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孙振玉

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生活，大体上可以用“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概念来描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是一个分水岭：农业为“本”的年代，与城市手工业相关的商品交换，总是被视为“末”业;工业社会以来，这一关系完全被颠倒了。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地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反映并保证了这种和谐状态。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重利主义经济，见利忘义的非理性追逐，结果造成了普遍的生态环境问题。非理性造成的问题，必然要求理性来解决，呼唤理性因此便是觉醒。一切与人类有关的问题，必须由人类自己解决，关键是人类要理性，根本上是文化要理性，要有理性的当代文化。

传统文化是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工业社会以来，人们不仅面临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还面临着传统文化消失问题，如何予以面对，其实也是理性问题。我们要追问的是：生态环境恶化是问题，传统文化消失是问题吗？我的看法是，传统文化消失不是问题，是趋势，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怎样守护好传统文化这一人类的宝贵财富，并努力挖掘其在解决人的問题中重新发挥作用的潜能。立足于当今社会，当务之急是要创造理性的当代文化，以此为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重塑人类心智。我们相信，当今社会的好人，一定是环境友善型的。

本期栏目共选择了4篇文章，明显属于不同类型，但都是主题关联的。

第一篇是一个针对侯甬坚学者的访谈录，由杨秋萍访问整理而成。侯甬坚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是国内较早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之一，曾贡献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原访谈录有近3万字，在此发表的算是主要的摘录，原则是在环境史研究方面有指导意义者。统万城研究是环境史研究领域一个很好的个案，“人类家园营造”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万年时间尺度”等概念虽不是侯甬坚学者首次提出，但他也有很好的理解与解释。

杨增辉的文章是理论思考型的，以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现实困境为切入点，目的在于寻找有效的解决路径。表达了对文化生态学的看重，认为文化生态理论的核心命题，正在于讨论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互动形式、互动过程及其互动成效，根本的是文化与环境适应的空间与适应的层次，而这正是当前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学理刚需。

黄巧和施红的文章以一个傣族村落为个案，呈现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外来资本介入，引发当地生计策略变迁与文化再适应的情况。作者立足新的社会语境，借助文化观念与经济体系互动，提出了传统文化再适应命题。在阅读上述作品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以下两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当代学者思考的。其一，与传统文化旅游相关的民族文化展演，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作为资源被创造性的利用，还是这一文化有机体的自主适应？引动其变化的是外来资本，还是当地文化的持有者？如何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创造的主体性问题？其二，根据现代与传统的悖论，现代化发展是不归之路，传统文化消失也是有去无回，那么，究竟怎样对待这一变化，才是真正理性的态度？十九大报告讲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对于当代文化要创造性发展，怎样才能做到？

此外，在阅读上述青年学者的作品中，我还注意到文字表达和学术论理问题。文字表达贵在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合于规矩，究竟方圆;学术论理要有破有立，破在要害，立必有据，脚踏实地，究竟自圆。

[责任编辑：罗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