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的“人民性”概念

佟与格

[摘要]“人民性”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人民性”与文学的融合，乃至成为文学范畴的专有概念被承袭下来，则需要我们以文学这一视角阐发“人民性”概念的历史演进，进而探讨在演进过程中“人民性”和“文学的人民性”概念的动态趋势。

[关  键  词]人民;人民性;文学;概念

一、文学的“人民性”概念的确立

首先，进行“文学的人民性”中“人民性”概念的研讨，离不开“人民性”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的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是一个逐渐生成、成熟的概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于1857年8月，他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成为个人）的动物。”①人的概念是作为集合概念“人民性”的前提，马克思辩证批评了斯密和李嘉图孤立的“个人”观，明确指明了作为个体的人需要在集体中实现个人的确立和价值。日本学者广松涉对人的存在性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在马克思的集体主义中，人的一切存在性在于‘社会关系‘共同活动，从原理的层面而言，个体不是原子，而是辩证法的动力学的‘项。”②可见，马克思的集体主义观点是在充分阐明了个体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并非现在一部分人所曲解的“集体主义”。

在厘清了马克思主义的作为个体的“人”的观念后，需要进一步厘清“人民”这个集合概念。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定义。

在古代西方，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人民”指的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奴隶主和自由民，因此并不包括无生产资料、受剥削的、占据大多数人口的奴隶。在中国古代，“人”与“民”是单独使用的，而“人民”一词在近代才通行使用，但是就意义而言：一是指作为社会基本成员主体的劳动群众;二是指一个国家的普通百姓，区别于少数有特权者;三是指人类全体。中国古代具有朴素的人民观即“民本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是具有阶级上的侧重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与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不同，“人民”身份不是被动给予也不是被施恩者，而是作为社会历史创造的主体被定义;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人民”就是指向这一主体本身而不是为什么别的特权阶级服务的下等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历史性、全面性、独立性、实践性和可行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成为一个更为明确的政治概念，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是劳动者、建设者和爱国者的代名词。 在“人民”概念的演变中，我们坚持“人民性”的人民本质特征。

“人民性”作为“人民”的本质特征，即具有“人民”的属性，而这种属性可以体现在各种领域。在文学方面的人民属性即“文学的人民性”，作为文学范畴的专有概念最早是由俄国文学家、文艺理论家普希金提出的。普希金的《论文学中的人民性》（又被译为《论文学中的民族性》，通行译法是《论文学中的人民性》），是一篇探讨文学与俄罗斯人民性的短论，在这篇短论中，普希金将俄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放在了下层群众身上，并且认为应当使用俄语而非法语创作俄罗斯文学。而有关普希金“文学的人民性”思想的来源，张铁夫在《再论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中采纳了托马舍夫斯基的观点：“托氏认为 ， 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法国民族文学问题的历史命运 ， 第二个来源是俄国围绕人民性问题的争论 。”③一方面，文学人民性思想的原始出发点便是文学的现实问题，这就让这一理论带有实践性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文学的人民性蕴含了本民族特有的生活特点和民族性，其中也蕴含了差异性，正如普希金所说：“作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能为本国同胞赏识的优点——对于别人来说，它要么就不存在，要么可能是一种缺陷。”④所以我們在认识文学的人民性时，应当立足于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瞄准民族特征进而剖析出“人民性”特征。而有关“民族性”和“人民性”则需要进一步辨析。“人民性”更多的是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的进步性，“民族性”则更多是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相区分的独特性。可是民族特征中也包含了民族自身的负面特点，对于此则应当采取辩证的态度，而不能统而化之将其划归入“人民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其著述中表达了大量的文学的人民性观点，但是他们主要将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文学形式作为文学的人民性的具体指代。季水河和季念指出马克思的文学的人民性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民应该成为文学的描写对象……第二，文学应该表现人民的独特精神……第三，人民是文学最有资格的评判者。”①可见马克思已将文学的人民性很好地与文学的艺术性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融合和阐发。但是正如普希金的观点所表明的，人民性是具有具体特性的，不同的民族国家对于“人民性”的理解和表现也必然不同。因此“人民性”概念在我国也是经历了外延调整的。

二、文学的“人民性”概念的传入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近代传入中国，离不开李大钊先生的理论钻研。1918年11月，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感召下，李大钊撰写的具有人民性色彩、传播民主思想的《庶民的胜利》，初步论述了庶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正当性。李大钊的“庶民”概念主要指工人，这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的，并且李大钊所阐述的“庶民”思想主要来自俄国，还没来得及与当时的中国本土情况相契合，还没有将当时最广大的农民阶层纳入这一范畴。

瞿秋白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具有文学人民性的文学创作主张，并且在重视书写现实的同时强调了作家应融入真实的思想情感。他指出：“鲁迅的现实主义决不是第三种人的超然的旁观的所谓‘科学的态度。善于读他的杂感的人，都可感觉到他的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②在当时革命战争的社会大背景下，瞿秋白明确指明文学具有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应当为救亡图存服务，“文艺，有意无意的，都有着自己的阶级任务和阶级目的”③。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文艺大众化，表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为工农大众服务并且与工农大众结合。并且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中，瞿秋白认为应当进行语言方面的变革，“要用现代话来书写，要用读出来懂得的话来写”④。这是符合当时文盲率较高，且需要直观明了的文艺作品宣传革命救亡思想的总体社会情况的。并且瞿秋白的这一主张与普希金倡议采用通俗的俄语进行创作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瞿秋白的“大众”概念延伸了李大钊的“庶民”概念，在工人的基础上纳入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层。这有效地拓展了文艺的表现内容和服务范围，为文艺的健康丰富发展做出了贡献。

恩格斯提出著名的“历史合力”论，极大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完善化。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⑤在革命战争时期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社会各种活动都是急切向着历史的“合力”靠拢的，这在所难免，更是无奈之举，而被忽视掉的作为“分力”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必然会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得到恢复。

1926年3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指出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是农民。1939年12月1日，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毛泽东明确科学地指出了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作用，并且辩证思考了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关系：“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结合起来。”⑥1940年1月，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⑦毛泽东同志逐渐扩大并确定革命的主体构成，一方面强化工农对革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广泛吸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新力量。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也将延伸后的革命主体放到了文艺活动中，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我们不应该片面地寻章摘句曲解《讲话》内容，也不应该以今评古做“事后诸葛亮”，而应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并进行完整的理解和研究。从对“人民大众”的定义就可见一斑：“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人民”做了更加充分的概括，将城市小资产阶级纳入其中，强调他们也是文艺服务的一方面。“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因此，“人民”外延的扩大使“人民性”的外延同样扩大，从李大钊到瞿秋白，再到毛泽东，概念表述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丰富。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者，我们明白运动变化才是事物的常态，理论更是要结合实际不断地进行变化和创新的。“人民性”与文学的融合这一复合概念同样是在不断地前进和发展的。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