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交流观

赵宜丹

摘 要：当前，中国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三期叠加”时期，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并存。在经济建设方面出现“中国奇迹”，而在话语构建、话语权地位方面，境遇困窘。而本文将从文明冲突、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体用观的维度，阐释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关系，以期初步阐释中国话语构建中的一种文化交流观：“马魂、中体、西用”。

关键词：文明冲突;马魂中体西用;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中国话语;文化交流观

21世纪，中国崛起。但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1]。当下，我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期叠加，如何处理好各种思想文化激荡，交锋交融的局面，还需拿出一种明晰的文化交流观，使青年对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能够形成一种科学的认识，对西方的文化殖民有所警醒，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进一步生根发芽，也可为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添砖加瓦。在方克立先生看来：“马魂、中体、西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2]。即其观点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交流观[3]。这一种文化交流觀的实质内容为：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关系，明确三种文化资源各自的价值、地位。其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下，将从文明冲突、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体用观等维度，对这一文化交流观进行浅显说明。

一、文明冲突的维度：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明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影响深远。“文明冲突论”产生于对当今世图景阐释范式的反思。其提出：在当今世界“更能说明更关键的事件和提供对趋势的更深入的理解范式”是“文明范式”。“文明范式”就是从文明视角看待当今世界的紧张和冲突，看待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认为当今世界分属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等，民族国家尽管还是国际事务中的主体，但民族国家的关系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而影响当今世界稳定的最大危险，是来自不同文明之间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也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4]。

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同属西方文明，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来看，与中华文明构成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在笔者看来，“文明冲突论”即是从整体上、地域上来看待不同的文化，突出不同文明之间的民族性、独特性，强调不同文明的民族主体地位。这对我们当前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其借鉴意义。

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自此中国文化结束中、西两种文化对峙的局面，而进入中、西、马三种文化对立交融时期。马克思主义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占据人类道义制高点、关切人类命运，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科学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范式。

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以其西方文明高居其他文明之上，这也便是当前话语权“西强我弱”的局面的一种呈现。以文明范式来认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一则，自然可以从整体上看出两种文化的异质，认识两种文化的对立性，保持各自的独特性。二则，文化交流交融开放以发展，以文明范式来看待两种文化，则易不免陷入夜郎自大的窠臼，预设一家独大之地位，而忽视两种文化彼此间的相融性。

以此，以“文明冲突”视角来认识“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应当注意的是：以整体视角看到三种文化资源各有其自身的范式，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简单的谈相互之间的融合。

二、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格义比附、潜隐外化、互境创新

于当前，我们不禁要问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各自作为一种文化范式，三种文化之间是否可以融合，而这种融合又走到了哪一步？

古之中国，今之社会主义中国，以对外开放，兼容并包，各种文化交融，繁荣相谐。青年思想活跃，颇具世界视野。

而也自然要看到西方以和平演变之策略，使苏联大厦化为乌有。而今日之中国，西方故技重施，以文化殖民之手段，各种文化产品无孔不入，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眼花缭乱，侵蚀青年思想，而使其无主心骨。正值此时，亟待对各种文化正本清源，肃清其各自价值。“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也应当清醒认识到：这种全方位的碰撞使当下的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困难期，即西方文化未学成，中国传统文化又处于潜隐状态，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信仰真空的论断。所以，今天我们更多的处于“寻西学、马克思主义本义”而未完，展望“中国传统文化”而未成的阶段[5]。因此，我们更应在实践中潜心研究中、西、马三种文化，而在全面理解、吸收各自范式内容的基础上，再谈互境创新，可谓任重道远。

因此，以“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维度”，清楚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的认识到底有几分，并未达到全面理解、消化吸收、为我所用、互镜创新的阶段，任重道远。

三、体用观：马魂中体西用

中国传统哲学，在讨论文化问题的时候，惯用的思维模式就是“体、用”的二元思维模式。历史上就有“器体道用”和“道体器用”的争论。而到了近代，随着中西的文化交流，又出现了“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中西二元“体用”争论。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我们又将怎样对待中、西、马三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呢？是继续套用传统的二元对峙模式还是有所创新？

鸦片战争之后，晚晴盛行“中体西用”，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这里即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为体，以西方的坚船利炮为用。

李泽厚则提倡“西体中用”。“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西方在这个方面有明显优势。“中用”则是把代表西方文明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等运用于中国。在其看来：中国必然要走现代化道路，而现代化源于西方，这是一条将“西体”运用于中国的道路。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不断中国化。张岱年、程福恩提出“马体西用”。“马体西用”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为指导，主张积极借鉴西方文化，用中国话语形式阐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但其最大问题便在于没有顾及中华传统文化。

从以上的“体用”二元的争论来看，他们各自“体用”的范畴涵义都不尽相同。我们也可以看出，“体用”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同时，他们考察“体用”问题前提都是：先预设“体”的优先地位，争的就是这个“体”的优先地位。这种情况下，“中、西、马”这三种文化的交流是否继续深陷“体用”的二元模式？

而方克立则在沿用了中国哲学体用论的基础上，突破“体用二元”思维模式，使用“魂、体、用”三元模式，阐发“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观点。其提出：“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学为体”即以中國文化作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在主体和接受主体”，“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积极内容为我所用[6]。这一文化交流观的关键也就在于处理好：主导性的“体”（魂）和主体性的“体”之间的关系，将其区分开来。同时，说明了中西马三种文化各自的价值、作用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文明冲突”的维度来看，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各自是一个整体。有其各自的民族性，独特性。容易看到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彼此之间的冲突难见其相融性。当今世界，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此起彼伏的冲突便是如此;以“历史发展”维度来看，自十月革命以来，中国便进入中、西、马三种文化交流交锋时期。而今三者之间的交流到底走至那一境况？更多的可以说是三种文化交流中的潜隐外化阶段，即“寻究西学、马克思主义本义”而未完，展望“中国传统文化”而未成的阶段，而要真正达至“互境创新”，以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差异性来丰富自身、反观自身的阶段，以此讲好中国故事，任重道远;从“体用”维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出现过道体器用、器体道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会通、马体中用等体用之争。而在当前，中国文化交流的现实选择便在于：“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四、结语

在过去两千年，中国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意识形态。而今，中国已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过七十春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体作用，全面辩证的真正的学习、研究、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以其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涵养国民、青年，知其根之所在，文化自信自然而然便萦绕心间。而在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一个范式，从本质上与中华文化不同，对其态度，首先明确两方文化本质对立，但也应当潜心全面研究知其差异所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其差异，这便为双方的相互借鉴打好基础，利用其有益于我的差异性，丰富自身文化体系，以其为镜，反观自身。“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知己知彼，明晰此文化交流之道，为构建中国话语讲明文化方面的问题，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陈曙光;周梅玲.论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建构[J].思想理论教育，2016，（01）：9.

[2]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05）：52.

[3]方克立.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01）：1.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9-15.

[5]陈世锋.中国话语构建问题研究[J].湖湘论坛，2014，（04）：11.

[6]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