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东方杂志》与海外立宪派的精神互动

周新顺

《东方杂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终刊于1948年，是近现代史上刊龄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文化期刊，素有“杂志之王”的美誉。《东方杂志》创刊时正值晚清立宪运动风起云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事者张元济等人又都是倾向于立宪改良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因此，杂志创刊伊始，便大量刊发鼓吹立宪改良的政论文章，迅速成为国内“期刊中宪政论之最具规模者”[1]44；同时还围绕立宪话题，以“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2]10为职志，广泛拓展言论空间，成为晚清思想文化革新浪潮中的言论重镇。

作为商务印书馆最具影响力的馆办期刊，《东方杂志》因其商业期刊的性质及由此决定的“在商言商”的经营策略，一贯是以“不党不私”的言论立场著称于近现代报刊史的[3]。然而仔细翻检晚清立宪运动中的《东方杂志》，其实际情形却不尽然。在倡言立宪改良及其所涉及的诸多政治、文化和外交议题上，《东方杂志》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海外立宪派知识分子之间，一直保持广泛言论借鉴和深刻的精神互动关系，生动揭示立宪派知识分子通过近代报刊传媒内外呼应，营造公共舆论、共同推动晚清立宪运动的一时盛况。而十分遗憾的是，在《东方杂志》的相关研究中，这一现象过去是为研究者们所长期忽略的。

一、“戊戌党锢孑遗”：张元济与康梁维新党人的关系

《东方杂志》创刊后的较长时间内，版权页虽不标明编辑者姓名，但公认的事实是，其实际的创办人、主持人和编辑者是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徐珂、孟森等为代表的一批“书生派”①，其中尤以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为领袖与核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