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历史，现实与主体性焦虑

聂梦

摘要：从青年写作与历史视野的角度看，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是一部有分量且值得深入探讨的作品。小说摆脱了对宏大叙事和史实规范的依赖，将历史还原为生命存在本身，具象在复杂的关系网络和对爱与罪的深刻思索里，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历史想象与个体经验的相互包容，延伸出一贯写作痛点的时空纵深之感。主体性意识的强劲与主体性能力的残缺，是小说主人公永远囿于其中的深切现实，而《茧》浮出地表的纵向语境，同样展现了张悦然关于自身创作主体性建构的思考和实践的历程。

关键词：青年写作；《茧》；历史；现实；主体性

近年来，青年作家的成长，作为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所谓成长，指的是年轻的写作者们日益凸显的自觉意识和反思精神。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摒弃了以往的青春写作路数，自觉地回到伟大的文学传统中去寻找位置，汲取养分。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同前辈作家一样，同样面对着深广的历史与现实，只有在这个面对的过程中，沉下心来处理好文学与传统、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写作的生命力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延伸。时下，刻有明显“成长烙印”的优秀作品不断增多。从青年写作与历史视野的角度看，《茧》就是这样一部有分量且值得深入探讨的作品。

由于溢出了贴在作者身上的惯用“标签”，《茧》的出现不但重要，而且令人惊喜。在张悦然的小说创作序列里，《茧》是破坏了“整体性”的那一个。它将作者漂浮在半空中的文字重新拉回到地面，改写了以往写作虚构大于经验的美学特质。因为《茧》，张悦然的写作再次出现了一个新的、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分野。与此同时，人们对于80后作家的整体印象也随之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中国青年领袖奖”的授奖词中称，张悦然的最新创作使得“一代人的文学视野变得开阔。当代历史深思的座席上，有了新的发言人和书写者”。

一

毫无疑问，历史是这部小说的首要关键词。作者用25万字的篇幅，在历史的维度中，精心描绘了一个巨大困境的生成与弥散，以及囿于其中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形貌、心智、行止和去留。小说的故事架构并不复杂，围绕一桩罪案，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各自的讲述，牵连出两个家庭几辈人之间的恩怨，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张悦然首先处理的是想象与真实的关系。

通常认为，一位并不具备资源优势的写作者在面对历史时，将虚构的重要性排在历史钩沉之前，是明智且十分必要的叙事策略，《茧》正是如此。为了接近故事的真相，张悦然曾回到自己出生的医院，想方设法收集和那位带有歷史伤口的植物人有关的点滴，几经周折后却主动终止调查，把掌握的一手材料限制在了一页病例档案的范围内。张悦然解释说，不希望因为调查而迷失在真相里，她更看重的，是留给想象的那一部分①。关于写作“视角”问题，她反复提到：“回到历史的价值，不在于你挖掘出什么新的东西或是你给那些事情赋予一个新的意义，我们怎么看才是最重要的。”②类似的表述，与作者实地调查时的“后撤”举动结合在一起，既是辩白，又是宣告，其根本意图在于，在历史真实与历史想象的博弈关系中，确立历史想象的合法性乃至权威性，捍卫自身——历史经验相对匮乏的历史叙事主体——不容置疑的发言的权利。于是，在历史的偏颇疏漏处，《茧》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作者在其中与我们探讨的话题，不再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指向了爱的虚无和罪的流传。

《茧》写历史，实质上是在历史想象的层面上写关系。发生在多年前那个雨夜的“钉子事件”，在小说中扮演着类似“原罪”的角色，它是小说关系网中最重要的枢纽，是后续所有情节的生长点。围绕着“钉子事件”，形成了一个原罪的场，一个巨大的漩涡状的困境，它裹挟着意志与欲望、罪与罚、迫害与救赎，日夜不停地飞速运转。它具象化为病床上上了锁的爷爷的身体，释放出神秘的力量，驱使人们主动上前点燃秘密的导火索，而后将自己搁置在轰炸之后的废墟上。小说中设置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关系组合，其中包括形态各异的父子、父女、祖孙、夫妻、情人等等，这些两个一组或三个一组的关系，以原罪为中心彼此勾连，交织成《茧》特有的历史样貌。

