是它在发怒？据说，有些胎儿因母亲嫌弃它，会实施自杀行为。天啊，它那么小，还看不清性别，就会自杀？那一刻，我的伤口刚刚被缝起，虚脱得像玻璃碎片，护士抱来他，裹着小花被，裸出一张脸，是我小时候照片的翻版。这正是我的孩子，一点都没错;我正是他的母亲，一点也没错。但是不——不！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精子如何找到卵子，不知道它们如何吸附、变异，不知道整整十个月中所发生的一切秘密：正如我们不知道葡萄的诞生和死亡，不知道山川、河流、地震、火山、泥石流，它们到底由什么组成;不知道一只蝴蝶的翅膀，和一场龙卷风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一种更大的秘密中跌跌撞撞，混混沌沌。我的心猛然疼痛起来：甚至连母亲，都不应该是注定的阴性之词。母亲、父亲、孩子、葡萄……不过是这世界之场中的物种而已，没有差别，一切都应是中性的，这应是个中性世界;或者说，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和他者没有本质不同，再因细小差别而逐门归类，若我们将这差别扩大化，权威化，那就遮盖了万事万物和谐共生的本质，就会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得意姿态宣称自己是拓荒者，就会在一切灾难来临之后，宣称自己是英雄。

我时常会想起我的那些邻居：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们。我曾写过《我的冰霜姐妹——致茨维塔耶娃》：这个夜晚属于你我，我的冰霜姐妹/唯有寒风、鲜血和离别，才能构筑起/属于你我的时代。在我们的诗歌里没有/荣耀，只有顺从本性的颠覆和逆势一搏的/激越。只有，深入黑暗所付出的青春白发……在我和她们（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之间，有种难以名状的亲缘关系：当西西伯利亚的寒流吹至乌鲁木齐，抵达我家窗口时，我看到她们在空中飞舞起流苏裙边。她们坐着雪橇，沿着冻土层和雪块开辟的道路向前，举起皮手筒遮挡扫射进眼帘的飞雪，怀着强烈而纯粹的虔诚，面对她们目击的世界。她们敢于思索，质疑，冒犯，抵抗，是自由和不驯服的生灵，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毅力，将尊严唤醒。她们是母亲，是情人，是流亡者和自杀的尸体，是不妥协，是热情和绝望的混合体，她们创作出强悍而充满热情的巨作。另一些人：帕斯捷尔纳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将炽烈的呼吸传递给了我，让我在中国西北那个寂寞的大都市里，从敞开的窗口，领受到那份贫穷而清醒的财富。没有这些风霜的锻造，那些珍藏于我心尖的血滴，亦不会和葡萄汇合。葡萄，就是那片瞬息即逝的时间，是我要疾驰而入的所爱，是偏离了既定路线的越轨，是我全部的笨拙和羞涩，我的感恩震颤。

