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战争

铁匠铺

他没有成为街面上的小混混，和百万雄师过大江有关。雄师过了江，就是他居住的小城。小城解放一年后，辍学在家的他重新进了学校并在毕业后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可以这么说，是新政权给了他新生活。

小城解放前是他最为崩溃的一段日子。家里的脚踏车典当了，一套敲打起来热热闹闹的锣鼓家伙典当了，典当的原因是一家老小要吃饭，典当的效果是仍然觉得没吃饱。父母对他说，再没闲钱了，这学不上了。这是1949年春节期间的事。他点点头。点头之前，他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点头之后就成了辍学青年。先在街头游荡，游荡了一阵，觉得不好意思了，就捧起一块木板，上面放两三盒香烟，拆散了论支卖，成了街头小烟贩。有时能赚两文钱，有时没生意，就捏一支叼在嘴上解闷。他的白谋职业，没能拯救家庭的经济危机，还让他染上了抽烟的习惯。这个人就是我父亲。

小城的军事地位，在古诗文中显得很牛，什么兵家必争，一水横陈，仿佛得了它就得了天下。其实很不相干。刚刚解放没几天，小城中就找不到几个兵了。大军过了江，都没多看小城一眼，就急匆匆地沿着铁路线向东奔，解放大上海去了。街上多的是布告，各種报告会，讲马克思，讲苏维埃，讲新民主主义论，讲从猿到人……信息大爆炸，名词大喷发。青年人天生会被新生事物吸引，他也不会例外。他到新政权办公的地方探头探脑，讨要入场券，坐在长椅上听外地口音的干部演讲，领取免费发放的宣传册。新华书店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小城一解放就有了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出售红色书籍，这些书籍和小米加步枪共同巩固着新政权对这座城市的占领。袖珍的开本、粗糙的纸张、不纯净的油墨，印着书名和作者。作者是生疏的，书名也不是一看就懂，这个辍学青年和红色书籍之间明显存在着沟壑。可是不要紧，正是这种沟壑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他开始购买这种红色书籍阅读。令人生疑的是，钱是哪儿弄来的？如今他已去世，没法问了，但种种迹象表明，解放后，他的日子正在慢慢变好。

小城的政权更迭离不开那场战争。战争后，城头上的旗帜变成了红旗。旗变了，天变了，改朝换代了，这可不啻于一场强台风啊，但小城好像是处在台风眼上，风平浪静地度过了那个非凡的解放时刻。解放军的运兵船还在江浪中颠簸，这边旧政权早已灰溜溜地撤走了。小城就是这样解放的，平淡，无奇，还异常安静，天空一颗炮弹也没有落地，更不要说炮弹落地后轰隆一声巨响把人炸成聋子——见惯了影视上的战争，会觉得小城的解放太没有戏剧冲突。

我也觉得这不像战争，太不典型了吧。但这是父亲的亲历，那时他十七八岁，感觉敏锐得很，我尊重他的记忆。更何况，他对战争并不陌生，经历了解放战争，还经历过抗日战争。日军快要打到小城时，他正上着小学一年级。

战火烧来了，往哪儿逃？好像有无数种方案。中国非常大，当时流行逃到大西南，逃到重庆去，那儿是大后方;还可以逃到昆明去，这是闻一多、沈从文的选择，昆明有西南联大，他们在那儿当了教授;另一个选择是四川宜宾一个叫李庄的古镇，宁静纯朴，梁思成、林徽因就选择在那儿研究古代建筑;也可以学萧红逃往香港，学郁达夫逃往新加坡。等等，等等。轮到祖父头上，这个问题就简单了，不用多想，回老家，这是唯一的选择。

