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怀自然之心
——论吴明益《复眼人》中的自然书写

卢军霞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北京 100083)

台湾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自然书写”的创作热潮。自然书写是“一种呈现出人与自然互动历程的书写”[1]11，被宋泽莱誉为“第四代台湾作家的美丽初航”[2]的吴明益堪称是不断开发自然书写新面向的创作先锋。2018年3月，他因小说《单车失窃记》获得英国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再次在华语文学界产生极大震动。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复眼人》是其代表作之一，“不仅在当地荣获多项文学重要奖项，更成为台湾首部藉由专业版权经纪人，透过国际版权交易管道售出欧美版权的文学作品”[3]150。在《复眼人》中，吴明益始终坚持以诗意化的笔调，哲学家的姿态，向读者传递独特的自然关怀。

一、毁灭之劫——自然倾颓的末日寓言

《复眼人》讲述了一场“日常庸俗的毁灭”——不同于好莱坞生态电影“一夕之间”的毁灭，而是人为制造的悄然累积的毁灭故事[4]。因为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毁灭很难像好莱坞编剧笔下所呈现的那般戏剧化，更多的时候是以悄无声息的方式潜入人们的现实生活。小说虚构了一个气候异常、天灾不断的未来世界，在一场史无前例的环境浩劫之中，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现实家园以及理想中的自然乌托邦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吴明益以自然的毁灭，展现了对人类未来世界最深刻的关切与忧思。

(一)现实自然的颓靡不堪

吴明益在小说中描绘了一个伤痕累累的台湾岛，以此批判了“宰制性社会”的可怕之处。“宰制性社会”由米尔布雷斯在《不再寂静的春天》中提出：即以人类为主要的关注焦点，为了其利益发展可以去“征服自然”的“经济至上主义的社会模式”[1]14。小说中台湾岛民信奉自己为万物的尺度，疯狂地追逐经济利益与潮流风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置若罔闻。财团为了打造人工乐园不惜凿山侵海；企业主在临海区域兴建污染严重的化石工厂；官员主张开发海滨景区修建别墅。这种社会模式有别于远古时代的“伙伴关系社会”，因而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可怕的：岛上的地震、水灾都比以往更频繁，就连曾经对于沿岸居民来说具有唤起恐怖和改变生命力量的海，都成为瘟疫般的存在。整个岛屿已失去活力，人们的栖居之所早已不再宜居。

在这颓靡不堪的现实自然背后，展现的是吴明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岛民以自己为中心，肆意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自然的反扑。但值得注意的是，吴明益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者”。在散文集《迷蝶志》中，他强调自己相信诺顿所提出的“温和人类中心主义”，即通过“省察”与自然达成和解[5]。吴明益认为，对待一件事，必须从头到尾仔细观察思考一遍，了解前因后果，然后才能去判断该怎么做。而小说中大部分的台湾岛民缺乏这样的自省之心，因此对颓靡不堪的自然环境只会呈现出一种失去理性的麻木状态。

(二)理想自然的消逝不再

漂泊在广袤太平洋上的原始岛屿瓦忧瓦忧岛，寄予着吴明益最美好的自然诉求，如同理想中的自然乌托邦。乌托邦之美首先在于岛屿拥有与现代寓居场所截然不同的生机与活力。“我们的岛是勇士之岛，是梦的汇聚之地，是鱼群迁移的中继点，是日落与日升的坐标，是希望与水的停息处。”[6]150但真正使瓦忧瓦忧岛成为自然乌托邦的原因，还是岛民的生存之道。整个岛屿由掌海师和掌地师共同治理，岛人曾因贪婪而受到卡邦(神)的降罪，故转化成珍爱自然的民族，认为世界上只有卡邦、海跟土值得信任。他们“从不问别人的年龄，就和树一样长高，像花一样挺出自己的生殖器，蚌一样固执地等待时间流逝，海龟一样带着微笑死去”[6]9。吴明益赋予岛人最珍贵的神性与想象力，使读者在现实世界中得以用崭新的视域看待早已灰败的自然，从而在两两对照中回望人类最原始的自然想象。