难得的是，在《茧》的文本语境中，想象与真实并没有因先在预设而相互妨害，而是通过博弈最终达成了一种互文和共生的默契。这主要得益于《茧》进入历史的方式——回到个体经验，让历史隐微地在一贯的痛点里延伸，让一贯的痛点扩张出时空的纵深感。这一做法，使得整部小说的历史想象严严整整地包裹在真实性当中。它勾连起写作者的既有经验，巧妙避开了搭建空中楼阁的力不从心；它结实地扎根在地面之上，帮助小说从一种真实（历史真实）进入到另外一种真实（个体经验的真实），从一种想象落实为另外一种想象——规避了想象的历史想象反而更写实；它如同一枚飓风之眼，同时具备两股反向的力量，一面是无限的延伸与扩张，囊括了数十年时间尺度上的始与止，另一面则剧烈收缩，将宏大叙事和个人成长，巨大的他者和微小的“我”，遥远与当下，彼在与此在，记忆与现实等统统拖拽到面前，将风雨大作过滤为中心场域一段低沉、甚至伴随了大量沉默的对谈。这无疑是《茧》与张悦然之前的创作（如《誓鸟》等）在想象和虚构方面的最本质区别，也是在直面历史、探究历史已不再构成青年作家写作新鲜话题的背景之下，我们再来讨论茧的历史叙事时应当格外留意的部分。

在处理历史想象与个体经验对接的过程中，张悦然贡献了不俗的写作智慧。在她看来，前代作家的创作类似于google earth（谷歌地图）——从大到小，先有宏观视野，然后聚焦到某一个体在地球上的具体坐标，80后的写作则恰恰相反，他们通常以自我为圆心，从自身的感受出发，慢慢拉开视野，再扩散至外部世界。这样的思路在《茧》的写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小说以男女主人公各自讲述中的“我”为中心，从童年起笔，孩童视角的选取和成长模式的设定，使得整部作品生发出丰富的蕴含和极强的包容性。童年，作为一个默默运转着的平行的世界被重新发现，关于成长的各种可能被收纳到两枚小小的取景器当中，通往故事的路径也一并藏于这里，一切既成的、确信的、坚不可摧的人和事忽然间变得犹疑、待定、旁逸斜出起来，小说也因此获得了毛茸茸的真实感和生命力。

对话是《茧》显在的叙事结构和叙事动力，也是回到童年的重要依凭。李佳栖和程恭多年之后再度重逢，通过雪夜对谈将整个故事和盘托出，两人轮流的第一人称回溯，构成了小说多主体、双层次的回忆叙述模式。在限制性的自叙视角（童年/少年李、童年/少年程、讲述者李、讲述者程）和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讲述者李、讲述者程、作者）之间，共容纳有10组对话关系，这使得叙述者可以在现实/虚构、过去/未来、限制/全知之间自由切换，并根据叙事需要随时议论或抒情。对谈间，时间完成了双向流动，故事在可控的范围内有序行进，既避免了单纯的全知全能视角可能带来的文本铺张，形成了独属于《茧》的叙事逻辑，也为小说赢得了更多腾挪转身、自圆其说的空间。两位主人公时而互动，时而自言自语，叙述中有试探也有疏离，丰富文本节奏的同时，对整部作品的审美风貌和隐喻结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历史叙事与个人成长因童年视角而实现了同构，作者多年来反复书写的痛点便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纵深。许多在张悦然以往创作中被着力描画的主题，到了《茧》这里都重新获得了更加充裕的生长空间。“孤独”“嫉妒”“逃避”“上瘾”“来不及”“因爱之名”等等，在张悦然早期主编的丛书《鲤》中就已经被清晰地指认出来。亲缘关系大概是《茧》除历史叙事之外被讨论最多的话题。张悦然自陈，她一直依靠写作来实现同父辈的对话。《鲤·因爱之名》几乎整期放在代际差异的角度下，探讨80后与父母一辈理解交流的可能性。张悦然在其中的《父亲》一文里写到，父亲在自己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留下太多空白，这些空白变成罪证，被她紧紧抓在手里，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在他面前一一抖搂。《茧》的创作同样延续了“与父亲的那场战争”。整体而言，《茧》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段被想象“软化”“日常化”了的历史。小说摆脱了对宏大叙事和史实规范的高度依赖，将历史还原为生命存在本身，具象在复杂的关系网络和对爱与罪的深刻思索里，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历史想象与个体经验的相互包容，延伸出一贯写作痛点的时空纵深之感。

