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提升:补齐社会环境短板

2019-03-19 04:31王光荣
重庆社会科学 2019年2期
关键词:营商公共服务诚信

王光荣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天津300191)

营商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奠定基础。随着社会发展和营商环境建设的推进,社会环境因素日益成为制约营商环境发展的瓶颈,社会环境也由此而成为塑造营商环境竞争力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文明、和谐、进步的社会环境,不仅是高水平营商环境的组成部分,而且对营商环境建设有强基固本功能。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指出,“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并要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1]。营商环境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明确社会环境因素在营商环境中的重要性和提升社会环境的途径,对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投资环境到营商环境:社会环境重要性凸显

营商环境是世界银行近年来提出的概念,已经广泛用于评价国家、区域、城市适合营商的水平,得到各国普遍认可。追本溯源,营商环境概念从投资环境概念发展而来。从投资环境到营商环境的演进历程,体现为视阈扩大、认识深化和重心转移。

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投资环境概念已经被国内外广泛使用,国家、地区、城市用投资环境指标体系来评价投资条件的完备程度。投资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给外商投资提供的各种条件的总和,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综合整体[2]。提出投资环境概念之时,营商活动已然存在,当时选择和使用投资环境概念,主要原因在于时代特征和发展重心决定了考察问题的角度和着眼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许多国家开放程度提高,外资成为国家和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性资源,吸引外商投资是发展的便捷途径和有效方法。“当时主要是从外商投资的角度观察一个地区的发展环境,所以也有投资营商环境的说法。”[3]各地为了赢得外商投资,争先恐后地围绕吸引外商投资来塑造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投资环境具有实际意义和操作价值,提倡营造投资环境或国际化投资环境,可谓抓住了“投资”这个关键和核心,因而是符合时代需要的策略选择。一方面,完全按照外商的需求和规范建造投资环境,目标是让外商满意,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商来投资。例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20 世纪8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 “投资者是帝王”的口号,强烈地表达了对投资者的重视和对投资的追求。另一方面,当时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投资有力度较大的优惠政策,对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获得收益,对地区来说,赢得投资意味着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把投资放在首位并围绕投资创造环境顺应了当时的发展需要和实践导向。2005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以“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受益”为副标题,报告评价了53 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沿用投资环境概念,意味着重心和着眼点仍放在投资所发挥的功能上,认为改善投资环境可以实现多方面的发展和效益。“改善投资环境的目的在于使人人受益。不仅有利于企业,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不仅有利于大企业,而且有利于所有的企业,包括小企业;不仅有利于富裕人口,更有利于贫困人口。”[4]13

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实践中,劳动环境、社会生活环境、公共服务环境也逐步得到重视,但是这些环境并不属于投资环境的组成部分,而是与投资环境并列。“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除了要改善劳动投资环境,还要改善社会生活环境和政府提供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环境。投资环境是企业来评价政府治理的内容,劳动投资环境是就业者来评价企业为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环境的内容,公共服务环境是公民评价政府或提供者提供的生活环境的内容。”[4]19除此之外,改善投资环境还须同时提高人力资本,不仅有利于教育培训类企业投资,而且有利于其他各类企业投资。“改善投资环境是与提高人力资本同步前进的。熟练劳动力队伍对于企业采用新的、产量更高的技术至关重要,而更好的投资环境则会提高对教育投资的回报。政府对教育和培训的支持影响着个人的前途,也影响着企业谋求新机会的能力。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企业将工人技术不熟练和教育程度不高列为业务经营的‘主要’或‘严重’制约因素。政府必须带头采取措施,使教育的覆盖面更广、更适应企业对技能的需求,加强质量保障机制,并为教育和培训服务提供者创造健全的投资环境。”[4]11可见,投资环境以投资为中心,囿于概念包容性,公共服务等社会环境要素未纳入投资环境框架中,但是已经明确认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投资为中心的思路和策略发生了变化。与投资相比,商业经营活动对市场经济发展具有的作用更大更持久。于是,着眼点便从投资转移到营商活动,营商环境概念应运而生。投资环境概念逐步被营商环境概念代替,是概念随实践发现的表现,也是历史有逻辑的统一。世界银行将营商环境界定为企业在申请开设、生产经营、贸易活动、纳税、关闭及执行合约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规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等条件的总和,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众多领域的系统工程。这个界定具有权威性,但是还需要进一步阐释。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指出了营商环境的外延和意义,“营商环境是指商事主体从事商事组织或经营行为的各种境况和条件,包括影响商事主体行为的政治要素、经济要素、文化要素等,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效开展交流、合作以及参与竞争的依托,体现了该国或地区的经济软实力”[5]。从对营商环境的定义可以看出,营商环境的实质和侧重在于给企业经营行为创造条件。正如企业家对营商环境的重要性的深刻体验:“营商环境就像是民营经济生存和发展的水和空气,放水才能养鱼,净化空气才能健康呼吸。只有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才能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6]投资固然重要,成功开展商业经营活动才是企业发展的目标,也是地区发展的需要。

