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敏(副教授),甄德云(副研究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随后在国务院及其相关部委的力推下,PPP 模式迅速取代传统政府采购成为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方式[1]。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的政府会计制度尚在完善之中,关于PPP 项目的一些业务实质和政策规范尚未明朗,难免给理论和实践带来诸多困惑。
既有的研究认为,PPP是一种公共产品,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创新性制度安排,其核心在于政府采取竞争的方式选择具有投资、建设、运营能力的社会资本,依据平等原则订立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由社会资本供给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政府依据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的对价,保证社会取得合理收益。PPP 模式旨在发挥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协同优势,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进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随着PPP模式的稳步推进,一些区域财政经济运行呈现积极态势,新旧动能转换作用逐步显现,财政经济发展指标呈现向好的趋势[2],但由于受思想观念转变不到位、投资冲动、监管缺位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伪PPP项目形似而神不似,披着PPP的外衣而行明股实债、固定回报、政府兜底等变相融资之实[3],因而舆论中产生“PPP是新兴融资平台”“PPP是隐性债务”等不和谐的声音,给社会各界解读PPP 改革的意义带来了一定误解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