二

如果说，历史想象是《茧》的显性基因和外在光圈，那么现实则是隐而不宣的部分，是幽暗潮湿的泥土之下，一切疑难和困境的要害所在。如何确认现实，面对现实，是继想象与真实的关系之后，张悦然面临的第二个考验。问题在于，作者在《茧》中，究竟呈现了怎样的现实？从分析“最重要的时刻”入手，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在《茧》涉及的众多历史时段里，关于1990年代的描述最立体，最感性，也最能給人以切肤之痛。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展示出了重建1990年代的雄心和能力。张悦然表示，1990年代是她不断回到的一个时间节点，这是“属于我们的对历史的一种崭新的开启方式”③。因此，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中俄铁路沿线梦幻般的美景，看到蒸蒸日上的五福药业帝国，看到充满时代感的巨型符号，以及符号之下人们具体而微的语调和情绪。理所当然地，《茧》最重要的时刻，也出现在了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段里。1993年，大约是全书历史叙述中笔力最为集中的年份。这一年，两位主人公接近十二岁，作为物质的身体，正萌生出无穷无尽的意味，而与之同步的精神裂变，又在跃跃欲试地将他们拖离相对安全的领地。这一年，小说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李佳栖亲历父亲的去世，另外一件是程恭无意中得知爷爷遭遇的真相，两件事在物理时间上前后相继，但就《茧》的小说时间和阅读者的心理时间而言，却是一个密不可分整体。两者合而为一，构成了整部小说最重要的时刻。

这一时刻，是历史与现实，进入与逃离的分界点。时间暂停了，一切好奇和探究有预谋、有预兆地戛然而止了，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将两位主人公的人生和整部小说拦腰斩断。在此之前，是探寻秘密，认领废墟。而在此之后，“世袭”的记忆和命运退居到次要位置，个体的意志和抉择凸显出来。李程二人于最好的时光中结成的同一性自此被彻底打破，前者关闭梦魇，开始在性的宣泄中拼凑父亲的完整形象，后者则开通了同家族先人的仇恨链接，孤独前行在幽暗的隧道中。如果说，钉子揳进大脑是小说中物质世界的第一次崩塌，那么这一次，崩塌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精神。

张悦然一再表示，记下这个故事，对于自己和后代人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如何在坍塌的废墟上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④。小说中并行着三个关于人物精神困境的重要隐喻——茧、雾和俄罗斯套娃。茧，既可以是作茧自缚，又有可能破茧重生，其多重含义在与雾与套娃的相互关联中得到彰显。茧和雾相伴相生，主人公在秘密织成的大雾里茫然前行，多年后才发觉，所谓的走出，不过是把雾穿在身上，结成了一个个茧。这样的茧看似轻薄，实则重若千钧。即便在故事停止处，大雪将雾霾暂时驱散，却仍旧难以改变命运依托茧而附着在人物身上的悲剧性两难。作为孪生意象，套娃同样可以看作是解读茧的一个方式。套娃层层打开，有抽丝剥茧接近真相的意味；排成一排的话，从大到小，像是三代人或者几代人，后面一代人永远活在前面一代人的内部。当揭开最中心的一层，发觉所看到的不过是最初外部形态的复刻迷你版本时，两位主人公挣脱历史与父辈祖辈束缚的行程也将就此开启。

