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

胡惠林

【摘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始终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之所在。重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新冷战”趋势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要求。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立新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理论与政策，已成为“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安全关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发展方向。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新冷战” 主动杈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关系，也是最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关系。国家安全之间的战略冲突与斗争，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一关系的对抗性程度所决定的。深入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及其变动在当今国际安全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科学决策与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2018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就是由中美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

毫无疑问，在这一事关国家安全整体利益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中国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上：中国是应战者，而不是挑战者。但是，这也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课题：在当今世界大国体系中，如何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主动权？这事关中国整体安全战略利益与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

创造性完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理论、创新思维，是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的关键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与表达。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处理国际关系，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原则，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在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就可以不讲或放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原则。在涉及和事关中国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时候，中国绝对不拿民族和国家根本的核心战略利益作交换，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领域如此，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也是如此。

国内意识形态工作和国际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两个方面、两个领域、两个維度，二者相互影响、缺一不可，是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有机整体。没有良好的国际意识形态安全环境，国内的意识形态工作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甚至付出极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代价。

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有500年历史，就其曾经影响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类实践历程而言，如果它是一种一无是处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毫无疑问，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断自我更新与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果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起跑线上，是难以满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践需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创造性更新，在历史的发展中超越意识形态思维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很可能将因为缺乏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手段而无招架之功，更遑论还手之力。因此，创造性完善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理论、创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思维，是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的关键。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应该成为其重要内容与抓手。

“新冷战”趋势下，要有机协调内外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国际意识形态关系的演变必然会给国内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极为深刻的关联性影响，甚至改变国内意识形态建设的结构与走向。当前，世界正向着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发展，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裂变，新旧两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之间形成了一股博弈与竞争的张力。这不仅表现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博弈与竞争，而且还造成了世界意识形态安全秩序的改变与重建。由此，一种新的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演变趋势——“新冷战”趋势开始出现，建立在冷战基础上的所谓“盟国”或“盟友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冷战”是一个尚在完成中的单方面的体系性意识形态建构。在这一趋势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由此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将是什么样子，既没有明确答案，也没有明确图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催化着新政治意识形态的出现，世界或将因此而进入一个真正“不结盟”或“无结盟”的发展阶段。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处于“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核心位置。中国现有的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大多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的，这是一种客观规律，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但如果总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形势或国际舆论分析，而不是把可能造成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危局揭示给人们看，就容易导致社会的群体性误判和国家安全的“去预警化”。尤其是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渠道呈现出“去边界性”的特征，任何与实际情况相脱离的国家安全形势分析，都有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而对事情真相的揭示与科学分析，既是对国民心理承受能力的高度信任，也是国家对战胜与克服危机的充分自信。

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了最终胜利，就在于其充分预估了困难——持久战。这不仅是战略预判，而且也是对国民心理能力的“预建”。正是由于科学建立了国家安全关系和国家与国民之间共同的关于国家与民族的安全认知关系，才使得中华民族赢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全民族抵御外来入侵之敌的伟大胜利。其中蕴含的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历史经验，可为今天中国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所借鉴。

对外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的重大变化形成的倒逼机制，是造成国内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和安全关系变动的重要动因。因此，促进国内国际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良性互动，紧紧抓住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变动的主动权，主动营造有利于自身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的良好环境，已经成为“新冷战”趋势下我国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使命。

统筹国际国内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两个大局，就要有机协调内外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内外两种不同性质的，即“官方”与“民间”、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可以在这一进程中获得创造性建构与发展，从而真正奠定21世纪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新秩序。

重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新冷战”趋势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要求

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遭遇到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挑战。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与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互相交织，正在构筑未来世界的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这种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并不是由诸如恐怖主义所引发的，而是由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发展而来的、因结构性与体系性变动而生成的“国家间”的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二者叠加形成的复杂的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往往让人“剪不断，理还乱”，这就需要通过寻求并建立一种新理论、新机制、新政策核心战略，来赢得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主动权。

如何在和平崛起的大前提下向外部世界宣示中国坚决捍卫国家意志的主张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一致性，让外部世界对中国致力于世界和平的责任感，以及中国对战略挑衅决不姑息的决心产生合二为一的认识，是“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的重大战略课题。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重建中国与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引进和重建中国大学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处理国家关系，主动在学术科学领域开放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空域;第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按照承诺调整中国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与意识形态原则，重建中国经济制度及国家经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这两个阶段，都属于被动调整与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阶段。

然而，动机与出发点的巨大差异，最终还是导致了历史结论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中美两国面对全球化的深刻转型，又一次作出了重大但却不同的战略选择：中国基于全球利益，坚决维护与捍卫经济全球化进程和贸易自由化体制，而美国则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利己角度出发，实行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进入第三阶段：主动性建设阶段。