逃难其实是一次特殊旅行，旅行要花钱，逃难也需要银子做后盾，逃得越远，花销越大。漫漫风尘路，要买多少顿早餐、坐多少回毛驴马车、付多少宿的歇脚客栈钱？远走高飞式的逃，老百姓是没法模仿的。祖父想想，要保命，只有逃回老家一条路。掏钱买船票，谁知两岸间已经断航，又到京口闸，租下一条运粪船，约好明天，请船主将一家老小顺便捎过江去。

说到京口闸，小城人个个都知道。它是古运河上的交通枢纽，是文物遗存，是人声嘈杂的农贸市场，其实，它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即小城粪便的集散中心。粪便这种东西，城市里产得最多，也最不受城市欢迎。哪儿需要呢？农村。过去农村种庄稼，没有化肥这一说，都用粪肥。于是一种特别的物流系统就应运而生。这个系统的两头，一是拖粪车，二是运粪船。清洁工将全城各处的粪便一车车拉到京口闸，倒进一条倾斜的管道，管道的底部正好对准运粪船，一条船装满了，撑篙移开，另一条空船又靠上来准备装货。是的，粪便在这个系统中已经成为商品，船主花钱买下，贩到农村，再转卖给农民。就这么循环往复，既化解了城市的尴尬，又满足了农耕的需求。唯一不妙的是，倾倒粪便时，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那一带环境不是一般的糟糕。这种情况从民国延续到解放后很多年，直到化肥兴起，连农民都瞧不上粪便了，京口闸作为集散中心的漫长历史才宣告结束。但这已是后话。民国二十六年的那一天，我的祖父急匆匆地赶到京口闸来找船。他想找条干净些的船，小渔船、小货船都行，但没有，全是运粪船。战争好像还没有切断粪便的物流系统。既然没得选择，祖父就跑到运粪船上去打探，谁知一问吓一跳，客轮停运后，运粪船竟也紧俏起来，这一条已有人交了定金，下一条、再下一条同样落实了客源，慌乱地继续询问，总算找到一条，也不讨价还价，船主说多少就是多少，还千恩万谢的。父亲哪里坐过这种船，臭哄哄的，躲也没处躲，船一晃荡，舱里的粪便也跟着摇，撞得船壳嘭嘭响，这时候船上最臭。坐船过江的经过，父亲统统忘记了，他只记住这个细节：臭！小小孩童，懂得什么战争，懂得什么战争的野蛮与血腥，他只是凭着自己的嗅觉，将侵略战争和一种丑恶无比的气味牢牢拴在了一起，刻骨铭心，终生没忘。

辗转回到老家，有门亲戚将一间旧草房借给他们暂住。父亲的依稀记忆是：一片旷野上，只有这间孤零零的小房子，周围没有任何人家。最可怕的是天黑之后，整夜都能听到野狼长嚎，关上门，堵上窗，躲在被子里也害怕得要命。夜夜如此，担惊受怕，再加上其他种种生活上的不便，熬过了一个月，祖父痛下决心，还是回家吧。

仅仅隔了一个月，小城已经成了沦陷区。小城沦陷那几年，正好对应父亲的小学阶段。父亲的小学轨迹是残缺不全的。逃难前他是小学生，逃难回来他就找不到学校可上了。城内的各所学校，有的炸毁了，有的解散了，有的成了占领军的养马场，有的学校今天还在敲钟上课，明天校门口就贴出告示说“奉旨”关门。这是父亲经历的第一次辍学，整整有一年时间。之后，父亲开始上私塾，这家上了几个月，又转投另一家，连续三年，辗转了好几家。那些隐藏在崎岖街巷和昏暗屋内的私塾，叫什么堂号，先生的尊姓，父亲一个也没记住。小城沦陷的第五年，父亲才找到一所正规小学上四年级。