遗憾的是，碍于逃离和重建的内在性难局，小说里始终未能出现一个相对理想的出口，仿佛卸下重担重拾自由后，一切反倒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里。不同代际、不同个体延伸出各自平行的历史，每一轮悲剧都要换个面貌重新再来，无论是义无反顾地回溯、追踪，还是顺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命逻辑，迎接李佳栖和程恭的，终究是大段的意义空白和路上行舟。两位主人公也曾拥有各自路上的拯救者。唐晖动用语言的力量，希望把李佳栖从她父亲的时代拉回来，停止她在历史废墟之上幽灵一般的游荡。陈莎莎心智混沌无名却拥有超乎想象的身体力量，她的死而复生甚至一度中止了程恭与恶龙的缠斗。然而，唐晖终究要因溃败而离开，倘若陈莎莎没有活过来，而是顺从了程恭的意愿就此死亡呢？这种寄希望于偶然的拯救，与原罪附着在两位主人公身上的强大惯性相比，显得格外微不足道。主体性意识的强劲与主体性能力的残缺，是李佳栖和程恭永远囿于其中的深切现实。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主体性的困境和难局，不仅仅是主人公的，是小说文本的，同时也是张悦然本人的。

《茧》最初问世宣传时，经常会用到“暌违十年”（《茧》与《誓鸟》相隔十年）“暌违七年”（《茧》写作了七年）之类的字眼，意在烘托一种横空出世的效果。但实际上，对于作者在此之前的一些创作和思考，与近作《茧》之间的深刻关联，人们关注得还不够多。张悦然坦言，所谓十年磨一剑并没有什么意思，真实情况是写作遇到了困难。

仅依照外部形式特征粗略分隔，张悦然的创作大致可以《誓鸟》和《茧》为节点，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张悦然“标签”形成和固化的时期，以新概念写作为起点，长篇小说《誓鸟》为终点，代表作包括《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十爱》《水仙已乘鲤鱼去》等。轻逸、锐利、孤傲、想象力的蓬勃以及对审美和文字技巧的执念等，是这一阶段张悦然的写作留给人们的最深刻印象。这些特征在《誓鸟》中汇聚成高潮，“青春的一些特别本能的、自我的表达都已经比较完尽地展现了”⑤。2006年冬，《誓鸟》出版之后，张悦然的写作速度明显放慢，进入创作的第二个时期——蛰伏期，即下文将要拿出一定篇幅讨论的一个时期。第三时期以《茧》为开端，尽管尚未展开，但已然显示出作者强劲的创作实力和异于以往的写作路向。

在外界看来，从《誓鸟》到《茧》长达十年的相对沉寂中，我们并不能准确预知日后张悦然的写作将以何种方式苏醒，而当《茧》浮出地表后回过头再看，这一段蛰伏就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这是一段被主体性焦虑占据的时期，也是作者自觉自为的自我调控期，它记录了张悦然由青春写作向职业写作转变的漫长、艰辛的过程，同时，也为接下来的创作奠定了更加沉稳、厚实的基调。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酝酿，今天我们看到的《茧》就不会有如此体量。

对于自身的写作，张悦然一直有着充分的自省，一种自信和自我质疑相结合的、理智清醒的认知与判断。《誓鸟》问世时，张悦然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出版有三部长篇、多部中短篇，获得新概念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其时张悦然三个字所拥有的文学资本与市场号召力已颇具规模，她被看作是80后作家的代表性人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青春文学偶像”的角色。但很快，她对外界，也对自己明确抛出了调整步调的信号，希望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写作，尽可能不受到市场和体制的影响和牵制。此外，对自身创作的反思和对“新变”的向往，也是促使张悦然慢下来的重要因素。她清楚地意识到，之前的青春文学写作和类型文学有相近之处，“热情和表达欲支撑的东西意义不是很大”，更多时候是一种“我很痛苦，你们要看着我啊”的自怜和自恋⑥。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格强烈的抒情化模式势必要对写作格局的进一步打开形成束缚，如何持续扩充描述世界的能力，寻找新的写作生长点，在写作层面上达成独立的中性的人格，成为亟需应对的新的试炼。