经营活动所需条件更多,范围更广,包含了投资活动所需条件,因此,营商环境比投资环境涵盖更广。从投资环境到营商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明显扩大了服务对象的范围,由原来的针对外商投资扩大为针对所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从投资条件扩展到经营活动的全程,投资和经营依赖的条件都包含其中。在企业活动历程中,设立只是企业活动的起点,并不是目的,更不是全部。让企业设立并且取得预期的发展和收益的环境,才是符合企业活动规律的环境,才是真正的有吸引力的环境。营商环境将重心放在企业经营活动上,并没有淡化企业设立所需条件的重要性,而是扩大了环境所支撑的对象范围。相对而言,投资环境以提高企业开设效率为中心,侧重制度和程度因素,而营商环境要求兼顾企业开设和经营活动,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重要性凸显。国家、地区、城市的社会因素虽有共性,但也有差异,而且是可改变的。改善社会环境是塑造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环境在营商环境中的地位与功能

毫无疑问,社会环境作为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营商环境构建中,对社会环境发挥作用的机理不甚明确,导致低估社会环境的作用,又由于社会环境内容复杂,建设周期长、难以预期,所以在打造营商环境过程中往往被淡化或忽视。

首先,社会环境是企业发展的保障性因素。在营商环境的多重因素中,功能各有所侧重。行政审批服务、法规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主要决定企业的设立,为企业发展开辟道路和保驾护航,社会环境则影响着企业发展的质量和周期。企业设立只是营商活动的开端,而且一次完成,而企业要实现获得利润的目的,还需要成功地开展经营活动。企业的经营活动要获得成功,社会诚信、公共服务、居民素质、社会秩序等因素的作用极为重要。没有社会环境支撑,企业的市场、人才、成本、稳定等无所保障或需要付出过高成本。社会诚信缺乏,企业的交易成本就会大大增加;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发达,人才的基本生活条件就会匮乏,导致企业人才流失或者招不到足够的人才;居民文明素质落后,不利于企业跟外部环境协调,会增加成本并影响企业正常运转。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环境为企业生存提供保障,没有适宜企业生存的社会环境,企业就难以维持。

其次,社会环境是持续营商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没有社会环境的塑造,营商活动可能会有昙花一现的繁荣,但是不可能有长期持续的发展,这对企业发展和地区发展都是不利的。“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形成稳定持续的消费,新创企业才能得到长远发展。对于新创企业来说,首先要了解项目投资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安全状况。社会稳定才有生活安定、消费稳定、生产安全。”[7]对非新创企业,社会环境也同等重要。不利于营商的社会环境,会导致已设立的企业迁出或破产,令试图进入该地区的企业望而却步。企业不能持久经营,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再次,社会环境是营商环境的基础要素。营商环境是多因素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综合体,其中,社会环境因素处于基础地位,除了自身对营商活动积极功能外,还具有促进其他要素提升的功能。一个地区的社会文明程度、社会治理水平、人口教育素质、居民生活状态等跟当地的行政管理、法治建设、经济发展等具有互动关系。优越的社会环境,与其他环境因素形成良性互动,促进行政管理、法治建设、经济发展等要素水平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善社会环境,就是培育营商环境的基础要素,会取得营商环境各要素全面优化的效果。