意识形态分歧与世界知识体系重建之间有着内在逻辑联系。当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知识体系占据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不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处在被排斥和被挤压的地位。这种被排斥、被挤压的意识形态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遭到来自主流地位意识形态的本能性打压。无论是在学术议题的设置上，还是在各种重大政策主题的设置上，中国目前都缺乏整体性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议程设置能力，从而使得我们在应对重大安全关系的问题上缺乏主动性。

一个新的全球性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正在形成之中。当原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由此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政策已不能很好地应对当今世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时，呼唤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理论的出现，正在成为“新冷战”趋势下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和期待。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性难题，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从新时代的站位出发，面向世界提出的处理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新原则。这是一个超越传统意识形态局限，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提出来的新理念和新方案。中国没有称霸全球的世界战略，也没有这样的企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世界上許多国家所接受，多次被写入联合国的决议性文件，并正在发展成为一种超越不同国家制度和传统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新原则。因此，紧紧抓住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统筹国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和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两个大局，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理论与政策，以及统一的处置体制和机制，对于最大限度地改善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安全环境、优化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安全生态系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有根本性的战略奠基价值。

当今中国社会特有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结构具有强大的内力和韧性

意识形态是相互塑造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亦具有相互塑造性。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在对抗、反抗、抵制的过程中互动，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调整的过程中互相塑造，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是当今世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重要特点。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意识形态体系，是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主要制度性杠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国内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而且重新塑造了中国与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在冷战的影响下，世界被分割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无论是否愿意，很多国家都被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影响了：即不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就是属于资本主义阵营，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信仰，和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建国的原则，使得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有着天然的意识形态联系。

冷战塑造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中国自身也被冷战塑造了。在这一过程中，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都处在一个不断互相塑造的过程之中。朝鲜战争、美国麦卡锡运动、匈牙利事件等，都把中国卷入其中。一部百年中国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不断被塑造的历史。中国在被塑造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塑造了自己与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如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一场体制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这场竞争中，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和社会体制深刻交融在一起，使得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竞争拥有比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博弈更为复杂的关系。

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美国所设计的大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的战略想象与目标追求：这是一个既能按照美国设计的民主化道路发展的国家，同时又能为美国提供庞大的市场能量，而又不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这种战略图谋一旦成功实现，将会重挫中国人的自信心，从而在中国意识形态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颠覆中国所奉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由此带来的意识形态变化是根本性的，因为它既与中国传统社会所奉行的儒家思想不一样，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正是这两个方面所建构的当今中国社会特有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结构，有效地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双重保障机制，而这一机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这一体系所具有的强大内力和韧性，及其所产生的“随物赋形”的创造性和变通性，使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既能够保持一种对抗、反抗、抵御外来意识形态安全挑战的刚性张力，同时又能够用一种变通自如、圆融通达、包容沟通的绵力去吸收与消解那些具有挑战性的外来意识形态并为我所用，以刚柔相济的力量构筑了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这是经过几十年不懈探索后所形成的一种独具中国文化特质、民族特性、文明特点、时代特色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这个体系不仅能够作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认知上的意识形态领域，而且还能够作用于所有的、广泛的国家与社会治理领域。

从相互依赖走向相互兼容，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

相互依赖是当前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结构性特点。谁更依赖谁？谁来主导这种依赖关系？依赖本身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依赖构成的结构性质量和数量关系问题，等等，都在不断塑造着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美之间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但是二者在结构上是不一样的。美国依赖中国什么和中国依赖美国什么，都需要我们进行结构性分析，然后才能区分相互依赖的性质，以及这样的依赖对哪一方的战略性破坏更大。一般的阐述和描述“相互依赖”没有意义，关键是要揭示：是怎样依赖的？依赖到什么程度？这种依赖是否是不可打破的？

由接轨而走向体制性冲突，是一种必然趋势，这是由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属性定位而决定的。当接轨之后的制度性体制不能继续满足中国发展的战略需求，那么谋求对这一体制的变革，以更好地满足和适应本国发展的战略需求，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体制性变革和与创新选择。虽然它与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相互冲突，但这种冲突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2018年1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文章称，中国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全球化道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根本问题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趋同希望，已经在不兼容的政治经济的冲击下破灭了”。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国主导下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如何适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世界、如何进行变革和创新的问题。

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始终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之所在，“维护”必须同“塑造”有机结合起来。维护具有被动性，而塑造则具有主动性，中国要在“新冷战”趋势下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就必须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各项建设方针，从相互依赖走向相互兼容，这应该成为构建新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共同目标。我们应当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让“新冷战”毁了人类文明事业的大好前程，更不能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责编/王妍卓 美编/王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