这种自我更新的焦虑和难题首先是个体性的，同时又融汇在了80后作家近年来持续分化和转型的大语境之中。张悦然曾将同代人的创作概括为“形容词文学”，“我们的动词萎缩得很厉害，我们的小说缺少了行动，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空虚的描述。”⑦事实也的确如此。对于以张悦然等人为代表的，从新概念走出、曾经在出版/畅销书领域有过辉煌成绩的这部分80后作家来说，自我更新的难度主要体现在，需要在一个关口同时应对来自写作形态和精神成长两个层面的冲击和拔节。他们若想寻求突破，就必须尽快从“形容词”的、“房间里”的写作状态中走出，一方面认可外部经验的有效性，努力探索外部经验的内化，并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文本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从精神上离开原有领地，在更深广的传统和更宏大的坐标系中开疆扩土，处理自我与他者、与世界的关系。

这样的转换无疑是困难的。它如同一场悄无声息的迁徙，途中萌发的孤独感，是年轻的写作者们可能遭遇的最大的敌人。张悦然的好友周嘉宁曾用 “行走在密林之中”描述如今80后作家的写作状态：和伙伴们肩并肩手拉手在“平原”上行走，彼此能够看到彼此、知道彼此的路向，这样的日子贯穿了整个21世纪最初的十年。随后大家一起走进一片密林，“你知道你的朋友还在，也可以听到脚步声，但完全看不到他们，……你不知道是否还能够走出去，也不知道走出这片密林后面临的新地貌是什么。”⑧对于不少青年作家来说，这样的行进注定是迷茫和焦灼的，但不管怎样，在巨大的热闹和惯性面前停住脚步，转而寻求新的道路，其选择本身就包含着勇气，并预示了强大的自控、自律以及自我展开的能力。对于年轻的小说家们来说，这无疑是思想和创作走向成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蛰伏期间，张悦然拿出了为数不多的短篇和随笔，她将这种状态形容为“成长滞缓的状态”。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张悦然的写作质地悄然发生着变化，一以贯之的自我呵护和自我沉溺，以及对词语和物象的迷恋大大减少了，对人物内心深处困境的关注日益明晰，作品重心逐渐由自我阐释向自我探讨过渡，行文时也不再一味地追求文字的浓郁效果，而是尝试用简单朴素的形式去承载更多思考的重量。如同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许多新的因素加入进来，蝴蝶振翅般地对接下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钉子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入张悦然视野的。表面看来，“钉子事件”类似于一个契机，从它留下的孔洞中透出光亮，预示着张悦然写作道路的新的可能性，但实际上，也恰恰是這枚钉子，将更多疑难同作者的主体性焦虑钉在了一起。张悦然不止一次提起“换笔”的艰难，但都没有深入下去。所谓“换笔”，对她而言，不仅仅指向语调、视角和审美风貌方面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巨大命题的笼罩下，处理好个人叙事与“集体捆绑”，以及“我”与“我们”的关系。

一直以来，张悦然都是“集体正确性”的高度警惕者，在她看来，写作应当充分尊重个人化的表达，而不是被集体的价值取向所限制。只有从集体中解脱，才能考虑故事的复兴开始⑨。依照上述思路，张悦然的“去集体化宣言”虽然本身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基本和她早期的超现实抒情写作同义并举。然而，当《茧》来到笔下，一个庞大的世界在眼前徐徐展开时，宣言本身的“正确性”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是重建坐标系，让根脉连接大地，让历史、现实和世态人情进入视野，另一方面是保持独立性，避免过度的社会化，避免小说变成一种矫正和规训的结果，而自己变成努力与大的时代文本相契合的机会主义写作者。这种两难伴随了《茧》创作、宣传的全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在许多采访中，当媒体就《茧》的历史写作而大加褒赞时，张悦然的态度常常显得模棱两可。相比较那些大而沉重的话题，她更将讨论的重点引向身处其中的我们如何看、如何做以及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探究自我。从某个角度来看，张悦然以童年和成长来架构历史，既称得上是“不得不如此”的选择，同时又是现有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两难之间开辟出一条“中间的道路”，并沿着自己的路线走出新的风景。