吴明益并没有为自然乌托邦设置完满的结局。在一场携带着各种垃圾的巨大海啸中，“岛上的房子、贝墙、泰拉瓦卡(海船)、美丽的眼睛、悲伤的手茧，布满海盐的头发和一切一切岛上关于海的故事瞬间烟灭”[6]376。乌托邦的覆灭展现了作者固有的悲哀情调，但悲哀的背后却是对人类理想境界的质疑与反思。瓦忧瓦忧岛的生活形态是一种理念的展演，呈现出一种先民智慧，但在现代社会秩序中却难以实践。是故，如何汲取古今之所长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生活形态，是吴明益在写作过程中试图解答的命题。

(三)末日自然的黑暗寓言

存在于台湾岛与瓦忧瓦忧岛之间的海上旋涡(垃圾岛)，如同魔鬼的修炼场，象征着人类寓言般的末日世界。一方面，这一黑暗之地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它“被阳光晒得发出一种刺目的光，到处弥漫着难闻的腐臭气味”[6]117。岛上的天气“前一刻炙热如火，不多久便转为酷寒难当；有时明明正天清气朗，但不到一条鱼上钩的时间就黑气遮天，刮起风暴”[6]32。另一方面，岛上的生灵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难以抵御死亡的威胁。海龟等动物因吞食了岛上的垃圾而失去生命。不幸因海上风暴飘荡到垃圾岛上的阿特烈，身体愈来愈虚弱。在吴明益所想象的末日世界中，黑暗地狱几乎将吞噬人类所有的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垃圾岛的存在构成了小说中最大的反讽。这一地狱之岛“包含了人类的生命与记忆，带有情感与回忆的力量与重量，使得灾难不再只是灾难这么简单，与人之间拥有复杂的辩证关系”[3]160。某种程度上，垃圾岛就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收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当垃圾岛在洋流的作用下冲撞到台湾东海岸，人类陷入苦难境地的结局似乎带有必然性。因此，吴明益以非常节制、含蓄的笔法，写出了大自然中的不可道之道。

无论是满目疮痍的台湾岛，还是惜物惜福的瓦忧瓦忧岛，抑或是充满恶灵的垃圾岛，都预示着因自然的毁灭而带来了人类家园的破碎。吴明益不仅借此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更展现出一名有情怀有责任的自然书写者试图用文字描绘灾难寓言的强烈自觉，从而以此唤醒、敲打那些对自然生命早已无动于衷的麻木心灵。

二、治愈之法——走向自然的精神疗伤

与自然的毁灭相伴而行的，便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危机。鲁枢元认为，人不仅是自然性的存在、社会性的存在，同时也是精神性的存在。因而除了自然生态外，人的精神生态同样值得关注[7]。人类的精神生态包括了人类的信仰、理想、感悟、追求、憧憬等元素。当这些元素发生变化时，便会引发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在《复眼人》中，主人公们纷纷选择以走向自然的方式来治疗失衡的精神生态。

(一)回归自然：化解创伤记忆

吴明益对记忆的书写情有独钟。台湾汉族教授阿莉思、阿美族女子哈凡、布农族司机达赫等人，虽然来自不同族群、不同行业，但最初都沉湎于创伤记忆。创伤记忆的来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至亲离去之伤导致精神世界的忧郁彷徨。如阿莉思与因登山而失踪的丈夫、儿子分离，日夜忍受相思的痛苦，屡次试图自杀。另一种是身份认同之伤导致在现实世界之中漂泊不定。哈凡与达赫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后代，在现代文明的压力下，从小与部落文化渐行渐远。但他们又无法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只能在部落与城市之间来回蹉跎。创伤记忆的性质虽然不同，但结果相同，它们都在主人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

回归自然，亲近生命，促使这些人心中积郁已久的困结得以化解。小说中以阿莉思的经历最为典型。阿莉思隐喻着迷茫的现代人类，时刻遭遇内在与外在双重压力的困扰。即作为人生支撑力量的内心空间不断被创伤记忆所侵蚀，作为外在保护的寓居空间——海上房屋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于是，对于内在和外在空间的双重修补与疗救是改变阿莉思人生方向的重要契机。内在空间的疗救表现为收养地震中存活的小猫Ohiyo。弱小无助的猫咪唤醒了阿莉思内心中沉睡已久的求生意志，使她内心中的母性关怀有了纾解对象，从而重拾生活的信心。外在空间的疗救表现为在海啸中与阿特烈的相遇。阿莉思在阿特烈的影响下，走出既是保护同时也是禁锢自己的海上房屋，与自然建立了亲密的联结。她逐渐超越了一般人的“日常庸俗”，发现自己“仿佛脑袋里有一座森林，有一座山”[6]110。通过大岩壁之旅，阿莉思的心结彻底解开，终于明白一切只是幻影，原来托托只是存在于自己的书写之中。回归自然与回归现实，使得阿莉思拯救了受伤的自己，也释怀了记忆中消失的托托。在吴明益的笔下，自然如同一个治愈良方，让这群受伤的灵魂得到安抚。