三、优化营商环境急需补齐社会环境短板

营商环境的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种因素同步提高,才能构成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但是,这些因素的提高难易程度各不相同,制度、政策相关的环境可以在短期建设,而社会环境的建设需要较长的周期。在塑造营商环境的过程中,行政审批、经济管理等因素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差距缩小甚至追平,在这种情况下,营商环境的差距就表现为社会环境的差距,因而社会环境便成为制约营商环境的瓶颈,也成为营商环境竞争的关键。只有在社会环境打造中取得成功,才会在营商环境长期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我国的首批开发区是吸引投资的成功范例,也是塑造营商环境实践的典型。开发区创建伊始,一切从零做起,逐步建起营商环境,摸索出一套思路和规律,并付诸实践,整个过程反映了营商环境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可以把开发区看作塑造营商环境的“实验室”。开发区历时二十多年,围绕投资不断优化环境,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最初提出“三通一平”,即给水、供电、道路要通,投资建厂的土地要平整;不久提高到“六通一平”,增加了排水、通信和燃气要通;后来又提高到“九通一平”,增加了卫星图像传输和计算机互联网络要通。在软环境方面,明确政府职能,以企业为核心规范管理行为;树立知商、亲商、安商的价值取向,为投资者提供方便;实行“一站式,一条龙”项目审批管理制度,提高办事效率,降低综合交易成本;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区[8];等等。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投资水平提升和开发区发展。

然而,随着开发区优惠政策逐渐与其他区域拉平,政策优势不复存在,开发区营商环境竞争力出现相对弱化趋势,城区的综合环境魅力凸显。这种变化和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开发区只是一个工业功能区,没有企业赖以长期发展的社会环境。由于程序和制度相对容易调整和优化,开发区相互学习,很快就会达到同等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难以打造出拥有优势的社会环境。后来,开发区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重视城市化进程,收到了明显效果。建设职工住宅,用优惠政策吸引员工入住,降低职工的交通成本,增强工作稳定性和从业归属感;建设高质量且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设施,提供给外商使用,满足他们的休闲娱乐需要;建设高水平的国际学校和国内学校,解决外商和国内职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维持外商和员工的稳定;为了就业培训,也为了给职工充实教育资源,建设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中专到大学乃至成人教育全套文教系统。虽然这个建设需要漫长的过程,短期内看不到效果,但是不去补齐社会环境的短板,开发区势必空洞化。从开发区创构营商环境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没有社会环境支撑,越到后来,企业投资和营商活动越受限。虽然其他方面的因素可能带来一段时期的繁荣,但是毕竟不能维持营商环境的长久持续。商业只能是迁徙式的短暂驻留,而不是长期稳定地经营,因而营商的成效大打折扣。开发区从基础设施到政策环境,再到营商服务的探索,最终彰显了社会环境的短板对营商环境的制约。

从我国现实来看,营商环境中的行政服务、法规制度、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先进地区继续挖掘提升这些因素的空间,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每提高一步所带来的收益并不能补回社会环境短板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它们之间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关系。质言之,社会环境短板决定着营商环境所达到的程度。只有加快补齐短板,才能有整体提升。从营商环境竞争来看,各种建设周期短、相对容易改善的环境要素在初期可以构筑优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以后,这些要素都达到了营商环境的要求,竞争的关键自然而然转移到建设周期长和难度高的社会环境上。只有立足于强基固本,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在社会环境建设上取得突破,才能构建起营商环境的明显竞争优势。

四、强化社会环境对营商环境支撑的途径

社会环境建设虽然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只有科学把握社会环境发展规律,有序推进,锲而不舍,社会环境才会取得显著进步。社会环境建设应以运用治理思维和方法为导向,以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以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为杠杆,以发挥制度范导作用为关键,多管齐下,协同推进。

1.运用社会治理方法是改善社会环境的导向

由于社会环境内容繁多,关系复杂,需要统筹协调,多方参与,协同推进,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改善社会环境必须运用社会治理方法。跟社会管理相比较,社会治理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势:社会管理将政府视为管理主体,将社会视为被管理的客体,强调主体对客体的管理和控制;社会治理强调一方主体与另一方主体的平等合作,强调多元主体平等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社会管理体现为刚性的、静态的、被动的管控,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状态;而社会治理则体现为柔性的、动态的、主动的治理,是多元平等主体之间的最佳状态[9]。治理的本质在于多主体协同参与,在治理中将治理者与治理客体融合和统一起来。