我不喜欢“故乡”这个词，我并非不喜欢老屋，老屋里的亲人，而是讨厌对故乡的浅薄讴歌。我并不觉得那些长着蔬菜和青草的田地比柏油路、楼房更具有诗意。不，它们一样残酷、残忍。每一块耕地都被过度使用。在村庄，傍晚升起的袅袅炊烟模样很美，但人们的精神内里是焦灼的。繁重的劳作，盲目的耕种，倚靠天气恩赐的过活，都活生生摊在我面前。养父母是菜农，文盲，家有一亩五分地。我长时间在田野中奔跑和游荡，度过了目睹饥饿和死亡的童年时代。吃白面是奢侈，过年才能吃顿饺子，或吮吸一根鱼尾巴。整个夏季偶尔能吃到苹果，是将溃烂的部分剜削后，以各种不同类型的几何状出现的。没有菜，将腌蒜头、腌韭菜花放在包谷面糊糊上，将伟大的盐留存在体内。新郎在初夜就抡起手掌打老婆，而婆婆不堪媳妇的虐待，去喝乐果（一种农药），或催红素（涂抹在绿色的西红柿上，使其异变）而死。屋后的女孩子家突然热闹起来，一个男孩的父亲提着酒瓶来赔罪，可没多久，那男孩又去坐了监狱，几年后，瘸着腿回来。在我从小学一年级带回课本前，家里没有一本书。我是班长，学习委员是邻居家同年龄的男生。他长大后，因女友要分手，便拿着自制的土手槍，冲到她家一通乱射，别人只是受了些皮外伤，他赔上了十七年青春。当他顶着光头回来，看着中年发福的我时，目光里没有热情，只有迟钝和惊恐。夏日傍晚，葡萄叶覆盖的院子凉了下来，我坐在小饭桌前写作业，父亲编笤帚，母亲纳鞋底。如果空着两只手闲坐，是罪过。必要不断干点什么才行。相对大田里的剧烈劳动，这些是休息时的轻巧活计。他们消耗着体能，手脚灵活，目光专注，一言不发。他们在劳动中如此沉默，或者，大凡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最终，都丧失了表达能力。他们也会说话，但他们的话不会被印刷和广播，更不会被写成文件，制成法律。他们的话类同于地层深处的蚯蚓低语，喃喃地，像从未曾存在。

我最初的词汇表并非建立在听觉中，而是色彩感强烈的视觉：葡萄、青草、桃子、苹果、羊圈、铁锨、锄头、玉米、葫芦、茄子、豇豆……它们不是被说出来的，而是被看出来，摸出来的。它们不在图片和故事中，而在活生生的现场中。玉米的穗子成熟时，我顽皮地捋了一把，父亲赶忙阻止：不能。为什么？这是玉米的花，如果它们没了，玉米就无法结子。哦，从此，我知道那花是有用的，不单是为了好看。早起，我和母亲去对花。红柳筐里装的是摘下来的公花：黄橙色花瓣中挺立着一根小棍，如六岁小孩的小拇指般细嫩，还粘着扑簌簌的花粉。我照着母亲的模样，将这公花对准那长在葫芦藤上，如小孩五指紧缩般的母花。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母花紧紧吸附住那根小棍子。是的：每一颗葫芦的诞生，都需要人为对花。我才五六岁，不断地将棍子插入，插入，再插入。我是在无意间学会这些农活的，等长大后回想，吓了一跳：我还是个孩子，可每天，都在帮葫芦人工授精。而在农田里，没有来自知识分子的道德和禁忌，对花，不过是繁琐农活中的一项，需在太阳完全升起前干完，需家里的孩子一起来帮忙。

所以，我和穿着小皮鞋，长在幼儿园的七〇后诗人不同。当我追溯童年，整理经历时，我不得不听从一种奇怪而强大的力量。一切都是注定的：我必要被亲生父母从城里遗弃，抛进位于城郊的田野里，在养父母的菜园中成长。我必要习惯寂寞、孤独、卑微，慢慢成熟为一个诗人。那些早年生活的底子，它们在我的脑海里铺陈了一个巨大的背景墙，它们在我的灵魂还那么幼小时（我是六岁时发现了身世的秘密），以一种受伤的质疑驾到：为什么是我？这是久久不能给出答案的诘问。我的童年僵死于那一天，当我聆听到妇女们的闲谈后。我太孤单了：弱小，和亲人失去联系，无依无靠，默默吞咽泪水。我在一种彻底的黑暗中，试图寻找到支撑之力，好让自己跳脱出来。我进入到学校，爱上了造句和作文。通过这项自我运动，我获得了对能力的认可，及对世界的发言。我越来越迷恋于这项运动，甚至，能将老师布置的一道作文题目，写出两篇不同的内容。我有那么多话需要通过文字来表达：我的养父母的年龄类同于我的爷爷奶奶，而他们忙于农活，几乎没时间管我，或者，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管我。他们看我拿起一本书，便会退避三舍，读书这件事所携带的神秘性，由他们逐渐远去的脚步告诉我。我越发迷恋于文字，暗暗获悉，这是条拯救自己的道路。