(二)拯救自然：以忏悔求原谅

那些曾对自然做出巨大伤害的人，则陷入了另一种忏悔式的哀伤劫难。薄达夫与阿蒙森二人，分别代表着科技与传统的力量，带领读者进行自然维度的辩证思考。薄达夫年轻时曾以顾问的身份参与东台湾隧道建设工程，对打通隧道一直怀有执念。而当看到自己所设计的钻探机器TBM在穿透岩层时不停地受伤，一种莫名的亏欠与伤害之感涌入他的心灵。冰冷的机器不再仅仅局限于“物”的概念，它连同自然一体，也具有生命。一直潜伏在薄达夫潜意识中的愧疚感，在30年后重回故地时再次爆发：“用十五年的时间，省一个小时，这些年下来，值得吗？”[6]191这样的反思背后，是对“这么美丽的一座山，内心空了”[6]191的深刻认知。吴明益借薄达夫自身观念的变迁，将读者的阅读视野引入大山内心，从而引出“科技至上”观念的不合理性。而这种文化自省扩大化后，便指向对人类“生活形态”的拷问。“快速通过到另一个地方是一种生活形态，绕过去则是另一种生活形态。我们以为自己在做一种科学的选择，其实是在进行一种生活形态的选择。”[6]186所以为何不选择一种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生活形态呢？行文中，吴明益的理想诉求不言而喻，而借文字的力量触使人们的想法转变，更是其写作目的之一。

一直以继承挪威捕鲸传统为傲的阿蒙森，如同佛教顿悟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忏悔。在50岁之前，他曾不顾国际保育团体的苛责，固执地坚守猎鲸的传统。这个强悍而又冷酷的挪威人直至看到朋友用极其残忍的方式猎杀海豹后，内心才终于有所触动，陷入无尽的自责之中：“这或许不是一个物种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而是我们为什么总要在够用之外，多取一份？”[6]217从此阿蒙森毅然投身于护鲸护豹运动，在拯救自然的过程中重新寻回内心中的信仰。即使他最终以身殉道，也无怨无悔。阿蒙森与薄达夫的自我质疑与反省，涉及人与自然生命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探讨与反思。两人这种有深度有温度的心境转换，不仅给读者心灵带来了强烈震动，而且也代表了吴明益本人在面对自然时所作出的价值评判。

(三)崇敬自然：坚信万物有灵

作为自然象征的阿特烈，在略带奇幻色彩的冒险记之中历经磨难。他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在3个岛屿上都生活过的主人公，“一生而历三世”。首先是无法改变次子命运的彷徨无力。瓦忧瓦忧岛规定次子必须在出生后的“第一百八十次月圆”之日独自驾船出海，并且不能返航。因此，阿特烈不得不抛弃心爱的女孩乌舒拉尔，踏上未知的旅程。其次是身处“地狱”时的孤立无援。在毫无生机的垃圾岛上，阿特烈与孤独寂寞作着顽强的抗争，如同鬼魂一样在海上漂流。最后是面对现代文明的迷惑无解。对于现代人的奢侈浪费，惜物惜福的阿特烈无法苟同。那些随意丢弃在垃圾岛上的书籍与笔，都会让其如获至宝。三重磨难给予阿特烈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挣扎，他宛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悲剧英雄，既苍凉又悲壮。