首先,构建政府与社会协同改善社会环境的治理模式。改善社会环境的主体是政府,但是仅仅有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企业、单位、社会、个人等主体共同参与,才能凝聚起强大的力量,也才能巩固治理的效果。“社会主体也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利益相关群体,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可以提升营商环境的建设的民主性和科学性。”[10]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共同参与,是治理的有效模式。“在当前中国社会从政府全能模式转向多元化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公司企业、公民个人都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但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是其他主体无法替代的,因而协作治理更有可能带来良好的治理效果。”[11]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培育和壮大社会组织,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孵化一批服务于社会环境提升的社会组织。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社会组织发挥创造性,主动策划项目,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活动,致力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提高文明素质,从而增进社会和谐稳定,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政府扶持志愿服务。树立各个层面为社会环境建设做出贡献的志愿者楷模,进行表彰奖励,发挥榜样在社会环境建设中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尤其要重视社区和单位层面的榜样,因为他们与公众距离更近,更有影响力。志愿服务不断扩大,将大大促进社会文明、和谐与进步。

其次,以社区治理作为改善社会环境的切入点和基础环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环境的综合载体,社区治理是改善社会环境的基石。依托社区治理塑造社会环境,事半功倍。完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模式,培养协商民主议事和决策方式,都是社区治理的固有之义,对改善社会环境有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社区治理还要注重养成社会文明素质、提升社区生活服务能力、塑造和谐人际关系等内容,这些都是社会环境的必要元素。通过全面推进社区治理,创造一个个文明、有序、和谐的高质量社区,整个地区或城市的社会环境质量必然得到大幅提升,为营商活动提供综合性支持,从而增强社会环境对营商的魅力。

2.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是改善社会环境的核心

公共服务决定营商的人才条件和空间选择。企业发展的根本依靠是人才,人才的去留和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生活条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的自主性的增强,选择工作的考虑因素中,公共服务成为重要因素之一。公共服务是满足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教育医疗等基本需要的重要方式。公共服务越发达,宜居程度就越高,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就越大,人才聚集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条件。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民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2]满足基本需要是人才追求事业的前提。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分为生理、安全、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对于个体而言,某个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下一层次需求产生。优质可及的公共服务资源满足基本需要,从而使人才全身心投入事业。

首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存在差距悬殊情形,导致形成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社会空间,空间分异严重而且发展不平衡,既不利于企业选址,也不利于开展营商活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需求均衡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打造便民生活服务圈,消除空间的不平等,化解空间分异隔离,使生活在城市各处的人,具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享有同样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扩大企业营商活动范围,降低选择成本,而且便于人才流动,保持人才层次多样性,实现人才最佳配置。没有足够的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资源,再高的收入也不能满足需要。政府在打造营商环境时,必须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建设。

其次,构建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一方面,健全公共服务门类。公共服务是一整套服务,涉及每个人的学习、生活各基本方面,缺一不可。只有这些公共服务水平均衡,才能发挥更大效益。如果出现短板,公共服务的效果就大打折扣,甚至功亏一篑。公共服务是民生的重要内容,在营商环境建设中提升公共服务,要更加注重公共服务竞争性、优质性、吸引力,因为公共服务参与了营商环境的竞争,只有优于其他地区或城市,才能胜出。另一方面,增强公共服务多样性。随着经济增长,人的需要不断升级,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转变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公共服务必须与此相适应,才能满足人才的需要。同时,增加公共服务多样性,满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千差万别的需求,让每个人的个性化的需要有条件满足。让低收入群体生活有保障,让高收入群体可以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才可以保证多层次人才汇聚,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3.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是改善社会环境的杠杆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社会环境的核心要素。“诚信不仅是人类社会沟通、合作和发展的需要,不仅是人类合作和社会发展的黏合剂,而且也是社会规范化和有序化的必然需求,是社会对文明发展的自觉追求,也是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必要。”[13]“诚信作为一切制度和规范得以确立和运行的基础,是良好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建立的主要依靠,是社会自律、信用经济和责任政府等现代文明的客观要求。”[14]2营商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离不开诚信。“讲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实现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只有履行了诚信义务,才能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15]“诚实又是当前经济社会众多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法宝。”[14]1增进社会诚信,可以起到改善整体社会环境的作用。