一九八七年，我十六岁，利用初中毕业的暑假，创作了中篇小说《哦，玫瑰》。这次行为完全源发于一种古怪的，不可描摹的神秘念头。没有人传授，指点，甚至连必要的阅读积累都没有，只是冲动得不行，像荷尔蒙高涨，要溢出来，想写，便提笔就写。三万五千字，一个月，写在方格稿纸上：关于中学生文学社的故事。它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开，被一位学生的父亲看到说，可以发表啊。之后，我开始写诗。那时，整个哈密城的青年男女皆在包里揣个笔记本，抄诗写诗，言必称卑鄙高尚，黑眼睛钥匙橡树……在这种氛围中，我写下了青春期最初的感动，也和那场注定要失败的初恋相逢。他来自南方，最终回到了南方。他在我的生命历程中，重重地推了一把：没有他，我不会生出逃离家乡的勇气。

一九九三年秋，在一股貌似盲目冲动，实则策划已久的叛变中，我只身前往乌鲁木齐。在这个寒冷的大都市，我度过了整个青春年代。我的十七年。我曾确凿地认定，我将在那里终老一生。而当我离开它时，它的整个轮廓才慢慢清晰起来。那时，我身处其中，不过是从这个街区搬到那个街区。

最初，我借住在胜利路新疆大学的地下室，靠给报纸投稿维生。我和另一个女孩颠倒着睡一张床，半夜醒来得用力大喘气，因为氧气似乎都被别人吸光了。清晨，突突发动的汽车将尾气喷射进来，那个放置了两组高低床的狭小空间，便成了一个毒气室。从那个地下室类同监狱的小窗望出去，整个白天是一种光线的舞蹈。这是我从乡间来到城市，从家中走入社会的第一步：窄小的两扇窗。它们刚刚高过地面，瑟缩着，像合拢着双翼的蝴蝶。我在这里度过了第一个乌鲁木齐的冬天：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这是魔鬼的冬天，地狱的冬天，无尽的白雪和冰霜的冬天。它在我二十二岁的人生里，如刻刀般划下重重的一道伤疤。我看见我张开的嘴唇里，喷出一团团白色的透明棉花，我的革制运动鞋，它居然，从中间断裂，致使整个脚底被冰雪轻拍。这个庞大的城市，它给予我的见面礼，是每日掺杂着泥浆的冰雪拍打。我从一条街走向另一条街，又冷又饿。

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实习的工作，借住进红山脚下的一间窄小宿舍。抵达那幢黑影重重的楼房时，要路过台球桌，总有两三个年轻人拿着杆子，在用力撞球;几只灰撲扑的鸽子，盘旋过头顶后，驻扎在比它们的身躯更加幽暗的楼顶。雨后，台球案子的塑料布上积满了水、落叶和柳絮，还有我沉默的身影。太难了：一个农人的女儿，当她想飞，她要付出的代价，和美人鱼一样惨烈。寂寞填塞进全部空间，有整整三天，我没说一句话。周围都是陌生人。我沉默地读书，写作，吃饭，睡觉。我只能用沉默，来抵抗最初的难捱时刻。有位老师来看望我（他曾去哈密讲过课），宿舍里没有凳子，他坐在对面床沿上。他很快就走了，留下些鼓励的话。多年后，他见我时止不住皱起眉头，突然说，你住的那房子，地上有滩水！我不记得那宿舍的地面是否有滩水（是我刚洗过衣服？），而他，却长久地，照相机般定格下当时的震惊。他有职业，有地位，受人尊敬，以他当时的目光俯瞰我，不仅赤贫，且动荡，且卑微。那滩水，像眼泪或隐喻，作为我的另一个变体，长久地凝固在他的头脑中。