对自然的崇敬让阿特烈在多重磨难之中得以幸存，吴明益也借此表达了一种崇敬自然的原始朴素价值观。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同理之心观察自然，从而体悟自然万物的生命美感。阿特烈不仅辨识植物的能力非常突出，而且能模仿所有鸟类的叫声，与它们融为一体。二是以敬畏之心爱护自然，坚持“万物有灵”。瓦忧瓦忧岛人坚信自然万物都是由神转化而来的，认为瀑布所带出的泉水、脚下坚实的土地、烟雾缭绕的山峰都宛如神迹。在阿特烈眼中，一头壮美、警觉、坚毅的台湾黑熊，可以拥有“一种古老的气息，像山一样，又和山不同，一种特殊的灵魂气息”[6]229，如此便成为“神”的化身。反观生活在台湾岛屿上的现代人阿莉思，她思考：“也许太晚了吧，即使有神也早已离开了吧。”[6]225这里的反思与薄达夫在隧道中听到如神谕般的巨大脚步声相呼应，所有的神都早已因人类的驱赶而远去。吴明益在书中增添神性叙述的独特因子，目的在于透过两种不同的神学观念警示人类。若果真有神主宰着世界，而人类已经失去了这份敬畏之心，那人类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人类所遭遇的劫数如同宿命般无可避免，自然有时是造就其苦果的根源，有时也是治愈其创伤的良方。但吴明益并没有让其笔下的主人公就此沉沦于哀伤与苦难中，而是让其在走向自然的过程中得以救赎。他怀着深切的怜悯与担当，在一片荒芜之中留下几点星光，以最深情的笔触带领读者聆听自然的呼唤。

三、理念之深——独特的自然伦理关怀

吴明益用诗意细腻的文字给予读者一个清晰的观察窗口，让读者能在小说中人物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解读出作者本人蕴含在文本之内的自然伦理观念。已有论者在小说中剖析出“海陆一体”生态整体观和“适当取用”的消费伦理观[8]。除此之外，吴明益通过塑造复眼人形象传达永不介入的自然理念，以及以台湾原住民文化为渊源提倡心怀谦卑的生态信仰，同样凝结着他的良苦用心。

(一)永不介入的自然理念

吴明益借复眼人之口提出了崭新的自然理念，与以破坏掠夺为中心的自然伦理形成强烈对照。即对于自然，可细腻观察，但求永无介入。永不介入并不是指与自然完全隔离，而是最大限度地不干扰自然的正常运转法则。这种永不介入的自然理念，首先表现为对生态系统乃是环环相扣的基本认知。正如复眼人所言：“人以为自己不用依靠别种生命的记忆也能活下来，以为花朵是为了你们的眼睛而缤纷多彩，以为山猪是为了提供肉而存在，以为鱼儿是为了人而上钩，以为只有自己能够哀伤，以为一枚石头坠落山谷不带任何意义，以为一头水鹿低头喝水没有任何启示……事实上，任何生物的任何细微动作，都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变动。”[6]257这不仅是对杰克森所持有的挑战、征服自然观的一种回应，也是对整个人类的所作所为的一种批判。

而这种永不介入观点更深意义的背后，展现的是对万物共生共存的终极追求。这种“共”的概念主要由复眼人的眼睛来叙述。“他的眼睛跟我们的眼睛不太一样，有点不太像是一颗眼睛，而是由无数的眼睛组合起来的复眼，像是云、山、河流、云雀和山羌的眼睛，组合而成的眼睛。”[6]170复眼人的眼睛包含了世间万物所有的生命，而非人类单一的眼睛，从而象征着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与共有性。复眼人的形象塑造某种程度上与后人类女性主义者哈乐薇所提出的“赛博格”观念相符，不仅是一种虚构与生活经验的结合，更是一种自然与文化合并的组合[9]。因此，整部小说突破了一般意义上自然书写的局限性，具有了后人类想象的思想维度。后人类想象使得复眼人能够超越人类中心，获得一种更广阔的自然视野，从而以一种更加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

自然生态本为一体，吴明益以永不介入的自然理念指向世间万物共生共存的终极追求，有着深刻的理论来源。这与阿尔多·李奥帕德在《沙郡年记》中所提出的“共生合作模式”如出一辙。后者从生态学出发，认为人不能将自己视为土地的征服者，而必须与土地平等相处。只有怀着喜爱、尊敬、赞赏和重视土地的态度，才能建立一种和谐的土地伦理关系[10]。因此，永不介入的自然理念不仅是吴明益所秉持的一种人与自然以及异族和谐相处的态度，更是一种具有伦理关怀的价值指向。