因此，在《茧》中，在容易“沾染”集体意味的历史叙事之下，还埋藏了一条自我辨认、自我探究的线。小说里，历史与爱的索取和虚无、罪的流传及永存密切相关，除去一些重要的节点，历史绝大部分时间隐微地延伸在作者对代际关系、死亡、孤独等问题的追问和阐释中。这种关联与追问一方面指向外部世界，指向历史与现实，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还指向自身，指向对个体存在、意义及价值的探寻和辨认。《茧》最初在《收获》上发表时，责编走走称；“她很有勇气，也许她在世人面前呈现的是她的短板，而放弃了她原本最擅长的东西；她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读者，也可能得到更多读者，谁都不知道。”⑩现在看来，这一尝试是富有成效的。历史资源的匮乏与开辟“中间的道路”的艰难，非但没有成为张悦然写作的桎梏，反而成就了一场跑马圈地。正是这样一个从自我到自我的循环，帮助作者在历史想象的层面上完成了最纯粹意义上的写实，与此同时，还完成了历史书写与自我探究的相互阐发和相互扩展——前者因后者而血脉丰沛，反过来又为后者推开了新的大门。

但张悦然的写作志向并不止于规避风险，她更希望能够在“中间的道路”上将“我”扩张为“我们”，重建一代人的主体性。这种意愿和努力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印证。首先是对80后群体从“逃离”到“认同”的态度转变。张悦然曾和大多数80后作家一样，格外重视“这一个”的身份，希望尽快从一种模糊的整体性认知与概括中逃离出来。直到2010年，她仍然在为解压80后作家文件包、取消80后作家称谓的合法性而奔走呼号11。但就在一年之后，在谈及80后办刊的话题时，她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主动聊起对一代人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在《茧》的新书发布会上，张悦然选择将“80后的精神成长”作为主题。她坦言从前很介意被归档，现在则着力于发掘80后如何为历史遗产所塑造。在她看来，“80后不是被谈得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要去除标签所形成的固有印象，还需要更多深入有效的言说与探讨12。主题书《鲤》的筹办与改版，同样是张悦然从“我”走向“我们”的重要注脚。在张悦然看来，随着个人的成长，文学标准势必也将发生一些变化，新主题的设定，正是力求在社会性的大视野中，让年轻一代的思考有所呈现。谢有顺在论及80后及其话语限度时指出，阅读《鲤》，可以感受到张悦然试图为一代人代言的野心。从执着于个体的写作，转而追求文字对别人的影响、并渴望获得别人的呼应，这既是一种自我的扩大，也是一种文学志向13。除此之外，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职、教授小说鉴赏课程等一系列社会性事务，也促使张悦然更加深入地融进了“我们”当中。