一九九四至二〇〇〇年，我住进乌鲁木齐幸福路一幢普通的楼房内。那是个多人杂居的女生宿舍，四间屋，两间小的各住一人，一间大屋带阳台，最奢侈豪华，被一离婚女独占;另一卧室无阳台，面积比小屋大，比大屋小，摆上两张单人床后就满满当当的，我和另一个女孩住。我要写作，便搬了张桌子放在门口过厅，铺了块廉价的印花布，将小鞋架当成书架压住那布，不让它随胳膊肘晃动，一盏粉红色折叠台灯，二十元，新买的，散发出清凉的白光，如母牛般瞪大眼睛。桌子正对着脏污的玻璃墙，后面是厨房，拥挤着不同的锅灶，逼仄，朦胧，超现实。有时，所有的插头都被占用，只能将电饭煲插在卫生间的推拉门旁。浴缸透黑，从未被使用，我大力清洗一番，装上淋浴器后，结束了提着塑料袋去街对面公共浴池洗澡的日子。我对宿舍的仇恨是从那时培养出来的：两个人，原本不搭调，却要互相容忍，直到睡着。对方要看足球，听呐喊，还要嗯嗯啊啊吐纳练功，自认为根本吵不到别人。即便是夫妻，也得两三年才能磨合好，而这两个陌生人，同性，不相爱，同居一室，其厌恶的强度可想而知。我一心要写作（不是写新闻稿），埋头书桌前的稿纸中后，将对面四扇门皆淡化为南宋水墨，隐约模糊。

一位南方的诗人对我说，他去乌鲁木齐出差，路过青年路时，心里想，丁燕就住在这里。啊……青年路。二〇〇〇年，我在那里有了第一套住房，并在二〇〇二年，写下了葡萄诗：这是从我自身的树上结出的果。我看见自己，在夏夜里辗转，用笔尖在横条本上小心翼翼运动，像要显示戏法是怎么变的，它多么简单。我将藏匿于黑暗的那些漂亮珠子摸出来，擦干净，让它们变得明确、简洁、闪光。二〇〇五年，我搬至五星路，直至二〇一〇年，离开。

二〇一〇年秋，飞机用六个小时将我在乌鲁木齐的生活结束后，我的眼前出现了榕树、芒果树、棕榈树和勒杜鹃。我对南方的了解，始于菜场。菜场里的女人，是最明亮、安详、勤劳的女人。作为母亲，她们那么年轻，怀里抱一个，车里推一个，晃悠悠的塑料袋里，装着葱、排骨、鱼头或豆腐。整个白天，整个菜场，到处是这样的女人。她们有身份、房产和祠堂，踮着脚尖，不让积水蹭到鞋面上，老练地往秤盘里拨进青瓜（新疆人叫黄瓜）、淮山（新疆人叫山药），掏出散钱（新疆人叫零钱），迸出几句含混的南方话。她们的五官平凡，却格外紧凑，眉宇间有种笃定。我穿着棉布衫，素脸，挎购物袋，踢踏人字拖，可还是被她们从人群中一眼拎出来。我太迟钝呆滞，匮乏本地人应有的灵活自如。那个卖菜的女孩，十七八岁，圆脸虎牙，熟稔地招呼我：老板娘，两天没来了。第一次听到这称呼，我错愕抬头，猛被击中，觉得这词充满嘲讽。但是不，在南方，这是个被强化了寓意的词，它浓缩了整个南方此时此刻的现实。卖鱼人将泡得惨白的手掌伸进去，捉住一条福寿鱼，丢在案上，用刀背将它打晕，去鳞，破肚，切成三四节，鱼腹细嫩银白，鱼鳃挣扎着张开，又缓慢闭合。我从晚餐盘子中的潮腥气中惊醒，猛然恢复了地理感：不远处，是大海。月光下，那海面一定亮如锡箔纸。这很近很近的感觉，我从南方的楼房、街道、路灯和超市中皆未获得，是菜场里的鱼，让我无比清晰地确认了这件事实：我已远离故乡。