(二)心怀谦卑的生态信仰

心怀谦卑的生态信仰与原住民文化密切相关，指的是自然供应一切，自然从不属于任何人，因此人类必须对自然充满敬佩，对万物怀有谦卑。这是作为台湾岛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原住民族群最基本的共同认知。吴明益在小说中独具匠心地设置了两个原住民主人公，即布农族的达赫和阿美族的哈凡。他们与复眼人一道向读者传达要对自然怀有谦卑之心的生态信仰。首先是将自然人格化，懂得倾听自然之声。达赫在森林中常常想起以前部落长老对他说的话：“要常跟天空、树木、云或者星星说话，因为它们可能都是Dihanin(众神)变的，如果你不跟它说话，Hanito(精灵)就会趁你一个人的时候出现。”[6]102这种谦卑的态度使得达赫能够平和地与自然交流，真正去了解山林，并成为一个心怀感恩与珍惜的性情之人。于是，他会对因环境破坏而逐渐没落的阿美族渔捞文化感到痛心不已。除此之外，谦卑之心还表现为将自然作为精神寄托的一部分，以此建构自我的存在。哈凡作为能歌善舞的阿美人，在小说中多次借助动听的歌谣抒发谦卑情怀。由“风”“河流”“海”“小米”等自然意象构成的歌词，不仅表达了对自然的感激，而且也是哈凡确认自我身份的一种象征。她的歌声不仅具有安抚人心的力量，更使得从小远离部落的哈凡无法舍弃那天生就具有的与自然亲近能力的基因。

作为一个自然书写者，从第一本小说《本日公休》开始，吴明益便时常将目光投射到台湾多元的族群文化。他认为：“原住民文学中书写自然的文本，绝对是台湾自然书写史中应予注视的一个课题，因为其中呈现的环境伦理观，可能是这个岛屿上既久远、又富想象力的族群文化与自然深刻互动的遗产。”[11]比如排湾族的亚荣隆·撒可努在《山与父亲》中说：“山跟人一样，也要休息、睡觉，累的时候还会打瞌睡。我们不能吵他、打扰他，人生病的时候，大自然的一切就会帮他复原。”[12]达悟族的夏曼·蓝波安在《海浪的记忆》中写道：“飞鱼季节不捕捞近海的底栖鱼，非飞鱼季节不捕捞飞鱼，这是让海里的鱼类轮流休息……在我每次潜水前都非常虔诚地祈祷，默祷海神保祐我。”[13]值得注意的是，在《复眼人》中，吴明益不再仅仅局限于呼吁读者去关注这一饱受社会歧视与伤害的群体，而是通过达赫和哈凡放弃现代生活返回部落的行为来彰显另一种价值观的力量，即去寻找失落的传统与信仰，以谦卑之心重新与自然发生联结，在“森林教堂”中找到生命的归宿。

如同王德威2019年3月在北京大学所作的讲座《微物、即物与极物：当代小说与后人类想象》中所言，“吴明益可能是我现在阅读所及对于整个生态以及环境文学思考最有想象力，最重要的一位华文书写者”。在《复眼人》中，吴明益借助不同的角色提出不同层次的环境伦理思考，为当前困扰人类的环境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与答案。他的文笔淡雅，却意蕴丰富，为当代自然伦理建构打开了新视界。

四、结语

《复眼人》以“充满诗意而又魔幻的语言文字，兼及探讨原住民文化，错综复杂的叙事结构彷彿一部台湾岛的变迁史”[14]。人对人的宰制常被批判，但人对自然的宰制却常被忽略。因此吴明益试图以3个伤痕累累的岛屿唤醒人们心中的生态意识，从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高傲野蛮。同时，他又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运用自然的治愈力量化解人类心中的哀愁情感。最后则在复眼人身上得出“只观看而不介入”的自然理念，在台湾原住民身上汲取心怀谦卑的生态信仰，从而展现自己对自然环境的深挚情感与对环境保护的使命感。作者以文字书写来拷问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无情剥削，并在可预见未来的失望中，期待某种崭新诗意力量的到来。整部小说在不同视野中观察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类反思自身所作所为的重要参照。《复眼人》如同一部充满哲思的寓言，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仅有人的视角，还有山的视角、海的视角、河流的视角、云雀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