首先,建立社会诚信档案制度。利用大数据等信息科技手段,记录企业和个人在各种活动中的诚信情况,成为可以查证并用来判断信任度的依据。将诚信档案纳入社会征信系统,利用诚信档案考察企业或个人的诚信度,作为决定合作、聘用、提拔等行为的重要因素,增强诚信的影响力,促使个人主动遵守诚信规则。制定诚信社区建设标准,开展诚信居民教育,普及诚信文化和知识,提升居民的诚信主体作用和诚信素质,塑造诚信文化。依照诚信家庭、诚信居民评价标准制定出评定办法,一年一评,逐级评定。诚信评定重点突出居民的作用。对失信行为进行记录、揭露,使作假失信者受到惩戒,使诚实守信者得到保护和激励。“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身处美国的企业和个人,都具备强烈的诚信意识和信用观念,反之,信用差的个人和企业在日常事宜中步履维艰,这是由社会对信用风险防范的本质所决定的。”[16]165

其次,建设社会诚信管理机制。社会诚信决定着企业的营商成本。人无信不立,社会没有诚信就会陷于失序。社会诚信增强可预期性,可以简化程序,减少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成本,给企业减轻负担,同时增强企业经营的信心和安全感。社会诚信水平低下,企业生存环境恶化,成本增加,发展难度加大。即使企业已经投资,也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企业会重新选择更有利于发展的区域或城市。企业之间的活动、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都离不开社会诚信的支撑。如果互不信任,处处设防,企业发展成本增大,效率降低。社会诚信建设是渐进的过程,需要多管齐下,制度和教育并举,营造出崇尚诚信的氛围,使诚信落地生根,成为主流价值,也让个人内化于心外见于行。建立诚信管理机制,规定各监管机构、各职能部门、各行业及当事人应遵守的诚信规则和违反诚信规则的考核、奖惩、惩戒规则。

最后,建立异议处理、投诉办理和失信责任追究制度。“美国信用社会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激励相容环境的培育。据此得到的经验在于,提高失信成本,一次作为市场主体选择守信的理性行为。对于政府主管部门而言,着力于建设强有力的惩戒机制,综合运用经济、道德、行政、法律等多元化手段来提高失信行为的成本。”[16]167“美国的做法更是将失信行为引到对全民社会的冒犯上,使得失信者失信行为的负面影响无处不在,最终达到社会性惩罚目的。”[16]167

4.发挥制度引领范导作用是改善营商环境的关键

社会环境建设千头万绪,方法不拘一格。制度建设是社会环境建设的引擎,发挥着范导作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健全社会环境相关制度,并严格落实,以制度规范社会行为,扭转社会风气,促使社会环境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首先,健全社会环境建设制度。社会环境涉及文明素质、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体现在交通出行、排队秩序、言谈举止、人际交往等具体行为上。每个人在公共领域的行为表现,都对社会环境产生影响,都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虽然约定俗成的规则广泛存在,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明确,而且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自觉遵守。建立涵盖领域广泛的法规、公约、守则,科学合理地确定制度的惩罚力度,为社会行为提供指导和规范,让正确的社会行为成为主流,进而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

其次,强化社会环境建设制度约束。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执行。严格执行制度,树立制度的权威性,促使全社会遵守制度,才能最大化发挥实现制度效用。交通违章曾经成为全国性的无解难题,在执行扣分制的严厉处罚制度以后,交通违章大幅减少,发生了彻底逆转。新加坡是制度建设成功的范例,不仅有完备的制度,而且执行制度不折不扣,促使社会环境快速向良性发展,制度逐步内化,成为大众的行为方式,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严格落实社会环境相关制度,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有助于社会环境快速净化。

总之,营商环境的塑造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每个要素都得到提升,才能有优质的营商环境。社会环境因素在营商环境中处于基础地位,因建设难度大、周期长而容易成为营商环境的短板。在塑造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必须立足长远,久久为功,循序渐进,扎实改善社会环境,使社会环境要素与其他要素协同推进。社会环境的提升为营商环境强基固本,促进营商环境全面优化,形成长期的竞争优势,从而使营商环境进入发展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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