西北的阳光是内敛的，收缩的，封闭的，雪的降临会让人自觉地封锁住屋内任何一个空隙。如果有一处裸露，暖气就会消散，使屋内温度太低而无法居住。南方没有暖气，但有阳光。十二月，芒果树并没有比夏天更凋零。那些层层叠叠的绿，依旧风景画般装饰着阳台之外的空地。在阳台上，人们养花和晾衣物。南方的阳光不似西北那般干练果断，总含有太多水分，一件衣物吊半天还干不了。称职的主妇总在晴天的大早，将被单、床单、窗帘等大件洗好，拧干，抱到芒果树下的体育器械旁，将单杠、双杠发挥成天然晾衣架，在树杈上挂上小孩衣裤。各种地方都被用来晾衣服：大铁门，摩托车后座，两幢楼房窗户间的铁丝，厂房门前的凳子，街道中央的铁架子，马路栏杆……目光所及处，晾晒的衣物比行走的人还多。这些和人最亲密的物件被挂在那里时，像一个个人影被吊起。如此之多的人将他们的衣物随随便便地搭在他们看到的任何地方……他们没有阳台。

在南方，每当我和别人谈及乌鲁木齐时，总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有一种无话可说，但欲言又止的伤痛。它不像哈密，浓缩了成长的明亮，最初的懵懂，而是将一种风雪和伤痛深切地埋入我的肌理，让我的瞳仁空荡、荒凉。雪从十月开始下起，直至第二年五六月，人们的皮肤在寒冷的催逼下紧张尖锐。每一片雪花都像在低低倾诉，街道两边总是铲雪的人，雪夜的路灯下，一切都变得虚幻、迷离、严酷。在站台等车，不到十分钟，人会全部冻僵，不得不蹦跳着喘气。道路上覆盖着冰面，上台阶时，得互相搀扶。凛冽的寒气中掺杂着煤烟味，那是从大大小小，无数个正在燃烧的烤肉炉中冒出的，那味道，野蛮而强硬。当我身处其中时，并未觉得它有多么冷。冷，是到达南方后才想起的。那些从天空遗落的灰尘，被丢弃的无用之物，以及，匆忙间的忧伤与决绝……在我重返我的往昔时它们全都列队迎接我。我以为我已忘记;我以为我通过学习，会慢慢遗忘。然而更清晰的记忆，居然，生发在试图遗忘的途中。事实上，我根本无法将它遗忘。并不是因为它更好，只因为，它曾与我最亲密。

当我在南方回望新疆时，我发现，只有当我最熟悉的事物变成了远眺的对象时，我才能欣赏到它的全貌。当回忆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现在最无意之处时，我终于收获到远行后的礼物。新疆……我在那里长大，又离开那里。当我目睹着人世间的磨难，以及我自身的磨难时，我好像并没有失去什么。我把我靈魂里所保留的一切都带在头脑里，以巨大的清晰。

你是少数民族吗？我惊诧地发现，这是我到达南方后，听到的最多的问题。我不是。因为我不是，所以我还需补充说明：我是新疆的汉族人。我对南方人将汉族之外的民族笼统地划归在“少数民族”这个词中感到诧异。“你是少数民族吗？”这个问题间接地表明提问者对辨析各民族不同特征的乏力。在新疆，我会问别人是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但不会问别人是否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是个什么族？在我看来，每个民族都有其鲜活特征，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分得清。但是，在一种强大的惯性思维下，人们不愿意，或已没有耐心，去识别各个民族的不同。在南方，“你是少数民族吗？”只是一种试探，并没有实质内容，答案只是简单的“是”或“不是”，并不是我所理解的一个完整的疑问句。当我补充说明，在新疆生活着十几个民族时，好像我是携带着这些民族的共同特征来到南方的。这让我想到人们面对葡萄的态度：没有人会在意这个占世界水果四分之一的物种，它们具体的分类，来源，产地和特征……事实上，它们并非一概那么驯服，有那么一种葡萄，总不听话，桀骜不驯地野生;而葡萄酒，虽然已完全丧失了葡萄的躯体，倒出瓶子后，仍需要一个小时醒来。它至死，都持有尊严，神圣不可侵犯。

