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玉春
针对近年来的“从政风险”命题,为提高公务员的从政积极性以及履职规范性,避免以“从政风险”为借口造成公务员懒政、庸政,将错误归罪于权力本身,放松对自身职业道德、理想信念以及党性修养的要求,理性构建风险防范机制优化从政环境,全面推进和落实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实现公务员工作与从政的良性实效。以从政道德、从政纪律入手,设置政治道德保障前置机制,降低从政风险,加强对公务员生活纪律的监管以及公务员思想道德的教育,以党性修养强化公务员从政意识,从根本上减少违纪违法行为,完善公务员的问责环节。
比对国外行政问责机制中的以官员从政道德、从政纪律作为问责理由,国外只有小部分官员由于应对能力不足而受到相应惩处。我国行政问责的重心并不在官员的从政道德以及从政纪律上,而是以公务员生活纪律监管以及领导责任为主,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违反生活纪律并不是问责的恰当事由,但却成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一,这样的做法增加了从政风险是无可置疑的。对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进行处分符合从严治吏的理念,但政治道德以及轻微违纪违法官员失去了前置防范机制,所以目前的纠结点在于如何扩大问责范围,将问责转移到财产申报、政绩不足以及公众形象有损等个人的不慎行为中,规范问责环节以降低行政官员的政治风险以及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