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激荡背景下的汉语语法研究70年①

袁毓林

（北京大学 a.中文系；b.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回顾汉语语法学的历史，让人想起李白的诗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透过70年的峥嵘岁月、苍茫云烟，我们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拉长学术纵深，回到学科的原点，思考汉语语法学是怎么来的，将来要向哪里去。吕叔湘先生在《朱德熙文集·跋语》中说：

中国人知道关于语言文字有一种学问，超出中国传统的音韵、训诂之外，是从《马氏文通》的出版开始的。这以后，中国的语文出版物里边就有了“语法”这一种类（早期出版的多称为“文法”），到了现在已经附庸蔚为大国，并且产生了许多流派。[1]

也就是说，在《马氏文通》前，我们关于语言文字的学问，基本上只知道文字方面有文字学，音韵方面有音韵学，训诂方面有训诂学；但是，不知道有语法的。自从《马氏文通》以后，中国人才知道有文法这种学问。可见，语法学是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下逐步形成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中西文化激荡的背景下，观照新中国70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以期获得一种对未来有启发意义的眼光和思路。

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费正清先生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和理论，就是“冲击-回应”模式，大意是：中国文化是十分稳定、不容易发生变化的；当然，其中也有一定的惰性，只有在外来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回应。在回应时，一方面吸收西方的思想，另一方面在传统思想里汲取营养，然后融会贯通，形成自己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跟文化思想及其下的学术体系。……