史书载，最早的葡萄由张骞从西域传入中原。我的养父母，他们从甘肃逃荒到哈密时，并不会种葡萄。我家最初的葡萄树，是从维吾尔族邻居家借来的，说等三年后，用果实还。在新疆的汉族人，几乎都会说些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的日常用语。当我走进南疆英吉沙县的一间餐厅时，维吾尔族少女端来鸽子肉拉面，我点头道：热合买提（谢谢）。她回报我一个微笑。我又道：开海斯（餐巾纸）！她点头，拿来。在那个熙攘之地，电视架在头顶的木箱中，正播放着维吾尔语喜剧，我边吃边看，亦能通过画面笑出声来。我愿意寻找一切机会，学习不同民族的语言，智慧，和他们解决生活的奥秘。而在南方，我常常陷入一种僵局：在公交车上，妇女们在闲聊，我感觉那根本不是汉语，而是一种独属于某个村庄的特殊用语，村庄之外的人皆被严格地规避出来，无法进入。我对那种语调的汉语生出的陌生感，远远超过我对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的陌生。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某夜，在深圳中心书城酒吧，握手后，四川诗人何小竹盯着我说，怎么我一听到你的名字，就想到新疆？旁边有人笑说，她从新疆来。诗人盯着我，左看右看，像面对新疆地图。他说，在我想到新疆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从新疆来。可为什么？他的询问让我无法回答。在这个夜晚之前，我们素昧平生，毫无联系。是一种怎样神秘的力量，对他进行了暗示，让他将我普通而简单的名字宽泛化，变成一根扁担，挑起西北偏北的那片广大地域？看来，在我的名字里，不仅装着我本人，还被神秘地填塞进更大的东西。我坐在南国的晚风中，想到了葡萄。有多少个名词，当它们被人为地弱化或强化时，它们的命运，就起伏颠簸在这强弱之间。

在广州，一位发型时髦，衣着考究的女老师端着餐盘，看着我，认真地问：“你们那里有鱼吗？”我亦认真回答：“博斯腾湖和赛里木湖都有鱼。”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我看穿了她，她的优越感在我这里变成了遭鄙视的无知。我们的身体离得那么近，只有两个餐盘的距离，但却形成了一种对立：一种富裕和贫穷的对立，一种中心和边缘的对立，一种复杂的优越和简单的常识的对立。具体的博斯腾湖和赛里木湖消失了，具体的我消失了，她什么也没有看到。当她将那条鱼吃完，已将附加其上的疑问也吃完，她不再关心鱼的问题，又回到了自我的优越中。我知道，在南方，如她这般的人，比比皆是。她们面对地图上那么广大的区域，如同目盲。这种目盲，延伸至葡萄，一样。我们吃葡萄，喝葡萄酒，拿葡萄干当零食，但是，我们却不曾了解：葡萄也会得病，葡萄喜光，葡萄对水的要求几乎达到苛刻，太少了不行，太多了也不行。葡萄并非那么一个可以简单归纳的算术题。不，每一个物种都具备它的复杂性，如果我们爱它，首先要了解它，理解它，尊重它。