沦陷区的日常生活，父亲的印象并不深刻。依稀记得的是进出城门要搜身，不带良民证会挨打，还说鬼子兵时常出城去扫荡，杀了人就将头颅挂在城门上，但马上又会补充，说并未亲见。这么看来，这场侵略战争对这个孩子的伤害似乎轻微得很。父亲和侵略者之间的距离，可以说很近，仅隔了一堵薄薄的砖墙，日本兵巡逻的皮靴声声声入耳，但也可以说很远，他忙他的大事情，我过我的小日子，彼此相处还算平安无事。日子如果始终这样，也算是这个孩子的福气了——可惜这毕竟是假象、是幻觉、是梦想，而梦总归要破。起因是家中养的一条哈巴狗，叫“哈哈”。这个狗名要给满分，因为那是个特别缺少笑声又特别需要笑声的年代。不论谁喊哈哈，哈哈都会站住，用那张小丑脸盯住你看。这一天，哈哈在家门口遇到两个日本兵，不知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错，日本兵生气了，端着刺刀枪追哈哈，哈哈跑回家，日本兵也冲进家门，哈哈刚刚躲到床底下，就看到日本兵的四条腿堵在了床前。日本兵弯下腰，用刺刀往床下捅，没捅几下，狗不叫了，一只狗遇到两条狼，完败。日本兵将哈哈挑在枪刺上，出门，上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继续他们中断了的巡逻任务。追杀哈哈的全过程，两个日本兵没讲一句话，但全家人吓得直哆嗦。父亲之前从没看过扫荡和屠杀，这一下看到了，而且是零距离接触，刺刀尖就在自己家里闪着寒光，床前还有哈哈的血污。所幸日本兵没有拿人开刀。但细一想，在侵略者眼中，人并不比狗更有尊严，人和狗都可能成为他们的军事目标，这一次，恰巧选中的是一条名为哈哈的哈巴狗，若是选中了人，你往哪儿逃，还不是一样躲在床下待毙？从此，这家人再也不养狗，也不养猫。

小城光复，不当亡国奴了，但这家人的生活并未见好。上到高一，父亲又辍学了。祖父说没钱了，父亲说不上了。父亲一点情绪也没闹，甚至还有一种和祖父不谋而合的得意。

小城解放前夕，旧政权早已撤走。老百姓是不在撤走之列的，撤走的是舊衙门的大小官吏和他们的家眷。父亲有一个要好的中学同学，家长在旧军队里当官，父亲说，他也搞不懂那是个校官还是将官。他去过这个同学的家。他家窗户上装的玻璃，从外面看不到家里，可是在家里却能清楚地看到窗外。那时我才上小学，他很神秘地给我讲这个同学家的事，我最好奇的就是这块玻璃，仿佛在听神话。解放前夕，这个同学跟随家长撤往台湾，从此杏无音讯。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父亲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每次都会交待这个“社会关系”。我不知道父亲会在材料中如何提及他和这个“关系”的关系，也许有检举，也许有揭发，也许有合理的想象补充和上纲上线的批判，而那块神奇的窗玻璃一定是每份交待中必有的生动情节。有条件阅读父亲这些材料的人，会不会也对这块玻璃感兴趣？具有这种功能的玻璃叫单向透视玻璃，也叫单面镜，现在一点不稀奇了，可若时光倒退到七十年前，这种单面镜，有几个人知道，又有几个人用过？父亲的这个同学住在一条巷子里。这条小巷至今犹在，似乎没什么品质好的深宅大院，寻常巷陌中，究竟是何种人出于何种目的要在家中安装这种玻璃，不由地让人想入非非。

小城刚解放，父亲就想投身革命。有一次是部队文工团招考，他参加了考试却被淘汰了，原因很可笑，他连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也不知道。后来，他考上了师范学校。从此以后，父亲就一直生活在和平年代，读书，当老师，退休，最后得了一场病。父亲想病好，和病斗，但病不配合，反而斗倒了他。“打败”“打胜”都是战争用语，父亲亲历过战争，熟悉这些词汇。可是，他的亲历其实只是旁观，他没打过真仗，更没打过硬仗，偶尔遇到一次，一打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