“我时常会想，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被摇撼，我们能够主导自己吗？我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带来改变吗？我们需要一场彻底而毫无顾忌的表达，然而我们还能等来吗？”14从某种程度上讲，《茧》的通篇对话也可以看作是张悦然的一种独白，一种关于主体性确认的滔滔不绝——两个孩童，经由叙述而获得成长，并在这一过程中尝试了具有纵深感的个体跋涉、自省、知觉和试图完善。只是，目前看来，这种意愿和努力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对于张悦然来说，从“我”到“我们”、从“我的世界”到“我们的时代”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就《茧》的文本表现而言，虽然作者在其中描绘了各式各样的“我们”，但仍然难以避免认知偏狭和审美偏好所带来的人物形象的单一。张悦然坦言，她更喜欢描写那些有精神、心智优越感的人，那些有觉醒意识，想摆脱日常生活的苦闷的人15。李佳栖和程恭就是这样的典型。由于作者的偏爱，在小说中，他们具有其他任何人物无法比拟的优先级，其他同龄人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为他们提供正衬和反衬。相比之下，沛萱偏执固执的好学生样，以及唐晖、陈莎莎不计代价地殉难，其功能性均远远超出了人物本身的复杂性，这使得他们的形象很难真正走向丰富和立体，而以这种失衡和局限为基础的一代人的主体性探讨，恐怕多少也会有失偏颇。

以上便是张悦然关于主体性思考和实践的演进发展历程。从易到难，从封闭到开阔，从单一到混杂，从确信到待定，从轻松到焦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间和成长带给一位持有郑重写作态度的小说家的必然收获和必经磨练。与此同时，这也是《茧》浮出地表的纵向语境。在诸多纵横交错甚至略显矛盾的复杂关联中间，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茧》不是作者平地而起的创造，而是在努力把握过去的基础上，对人物和自身写作难局的又一次推进；《茧》不是所谓的阶段性成果，它就是过程本身，是作者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各种疑难、反思和尝试角力的广场。因此，相比較张悦然以前作品的光滑、游刃有余，《茧》呈现出的是一种滞涩的面貌。它更像是一次审慎诚恳的自白，在话语背后，隐藏的是沉重和待定，喑哑和缄默，主动隐去的光泽，以及跋涉的意志。

近年来，在不少80后作家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历史意识的自觉，如颜歌笔下地域特征鲜明的平乐镇系列，双雪涛以疑案和信仰为主调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系列，郑小驴融乡野、历史、神话于一体的湘西寓言系列，等等。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谈论《茧》历史书写的特出性，探讨张悦然与颜歌双雪涛等人在历史叙事方面的区别时，重要的并不是张悦然在怎样的语境下啃了某段历史的硬骨头，而是作者通过《茧》，通过主人公充满错谬情境中的精神历程，明知无解而仍要追问——在遍布创伤和痛苦的历史围困下，在为时代所烙印的犹疑和不安中，我们如何继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种坦诚的、深具勇气和时代重量的主体性追问，才是《茧》的真正意义和最大收获所在。

注释：

①丁杨：《张悦然：写〈茧〉如换笔，艰难而必要》，《中华读书报》2016年7月20日。

②范宁：《八零后的文学价值在视角》，《长江文艺》2014年第2期。

③罗皓菱：《许知远谈〈茧〉：最去历史化的一代人也会被历史追杀》，凤凰文化2016年8月5日。

④王姝蕲：《张悦然：完成与父辈的对话，我们才能真正的长大》，腾讯文化2016年7月30日。

⑤罗皓菱：《张悦然：曾经青春沧桑十年破〈茧〉而出》，《北京青年报》2016年7月31日。

⑥⑩参见吴越《张悦然，以及陪伴她七年的长篇新作》，《文汇报》2016年7月29日。

⑦张悦然：《我们能够带着理想走多远》，《文艺报》2013年11月25日。

⑧宋宇晟：《80后作家周嘉宁：文艺青年的问题就是80后面对的问题》，中国新闻网2015年11月4日。

⑨张悦然：《雅格的角力》，《小说评论》2013年第6期。

11蔡骏、张悦然等：《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上海文学》2010年第9期。

12武靖雅：《张悦然：承载在个体身上的历史，并不比集体国家的历史要微小》，界面新闻2016年8月9日。

13谢有顺：《那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新世纪文学、〈鲤〉、“80后”及其话语限度》，《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14盛韵、石剑峰：《张悦然谈八零后作家办刊》，《东方早报》2011年2月13日。

15张悦然、走走：《我的小说，这副眼镜，灰度就那么深》，《野草》2015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