到南方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身份证和别人不同。我去银行办理信用卡，换来一声惊叹：这是什么！那职员穿着干净制服，脖颈被白领托起，口气是惯常的南方普通话。她的手指落在那些姓名、性别、民族、出生、住址旁的陌生文字。我说：是维吾尔文。她的嘴半张，几乎喊出来：好奇怪的文字哦。同时，她也将奇怪的标签湿漉漉地贴在了我的额头。我又一次被单独拎了出来。那个已变得遥远的新疆，像个巨大的行李箱，突然被塞进我的手中，我不得不拽住拉杆。女白领补充：新疆，好远哦。在她的脑海中，新疆等于远方，远方等于传奇，传奇等于空荡，如果空荡落实在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人身上，那是对远方的一种损伤。走出银行时，暝色四合，夕阳浓缩成一粒葡萄，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注目于我。无论我身处何地，我都携带着它：葡萄。我的胎记，我的隐喻，我的命运。

我在南方的路边看到树上垂挂下膨胀物，不知为何物，他们告诉我，是木瓜。在我的经验世界，瓜，无论西瓜还是哈密瓜，都匍匐在地，将沉重的果实搁在大地上，但木瓜像苹果或梨那样，把自己的果实挂在树上。我从超市买来木瓜，皮肤微黄，有褐色斑点，切开时，内部肌理不似哈密瓜般硬朗，奇怪地柔软。第一次窥视它的内里，我如处子般心悸。那是个圆，被分成两瓣，凹陷的坑里，挤满一堆棕黑色眼珠，湿漉漉闪光。这内部的华丽与外表的沧桑，完全不配套。当我将那些小籽粒拨进垃圾桶时，听到扑簌簌的响动。当铁勺子在它身上剜出个洞时，汁液如泪水般流出。当我在吃木瓜，或任何一种南方水果：火龙果、杨梅、龙眼、香蕉时，总能看到葡萄隐形在它们背后。

我对它们的陌生，正来自于我对葡萄的了如指掌。我知道葡萄远远不是葡萄，而事物自身的统一是有有效期的。一切，都不具有确定性：词语和事物之间，像是在做一场交易，它们签订了合约，但有时，词语本身会滑出纸张，落入虚空。葡萄常常会从自然中逃脱，出现在绝不可能出现的领域。葡萄的颜色从人们的脖颈流出，葡萄的模样效仿着关闭起来的嘴唇，葡萄皮从整体变得破碎、残损，如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葡萄深深嵌入我的眼眸，让我在葡萄视野的指导下，不断地在大脑中进行裁剪：残存于我脑海中的词汇，只为葡萄而存在。

我在超市里看到了葡萄：巨峰、红提、青提，被透明塑料袋包裹，因摘下时间过久，把子的头已丧失绿色，变得棕黄，每斤二十五元（我家的葡萄，一斤一元）。它們肿大的身躯已迟迟暮年，陈旧肮脏，散发腐味，两三颗溃烂的，被转到背后，它们的内部早发生异变，含有细菌，再过一秒，即为垃圾。这商品，被化肥催生，被商贩之手拨弄，在死亡来临的最后一刻，匍匐在货架上，望着我兀自喘息。通过长途旅行（绵长的河西走廊、宽大的华北平原、墨绿的南粤大地），它，还是找到了我：这小小的圆，波动的心脏，变调的被闷住的哽咽。它将它所蕴藉的复杂、荒凉、讽喻，全都折射进我的瞳仁，令我在那一刻，如一尊冰雕。没有人会像我这样，轻易被它俘获。它静止在我的眼里，成为执拗的钉子户。这葡萄在我体内引发一场骚乱：它既是公开的水果，也是神秘的宇宙;既是坦诚的自然，也是封闭的牢笼;既像要制造一场俗世的盛宴，又不得不将暗伤，费劲地，隐藏在紫色的幕帘背后。

若我的葡萄有足够能量，当它离开故乡的葡萄藤、葡萄叶、葡萄坑后，依旧能够生存下去;若我有足够能量，将不同角度的葡萄，置于不同的盘子中，一切的盘子中，那么，就算一辈子写葡萄，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